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待宫使郭舍人致语

　　上片先从春游说起。我们的女主人公因为良人离家远行，无心绪去风光旖旎的西湖春游。“一春不识”，涵盖了整个一个春天都未出游；而“不识西湖面”则把西子湖人格化了。“翠羞红倦”乃“羞翠倦红”之意。这位少妇本来是花容月貌可以与绿叶红花匹敌的，但因心绪不佳，面色无华，因而羞见绿叶，倦赏红花。这是从一个层面、一个角度表现了女主人公郁郁心情。

　　接下来。词人又从另一个角度、另一个层面表现她的情绪：“雨窗和泪摇湘管，意长笺短”。在下着霏霏细雨的窗前，这位少妇在给良人写信，她含泪摇着笔管将自己的情思倾吐在纸上，然而意长笺短，言不尽意，心中的万语千言只能略表一二。这里的“湘管”是指笔管乃由湘妃竹所制。相传大舜南巡不归，其二妃娥皇、女英（帝尧之二女）日夜哭泣，泪洒于竹，竹尽成斑。因而“湘管”也包含悲苦、垂泪之意。“雨窗和泪”已够悲矣（天泪与人泪合一），再加之湘妃之泪，三泪交融，少妇心境之悲表现尽矣！这是第二个层面。

　　下片前二句乃第三层面：少妇之心惟有雕梁之上的燕子理解。这表现了女主人公是寂寞的，空房只有燕子相伴；同时也说明女主人公是贞洁的，她从不招蜂惹蝶，每天和她在一起的只有梁上燕；再者表明孤高的、内向的，她不与凡人为伍，只与紫燕为友，向它倾诉心曲。

　　最后两句展示了女主人公内心世界的第四个层面：她通晓音律，善弹琵琶，她把自己的哀怨诉诸其弦：她怨时光的流驶，红颜的短暂，希望春光较长地留在人间；然而东风无情，它不管琵琶的哀怨，仍吹走了春光，把落花吹得满地都是。这落花岂不是自己青春的象征吗？她哀叹自己的美丽年华就这样在离愁别恨中匆匆凋零，等闲消逝……

　　“西湖”──“湘管”──“梁燕”──“落花”，词人就是通过这四个意象段，多方位、多层面地展示了抒情主人公的内心世界，描画出一条具有个性特征和特定情境的人物情感律动线。

　　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

　　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长其长；慈孤弱，所以幼其幼；圣，其合德；贤，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残疾、惸独、鳏寡，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

　　于时保之，子之翼也；乐且不忧，纯乎孝者也。违曰悖德，害仁曰贼，济恶者不才，其践形，惟肖者也。

　　知化则善述其事，穷神则善继其志。不愧屋漏为无忝，存心养性为匪懈。恶旨酒，崇伯子之顾养；育英才，颍封人之锡类。不弛劳而厎豫，舜其功也；无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体其受而归全者，参乎！勇于从而顺令者，伯奇也。

　　富贵福泽，将厚吾之生也；贫贱忧戚，庸玉汝于成也。存，吾顺事；没，吾宁也。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宋]张载）。作为儒学的经典文献之一，张载的《西铭》在传统社会即备受赞誉而传诵不绝，其根本原因在于，这篇铭文虽然仅有250余字，但却为人们安身立命之道的确立构筑了一个共有的精神家园，而且为社会理想蓝图的构建提供了一个弘阔的境界。直到今天，这篇铭文所描述的价值理想，所展现的人生追求，仍然有着积极而丰富的意义。

　　张载认为，佛老的盛行和儒学的衰微，是导致当时社会价值体系多元冲突的思想根源。张载批评佛道二教，“彼语寂灭者往而不反，徇生执有者物而不化，二者虽有间矣，以言乎失道则均焉”。佛教否定现实世界的实存性而追求自我的涅槃寂静，道教否定现实世界的运动性而追求个体的长生久视，虽然二者立言本旨有所差异，但都否认社会存在的整体性、实存性，失却对社会现实的关怀，抛弃了对社会责任的担当，因而不是合乎世界本真和社会需要的价值观，要解决社会问题，就要弘扬积极入世、关怀现实的儒学价值观。故张载以千古寥寥之勇，造道关中，与佛老计得失，为儒学阐新命，他仰思俯读，博闻强记，稽天穷地，探赜索隐，终其一生而未尝止息，最终立足于当时的社会实际，确立了以儒学为价值本位、以“天人合一”为理论特色的哲学体系。《西铭》正是张载哲学思想和价值理念的集中表现。

　　张载以社会现实为终极关怀，他所要继承的，是以孔孟六经为代表的儒学价值观，他所要确立的，是以博大胸襟关怀社会、关注民生的现世主义。孔子道“仁”，孟子言“善”，张载则认为“仁”是人的价值本性，提倡以“仁”为本的价值取向，这是张载对孔子仁学和孟子性善论的综合发展。在张载看来，“仁”并不仅仅意味着对与自我有亲缘关系之人的孝悌友爱，而是对包括自我、家庭、社会、自然等所有存在的无限的、普遍的关爱，将这种源于自然、发自内心的真挚情感推及社会中所有人乃至宇宙万物，是张载价值理念的基本取向。

　　为了实现社会全体对“仁”的价值理念的认同，张载主张发挥自我心灵的知性作用，面向宇宙寻求人的价值本性的根源。他明确提出“天人合一”的理论命题，并在宇宙观的基础上论证了其价值观的真实性、合理性。在张载看来，整个宇宙是充满“太和”之气的整体实在，天地万物的品类咸亨，皆是“气”大化流行的结果，故个体之我不仅和他人，而且和宇宙中一切存在，本质上都是同一的“气”。张载的“气”论，肯定了宇宙万物存在的实在性、整体性、运动性、和谐性，是对虚妄的、孤立的、静止的、对立的佛道世界观的有力批驳，这种万物一体的宇宙观，是张载“仁”学的宇宙论基础。

　　在此基础上，张载建构了一个“天下一家”、“中国一人”的宇宙社会观。在《西铭》开篇，张载讲“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乾卦至健，代表自强不息的精神；坤卦至顺，代表厚德载物的品性；乾坤精神是宇宙演化运动的内在动力，万物生生不息的终极根源。在宇宙万物之中，天地相互交感而创生万物，至诚无私的庇养万物，是乾坤精神的最伟大体现者，故堪称人类万物共同的父母；人类和万物则共同禀受天地而生，故自我和他人为相互依存的血脉同胞，万物和人类是亲密无间的友好伙伴。张载重构了宇宙中一切存在者的亲和关系，对现代和谐社会的建构具有启示作用。

　　为了高扬以仁为本的价值理性，张载还从宇宙论的角度来说明人物之性的问题。张载认为，万物在气化生成过程中，不仅获得了不同的“形”，而且禀受了共同的“性”。人和物的禀性是同一的，既有来自于“气”散之本原状态的“天地之性”，又有来自于“气”聚之暂时形态的“气质之性”。“天地之性”是价值本性，“气质之性”是人的自然属性，“故气质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由于人类和万物禀受之“气”有清浊、偏正的不同，故在宇宙中有不同的地位。在所有的存在之中，“得天地之最灵为人”，只有人得天地正气而与之并参，故只有人才能发扬“天地之性”，这就是人的价值使命。张载的性论，不仅说明了现实中人物之性的二重化特征，说明了“仁”作为价值本体的终极依据，而且为人发扬这种价值本性关照万物确立了基础。

　　当然，对社会伦理的构建是张载价值观的主题内容。张载认为，对天地的“孝”落实到现实的社会生活中，就是要尽职尽责做好自己的事，尽心尽力关照他人和社会。张载借助传统宗法关系描述了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和职责：“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长其长；慈孤弱，所以幼吾幼。圣其合德，贤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残疾、惸独鳏寡，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在张载看来，自我和他人虽然是同胞关系，但由于各自存在境遇、社会地位不同，所以在社会上的具体职责也不同。但所有的人也应该尊重圣贤，并以之为榜样，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成就自我人格和社会公德。

　　张载还从宇宙观的角度论述了人的“命”和“遇”的问题。在张载看来，“命”是上天赋予，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价值本性，对此，人应该修身以俟之；而“遇”则是气质所禀，是富贵贫贱、福祸寿夭等生存境遇，对此，人应该超然以待之，“富贵福泽，将厚吾之生也；贫贱忧戚，庸玉女于成也，”人生的顺境，是上天对我的恩泽，人生的困境，是上天对我的考验，“不愧屋漏为无忝，存心养性为匪懈”，“存，吾顺事，没，吾宁也”，只有坦然地对待生平所遇，坚持不懈地完善自己的价值本性，才能超越外在境遇对自我的困扰，达到人生的永恒安宁。

　　张载哲学的终极目的，是实现自我和他人、家庭和社会、人类和自然的统一和谐，要实现这种社会理想，首先要在对宇宙无限性、整体性、和谐性的认同的基础上，确立宇宙的基本精神也即自我的价值本性，只有认同了天地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广大仁性，并在现实的社会实践中尽职尽责地承担自己的社会责任，尽心尽力地去关照社会中的每一个成员，才算是发挥了天地之性，而无愧于天地之间。这是张载为中国人构建的具有儒家情怀的精神家园，也是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优秀传统文化遗产。

　　《文氏外孙入村收麦》描写的是苏辙晚年闲居颍昌时的日常生活情景。在麦收季节，外孙文骥来村里帮助自己收割麦子，苏辙写此诗记录。从诸孙入村帮自己收麦写起，写出久雨忽晴、宜事农桑的喜悦。

　　《文氏外孙入村收麦》这首诗表现了作者看到农村劳作和收获的快乐。结合苏辙晚年的遭遇（因为遭受政治上的禁锢，成为朝廷监管的对象，苏辙被迫选择了一种离群索居的生活，几乎断绝了与官场同僚、朋友的交往，这就使得家庭生活成为他诗歌写作的核心内容），其背后也可能暗含自己早已主动疏离且不关心政治和官场的深意。

　　诗歌中，“三夜阴霪败场圃，一竿晴日舞比邻”运用了对比手法。连绵阴雨时人们的沮丧，雨过天晴时人们的欢欣，形成对比，表现了农村麦收季节久雨忽晴、宜事农桑的喜悦。诗人把“三夜阴霪”和“一竿晴日”进行对比，用环境陡然变化，来突出外孙入村收麦的急切与喜悦之情。用词生动形象，富有内涵。“三夜”突出了“阴霪”之长，“一竿”突出了“晴日”到来之惊喜，“败”突出了天气给农人带来的失望、忧虑之情，“舞”突出了农人收获时热火朝天的辛勤与喜悦之情。

　　“急炊大饼偿饥乏，多博村酤劳苦辛。”这句从侧面描写麦收季节繁忙的劳动景象。诗句没有直接描写麦收场景,而是通过家里人忙着做饭、忙着酤酒的场面来间接刻画收麦劳动的艰辛和劳苦,表达了诗人对诸孙的感激之情。

　　“闭廪归来真了事，赋诗怜汝足精神。”这句写对外孙劳动结束关仓归来后的赞叹，诗人表示要写一首诗表扬对方。语言风趣，充满喜悦，表现了诗人的洒脱情怀与拳拳亲情之乐

　　吟咏六朝古迹，是唐宋人诗歌中经常出现的一个题材，但在北宋词中并不多见，贺铸之前只有张昪《离亭燕·一带江山如画》等几首。其中向来受人注目的金陵怀古词，则有王安石的《桂枝香·登临送目》和周邦彦的《西河》。前者因其笔力峭劲而被誉为“绝唱”；后者因其“隐括唐句，浑然天成”而享盛名。贺铸这首《台城游》，也为金陵怀古。从创作时间上来说，正好位于前两者之间；从艺术风格上来说，有着自己的独擅之美，足可以与前两首鼎立词坛。然而，因为贺铸素以“贺梅子”著称于世，时人多激赏其如《青玉案》那样的盛丽深婉之作，而忽视了他抑塞磊落、激越亢爽的抒怀、登临诸作，至使这一颗词中“明珠”，长期以来不甚被人重视。

　　在这首词的上片，贺铸一反怀古诗词大都采取侧面烘托、借景寄慨的蕴藉笔法，首先拈出一段最令人感慨的史实来正面描写，表现了自己指点江山的鲜明态度和强烈的爱憎。

　　开端两句，一写江山，一写史实，都从大处落笔，高屋建瓴，气度非凡。“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州”，长期以来就被骚人墨客所称道。词人登临送目之时，正逢天高气爽的秋季，因此用“潇洒”来形容“南国”，就显得非常贴切传神。在这澄江如练，龙蟠虎踞的江山之中，数百年来，六朝的末代君主，一个个粉墨登场，恣意声色，竞事豪奢，最终国亡身辱，成为江山的千古罪人。词人于“潇洒”之前下一“本”字，于“豪奢”之前下一“浸”字，在貌似客观的评述之中已经蕴含了自己主观上的无限感慨。

　　接下来一连五句，词人用冷静的态度铺叙六朝最后一个君主陈叔宝骄奢淫逸的腐朽生活。这里的每一句，都有着确凿的史实依据。据《南史·陈后主本纪》所载，这位昏庸风流的短命皇帝，在隋兵压境，危在旦夕之际，荒于酒色，不问政事。后宫“美貌丽服巧态以从者千余人，常使张贵妃、孔贵人等八人夹坐，江总、孔范等十人预宴，号日‘狎客’。先令八妇人襞采笺，制五言诗，十客一时继和，迟则罚酒”。这就是词人所写的“台城游冶，襞笺能赋属宫娃”。他搜刮民脂，营结绮、临春、望仙三座高达数十丈的楼阁，偎红倚翠，酣饮消暑。“使诸贵人及女学士与狎客共赋新诗，互相赠答，采其尤艳丽者，以为曲调，被以新声。……其曲有《玉树后庭花》、《临春乐》等。其略云‘璧月夜夜满，琼树朝朝新’，大抵所归，皆美张贵妃、孔贵嫔之容色”（《南史·张贵妃传》）。这也就是词人所写的“云观登临清夏，璧月流连长夜，吟醉送年华”。在最后一句里，词人以皮里阳秋的笔法写出了这批浑浑噩噩的末世君臣优游佚乐的生活和醉生梦死的心理状况，已暗含结拍的转折。

　　果然，“大都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公元589年，隋兵攻破金陵，烧起了一把梁摧瓦飞的熊熊大火。急迫之中，陈后主与张贵妃、孔贵人避身井中。“既而（隋）军人窥井而呼之，后主不应。欲下石，乃闻叫声。以绳引之，惊其太重。及出，乃与张贵妃、孔贵人同乘而上”（《陈后主本纪》），成为历史笑柄。结拍“回首飞鸳瓦，却羡井中蛙”两句，与前五句形成强烈的对比。词人以“回首”二字，由繁华陡折至败亡，以“却羡”二字，漫画似地勾勒出这个惶惶如丧家之犬的亡国之君欲作井中蛙而不可得的悲惨结局，表现了词人对这些污染江山的群丑的愤怒与鄙弃。

　　下片化用唐人诗意，由咏史转入抚今，着重写沧桑巨变、兴亡之感，表达了作者空怀壮志，报国无门的浩茫心事。前五句很明显出自刘禹锡《乌衣巷》一诗。昔日的朱门重院，今天已成为荆扉白屋；昔日的长街通衙，今天已变得狭不容车；当年在雕梁画栋作巢的双燕，如今参差其羽，不知将飞向谁家。强烈的感慨使词人把刘诗中冷静客观的描述改为执著的反诘，在这深情的一问之中，体现了词人因面目全非的沧桑之变而引起的心绪的动荡起伏。

　　“楼外”以下五句，可能是词人登楼所见到的实景，不过显然也受了杜牧《泊秦淮》一诗的启发和影响。词人为了抒情的需要，对眼前的景色进行了精心的剪裁，绘出一幅高远空灵、迷蒙冷寂的秦淮秋月图：秋夜，银河横天，北斗斜挂。一轮明月的柔辉，梦幻般地笼罩着水波潋滟的秦淮河，把几桅樯影清晰地映在铺满银霜的寒沙之上。轻荡的《后庭花》歌声断断续续地随风传来，如泣如诉，令人神伤。词人在结尾有意突出商女“犹唱《后庭花》”这一情节，与上片呼应，是有着自己良苦用心的。亡陈的靡靡之音至今犹回荡在秦淮河上，这与杜牧《阿房宫赋》里“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的慨叹是同一目的的。作者空怀壮志，报国无门，只能把自己抑塞磊落的吊古伤今之情融入这凄清冷寂的画面之中，心事浩茫，摧刚为柔，使人无限叹惋。

　　这首词在音律上，一反《水调歌头》仅叶平韵、不叶仄韵的旧例。不仅平仄通叶，皆用同部之韵，而且以发扬豪壮之音的“麻韵”与“马”、“杩”之上去声韵互叶。轻重相杈，嘹亮亢爽，较他人同调所作，更饶声情。所以龙榆生于这首词的声调组织之美，至有“观止”之叹。

　　此作辞情俱佳，在北宋同题词作中，可与王安石《桂枝香》、周邦彦《西河》鼎足而三。

参考资料：

　　这首词的上片写作者被贬海南凄凉之地感叹时光的易遗，下片写作者回忆普日京都的繁华往事之悲。全词通过今昔对比，抒发了作者对故国的怀念和亡国的悲哀，情感沉郁、感人至深。

　　上片“客路那知岁序移，忽惊春到小桃枝”，词人起首即发出感叹，如今身在异地，竟不知时光节序转换得如此之快，等到惊觉时，春色早已催生了小桃枝上的花蕊。“小桃”是桃树的一个品种，在上元节前后开花，由此呼应词题中所言时令。不知不觉又是一年，而在过去的一年中，故土沦亡，自己四处漂泊，此时回望，真有“往事不堪回首”之恨。

　　词人此时身处都城建康，却怀着深深的羁旅悲凉情怀，这不仅是因为他离开了故乡，更因为他从此再难回到故乡。半壁江山已沦入他手，这个不容否认的事实逼得词人发出“天涯海角悲凉地”的忧凄之语。北宋汴京与南宋建康在地理位置上远远称不上“天涯海角”，但江山易主的剧变，以及战火延绵。有家不得归的事实，使词人感觉两者的距离有如天涯海角。

　　“记得当年全盛时”一句，是作者面对建康上元节时的凄凉景况而生出对过去的怀恋。“记得当年”，回忆北宋过往繁华。词人遥想当年，汴京的上元节是多么盛大热闹，“全盛时”三字，言辞精炼，感情激越，仿佛记忆中的繁华盛景正汹涌而来，喷薄而出。

　　下片则具体讲述“全盛时”的景象，但词人却并不堆金砌玉，而是以“花弄影，月流辉，水精宫殿五云飞”这样清空虚渺的意象，暗示当时汴京城的旖旎风情。花影婀娜，月芒如水，宫殿晶莹剔透，飞云绚丽美好，如此美的景致，最终仍是被铁蹄踏碎，一梦成空，令人“回首泪满衣”。

　　末句“东风”呼应起首“小桃枝”，使词意密合。“分明一觉华胥梦”中“分明”二字，表现出词人梦醒后的清醒，以及意识到这种清醒之后的悲哀。词作开端“那知”、“忽惊”，即流露出如梦初醒的意味。及至一句“记得当年”，又使词人沉浸入过往的“梦境”之中。最后，又因意识到家国残破而从梦中惊醒，不由得泪湿衣襟，难以自已。可见，“梦”在这首词中包含有多层蕴意，既表示词人个人的感情归宿，也用以比喻国破家亡、繁华如梦的苍凉情怀。

　　词中还运用了回忆对比的手法：以今日之悲凉，对比昔日之全盛；以梦中之欢乐，对比现实之悲哀。这种艺术手法冲破时间、空间的束缚，一任感情发泄，姿意挥写，哀而不伤，刚健深挚，与一般婉约词、豪放词均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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