琼花木后土像

　　这是一首描写旅途风光景物与感受的小令。词人作此词时不但有一个时令背景（重阳佳节），而且有一个特殊的历史背景（北宋灭亡后词人南渡，流落江南）。正是这个特殊的历史背景，使这首词具有和一般的羁旅之作不同的特点。

　　上片为旅途即景。开头两句，写早行时沿途的风景。天上还挂着斜月，就动身上路了。驿路上映照着斜月的寒光溪桥上尚凝结着一层晓霜。两句中写词人自己动作的词只一“度”字，但第一句写斜月映路，实际上已经暗含人的早行。两句意境接近温庭筠诗句“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的意境，但温诗前面直接点出“客行悲故乡”，吕词则情含景中，只于“驿路”、“晓霜”中稍透羁旅之意。此外“晓霜”兼点时令，为的是下面提出“残菊”不突然。

　　“短篱残菊一枝晓，正是乱山深处过重阳。”这两句说的是路旁农舍外词人看到矮篱围成的小园中，一枝残菊正寂寞地开着晓花。看到此景，词人想起当天是应该饮酒赏菊的重阳佳节，又感慨到这年这节日，竟乱山深处的旅途中度过了。上句是旅途所见，下句是由此触发的联想与感慨。佳节思亲怀乡，是人之常情，更何况对于有家难归（吕本中是寿州人）的词人来说，由此引起的家国沦亡之痛便更为深沉了。但词人这里并未点破这种痛苦，只是用“乱山深处过重阳”一语轻轻带过，留待下片集中抒发感慨。两句由残菊联想到重阳，又由重阳想到眼前的处境和沦亡的故乡。词人思绪曲折感慨万千，而出语却自然爽利。

　　“旅枕元无梦，寒更每自长。”下片的头两句，由早行所见所感想到夜间他乡客宿情景。旅途中住宿，词人因为心事重重，老是睡不着觉，所以说“元无梦”；正因为深夜不能入睡，就更加感到秋夜的漫长，所以说“寒更每自长”。句中着一“每”字，可见这种情形已非一日，而是羁旅中常有的。“元”、“每”二字，着意而不着力，言外更令人凄然。

　　一般的羁旅之行，特别是佳节独处的时候，固然也会令人有这种难掩的寂寞和忧伤，但词人之所以有此感，却是另有一番滋味心头。“只言江左好风光，不道中原归思转凄凉。”江左即是江东，这里指的是南宋统治下的东南半壁河山。江左风光，历来为生长北方的文人墨客所向往。词人此时身在江东了，却并未感到喜悦。原因是中原被占、故乡难归，寂寞的旅途中，词人思乡之情不禁更加强烈，忧国的凄凉情绪也更加深沉了。两句用“只言”虚提，以“不道”与“转”反接，抑扬顿挫之间，正蕴含无穷忧伤时事的感叹。词写到这里，感情达到高潮，主题也就得到了集中的体现，它和一般羁旅之作不同的特点也自然流露出来了。

　　这首词着力表现词人的中原归思，同时感情又有一个由隐至显的过程。词人结合特定的景物、时令、旅途状况，层层转进，如剥茧抽丝般地来抒发感情，最后凄然归思，这样抒情便显得很自然。词的感情基调虽比较凄凉伤感，但格调却清新流畅。这种矛盾的统一，构成了一种特殊的风格美，使人读来虽觉凄伤却无压抑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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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阕着重写女主人公独宿空房的孤寂心境。开首二句的构思就极为精巧，词人把抽象的“愁”情与无形的“西风”都人格化，它们仿佛早有约会似的，每年要到清秋时节前来赴约，相聚在一起，这就巧妙地把女主人公的心情作了十分富有诗意的表达。“旧游帘幕记扬州”是对思情的极为简练而又非常具体的概括：女主人公当年与她的情人在风月繁华的扬州曾有过一段令人销魂的经历，他们曾在一起偎依相游，曾在帘帏帐幕中卿卿我我。而今“一灯人着梦，双燕月当楼”，写出了闺中人孤独寂寞的境况。词人在这里以“双燕”反衬女主人公独宿空房的孤寂，燕影双双更比照出闺中人形单影只的凄楚。

　　下阕写女主人公思人时的微妙心理活动。“罗带鸳鸯尘暗澹”表明女主人公翘盼游子久久不归懒于梳妆打扮，鸳鸯带已弃置久矣，但她又觉得应该整顿精神保持自己仪容的美貌风流。“天涯万一见温柔”给这一心理活动作了交代：原来她怕天涯游子万一归来见到自己衣冠不整而失却了爱恋的柔情密意。最后二句“瘦应因此瘦，羞亦为郎羞”是女主人公内心声音的坦诚流露，她遥向远方的情人倾诉：我形容瘦损是因对你的思念而这般消瘦，人们看到我这样憔悴而议论我，羞赧我，我甘愿为你而羞！至此一个痴情女子对爱情的忠贞之情已尽现无遗。

　　这首小令写闺中人思念远方的游子。词人借闺中人思念远方的游子之意寄托自己黥面受刑发配外地凄凉悲苦生活，而对过去美好生活的愁思和向往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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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热情地赞颂了那一时代，他把芳菲的春景、闲适的生活和整个社会状况联系起来写，表达了内心极度的欢愉，毫无粉饰太平之嫌，写得真实、健康、开朗。

　　“头上花枝照酒卮，酒卮中有好花枝。”插花者即是年过花甲的作者自己。这就有一种酒不醉人人自醉的感觉：头插花枝，饮酒为欢，花照美酒，美酒映花，鲜花与美酒，充溢于诗人的心扉。一开篇，便活灵活现地表现出了诗人那种悠然自得、圆融自乐的神态。

　　诗人陶醉的原因，颔颈两联以醉歌的形式作了回答。诗人一生度过了六十年的太平岁月，亲眼见了真宗、仁宗、英宗、神宗四朝的盛世，再加以筋体康健，时节芳菲，老人的心遂完全被幸福涨大了。他笑眯着醉眼，看面前的酒杯。只见杯中映着花影，红光溜转，面对这花，这酒，这位处在盛世中的高龄而又健康的老人，他的一生乐事都如同被召唤到了眼前，所以痛饮到大醉方归。

　　该篇与崇尚典雅的传统五、七言律诗相比，风格完全不同。它有白居易的通俗，而其实和白诗并非一路。白诗在平易中一般仍包含着高雅的意境，邵雍这类诗则表现了一种世俗的情怀。它纯用口语，顺口妥溜，吸收了民歌俚曲的因素，又略带打油诗的意味，具有一种幽默感和趣味性。

　　诗格虽不甚高，但充溢着浓烈的太平和乐气氛。这种气氛的形成，固然由于内容是歌唱时康人寿，但还有其他方面的因素：老人白发上插着红花，乐陶陶地对着酒杯，这一形象一开始就给诗带来一种气氛；语言节奏的流走顺畅，“花”、“酒”等字的反复回环出现，也显得和乐遂意；颈联“况复”、“那堪”等词语的运用，末联“争忍……不”的反诘句式，又都能把气氛步步向前推进，有那种“击壤而歌”的意味。对于这类诗，虽然不可能望有盛唐诗人作品的宏伟气象，但尚能近于“安闲弘阔”（《颐山诗话》评邵雍诗）。从中表现出北宋开国后“百年无事”的升平景象，以及一些人在小康中安度一生的那种心满意足的精神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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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谢自然欲过海求师蓬莱，至海中，或谓自然，“蓬莱隔弱水三十万里，不可到。天台有司马子微，身居赤域，名在绛阙，可往从之。”自然乃还，受道于子微，白日仙去。子微著《坐忘论》七篇，《枢》一篇，年百余。将终，谓弟子曰：“吾居玉霄峰，东望蓬莱，尝有真灵降焉。今为东海青童君所召。”乃蝉脱而去。其后，李太白作《大鹏赋》云：“尝见子微于江陵，谓余有仙风道骨，可与神游八极之表。”元丰七年冬，余过临淮，而湛然先生梁公在焉。童颜清澈，如二三十许人，然人亦有自少见之者。善吹铁笛，嘹然有穿云裂石之声。乃作《水龙吟》一首，记子微、太白之事，倚其声而歌之。

古来云海茫茫，道山绛阙知何处。人间自有，赤城居士，龙蟠凤举。清净无为，坐忘遗照，八篇奇语。向玉霄东望，蓬莱晻霭，有云驾、骖风驭。
行尽九州四海，笑纷纷、落花飞絮。临江一见，谪仙风采，无言心许。八表神游，浩然相对，酒酣箕踞。待垂天赋就，骑鲸路稳，约相将去。

　　上片，写“云海”、“人间”、仙境。开头两句突写“茫茫”“云海”世界，气势恢宏。在这浩瀚的自然界中，“道山绛阙知何处”这一问句，为下文展开笔墨作了铺垫。次三句，写“人间自有”贤人在。这贤人就是“龙蟠凤举”的“真良师”、“赤城居士”司马子微。赤城是贤者隐居的理想世界：“赤城，山名，色皆赤，状似云霞，悬霤千仞，谓之瀑布。飞流洒散，冬夏不竭。”（《文选》引孔灵符《会稽记》）“清净”三句写仙道思想和人格修养方法。其核心思想是“清净无为”，其人格修善方法为“坐忘”，为“遗照”，为人诵训的“八篇奇语”，人们凭此可通向有道之士的人生境界。“司马子微隐居天台之赤城，自号赤城居士，尝著《坐忘论》八篇，云：‘神宅于内，遗照于外，自然而异于俗人，则谓之仙也’。”（宋代傅斡注）最后四句写仙境。司马子微“居玉霄峰，东望蓬莱，尝有真灵降焉。”“蓬莱隔弱水三十万里，不可到”，“蓬莱晻霭”，“云海茫茫”，烟雨苍苍，遍布云车、马车和风车，时有“海市蜃楼”的仙境美出现。

　　下片，写对“八表神游”的无限向往，“约相将去”的超然世外生活的执着追求。前三句，交代“神游”的范围和时间：“九州四海”和“落花飞絮”的飘雪时令。“尽”字表明“神游”之地无限广阔；“笑”字表明“神游”之态自然快乐。次三句，写李白的对仙道的追求：“尝见子微予江陵，谓余有仙风道骨，可与神游八极之表。”（东坡序转述李白《大鹏赋》语）这“临江一见，谪仙风彩”，“仙风道骨”，东坡亦“无言心许”。可谓志同道合，“龙蟠凤举”。“八表”三句，写“八表神游”的状态：“相对”，“箕踞”，“酒酣”，“浩然”，欲醉畅怀、盘坐侃谈的仙家风度。最后三句，点明本词之眼：等到李白壮志凌云把《大鹏赋》写完，醉骑鲸鱼，葬身鱼腹时，也就是我们“约相将去”蓬莱、天台成仙之日。下片充满了幻想和魔思的色彩，表明了东坡此时此地思想的局限性。

　　这首词，以神话传说作题材，运用浪漫主义的笔调，记述谢自然仙女求师蓬莱真人良师司马子微而白日仙去事；还记叙了谪仙李白曾见司马子微于江陵，获得“仙风道骨，可谓神游八极之表”的美誉事，且能歌唱，表明了东坡在音律上作了不遗余力的探讨，反映了东坡对宋代社会世俗生活的厌倦，对有道之士的无限敬仰，亦望求仙解脱，超然世外，创造了一种云海、人间与仙境融会，历史、仙话与现实交错的空间文化观，使之达到一种天地人三维完全整合的和谐境界，从而求得一种精神升华的体验，这是东坡追求这种空间文化观的价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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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惟天下之静者，乃能见微而知著。月晕而风，础润而雨，人人知之。人事之推移，理势之相因，其疏阔而难知，变化而不可测者，孰与天地阴阳之事。而贤者有不知，其故何也?好恶乱其中，而利害夺其外也!

　　昔者，山巨源见王衍曰：“误天下苍生者，必此人也!”郭汾阳见卢杞曰：“此人得志。吾子孙无遗类矣!”自今而言之，其理固有可见者。以吾观之，王衍之为人，容貌言语，固有以欺世而盗名者。然不忮不求，与物浮沉。使晋无惠帝，仅得中主，虽衍百千，何从而乱天下乎?卢杞之奸，固足以败国。然而不学无文，容貌不足以动人，言语不足以眩世，非德宗之鄙暗，亦何从而用之?由是言之，二公之料二子，亦容有未必然也!

　　今有人，口诵孔、老之言，身履夷、齐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与造作言语，私立名字，以为颜渊、孟轲复出，而阴贼险狠，与人异趣。是王衍、卢杞合而为一人也。其祸岂可胜言哉?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此岂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竖刁、易牙、开方是也。以盖世之名，而济其未形之患。虽有愿治之主，好贤之相，犹将举而用之。则其为天下患，必然而无疑者，非特二子之比也。

　　孙子曰：“善用兵者，无赫赫之功。”使斯人而不用也，则吾言为过，而斯人有不遇之叹。孰知祸之至于此哉?不然。天下将被其祸，而吾获知言之名，悲夫!

　　把《辨奸论》全文连贯起来看，在写作目的上，作者确有所指，而所指的具体人物，作者又未点明。我们也没有必要进行烦琐考证。仅就立意谋篇上来说，本文确属古文中的名篇。

　　作者提出的“见微知著”的观点是有一定道理的。不要轻视小事情，大事情都是由小事情积累而成的。“防微杜渐”早就是古人奉为圭臬的名言。正如清人吴楚材所说：“见微知著，可为千古观人之法。”

　　本文突出的成功之处在于谋篇。文章开始先将天象和人事进行比较，指出了人事比天象更难掌握，并说明这是由于“好恶”和“利害”所形成的必然结果。言之有理，持之有故，不能不令人首肯。接着，又通过历史上山涛、郭子仪对王衍、卢杞的评论，说明了山、郭二人的评论虽有一定道理，但也有所疏漏，这就为下文的“今有人”起了铺垫作用。本文的第三段是作者倾注全力发泄的部分，将“今有人”的种种表现尽情地加以刻画，一气呵成，有如飞瀑狂泄，其笔锋之犀利，论证之严谨，不能不令人叹为观止。而在结尾处，作者又留有余地地提出两种可能出现的情况，这就使人感到作者所持的公允的态度。

　　作者在批评“有的人”时，把生活习惯（如不修边幅）也作为攻击的口实，未免失之偏颇了。但是，这点微疵并不足以影响本文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