海仙花

　　呜呼！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原庄宗之所以得天下，与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

　　世言晋王之将终也，以三矢赐庄宗而告之曰：“梁，吾仇也；燕王，吾所立；契丹与吾约为兄弟；而皆背晋以归梁。此三者，吾遗恨也。与尔三矢，尔其无忘乃父之志！”庄宗受而藏之于庙。其后用兵，则遣从事以一少牢告庙，请其矢，盛以锦囊，负而前驱，及凯旋而纳之。

　　方其系燕父子以组，函梁君臣之首，入于太庙，还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气之盛，可谓壮哉！及仇雠已灭，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乱者四应，仓皇东出，未及见贼而士卒离散，君臣相顾，不知所归。至于誓天断发，泣下沾襟，何其衰也！岂得之难而失之易欤？抑本其成败之迹，而皆自于人欤？《书》曰：“满招损，谦得益。”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自然之理也。

　　故方其盛也，举天下之豪杰，莫能与之争；及其衰也，数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国灭，为天下笑。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岂独伶人也哉？

　　此文通过对五代时期的后唐盛衰过程的具体分析，推论出：“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和“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的结论，说明国家兴衰败亡不由天命而取决于“人事”，借以告诫当时北宋王朝执政者要吸取历史教训，居安思危，防微杜渐，力戒骄侈纵欲。文章开门见山，提出全文主旨：盛衰之理，决定于人事。然后便从“人事”下笔，叙述庄宗由盛转衰、骤兴骤亡的过程，以史实具体论证主旨。具体写法上，采用先扬后抑和对比论证的方法，先极赞庄宗成功时意气之盛，再叹其失败时形势之衰，兴与亡、盛与衰前后对照，强烈感人，最后再辅以《尚书》古训，更增强了文章说服力。全文紧扣“盛衰”二字，夹叙夹议，史论结合，笔带感慨，语调顿挫多姿，感染力很强，成为历来传诵的佳作。

　　全文可分为两个部分。

　　前半部分以叙史为主。作者于开篇之首即开宗明义，用一兼带感叹语气的反诘句道出了此文的中心论点——“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可谓立论鲜明，催人警醒，又具有论战性，一反当时流行的宿命论的历史观。前人曾评此句是“起势横空而来，神气甚远”。文章接着写道：“原庄宗之所以得天下，与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表明作者将列举庄宗得失天下的史例作为论据，对上述论点加以论证。这一过渡句的运用，使论点与论据间衔接紧密自然，论点有总领全篇之功，而下面文字的出现又不致突兀。

　　为论证中心论点，作者并未赘述庄宗身世或伶官轶事，也未过多地列举史例，而是从纷繁的史料中，仅选取了传奇色彩较浓，颇具典型意义的庄宗得失天下的史事，以洗练的文字，沉挚充沛的感情，抑扬顿挫的语调，纵横捭阖的气势加以叙述。据说，晋王李克用与梁王朱温结仇极深。燕王刘守光之父刘仁恭，曾被李克用保荐为卢龙节度使。契丹族首领耶律阿保机（辽太祖）曾与李克用把臂定盟，结为兄弟，商定共同举兵讨梁。但刘仁恭与阿保机后皆叛晋归梁，与晋成仇。李克用临终时以三枝箭作为遗命，要其子李存勖为其复仇。李存勖兵精将勇，东征西讨，于公元913年攻破幽州，生俘刘氏父子，用绳捆索绑，解送太原，献于晋王太庙。公元923年，李存勖攻梁，梁兵败，朱温之子梁末帝朱友贞命部将杀死自己，李存勖攻入汴京，把朱友贞及其部将的头装入木匣，收藏在太庙里。李存勖还曾三次击败契丹，为父报了大仇。但他灭梁以后，骄傲自满，宠信伶官，纵情声色，使民怨沸腾，众叛亲离，在位仅三年就死于兵变之中。在叙述这段史事的过程中，作者采用先扬后抑的手法，通过一盛一衰的对比，一褒一贬的抒情，给人以强烈的碰撞感、落差感，引起读者心灵的震颤，增强了论点的说服力，正如前人说：“叙唐庄宗处，倏而英俊，倏而衰飒。凭吊欷歔，虽尺幅短章，有萦回无尽之意。”作者于叙事之后，又以两个反诘句回扣主题——“岂得之难而失之易欤？抑本其成败之迹，而皆自于人欤？”至此，对比论证初步告一段落。

　　在文章的后半部分中，作者由叙事转入论理，论证步步深入，立意层层递进。从“《书》曰：‘满招损，谦得益’”自然引出“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忘身”的论点。为增强这一论点的说服力，作者又将庄宗得失天下之事浓缩为一段简洁对偶的文字，反证此论，再次通过一盛一衰的强烈对比，与篇首的立论形成前后照应，首尾呼应之势，使此文的中心论点更加鲜明突出。文章写至此处，作者胸臆仍未尽抒，又进一步推出“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这样一个论点，令读者的认识随着作者的笔触进一步深化，以历史的教训中受到更加深刻的启迪。“忧劳”、“逸豫”、“忽微”、“所溺”皆为人事，因此，上述两个论点，既是中心论点的深化，又是其具体化。作者于全文论证的高潮处蓦然收笔，可谓言已尽而意未绝，令读者有余音绕梁之感——“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岂独伶人也哉！作《伶官传》。”此处以点睛之笔，阐明了作者写作《伶官传》，“善善恶恶”的目的并非就史论史，而是具有广泛而现实的醒世意义。

　　《五代史伶官传序》一文在语言特色上，具有“语言委婉，气势旺盛”、“文笔酣畅，波澜起伏”和“平易自然，简约凝练”三个特点：

　　1.语言委婉，气势旺盛  

　　本文作为一篇总结历史教训，为在世及后世君主提供借鉴的史论，毫无生硬的说教，而是娓娓道来，婉转动人。即使是在慨叹庄宗败亡时，也只是寓惋惜之意而无责难之词，可谓意正言婉。全文从“呜呼”起笔，到“岂独伶人也哉”收尾，一叹再叹，以叹始终，于反复叹咏之中显现委婉的韵致。在议论的文字中，多用反问句、疑问句，使说理委婉而令人深思;多用对称语句，特别是在关键的地方，采用语言凝练、对仗工整的格言式的骈句，造成鲜明的对比感和节奏感;适当运用长句，调节语势，有张有弛。疑问句、感叹句与陈述句，骈句与散句，长句与短句，错综有致，读起来抑扬顿挫，一唱三叹，感情饱满，气势旺盛。清代文学家沈德潜认为《五代史伶官传序》：“抑扬顿挫，得《史记》神髓，《五代史》中第一篇文字。”后来做史论的人往往学这种抑扬顿挫的笔法。

　　2.文笔酣畅，波澜起伏

　　文章开篇突兀而起地提出论点，马上落到立论根据上，再落入“晋上三矢”的叙事，又语势猛然一升，发出对庄宗之“盛”赞叹，而后语势陡然一降，发出对庄宗之“衰”的悲叹，继而步步紧逼，设疑问、引古语而得出“自然之理”，然后再次评论庄宗盛衰，语势再升再降，在大起大落之中引出发人深省的教训，戛然而止，将全文的语势稳稳地落在结尾上。篇幅虽短小，却写得起伏跌宕。全文一气呵成，淋漓酣畅。

　　3.平易自然，简约凝练  

　　文中没有佶屈聱牙的措辞，也不堆砌词藻，用平实的语言生动地叙说事例，深入地说明道理，语言平易近人，自然晓畅。叙事不枝不蔓，议论简明扼要，其中一些格言式的对称语句，如“满招损，谦受益”“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祸患常积于忽微，智勇多困于所溺”，句式整齐，言简意丰，发人深省。

　　通观全篇，融叙事、议论、抒情为一体，叙事生动晓畅，论证层层深入，感情深沉浓烈，实为一篇不可多得的佳作。历代的文学家多视此篇为范文，倍加赞赏，如明代茅坤称此文为“千古绝调”，清代沈德潜誉此文为“抑扬顿挫，得《史记》神髓，《五代史》中第一篇文字”。欧阳公之文风、政见与为人，于此文可略见一斑。

参考资料：

　　上片描绘飞雪的动态美，寄托了词人飘荡羁旅之悲情。下片写雪的静态美，寄托词人孤高志趣。该词托物言志，采用比喻、衬托、动静结合的手法，表达了词人对梅花不畏严寒的赞美，寄托着词人不同流俗的志趣。

　　这是一首咏物词。刘熙载云：咏物应“不离不即”（《艺概》），意即咏物而不滞于物，也就是说好的咏物诗词既要做到曲尽妙处，又要在咏物中言情、寄托。本首咏物词就有“不离不即”之妙。

　　上片描绘飞雪的动态美，寄托了词人飘荡羁旅之悲情。“蝴蝶初翻帘绣”三句，描写纷飞的白雪，时而像翻穿绣帘的蝴蝶，时而像万千天女散花舒袖长舞，时而像落花飘洒，时而像飞絮蒙蒙。这里采用博喻的方法，将雪比做“蝴蝶”、“玉女”、“落花”、“飞絮”，用这些事物来比拟，创造了一个优美的意境，给人以鲜明生动的印象，产生了引人入胜的艺术魅力。比喻，可以比声音、比形象、比情态、比心情、比事物，但都要抓住两者之间的可比之处。

　　这首词的比喻，主要是比形象、比情态。蝴蝶穿帘的形象，是比拟雪花的轻而美，玉女飞舞的形象，比拟雪花洁白而飘逸，落花比拟轻飏而凄清，飞絮比拟雪花飘洒而色白。这些比喻都是新奇的想象，富有独创性，自然、精当，达到了“喻巧而理至”的效果。正因这些喻体都含着一个“飘”意，就为歇拍的抒情句“长忆著、灞桥别后”作了铺垫，从而寄寓了羁旅在外，飘泊异乡的愁情，达到了情景交融的境界。又因上片巧妙用典，如“落花”、李白的“秦楼月，年年柳色，灞陵伤别”（《忆秦娥》）而加浓了诗的意境。“灞桥”暗用了王勃“客心千里倦，春争一朝归。还伤北国里，重见落花飞”（《羁春》）。

　　下片写雪的静态美，寄托词人孤高志趣。姚铉说：“赋水不当仅言水，而言水之前后左右。”（见贺裳《皱水轩词筌》）这是说写咏物诗词，可正面描写，也可侧面描写，或以反衬手法出之。本首下片，词人就用寒梅来衬白雪，既勾画了雪之洁白，又表现了梅之高格，从而寄托了词人的孤芳、高洁的志趣。“浓香斗帐自永漏”一句，写梅花在雪后深夜之时开放，清香从窗外飘入室内的斗帐中。“浓香”代指梅花。“漏永”即“永漏”，意夜深。

　　“任满地、月深云厚”一句，既写夜晚的雪景，如厚厚云絮铺满大地，似皎洁月光洒向原野。天宇大地，上下辉映，好一个银白世界。它静无纤尘，多么玲珑剔透。在这静穆的天地间，有一枝寒梅怒放，散着浓香，衬托着洁白的雪更加光洁隽美了。歇拍“夜寒不近流苏，后庭梅瘦”，又是一个抒情句。赞美雪中梅花不畏寒冷，不同流俗，不趋炎势，只在冰清玉洁中独弄清影。这白雪寒梅的形象又寄托了词人孑然独立的志趣。

　　本首咏物词，既用博喻修辞法，将雪作多角度的正面描绘，表现了雪之多姿多彩的动态美；又用衬托法，以清高的梅衬洁白的雪，创造了冰清玉洁的意境，表现了一种玲珑的静态美，在动与静、虚与实的结合中，融进词人的思想感情，创造了一种秀雅飘逸的风格。

参考资料：

　　上片写女主人公幽独的处境。起拍“锦帐”句暗示出她的寂寞，“重重”形象地揭示出她此时的心态。照应下片“扰上”二句，从情节上写她昼眠初起。“屏风”再一次生动地刻画出她因相思而失神的状态。“恨人”句点明上文所有这些反常表现的原因。

　　下片以抒写相思为主，兼写伤别。过拍“枕上”句上应起拍“锦帐”，以倒叙的写法，点出她的梦境，拓宽了本词的表现空间，并使词意错落有致。“觉来”句上应“卷暮霞”三字。抒发了她百无聊赖、虚度光阴的感喟。“满庭”句情景兼美，极有境界，所言虽小，所指甚大，于景语之中将思夫与自伤自怜的情绪一笔收尽，隽永自然，不露痕迹。

　　全词描绘一位被离别相思所苦的怨妇形象，以词中女主人公的口吻，描写了丈夫出行后她孤独、寂寞的心境，抒发了她对丈夫的刻骨相思。

参考资料：

　　这首小诗题为“晚泊犊头”，首二句在春天沉沉的暗绿的背景上，突出描绘了耀眼而幽独的花树，富有象征意义，后二句在泊舟古祠，在满川风雨中独看涨潮的即景描写中，寄寓了诗人对官场风雨不定、阴晴难测的状况，镇定自若、处之夷然的心态，而在平和心境的暗示中，又显露了内心深处的愤激不平。全诗色彩明暗、景物动静对照强烈，抒情气氛极其浓郁，感情借景物言之，尤觉含蕴悠远。

　　诗人叙述中所见的景象说：春云布满天空，灰蒙蒙地笼罩着淮河两岸的原野，原野上草色青青，与空中阴云上下相映。这样阴暗的天气、单调的景色，是会叫远行的旅人感到乏味。幸而，岸边不时有一树野花闪现出来，红的，黄的，白的，在眼前豁然一亮，那鲜明的影像便印在你的心田。

　　阴云，青草，照眼的野花，自然都是白天的景色，但说是船行所见，何以见得呢？这就是“时有幽花一树明”那个“时”字的作用了。时有，就是时时有，不时地有。野花不是飞鸟，不是走兽，怎么能够一会儿一树，一会儿又一树，不时地来到眼前供人欣赏呢？这不就是所谓“移步换形”的现象，表明诗人在乘船看花吗？

　　“晚泊孤舟古祠下，满川风雨看潮生。”这两句则是说天阴得沉，黑得快，又起了风，眼看就会下雨，要赶到前方的码头是不可能的了，诗人决定将船靠岸，在一座古庙下抛锚过夜。果然不出所料，这一夜风大雨也大，呼呼的风挟着潇潇的雨，飘洒在河面上，有声有势；河里的水眼见在船底迅猛上上涨，上游的春潮正龙吟虎啸，奔涌而来。诗人呢？诗人早已系舟登岸，稳坐在古庙之中了。这样安安闲闲，静观外面风雨春潮的水上夜景，岂不是很快意的吗？

　　欣赏这首绝句，需要注意抒情主人公和景物之间动静关系的变化。日间船行水上，人在动态之中，岸边的野草幽花是静止的；夜里船泊牧犊头，人是静止的了，风雨潮水却是动荡不息的。这种动中观静，静中观动的艺术构思，使诗人与外界景物始终保持相当的距离，从而显示了一种悠闲、从容、超然物外的心境和风度。

参考资料：

　　这是一首咏物词，是咏范南伯家文官花的。文官花，又名锦带花、海仙花。

　　词的上片主要写文官花的颜色多变及其原因。王僧孺《夜愁示诸宾》诗说：“谁知心眼乱，看朱忽成碧。”“倚栏”二句反用其意，言凭倚画栏观赏文官花，初看碧绿，转眼变为朱红色，而白色花苞也不经意地褪了色。两句之中，写出了该花由粉(白)变碧(绿)再变为朱(红)的变化，且造语自然，可谓健笔。“上林”三句写其由红变紫。上林，这里指翰林院。“紫云衣润”，言其变为紫色。如果说前两句写了白、绿、红三色，意象很密；而“上林”三句则用三句词写了一种紫色，而意象极疏，一疏一密，相得益彰，可知此词深得疏密相间之旨。“几许”三句另辟一境，探寻其颜色多变的原因。“春风”，一语双关，既指春风，又可指人。言文官花之所以粉、碧、绯(红)、紫见于一日之间，变态尤异于腰金紫，是春风“朝薰暮染”的结果，也是种花者精心培育的结果，这种解释虽然还没揭示出此花“变态”的真正原因，但在当时的科学还欠发达的条件下，也许只能如此解释。《全芳备祖》卷二十七引王元之《海仙花赋序》说：“予视其花”，未开如海棠，既开如文瓜，而繁丽袅弱过之。”又说“好事者作花谱，以海棠为花中神仙，予视此花不在海棠下，宜以仙为号”，因名海仙花。故“笑旧家”三句，指出桃李虽“东涂西抹”，强作艳丽，也不及文官花“繁丽袅弱”之风韵，为其在花谱中争得一席之地。

　　词的下片写对文官花的告诫和对范南伯的同情。其中前五句写告诫之意。“拟倩”二句言花之荣华“易消难整”，而借流莺之口“说与”，用笔极婉。朱熹《春日》说：“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而“人间”三句则反用朱诗，言万紫千红虽然给人带来了春天的气息，犹如“人间得意”之事，然而“转头春尽”，“人间得意”也将随着“春尽”而消失。这既是对文官花的忠告，又巧妙地引出了对范南伯“官冷”的惋惜之意。“白发”六句向范南伯致意。杜甫《奉赠韦左丞丈》诗云：“纨绔不饿死，儒冠多误身。”范南伯曾赋诗谓：“伊人固可笑，历落复奇嶔。略无资身策，而有忧世心”，可知南伯确为儒者。刘宰《范大夫行述》说：“公治官犹家，抚民若子，人思之至今”，仅做了两任县令，便不得不弃官家居，故作者以“儒冠曾误，平生官冷”惜之。据刘宰说：“公岁晚居贫而好客，客至辄饬家人趣治具，无则典衣继之，须尽乃白”，仍保持中原豪杰的本色，所以作者在结尾三句中谓其“风流未减”，但“年年醉里，把花枝问”，这虽然表示出他对花的爱恋，但晚景之凄凉，心绪之愁苦，也就可想而知。这几句词语极婉而情极痛，确实感人之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