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绛唇·病起恹恹

　　此词抒发了作者病体初愈、徘徊香径时，悼惜春残花落、感伤年华流逝的惘怅和哀愁。

　　词的上片，情景交融，辞意凄婉。“病起恹恹”，即《青箱杂记》所说的“一日病起”，这句是实写作者当时的情况。由于生病，心绪愁闷，故见画堂前正在凋谢的花枝，也好像更增添了几分憔悴。“画堂”句，不仅点出了暮春的节候特征，而且亦花亦人，花人兼写：“憔悴”，既是写凋谢的花，也是写老病的人；人因“病起恹恹”，而觉得花也憔悴；而花的凋谢也更增加了病人心理上的“恹恹”。“乱红”两句，紧承“画堂”句，进一步描绘物象，渲染气氛。有“画堂花谢”，即有“乱红飘砌”。“砌”应“画堂”，“乱红”应“花谢”，连环相扣，正是作者用笔缜密之处。“滴尽胭脂泪”，则情浓意切，极尽渲染之能事。“胭脂泪”，形象地描绘“乱红”的飘坠，赋予落花以伤感的人情，同时也包含了作者自己的伤感。

　　下片转入怀人念远。“惆怅”两句，写前春人去，无人在花前共醉，只有“惆怅”而已。“惆怅”之至，转而为“愁”，愁且“无际”，足见其怀人之深。最后两句，更以特出之笔，抒发此情。“武陵回睇”，即“回睇武陵”，由结句的“波空翠”看，作者当是由眼前的“乱红飘砌”而联想到“落英缤纷”的武陵溪，而那里正是驻春藏人的好地方。但这里并非是实指，而是借以代指所怀念的人留连之地。不过，人在远方，虽凝睇翘首，终是怀而不见，望中徒有翠波而已。“空”字传神，极能表现作者那种怅惘、空虚的心情。

　　由落花而伤春，由伤春而怀人，暗寄时事身世之慨，全词闲笔婉妙，深情幽韵，若不能自胜。这种情调与政治舞台上刚毅英伟、喜怒不见于色的韩琦绝不相类。同样的情况，还有范仲淹、司马光等，皆一时名德重望，他们都写过艳丽的小词。其实，这倒是一种正常现象，如杨慎《词品》所说：“人非太上，未免有情。”唐韩偓《流年》诗有云：“雄豪亦有流年恨，况是离魂易黯然。”再者，这与词的发展特点有关。词之初起，便以抒情为上，《花间》之后，便形成了婉约的传统，韩琦生活的那个时代，词还没有突破这个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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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渔父笑，轻鸥举，漠漠一江风雨”，写渔父从酒醒之后的大笑、大吟的悠然闲适的神情。仰天而笑“轻鸥举”，隐喻渔父如海鸥那样自由飞翔。平视而笑“漠漠一江风雨”，隐喻渔父如江阔那样的心胸，无视风雨。这是自然的壮观，也是渔父的身影。渔父与自然融为一体了，恬淡悠然。

　　“江边骑马是官人，借我孤舟南渡”，以写实对比的手法，进一层以官人的奔波映衬出渔父的悠闲，突出了官人高贵反而累赘、无能，渔父卑下反而自由自在。“笑”中最能令人深思的是笑官人：一群群骑马的官人，这时也不得不借渔父的“孤舟”南渡。嬉笑诙谐之情，表现在最后两句中。

　　第四首词先描景，后叙事，景事相缀，以“笑”为中心线，贯串全词，写出了渔父的闲适自由的生活情景。也反映农村劳动人民的生活，呈现出一股逸然超脱的思想情趣：静谧的荒野江边，质朴的莞尔而笑的渔父与轻盈自由的江鸥为伴，跟风雨中追名逐利的官人构成鲜明的对照，作者的美丑标准也在这里明显地得到标示。这一点，又是在非常自然的化工妙手中表现出来，显示出一种“真态”的村野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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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首描写旅途风光景物与感受的小令。词人作此词时不但有一个时令背景（重阳佳节），而且有一个特殊的历史背景（北宋灭亡后词人南渡，流落江南）。正是这个特殊的历史背景，使这首词具有和一般的羁旅之作不同的特点。

　　上片为旅途即景。开头两句，写早行时沿途的风景。天上还挂着斜月，就动身上路了。驿路上映照着斜月的寒光溪桥上尚凝结着一层晓霜。两句中写词人自己动作的词只一“度”字，但第一句写斜月映路，实际上已经暗含人的早行。两句意境接近温庭筠诗句“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的意境，但温诗前面直接点出“客行悲故乡”，吕词则情含景中，只于“驿路”、“晓霜”中稍透羁旅之意。此外“晓霜”兼点时令，为的是下面提出“残菊”不突然。

　　“短篱残菊一枝晓，正是乱山深处过重阳。”这两句说的是路旁农舍外词人看到矮篱围成的小园中，一枝残菊正寂寞地开着晓花。看到此景，词人想起当天是应该饮酒赏菊的重阳佳节，又感慨到这年这节日，竟乱山深处的旅途中度过了。上句是旅途所见，下句是由此触发的联想与感慨。佳节思亲怀乡，是人之常情，更何况对于有家难归（吕本中是寿州人）的词人来说，由此引起的家国沦亡之痛便更为深沉了。但词人这里并未点破这种痛苦，只是用“乱山深处过重阳”一语轻轻带过，留待下片集中抒发感慨。两句由残菊联想到重阳，又由重阳想到眼前的处境和沦亡的故乡。词人思绪曲折感慨万千，而出语却自然爽利。

　　“旅枕元无梦，寒更每自长。”下片的头两句，由早行所见所感想到夜间他乡客宿情景。旅途中住宿，词人因为心事重重，老是睡不着觉，所以说“元无梦”；正因为深夜不能入睡，就更加感到秋夜的漫长，所以说“寒更每自长”。句中着一“每”字，可见这种情形已非一日，而是羁旅中常有的。“元”、“每”二字，着意而不着力，言外更令人凄然。

　　一般的羁旅之行，特别是佳节独处的时候，固然也会令人有这种难掩的寂寞和忧伤，但词人之所以有此感，却是另有一番滋味心头。“只言江左好风光，不道中原归思转凄凉。”江左即是江东，这里指的是南宋统治下的东南半壁河山。江左风光，历来为生长北方的文人墨客所向往。词人此时身在江东了，却并未感到喜悦。原因是中原被占、故乡难归，寂寞的旅途中，词人思乡之情不禁更加强烈，忧国的凄凉情绪也更加深沉了。两句用“只言”虚提，以“不道”与“转”反接，抑扬顿挫之间，正蕴含无穷忧伤时事的感叹。词写到这里，感情达到高潮，主题也就得到了集中的体现，它和一般羁旅之作不同的特点也自然流露出来了。

　　这首词着力表现词人的中原归思，同时感情又有一个由隐至显的过程。词人结合特定的景物、时令、旅途状况，层层转进，如剥茧抽丝般地来抒发感情，最后凄然归思，这样抒情便显得很自然。词的感情基调虽比较凄凉伤感，但格调却清新流畅。这种矛盾的统一，构成了一种特殊的风格美，使人读来虽觉凄伤却无压抑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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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正月二十四日，发合肥

钗燕笼云晚不忺。拟将裙带系郎船。别离滋味又今年。
杨柳夜寒犹自舞，鸳鸯风急不成眠。些儿闲事莫萦牵。

　　上片从女子一方写惜别。“钗燕笼云晚不忺。”钗燕者，带有燕子形状装饰之钗。笼云即挽结云鬟。忺，高兴、适意。晚来梳妆，钗燕笼云，然而，打扮起来，却掩饰不住愁容惨淡。起句写女子之美丽容妆，次句写其言为心声。“拟将裙带系郎船。”裙带如何系得住郎船？真是无理而妙。白石论诗有四妙，其一是“理高妙”，即“碍而实通”，看似无理，实真有理，且自然而妙。痴语最见痴情，故妙。用女子之物，道女子之情，又妙。“别离滋味又今年。”“又”说明别离已非一次，只有体味过别离滋味的人，才能在临别之前，体会到即将来临的那种别离滋味。语意从李煜《相见欢》“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有一般滋味在心头”中化出。喃喃一语，辛酸何限。凄凉的情味，与美丽的容妆，自成鲜明对比，无限伤情，尽在其中。

　　下片从自己一面写对情人的劝慰。“杨柳夜寒犹自舞，鸳鸯风急不成眠”，词人说：你看那寒夜之杨柳，树欲静而风不止，柳枝参差飞舞，哪得片刻安宁？你看那水上之鸳鸯，固疾风劲吹也不得安眠。天下事不如意者十之八九，又何止你与我？“些儿闲事莫萦牵。”作者说：离别不会太久，重逢仍旧有期，你不要萦心牵怀，放心不下啊！大有“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州》）的豪情与潇洒。不曾想到，此一刻即为生离死别，“此恨绵绵无绝期”，所以后来才有“当时何时莫匆匆”（《浣溪沙》）的痛悔。鸳鸯风急不成眠，实为离别时不祥之语，实为后来重逢难期的不幸之预谶，白石合肥情遇，后来终成一生悲剧。

　　此词不用典实，不假藻饰，纯似口语，而具见性情。上片由女子之容妆写出女子之心声，笔笔都写出足不出户的古代女子之特征——用情专执。下片由风中之杨柳说到风中之鸳鸯，语语都见得饱读诗书的古代读书人特征——温文尔雅。女子只是顺情直说，读书人则言必用比兴。但他比兴用得好，以眼前景，喻心中情，又纯似口语。这纯似口语的艺术语言，源于词人“纯似友情”（夏承焘《合肥词事考》）的真诚爱心，是从词人性灵肺腑之中自然流出。白石爱情词的本原在于此，其价值亦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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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片，写初春美好时光。第一、二句点明初春的时令：“莺初解语”；点明初春地位：“最是一年春好处”。接着三、四句就写初春美景：“微雨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通过初春细雨滋润草根而转青色而转明丽这一细微变化，把如画的春光美景生动地描绘出来。尤其是“草色遥看近却无”，观察得极为细致，描写得极为逼真。因为远看刚刚返青的草芽，呈现青色；而近看草芽，则仍是黄色的了。这自然不是东坡的发现，早在唐代，韩愈就注意到了，并写进他的《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诗中去了。诗写道：“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最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东坡点化运用韩诗的传神之词句，用进上片，正好道出了初春的可贵，而又不露痕迹。

　　下片，劝人尽赏春光。“休辞醉倒，花不看开人易老”，是说不要借“醉倒”沉醉之故，而拒绝去看春花。不看春花，就意味着失去了花会给人的青春活力，意味着时光易逝，人走向衰老。这是最大的人生误区。“人生易老天难老”。东坡的言辞中同样也充满了人生哲理。东坡曾说“人生何以易此乐，天下谁肯从我归。”何不改为“人生何以易此乐，及时看花春常归。”“莫待春回，颠倒红英间绿苔”，带有醒世之意的恒言。不要等到春离开人间吧。否则，将是“红英”纷乱地夹杂着“绿苔”而失去春的魅力。子由《闻子瞻重游终南山》诗一开头就说得好：“终南重到已春回，山木缘崖绿似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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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刘禹锡一样，苏轼也历经贬谪，在一肚子不合时宜的心境中度过人生的大半光阴。不过写作此诗的嘉祐四年(1059)，苏轼还是意气风发的青年才士，两年前刚以21岁的年龄成为进士。本年冬苏轼侍父入京，途经忠州南宾县(今四川丰都)，看到这个与屈原毫无关系的地方竟建有一座屈原塔，惊异之余便写下了上面这首五言古诗。诗分三段：前八句写端午节投粽子、赛龙舟习俗与屈原的关系，次八句推测屈原塔的来历，末八句赞美屈原不苟求富贵而追求理想的节操。

　　相比楚地民俗来，更触动苏轼的是屈原那深入人心的精神品格，因此他不是在纪实性的叙写中展开作品，而是付之以精神史的追溯。投饭和竞渡不是呈现为娱乐化的热闹的民俗场景，而是祭祀与追怀的真正仪式，伴有“悲”、“哽咽”、“哀叫”等强烈的情绪活动。作者一再用反衬的笔法来强化议论的力度，如屈原赴死之决绝与世人眷怀之不绝，如事之无凭与人情之殷切，富贵之短暂与声名之无穷，世人之澌灭与屈原之不朽，最终以“大夫知此理，所以持死节”一联贯之，屈原持志之高洁与自己的无限景仰之情，都不待言而自喻。从某种意义上说，这首诗就像是一个预言，宣示了作者未来的志节和对人生道路的选择。后来苏轼毕生坚持自己的政治主张和生活理想，身处逆境而不妥协苟合，同时保持乐观豁达的生活态度，始终对未来充满了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