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江红（寿傅尚书）

寂寂东坡一病翁，白须萧散满霜风。
小儿误喜朱颜在，一笑那知是酒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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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题为《山中夜坐》，山中景色。已属清幽，加之时当夜晚，蒲团静坐，气氛更为恬静淡泊，定下了诗的基调。

　　开头两句写山中景色。悠悠，状天地的寥廓，景象开阔深远。献，奉献，这里将草木拟人化，即在浩瀚的宇宙中，草木都有了知觉，竞相呈现各种奇形怪状的姿态。这句隐喻宋亡后世态翻覆，种种怪事不堪入目。

　　后两句承“奇怪”而来，由写景转而写心境。在草木争奇斗怪的热闹场合中插入“蒲团”，本来是不协调的。加之是“投老”，坐一辈子，直到生命终结，不能不使人为之叹惋。但面对社会现实而富于正义感的诗人，既不能力挽狂澜，又不甘心依附元朝，除终老蒲团外别无他途。“自在”而冠以“大”，似乎诗人对这种归隐生活，是十分喜爱和赞赏的。

　　据李有《古杭杂记》记载，文及翁及第后，与同科进士游览西湖，即席赋《贺新郎》一首。词中说：“余生自负澄清志。”又说：“借问孤山林处士，但掉头笑指梅花蕊。天下事，可知矣！”可见文及翁本来是一个胸有大志、一心图谋恢复的有为之士，从他对林处士的讥诮，也可看出他对那些自命风雅、不问国事的所谓“高人隐士”是如何深恶痛绝了。这样一位血性男儿，要在寂静的山林里孤坐蒲团以了残生，这里头当蕴含多少难言的隐痛。平和的外表下深藏着的，是亡国的哀痛和愤激，外表越是恬淡和闲适，内心的痛苦也就越是深切和沉重。应该说，这种“自在”的归隐生活，是作为社会的对立面而存在的，是对现实的抗争。

　　南宋末年的词人刘辰翁有一首《柳梢青》词，其中写道：“那堪独坐青灯！想故国高台月明。辇下风光，山中岁月，海上心情。”在清冷的山中夜晚，青灯独坐，念念不能忘情的，仍然是旧君故国，前朝父老。文及翁和刘辰翁的身世和心境，完全相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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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诗摄取瞬间快景避开直接描写，用生动形象的“穿林”响声和贴切的比喻，用老者的眼光开掘稚子的情趣。

　　一、二句“稚子金盆脱晓冰，彩丝穿取当银钲”。金盆，古时把金属的东西统称作金，这里指铜盆。脱，脱离，取出。晓，清晨。钲（读zhēng），锣。说清晨起来，儿童从铜盆里取出夜间冻好的冰块，用彩色丝线穿上当作银锣。天寒才能结冰，冰块又是很凉的，儿童却早早起来去玩它，写出儿童不怕冷；一块凉凉的冰有什么好玩的呢？有的，可以穿上丝线当锣敲。这是只有儿才想得出的，而且是“彩”线，“银”锣，又很美。说明这个儿童既顽皮，又聪明精灵。

　　第三句“敲成玉磬穿林响”，磬（读qìng），乐器名，古时常用玉石雕成。悬于架上，以物敲击。这句详细描写儿童提着银锣似的冰块玩耍的情景。说他手提“银锣”在树林里边敲边跑，“银锣”发出玉磬般美妙的乐声。无疑，这声音清脆悦耳，传得很远。“穿”字，有人在林间奔跑的意思，也有声音的传播。诗句将儿童得到“银锣”，兴高采烈的情态传神地描绘出来，让人想见他那狂喜的身影。

　　第四句“忽作玻璃碎地声”。意外的情况发生了，诗的发展出现了波折。玻璃，古时指天然的玉类美石。碎地，落在地上摔碎。意思是;儿童手里的冰块忽然掉在地上，摔碎了，那声音就像美玉落地摔碎一样。儿童的心情怎样呢？诗人没有写，但可以想象出，一定是感到突然，有些遗憾，先是果呆地站在那里望着地上碎裂的冰块。几乎同时送到耳朵的声响竟是那样优美，又ー个意想不到，也许他会瞬间转忧为喜，高兴得又蹦又跳了。这最后一句，意外，又合情理。沉甸甸的冰块，用丝线提着，掉下是很自然的冬天地面冻得很硬，冰块又硬又脆，落地摔碎也很容易。但儿童不考虑这些，只顾高兴地跑呀，敲呀，结果摔碎了。活画出儿童天真可爱的形象，而且情趣横生，余味无穷，给人以美的享受。

　　诗中孩子弄冰的场景，充满了乐趣：心态上，寒天“弄冰”，童心炽热；色泽上，“金”盘“彩”丝串“银”冰；形态上，是用“金盘”脱出的“银铮”，圆形；声音上，有 “玉罄穿林响”的高亢，忽又转 作“玻璃碎地声”的清脆。全诗形色兼具以感目，声意俱美以悦耳赏心，绘声绘色地表现出儿童以冰为钲、自得其乐的盎然意趣。

　　全诗突出一个“稚”字。稚气和乐趣能使儿童忘却严冬的寒冷，保持他一如既往的活力和快乐。孩童与老人在心理特征上有诸多的相通之处，唯其如此，孩童的“脱冰作戏”的场景在老人的眼里才有依依情趣。

　　正是以这种老少相通的心理特征为审美基点，杨万里通过“以稚为老”的手法使童趣化为诗趣，一方面从稚子的心理出发，描写“脱冰”的动作细节；另一方面基于世人的心理去感受，欣赏其行为细节，这样孩童的稚气与老人的“天真”相映成趣，融为形之于笔端的盎然诗意。诗人发自内心地尊重儿童的天真，才能把孩子玩冰的情趣描绘得如此真切酣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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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丰七年十二月十八日，浴泗州雍熙塔下，戏作如梦令阕。此曲本唐庄宗制，名忆仙姿，嫌其名不雅，故改为如梦令。盖庄宗作此词，卒章云：“如梦如梦，和泪出门相送。”因取以为名云。

水垢何曾相受。细看两俱无有。寄语揩背人，尽日劳君挥肘。轻手，轻手。居士本来无垢。

　　此词表面上是写作者因没有水垢而受到擦背人的重揩而不满，实质是比喻自己秉性高洁，受贬是蒙冤的。全词关键是佛家术语“无垢”，比喻一切本来清净，虽意出禅偈，形象不甚优美，却自有其思想价值和意义。

　　此词小序有两层意思：一是写这首词的起因，二是对于词牌“如梦令”来历的介绍。词的正文反映的是：申辩、不满和请求。

　　此词字面上可以概括出如下几个方面：一，作者强调自身是洁净的，没有污垢；二，自身洁净的人还是被人动手除垢；三，擦背去垢的人，出手太重；四，表达不满和请求：对身体洁净的人不该出此重手。

　　事实上，苏轼是一个爱干净的人，喜欢经常洗浴，而这经常洗浴就不只是为了除垢了，而是为了健康身体和愉悦心情，这成了他的一种生活方式。而这次在泗州的公共浴池里遇到了一个擦背特别用力的人，把他的身体弄痛了，他就戏言地表达了不满，而且还讲了理由。这样的生活趣事，作者随后开玩笑似地写成了词。在深层表达上，这样写的结果，超出了这件事情的本来意思，丰富了内涵，隐含了自己受到了严重的不公平待遇。对于一个蒙冤受贬、被当事者欲置之死地，而皇帝让调离这个贬地的文人来说，一个“又以事不便民者不敢言、以诗托讽，庶有补于国”的人，一个正在被皇帝起用的过渡期的人，显然不仅仅是写这次洗浴。此词明显有这样的意思：不该对身体洁净的人重手去垢，是没有必要的、可笑的。这自然引人联想到苏轼蒙冤贬往黄州的情景、联想到古今社会上的人生。这些都不只是一次洗浴、一次简单的戏作所能解释得了的。而这些，也是词人“戏作”的丰富内涵中的重要一面。

　　此词关键在于“无垢”二字，是佛家常用术语，比喻一切本来清净。一般以词说法，了无余蕴。而此词虽意出禅偈，形象不优美，亦无甚诗意，却自有其思想价值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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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

　　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长其长；慈孤弱，所以幼其幼；圣，其合德；贤，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残疾、惸独、鳏寡，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

　　于时保之，子之翼也；乐且不忧，纯乎孝者也。违曰悖德，害仁曰贼，济恶者不才，其践形，惟肖者也。

　　知化则善述其事，穷神则善继其志。不愧屋漏为无忝，存心养性为匪懈。恶旨酒，崇伯子之顾养；育英才，颍封人之锡类。不弛劳而厎豫，舜其功也；无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体其受而归全者，参乎！勇于从而顺令者，伯奇也。

　　富贵福泽，将厚吾之生也；贫贱忧戚，庸玉汝于成也。存，吾顺事；没，吾宁也。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宋]张载）。作为儒学的经典文献之一，张载的《西铭》在传统社会即备受赞誉而传诵不绝，其根本原因在于，这篇铭文虽然仅有250余字，但却为人们安身立命之道的确立构筑了一个共有的精神家园，而且为社会理想蓝图的构建提供了一个弘阔的境界。直到今天，这篇铭文所描述的价值理想，所展现的人生追求，仍然有着积极而丰富的意义。

　　张载认为，佛老的盛行和儒学的衰微，是导致当时社会价值体系多元冲突的思想根源。张载批评佛道二教，“彼语寂灭者往而不反，徇生执有者物而不化，二者虽有间矣，以言乎失道则均焉”。佛教否定现实世界的实存性而追求自我的涅槃寂静，道教否定现实世界的运动性而追求个体的长生久视，虽然二者立言本旨有所差异，但都否认社会存在的整体性、实存性，失却对社会现实的关怀，抛弃了对社会责任的担当，因而不是合乎世界本真和社会需要的价值观，要解决社会问题，就要弘扬积极入世、关怀现实的儒学价值观。故张载以千古寥寥之勇，造道关中，与佛老计得失，为儒学阐新命，他仰思俯读，博闻强记，稽天穷地，探赜索隐，终其一生而未尝止息，最终立足于当时的社会实际，确立了以儒学为价值本位、以“天人合一”为理论特色的哲学体系。《西铭》正是张载哲学思想和价值理念的集中表现。

　　张载以社会现实为终极关怀，他所要继承的，是以孔孟六经为代表的儒学价值观，他所要确立的，是以博大胸襟关怀社会、关注民生的现世主义。孔子道“仁”，孟子言“善”，张载则认为“仁”是人的价值本性，提倡以“仁”为本的价值取向，这是张载对孔子仁学和孟子性善论的综合发展。在张载看来，“仁”并不仅仅意味着对与自我有亲缘关系之人的孝悌友爱，而是对包括自我、家庭、社会、自然等所有存在的无限的、普遍的关爱，将这种源于自然、发自内心的真挚情感推及社会中所有人乃至宇宙万物，是张载价值理念的基本取向。

　　为了实现社会全体对“仁”的价值理念的认同，张载主张发挥自我心灵的知性作用，面向宇宙寻求人的价值本性的根源。他明确提出“天人合一”的理论命题，并在宇宙观的基础上论证了其价值观的真实性、合理性。在张载看来，整个宇宙是充满“太和”之气的整体实在，天地万物的品类咸亨，皆是“气”大化流行的结果，故个体之我不仅和他人，而且和宇宙中一切存在，本质上都是同一的“气”。张载的“气”论，肯定了宇宙万物存在的实在性、整体性、运动性、和谐性，是对虚妄的、孤立的、静止的、对立的佛道世界观的有力批驳，这种万物一体的宇宙观，是张载“仁”学的宇宙论基础。

　　在此基础上，张载建构了一个“天下一家”、“中国一人”的宇宙社会观。在《西铭》开篇，张载讲“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乾卦至健，代表自强不息的精神；坤卦至顺，代表厚德载物的品性；乾坤精神是宇宙演化运动的内在动力，万物生生不息的终极根源。在宇宙万物之中，天地相互交感而创生万物，至诚无私的庇养万物，是乾坤精神的最伟大体现者，故堪称人类万物共同的父母；人类和万物则共同禀受天地而生，故自我和他人为相互依存的血脉同胞，万物和人类是亲密无间的友好伙伴。张载重构了宇宙中一切存在者的亲和关系，对现代和谐社会的建构具有启示作用。

　　为了高扬以仁为本的价值理性，张载还从宇宙论的角度来说明人物之性的问题。张载认为，万物在气化生成过程中，不仅获得了不同的“形”，而且禀受了共同的“性”。人和物的禀性是同一的，既有来自于“气”散之本原状态的“天地之性”，又有来自于“气”聚之暂时形态的“气质之性”。“天地之性”是价值本性，“气质之性”是人的自然属性，“故气质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由于人类和万物禀受之“气”有清浊、偏正的不同，故在宇宙中有不同的地位。在所有的存在之中，“得天地之最灵为人”，只有人得天地正气而与之并参，故只有人才能发扬“天地之性”，这就是人的价值使命。张载的性论，不仅说明了现实中人物之性的二重化特征，说明了“仁”作为价值本体的终极依据，而且为人发扬这种价值本性关照万物确立了基础。

　　当然，对社会伦理的构建是张载价值观的主题内容。张载认为，对天地的“孝”落实到现实的社会生活中，就是要尽职尽责做好自己的事，尽心尽力关照他人和社会。张载借助传统宗法关系描述了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和职责：“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长其长；慈孤弱，所以幼吾幼。圣其合德，贤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残疾、惸独鳏寡，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在张载看来，自我和他人虽然是同胞关系，但由于各自存在境遇、社会地位不同，所以在社会上的具体职责也不同。但所有的人也应该尊重圣贤，并以之为榜样，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成就自我人格和社会公德。

　　张载还从宇宙观的角度论述了人的“命”和“遇”的问题。在张载看来，“命”是上天赋予，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价值本性，对此，人应该修身以俟之；而“遇”则是气质所禀，是富贵贫贱、福祸寿夭等生存境遇，对此，人应该超然以待之，“富贵福泽，将厚吾之生也；贫贱忧戚，庸玉女于成也，”人生的顺境，是上天对我的恩泽，人生的困境，是上天对我的考验，“不愧屋漏为无忝，存心养性为匪懈”，“存，吾顺事，没，吾宁也”，只有坦然地对待生平所遇，坚持不懈地完善自己的价值本性，才能超越外在境遇对自我的困扰，达到人生的永恒安宁。

　　张载哲学的终极目的，是实现自我和他人、家庭和社会、人类和自然的统一和谐，要实现这种社会理想，首先要在对宇宙无限性、整体性、和谐性的认同的基础上，确立宇宙的基本精神也即自我的价值本性，只有认同了天地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广大仁性，并在现实的社会实践中尽职尽责地承担自己的社会责任，尽心尽力地去关照社会中的每一个成员，才算是发挥了天地之性，而无愧于天地之间。这是张载为中国人构建的具有儒家情怀的精神家园，也是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优秀传统文化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