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湾夜宿

　　诗中描写了秋夜月光下洞庭湖的优美景色。微波不兴，平静秀美，分外怡人。诗人飞驰想像，以清新的笔调，生动地描绘出洞庭湖水宁静、祥和的朦胧美，勾画出一幅美丽的洞庭山水图。

　　诗从一个“望”字着眼，“水月交融”、“湖平如镜”，是近望所见；“洞庭山水”、“犹如青螺”，是遥望所得。虽都是写望中景象，差异却显而易见。近景美妙、别致；远景迷潆、奇丽。潭面如镜，湖水如盘，君山如螺。银盘与青螺相映，明月与湖光互衬，更觉情景相容、相得益彰。诗人笔下的君山犹如镶嵌在明镜洞庭湖上一颗精美绝伦的翡翠，令人美不胜收。其用词也极精到。

　　“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这首小诗的前两句是说，秋夜明月清辉，遍洒澄净湖面，湖面平静无风，犹如铁磨铜镜。

　　首句描写澄彻空明的湖水与素月青光交相辉映，俨如琼田玉鉴，是一派空灵、缥缈、宁静、和谐的境界。表现出天水一色，玉字无尘的融和画面。“和”字下得工炼，表现出了水天一色、玉宇无尘的融和的画境。而且，似乎还把一种水国之夜的节奏——演漾的月光与湖水吞吐的韵律，传达给读者了。

　　接下来描绘湖上无风，迷迷濛濛的湖面宛如未经磨拭的铜镜。“镜未磨”三字十分形象贴切的表现了千里洞庭风平浪静的景象，在月光下别具一种朦胧美。“潭面无风镜未磨”以生动形象的比喻补足了“湖光秋月两相和”的诗意。因为只有“潭面无风”，波澜不惊，湖光和秋月才能两相协调。否则，湖面狂风怒号，浊浪排空，湖光和秋月无法相映成趣，也就无“两相和”可言了。

　　第三、四句诗人的视线从广阔的湖光月色的整体画面集中到君山一点。在皓月银辉之下，洞庭山愈显青翠，洞庭水愈显清澈，山水浑然一体，望去如同一只雕镂透剔的银盘里，放了一颗小巧玲珑的青螺，十分惹人喜爱。诗人笔下秋月之中的洞庭山水变成了一件精美绝伦的工艺美术珍品，给人以莫大的艺术享受。

　　“白银盘里一青螺”，真是匪夷所思的妙句。此句的擅胜之处，不止表现在设譬的精警上，还表现了诗人壮阔不凡的气度和寄托了诗人高卓清奇的情致。在诗人眼里，千里洞庭不过是妆楼奁镜、案上杯盘而已。举重若轻，自然凑泊，毫无矜气作色之态，这是十分难得的。把人与自然的关系表现得这样亲切，把湖山的景物描写得这样高旷清超，这正是诗人性格、情操和美学趣味的反映。没有荡思八极、纳须弥于芥子的气魄，没有振衣千仞、涅而不缁的襟抱，极富有浪漫色彩的奇思壮采。

　　此诗描写了秋夜月光下洞庭湖的优美景色，表达了诗人对洞庭风光的喜爱和赞美之情，表现了诗人壮阔不凡的气度和高卓清奇的情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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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词的上阕看似平淡，然而有些地方也颇见精巧。如首句的“隔”字，既交代了室内枕屏、薰炉与绣帷间的位置，更使人生出一种人去楼空、远隔天涯的联想。第三句，杏花明月用来作为春秋季节的特征，并且用拟人的手法赋予它们人的感知，点明只有杏花明月深知作者的相思之苦。这样写，的确为词的意境增添了一分落寞与惆怅。

　　词的下阕构意佳妙。代为设想爱姬已逝，却不愿信其逝，故着一问句，愈见其恍惚哀恸之态。下面两句更妙，旧日的欢情只有在新梦中重现，正当缠绵悱恻之际，忽然醒来，惟有“枕障薰炉隔绣帷”，此时的悲哀之情可想而知。但作者到此意犹未足，再着力添上一笔，醒来之时，正值黄昏，画帘低垂，雨声沥沥，真是到了“此恨绵绵无绝期”的境界。古人曾说，词起结最难，而结尤难于起，如这首词的结句，不仅为全词增添了画意诗情，并且给人留下了极为丰富的想象余地，真是所谓词家本色，故能打动悼亡者之心。

　　纵观全词，词的上片先写悼亡、相思之情，枕障、薰炉、绣帷依然如故，但物在人非。面对有情之物，悼亡之人仿佛看到了昔日爱姬。遐想当年，他与爱姬情之融融，爱之切切。深情所系，爱姬逝去的两年之中，每日情思袅袅，过往的回忆使他无法忘怀，不禁邀请春花、明月与之共语。因这情，花知、月知、天知、地知，如此深切的感情确实哀婉动人。下片写梦中相会，情到深处，悼亡人竟不信爱姬已逝，上天入地苦苦寻觅，但都成空，只好在梦乡重温旧情，而这往日的欢乐，又仿佛别添几分新鲜。这新鲜，是经年之后爱情的一种升华。全词写得真切、自然、哀婉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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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首咏物诗。前两句写石点题。“虎踞龙蹲”既是写石，又是用典。以“龙蹲”代孔子，用“虎踞龙蹲”形容非常之人，才华之士，在唐人的作品中常可见到。如卢照邻《南阳公主集序》：“龙蹲东鲁，陈礼乐而救苍生；虎踞西秦，焚诗书以愚黔首。”李商隐在这里借以描绘石积于地，辨其姿态，如虎伏欲跃，如龙卧欲飞，以暗示有志于世的才士。而“纵复横”三字则陡转急下，尽写虎石翻仰、龙石横陈的一片散落凋零，紧扣题目中的“乱”字，点出才士失志受挫之意。联系到《易·乾卦》中的“云从龙，风从虎”，更令人有志士沦落之感。“星光渐减雨痕生”一句也为用典。古人以为，地上之石，本天上之星，故《黄石公》曰：“石者，星质也。”《左传》以“陨星”解释“陨石”，并且有“夜中，星陨如雨”的记载。此处以陨星紧扣题目中的“石”字，并以天落之星来暗示才士不凡，回应上句中的“虎踞龙蹲”。然而，星堕人间，光采渐渐泯灭；雨水浸渍，又留下了道道深痕。这是艰难世道、无情风雨刻下的印迹，这是历经沦贱艰虞的生活标识。这两句的含意有四层：一谓石乃陨星，本质不凡；二谓落地化石，星光泯灭，遭际不幸；三谓石形如龙似虎，雄姿依稀；四谓纵横散乱，风雨剥蚀，饱尝艰难；层层转进，于写石之中寄寓了诗人的坎坷不平之志。

　　诗的后两句因石而寄慨。阮步兵（阮籍）生当魏晋鼎革之际，社会现实的混乱动荡，政治斗争的血腥杀戮，使他非但才志不得施展，而又时有生命之忧，内心痛苦万状。《晋书》记载，阮籍不与世事，酣饮为常（实亦借酒避祸）。闻步兵厨营人善酿酒，有贮酒三百斛，乃求为步兵校尉又常醉意驾车，不由路径，至不可行处，便恸哭而返。李商隐此处就是用阮籍之事以抒发自己的穷途之悲。“不须并碍东西路，哭杀厨头阮步兵。”即是说，星落光灭，散乱纵横，又加以雨痕水渍，使人观此石便已有世事险恶、人生唯艰之痛，根本不用像阮籍一样驾车寻路、至行不通时方悲途穷。这样的表达方式，比直说自己有阮籍穷途之悲更沉痛，而且纤徐委婉，耐人寻味。纪昀评此诗，曾谓冠阮籍以“厨头”，语言“粗鄙”、“不佳”（见《李义山诗集辑评》）。其实，阮籍名为求官，实为求酒，至官之日，便与刘伶痛饮。酒乃厨头所酿，称他为“厨头”，是以讥讽的笔调写阮籍的无可奈何的悲哀，又是借阮籍为“厨头”抒发自己的才志不得其所的悲愤。这也是李商隐诗的语意曲折之处。

　　想要真正理解像李商隐这样喜用僻典、情思幽微的诗人的作品，就要注意分辨那透过客观物象以传达主观情怀的信号。《乱石》一诗，各注家说法不一：或以为是讥刺令狐绹，或以为是愤怨仕途不通，或以为是痛恨小人蔽贤；但莫不以诗中之石为阻碍路途的劣物。此意均由题目中的“乱”字生出。但是，“乱”本形容石落散乱之态，并非指石本身；以陨星指小人，也不符合古典诗歌的表达习惯；诗曰“光渐灭”、“雨痕生”义分明寄同情于陨石。而且，如果是乱石挡路，诗人就不必说“不须并碍东西路”了。可见诗中写石并不从“挡路”着眼。正因为那弃置散落、风雨侵蚀的星石的形象已凝聚了多重才士失志受挫的含意，所以引起屡试不第、沉沦漂泊的诗人的共鸣。“不须”二字，尤见悲愤。

　　这首诗咏石而有穷途之悲，悲石之命运与己之不幸相同，悲石只为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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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的开头两句：“悠悠雨初霁，独绕清溪曲。”霁是指雨后或雪后转晴。久雨初晴，诗人独自来到清澈的小溪旁，顺着弯弯曲曲的溪岸行走。好像是在暗喻他前半生的经历，如同在绵绵的春雨之中，走过了许许多多的弯路，终于找到“愚溪”这块“世外桃源”。第三、四句：“引杖试荒泉，解带围新竹。”写他看到荒野中的清泉，忍不住举起手中的拐杖去试探深浅；并且将自己身上的带子解下，把那些倒伏的嫩竹捆扶起来。通过对景物的描写突出自己的行动。似乎是在自我表白：虽然独自一人被贬到永州，但是他并没有灰心丧气，而是利用手中的笔，去试探清泉的“深浅”，什么毁谤、诬陷与攻击，统统撇在了脑后；同时，还要对那些后学晚辈之类“嫩竹”，尽力给予关照与扶持。

　　第五、六句：“沉吟亦何事，寂寞固所欲。”写他以前经常为了功名利禄之类事情而沉吟不已，白白地浪费了许多光阴；但为了实现“利安元元”的远大抱负和理想，又惧怕什么孤独与寂寞呢？那些东西，本来就是自己应该预料得到的结果。第七、八句：“幸此息营营，啸歌静炎燠。”营营是谋求的意思；炎燠是指天气极热。这两句中的“幸”字和“静”字，特别耐人寻味。“幸”字是“有幸、幸运”的意思。写他“有幸”来到这里休养生息，应该大声唱着歌谣来对付特别炎热的天气。“许国不复为身谋”，要为自己的理想和事业去奋斗，肯定会付出不少的代价。跟屈原以身殉国相比，跟元和元年（公元 806 年）被赐死于贬所的王叔文相比，自己还是非常“幸运”的人。“留得青山在，哪怕没柴烧”呢？

　　“静”字可以看作全诗的“诗眼”。古人说：“淡泊以明志，宁静而致远。”在柳宗元的眼中，愚溪是一个与自己拥有同样的品质，同样遭遇的天涯知己。他与它对话，倾诉自己的情怀和不平，从而获得心理上的暂时平衡和安慰；他有意识地在这人烟稀少的远僻之地，用“拐杖去试探荒泉的深浅”，扶起“倒伏的嫩竹”，“以 动求静”；他用一种平和、恬静的心态，来对待炎热的“天气”——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诗中所创设出来的这种宁静、淡远的意境，是由于柳宗元对世俗的淡漠；而对世俗的淡漠，来自于佛教的出世思想作用的结果。因而，他能够心无挂碍，和世俗事务暂时绝缘，本着一种超功利、超现实的心境，从自然中体会到了禅意，又以禅意去体味人生，从而达到了与自然与人生合一的闲散悠然的境界，放下争逐之心、功利之念，甚至觉得脱离了局促的社会政治樊篱，贬谪南荒对他倒是一件幸事。所以，他觉得必须高高兴兴地去面对未来，敢于大声地唱着歌去迎接“炎夏”的挑战。

　　《夏初雨后寻愚溪》，跟他同时期的许多诗文都有所不同，格外豁达、乐观，不再为自己的处境而烦恼，不再为日后的前程而困扰，给人一种“解脱世俗尘网的束缚、超越人世间烦扰与困惑”的崭新的精神风貌。他坚持了这种在困境中顽强执着的追求精神，和勇往直前、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才使得困居“南荒”的十年，成了柳宗元生命里程中崭新的拼搏时期，铸就了唐代文学史与思想史上的又一座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