渔父·渔父醒

　　“渔父醒，春江午”，描叙渔父从醉到醒经历的时间。春江正午，生机勃勃，自然清新。由烂醉到沉睡，再到延醒，时间长达半天，表现了渔父的生活是自由自在、无拘无束、乐天而动的。“梦断落花飞絮”，渔父一觉醒来，只见杨柳依依，“落花飞絮”，一派春光满江滨，令渔父赏心悦目。

　　“酒醒还醉醉还醒，一笑人间今古”，为画龙点睛之笔。醉—醒，醒—醉，醉—醒，反复传递，刻画了醉翁渔父的处世形象，富有哲理性。白居易《醉吟先生传》：“又饮数杯，兀然而醉。既而醉复醒，醒复吟，吟复饮，饮复醉。醉吟相仍，若循环然。”此处点化运用了白居易这段关于诗人饮—醉—吟“循环”式的人生真谛的妙笔，道出了在封建社会里，世界上最清醒的人是渔父，是渔父一类的诗人。是渔父们每饮一次、醉一次、醒一次、吟一次，认识世界、认识生活的境界就升华一次。循环往复，不断进行，最终自然精辟地发出“一笑人间今古”的深沉感叹。至此，词人思想上出现了飞跃，由“莫问世间何事”（《好事近·烟外倚危楼》）进到“俯仰人间今古”（《西江月·重九》），再进到“一笑人间今古”。从“莫问”到“俯仰”再到“一笑”，清晰地反映了词人贬谪黄州后思想变化的历程。“一笑”便突出词人此时此地的高洁而自适的坦然心态和清醒的人生观。

　　第三首词写渔父随缘放旷、与世无争的超然心态。先描写，后议论，景理融合，将渔父置于大好春光中来看世界，强化了渔父的“醒”眼与“笑”态，超然物外，与世无争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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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词上片描绘室内情景：破新橙，焚兽香，坐吹笙；下片想象室外情景：时已三更，马滑霜浓，行人稀少。前者实写，用实物烘托室内温馨气氛；后者虚写，以语言渲染室外寒冷景象。全词曲折细致地刻画人物的心理状态，表露出彼此相爱的心情，为后世历代词家所称赏。

　　上片以男方的视角写美人的热情待客，抒发对女子情投意合的情感。

　　“并刀如水，吴盐胜雪，纤手破新橙”──这是富于暗示力的特写镜头。出现在观众眼前的，仅仅是两件简单的道具（并刀，并州出产的刀子；吴盐，吴地出产的盐。）和女子一双纤手的微细动作，可那女子刻意讨好对方的隐微心理，已经为观众所觉察了。

　　“锦幄初温，兽烟不断，相对坐调笙”──室内是暖烘烘的帏幕，刻着兽头的香炉（叶嘉莹：兽形的香）轻轻升起沉水的香烟。只有两个人相对坐着，女的正调弄着手里的笙，试试它的音响；男的显然也是精通音乐的，他从女的手中接过笙来，也试吹了几声，评论它的音色的音量，再请女的吹奏一支曲子。这里也仅仅用了三句话，而室内的气氛，两个人的情态，彼此的关系，男和女的身分，已经让人们看得清清楚楚了。

　　下片以叙事的方式来抒情，改用女方的口吻来传情，有层次，有曲折，人物心情的宛曲，心理活动的幽微，人物形象的刻画和生活细节的描写更是十分细腻逼真。

　　“低声问”一句直贯篇末。谁问？未明点。为何问？也未说明。“向谁行宿？”的文化自知是男子的告辞引起。写来空灵含蓄，挽留的意思全用“问”话出之，更有味。只说深夜“城上已三更”，路难“马滑霜浓”，“直是少人行。”只说“不如休去”，表情措语，分寸掌握极好。

　　这首词，通过对女子特有口吻惟妙惟肖的刻画，曲折深微的写出对象的细微心理状态，追述作者自己在秦楼楚馆中的经历，大有呼之欲出之概。词结束在“问”上，结束在期待的神情上，意味尤长。无限情景，都自先手破橙人口中说出，更不别作一语。意思幽微，篇章奇妙。

　　词中所写的男女之情，意态缠绵，恰到好处，可谓“傅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不沾半点恶俗气昧；又能语工意新。这种写生的技巧，用在散文方面已经不易着笔，用在诗词方面就更不容易了。单从技巧看，周邦彦实在是此中高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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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首咏物词，是咏范南伯家文官花的。文官花，又名锦带花、海仙花。

　　词的上片主要写文官花的颜色多变及其原因。王僧孺《夜愁示诸宾》诗说：“谁知心眼乱，看朱忽成碧。”“倚栏”二句反用其意，言凭倚画栏观赏文官花，初看碧绿，转眼变为朱红色，而白色花苞也不经意地褪了色。两句之中，写出了该花由粉(白)变碧(绿)再变为朱(红)的变化，且造语自然，可谓健笔。“上林”三句写其由红变紫。上林，这里指翰林院。“紫云衣润”，言其变为紫色。如果说前两句写了白、绿、红三色，意象很密；而“上林”三句则用三句词写了一种紫色，而意象极疏，一疏一密，相得益彰，可知此词深得疏密相间之旨。“几许”三句另辟一境，探寻其颜色多变的原因。“春风”，一语双关，既指春风，又可指人。言文官花之所以粉、碧、绯(红)、紫见于一日之间，变态尤异于腰金紫，是春风“朝薰暮染”的结果，也是种花者精心培育的结果，这种解释虽然还没揭示出此花“变态”的真正原因，但在当时的科学还欠发达的条件下，也许只能如此解释。《全芳备祖》卷二十七引王元之《海仙花赋序》说：“予视其花”，未开如海棠，既开如文瓜，而繁丽袅弱过之。”又说“好事者作花谱，以海棠为花中神仙，予视此花不在海棠下，宜以仙为号”，因名海仙花。故“笑旧家”三句，指出桃李虽“东涂西抹”，强作艳丽，也不及文官花“繁丽袅弱”之风韵，为其在花谱中争得一席之地。

　　词的下片写对文官花的告诫和对范南伯的同情。其中前五句写告诫之意。“拟倩”二句言花之荣华“易消难整”，而借流莺之口“说与”，用笔极婉。朱熹《春日》说：“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而“人间”三句则反用朱诗，言万紫千红虽然给人带来了春天的气息，犹如“人间得意”之事，然而“转头春尽”，“人间得意”也将随着“春尽”而消失。这既是对文官花的忠告，又巧妙地引出了对范南伯“官冷”的惋惜之意。“白发”六句向范南伯致意。杜甫《奉赠韦左丞丈》诗云：“纨绔不饿死，儒冠多误身。”范南伯曾赋诗谓：“伊人固可笑，历落复奇嶔。略无资身策，而有忧世心”，可知南伯确为儒者。刘宰《范大夫行述》说：“公治官犹家，抚民若子，人思之至今”，仅做了两任县令，便不得不弃官家居，故作者以“儒冠曾误，平生官冷”惜之。据刘宰说：“公岁晚居贫而好客，客至辄饬家人趣治具，无则典衣继之，须尽乃白”，仍保持中原豪杰的本色，所以作者在结尾三句中谓其“风流未减”，但“年年醉里，把花枝问”，这虽然表示出他对花的爱恋，但晚景之凄凉，心绪之愁苦，也就可想而知。这几句词语极婉而情极痛，确实感人之至。

　　这首词描写的是京城夜晚的热闹与繁华。可能是词人刚到京城时所作。上片写京城之夜的喧闹景象，下片则选取了个别情景描绘：“金吾不禁六街游”，金吾不管，满街的妓女随处游荡，拉客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

　　“皇都今夕知何夕？特地风光盈绮陌。”词人初到京城，对这里不夜城般的繁华与热闹很是陌生，言谈间充满了探究与好奇。特地风光，即指不同于别处的风物人情。首句总写，领起全文。

　　“金丝玉管咽春空，蜡炬兰灯晓夜色。”这两句对仗工整，既是白描又是极力的渲染。从中可以看出北宋开基百年来相安无事的一个侧面，当时社会较为安定，人民安居乐业。

　　“凤楼十二神仙宅，珠履三千鹓鹭客。”过片是工整的偶句，采用了互文见义的写法。“十二”、“三千”不是实数，皆虚指，对仗的同时也写出了京城风月场所的潜滋暗涨，社会风气日益低靡不振。

　　“金吾不禁六街游，狂杀云踪并雨迹。”末句浓浓一笔，对前文的总括淋漓尽致。

　　词人一生时常出没烟花之地，写此词未必有深刻的主旨。但从其平自的描写中，可以管中窥豹，了解到当时社会生活的一些梗概。京城自古便是富贵显赫、商家大贾云集之地，“光盈绮陌”、“蜡炬兰灯”自不必说。“珠履三千”、“金吾不禁”更令人深深回味，官员与民同乐，不再作威作福，这似乎是社会安定、阶级矛盾缓和的象征，然而偏偏和遍布京畿的“三千”妓女搭配在一起，不能不说是对当时社会的绝妙讽刺，所谓的百年太平，实则已经不太平了，潜在的危机有一触即发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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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隆中”在襄阳（今湖北襄樊市）城西二十里，诸葛亮曾隐居于此。见《三国志》本传南朝宋裴松之《注》引《汉晋春秋》。词人家在兴国（今湖北阳新一带），可能曾有过过隆中而造访诸葛亮故里的经历。“桑柘”二句对仗，写哲人已杳，但见桑柘偎倚在斜阳里，禾黍颤粟于秋风中。夕阳西下的一日之暮，秋风悲鸣的一岁之暮。由于此篇所写的乃是一位赍志以殁的英雄，故开局便以这日暮、岁暮之时的萧瑟景象起篇，渲染悲剧气氛。过英雄故里，人虽不可得而见，其事迹则彪炳于史册。故以下即切入正题，追寻斯人一生之出处大节。

　　“世若”三句，先叙诸葛亮得以登上历史舞台的契机，言当世若无徐庶辈相为汲引，诸葛亮难免会被埋没。“本计”四句，则高度概括诸葛亮一生的政治、军事活动，自“隆中对策”一直写到“六出祁山”。传载刘备亲访诸葛亮，请其出山时，曾询以天下大计，亮对曰：今曹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以令诸侯，不可与其争锋。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民附，贤能为用，可以之为援而不可图。惟有夺取荆、益二州，西和诸戎、南抚夷越等少族，外结好于孙权，内修齐于政治。如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率荆州之军直指宛（今河南南阳）、洛（今洛阳），将军（谓刘备）亲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庶几霸业可成，汉室可兴。“东荆西益，观变取奇功”，这便是诸葛亮初步战略计划。“赤壁大战”后，刘备得到了荆州；继而又挥师入川，从刘璋手里夺取了益州之地，实现了诸葛亮战略设想的前半部分，形势一度对蜀汉十分有利。可惜由于荆州方面军的统帅关羽在外交和军事上一系列的失误，荆州被孙权袭取，致使北伐的通道只剩下川、陕一路；而“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李白《蜀道难》），军粮转运不及，故刘备死后，诸葛亮屡出祁山伐魏，都劳而无功。“转尽青天粟，无路能通。”这种局面实为诸葛亮无助之力。此二句是对上二句的转折，行文中省略了“孰知”二字，亦属贺铸《伴云来》一词中同类的“关照省略”，应对照上文“本计”二字自行补出。

　　换头三句，写诸葛亮之死。此处打破了传统的过片成法，文义紧接上片，使前后阕粘合为一。因“转粟难通”，乃有“杂耕渭上”之举。公元234年（蜀汉后主建兴十二年）春，诸葛亮的最后一次北伐，据武功五丈原（今陕西岐山县南）与魏将司马懿对垒。魏军坚壁不出，亮即分兵屯田于渭水之滨，和当地居民杂处而耕，作为久驻之计。鉴于他在军事实践中摸索出了这一系列切实可行的作法。北伐开始有了成功的希望。遗憾的是，“将军一去，大树飘零”（庾信《哀江南赋》），同年秋，诸葛亮不幸病死于军中，一切希望都化作了泡影。

　　以下二句，继而叙述诸葛亮之死后造成的直接历史后果。“一曹三马”，“曹”当作“槽”。《晋书·宣帝纪》载曹操梦三马同食一槽。自魏齐王曹芳，司马懿与二子司马师、司马昭相继执掌魏国军政大权，诛杀异已，孤立曹氏。至昭子司马炎时，竟篡魏自立，改国号为“晋”。曹操之梦，果然应验。此事虽荒诞不经，但后世屡用为故实。二句谓诸葛亮一死，再也无人能够扫平曹魏，复兴汉室，而使司马氏集团如蛟龙之逢云雨，顺顺当当地发展壮大，灭蜀、篡魏、平吴，建立了统一的晋王朝。

　　然而尽管斯人“出师未捷身先死”（杜甫《蜀相》），英雄却未可以成败作论。建兴五年，诸葛亮率诸军北驻汉中，将出师北伐，临行曾上疏刘禅，反复劝勉他继承先主遗志，亲贤臣，远小人，并陈述自己对蜀汉的忠诚及北取中原、复兴汉室的决心。这就是气冲牛斗、光照乾坤的《出师表》写得忠爱剀切，历来为爱国的志士仁人所推崇。斯人也，有斯文在，可以不朽矣！“看璀璨”二句，命意在此。最后，即于千百万敬仰诸葛亮的志士仁人中拈出一位杰出的代表——杜甫，结束全篇。“安史之乱”爆发后，杜甫曾于公元760年（唐肃宗上元元年）避难入蜀，在成都西郊的浣花溪畔营构草堂，前后居住长达三年之久，故以“草堂翁”命名。他游成都武侯庙时，饱蘸浓墨，满怀激情地写下了吊诸葛亮的著名诗篇《蜀相》。千古名相，又得千古诗圣为作此千古绝唱，九泉之下，亦当含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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