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凫盟自燕中归枉顾晋阳同周茂山喜赋

　　这首古体诗写诗人的一个平常的生活片断。诗人按照行动的足迹，安排了连续的四个场面。全诗没有奇思妙语，没有汹涌的生活波澜。诗人只是拣取身边日常琐事，平淡的生活场景，略加点染，流露出恬淡的生活旨趣，给人以情真语切的感觉。

　　先写归家途中的情景。“暮归山已昏，濯足月在涧。”暮色苍茫，乱山昏暗。崎岖的山道上，诗人信步归家。在诗人的感觉中，溪涧潺谖，淙淙作响；明月初升，清辉撒冷；涧水清澈，月影流布。空山是这样的清幽，这样的寂寥。身在其中，濯足清流，别有一番情趣。“濯足”暗用了《楚辞·渔父》的故实，含蓄地表达出诗人的身份、生活态度和高尚节操。起句擒题，所写之景，所叙之事，无不是“暮归”，无不是“山中”。

　　随着诗人的脚步，眼前出现了一座山间陋室。“衡木栖鹊定，暗径流萤乱。”其屋横木为门，简陋如此；鹊栖其上，冷落可知。再以小径幽暗，流萤乱飞加以渲染，景象的荒芜，氛围的凄清，家境的贫寒很好地表现了出来。诗人的感情通过“衡门”作了隐隐的透露和巧妙的暗示。衡门虽然简陋，但如果自己不以为陋，也可以游息其间。贤者乐道忘忧，虽身处陋室，而不以为苦，反能自得其乐。这是一种乐观的人生态度，尽管这种态度的背后也有悲哀和痛苦。诗人就是以这样的贤者自居，甘处衡门，自得其乐。从“栖鹊”、“流萤”等景物看，较一、二句所写事物已有一段时间间隔，这时夜幕降临已很久了。“栖鹊定”与“流萤乱”，这一“定”一“乱”，一静一动，相映成趣，下字十分准确，是句中字眼。

　　接下来便是叙写家人团聚的情景。“妻孥候我至，明灯共蔬饭。”天色已晚，灯火已明，粗菜淡饭已具，妻子儿女坐等诗人归家。和乐融融的山乡田家生活显得真切而自然。最后以诗人伫立松桂之下，仰望浩渺星空作结，意蕴幽远，含蓄深沉。“伫立松桂凉，疏星隔河汉。”夜已很深，万籁俱寂；晚风习习，凉意袭人。诗人久久伫立，徘徊松桂之下。仰望天空，只见疏星点点，明月高悬，勾起了诗人无限的遐想。诗人似乎有所失落，有所追寻，而失落追寻的究竟为何物，又显得倘恍迷离，这就给读者留下了可供想象的无限空间。

　　全诗采用移步换景之法，层层推移，步步腾挪，使诗歌跳脱而有变化。诗人用疏淡的笔触，通过平凡生活事件的叙述和特定环境的描绘，反映出诗人复杂的内心世界。有对山问恬淡生活的热爱，也有人生失意后的淡淡哀愁。诗中的溪涧幽泉，青松佳桂等意象，透露出山野闲人那种清高隐逸的旨趣。而暗径幽深，流萤乱舞，又烘托出诗人烦乱茫然的情绪。诗的基调是较为明快自然的，但也多少笼罩了一层轻柔的迷惘和淡远的惆怅。诗人运笔古拙，洗脱铅华，纯用白描，以平实直朴取胜，而不以夸饰渲染为工。初读起来似觉有些乏味，但细加玩赏，便又能感觉到语虽淡而味终不薄。这也许就是此诗的成功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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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片“百尺章台撩乱飞，重重帘幕弄春晖”，是对柳如是处于名妓生活的写照。这里明写杨柳，暗喻柳如是之姓，语意双关。“百尺”，指柳如是当时居住高楼，名望甚高，难以攀折。“撩乱飞”，有思绪撩乱纷纷之意。“重重帘幕”，指柳氏所居之深宅大院，甚为豪华。“弄春晖”，指舞弄着“春色”，正在走红。整个两句，描写柳如是当时在妓女界的名望、地位及其豪华生活。对这位功名未就、生活拮据的年少书生陈子龙来说，自然既存爱慕之心，又有怜惜之意。遂有“怜他漂泊奈他飞”的感慨。柳如是幼年即为周道登玩弄于股掌之上，年十五流落风尘，漂泊的命运犹如杨花柳絮，引起陈子龙的怜惜与同情；加以对柳如是深情相爱，但由于自己生计尚不富裕，家有嫡妻把持，无法将柳如是救出水火，结为鸾风，在这无奈之中，只有像杨花一样，任他随风飘荡了。

　　下片“淡日滚残花影下，软风吹送玉楼西”，这里将柳如是的未来生涯，继续比作杨花柳絮，作动态的描述加以警告。此处“淡日”，指暗淡的日子。“软风”，指柔和的微风。就是说，不须要强劲的风，即可轻轻地将花下的絮球吹到楼边墙角，了它残生。这里有着深刻的含义，作者向他的恋人柳如是提示：不要只看到在这青春盛日，被那名流学士竞相追逐的繁华似锦的生活（指上片“重重帘幕弄春晖”的盛况），还须想到日后年老色衰，渐渐为人所弃的暗淡日子里的悲惨处境。上片一个“弄”字，下片一个“残”字，上片渲染“春晖”，下片揭示“淡日”，一前一后，遥相呼应，一喜一悲，相互映照，很是值得玩味。最后以“天涯心事少人知”作结，含蓄有致，给读者留下了想像的余地。就是说，我的这一番心事，是很少有人知道的，您可知否?真是语重心长，含情脉脉，其中蕴藏着多少感人的肺腑之言！至于此处的“天涯”，究竟指的是：人在天涯，寄语情怀；还是人在咫尺，心怀天涯之事？又，这番“心事”，究竟指的是：恋情堪虑的心事，还是事业抱负的心事?都未明言。所有这些，留给读者去品味吧！

　　陈子龙在这短短的小令中，感情丰富真挚，笔调高雅蕴藉，非大手笔莫能为之。由此即可看出他真情实感及其文学才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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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首诗是作者在汴京观看元宵佳节的盛况时所作。诗人通过对中山孺子、郑女燕姬精彩演出场景的描述，为读者展现一幅元宵节月光下许多台杂剧争妍斗丽的画面，反映了汴京元夕戏剧演唱的热闹景况。

　　“中山孺子倚新妆，郑女燕姬独擅场。”先从来自各地的伶人粉墨登场写起。先写北方的男性青年——“中山孺子”，这些挑选出来参加歌唱的男青年本来就已经标致，再穿上入时的新装，打扮起来，变得更加帅气。再写北方女子——“郑女燕姬”，这些参加演唱的女子当然也是挑选出来的美女，她们胜过众人，压倒全场。中山少男、郑燕少女都善演戏曲，说明当时杂剧传布的盛况。

　　开始这两句虽然旨在点明演唱的人员，但又并非是纯乎客观的介绍，诗中“倚新妆”、“独擅场”应是互文见义，“倚新妆”的“倚”字，“独擅场”的“独”字，都暗含着一种互相比赛，争妍斗艳之意，男女的情态得到了生动的表现，那种热烈、欢乐而又兴奋的场面，也凸现出来。这时虽然还没有写到他们的歌唱，但人们可以想见，这些英俊的男子、漂亮的女子的歌声，应该十分美妙。而少年男女争扮周宪王剧中人物，也使读者对当时剧界的风气颇有所领会。从侧面反映了汴京作为古时都会，在历受金元劫难之后，经明初的休养生息而恢复生机，重现繁华，其民俗风情，也通过这两句表露出来。

　　“齐唱宪王春乐府”作为全诗的中心，终于写到了歌唱，主要表现男女声齐唱时的情形。不过诗句中也并没有写到歌声如何，只点明歌唱的形式是“齐唱”，歌唱的内容是“宪王”的“春乐府”。

　　据《明史·诸王传》，宪王即朱有墩，世称周宪王。他能诗善画，谙晓音律，是明初影响较大的散曲、杂剧作家，剧作达三十一种，总名《诚斋乐府》，这里演唱的是他的乐府中的一种。地位这样显赫、成就又很高的人物的乐府，自然是十分美妙的了。用男女声“齐唱”的形式来演唱，不仅声音宏大，而且刚柔相济，雄浑中有清脆。“齐唱”二字，刻意渲染出元宵欢庆，万民同乐的情景，给人的感觉是舞台上伶人的演唱与舞台下观众的和唱一起进行，场面肯定是热闹之极。这里仍然只是暗示，没有正面去写歌声，但却使人有如闻其声的感觉。

　　“金梁桥外月如霜”不仅没有写到歌声，反而宕开笔端，写起了戏曲表演场地旁金梁桥外的夜景和天上的月色。“金梁桥”在汴京，从桥上望过去，那一轮明月正遥挂天际，洒下如霜的清光，给整个汴京城披上了一层薄薄的轻纱，全城变得朦胧、幽邃，更加显示出动人的韵致。“月如霜”之清冷幽静，与前面所描绘的欢庆热闹情景似乎不相吻合，然而这一句实际上却是诗人的神来之笔，以淡墨衬浓彩，余韵宛转，余味曲包，深得唐人竹枝词之妙。此时，那男女齐唱“春乐府”的歌声，不仅响彻全城，而且在月光中也更加清亮，仿佛从地上直飘向月宫。

　　这一句，作者是以景衬声，在诉诸视觉的月色中，暗暗包含了诉诸听觉的歌声，这样一衬，歌声似乎显得“形象化”了，好像看得见，摸得着，更给人以清晰、深刻的印象。作者巧妙的安排，使得诗歌最后更加耐人含咀，神味隽永，情韵不匮。

　　《汴京元夕》寥寥四句，再现了汴京元宵之夜演出戏曲时演员擅场，众人齐唱的欢乐场面。流畅自然，清丽可喜，颇有唐竹枝民歌风味，为其集中七绝之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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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人者，盖当蓼洲周公之被逮，激于义而死焉者也。至于今，郡之贤士大夫请于当道，即除魏阉废祠之址以葬之；且立石于其墓之门，以旌其所为。呜呼，亦盛矣哉！

　　夫五人之死，去今之墓而葬焉，其为时止十有一月耳。夫十有一月之中，凡富贵之子，慷慨得志之徒，其疾病而死，死而湮没不足道者，亦已众矣；况草野之无闻者欤？独五人之皦皦，何也？

　　予犹记周公之被逮，在丁卯三月之望。吾社之行为士先者，为之声义，敛赀财以送其行，哭声震动天地。缇骑按剑而前，问：“谁为哀者？”众不能堪，抶而仆之。是时以大中丞抚吴者为魏之私人毛一鹭，公之逮所由使也；吴之民方痛心焉，于是乘其厉声以呵，则噪而相逐。中丞匿于溷藩以免。既而以吴民之乱请于朝，按诛五人，曰颜佩韦、杨念如、马杰、沈扬、周文元，即今之傫然在墓者也。

　　然五人之当刑也，意气扬扬，呼中丞之名而詈之，谈笑以死。断头置城上，颜色不少变。有贤士大夫发五十金，买五人之头而函之，卒与尸合。故今之墓中全乎为五人也。

　　嗟乎！大阉之乱，缙绅而能不易其志者，四海之大，有几人欤？而五人生于编伍之间，素不闻诗书之训，激昂大义，蹈死不顾，亦曷故哉？且矫诏纷出，钩党之捕遍于天下，卒以吾郡之发愤一击，不敢复有株治；大阉亦逡巡畏义，非常之谋难于猝发，待圣人之出而投缳道路，不可谓非五人之力也。

　　由是观之，则今之高爵显位，一旦抵罪，或脱身以逃，不能容于远近，而又有剪发杜门，佯狂不知所之者，其辱人贱行，视五人之死，轻重固何如哉？是以蓼洲周公忠义暴于朝廷，赠谥褒美，显荣于身后；而五人亦得以加其土封，列其姓名于大堤之上，凡四方之士无不有过而拜且泣者，斯固百世之遇也。不然，令五人者保其首领，以老于户牖之下，则尽其天年，人皆得以隶使之，安能屈豪杰之流，扼腕墓道，发其志士之悲哉？故余与同社诸君子，哀斯墓之徒有其石也，而为之记，亦以明死生之大，匹夫之有重于社稷也。

　　贤士大夫者，冏卿因之吴公，太史文起文公、孟长姚公也。

　　本文是为五位普通的平民百姓树碑立传的文字，探讨了生死价值这样重大的问题。全文以"义"为核心，成功地运用了记叙、议论、抒情三结合的表达方式。作者首先肯定五人之死是“激于义”，开篇抓住一个“义”字。五人是为义而生，为义而争，最后为义而献身。这就使读者联想起孟子的名言──“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可以说，本文是对孟子名言的生动诠释。

　　明代大奸臣、大宦官魏忠贤无恶不作，杀害了许多正直之士。东林党人与之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苏州市民旗帜鲜明地站在东林党人一边，用鲜血和生命捍卫正义。五人是苏州市民的优秀代表。作者用饱蘸感情的笔墨，叙述了五人的动人事迹，歌颂了平民英雄的高尚品质。

　　“然五人之当刑也，意气扬扬，呼中丞之名而詈之，谈笑以死。断头置城上，颜色不少变。”大义凛然，惊天地，泣鬼神!语言简练生动，铿锵有力。

　　作者为了突出五人的英雄行为，运用对比的手法加以表现。“大阉之乱，缙绅而能不易其志者，四海之大有几人欤？”在阉党横行天下，炙手可热之时，多数人采取了苟且偷安的做法，甚至助纣为虐，为虎作伥。而五人面对阉党的淫威，无所畏惧，视死如归。应该说，一般的老百姓对阉党的倒行逆施可以不管，因为他们不在其位。但五人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大境界投入到对阉党的斗争中去，并且慷慨赴死，义无反顾。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高尚的精神。而那些身在政位，吃民膏、喝民血的“缙绅”，却在阉党的淫威下屈服了，变节了。作者问道：“而五人生于编伍之间，素不闻诗书之训，激昂大义，蹈死不顾，亦曷故哉?”这一问，多少缙绅无地自容?“十年浩劫”期间，林彪、“四人帮”专横跋扈，“缙绅而能不易其志者，四海之大有几人欤?”张志新，一个普通女干部，坚持真理，宁死不屈，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铮铮铁骨。也有许多人投靠“四人帮”，出卖良心，出卖人格。历史是如此惊人地相似。

　　张溥认为：“大阉逡巡畏义，非常之谋难于猝发，待圣人之出而投缳道路，不可谓非五人之力也。”作者认识到了平民百姓的作用，这是非常可贵的。读此段，读者可能会联想到鲁迅先生在《记念刘和珍君》中所写的句子：“我目睹中国女子的办事，是始于去年的，虽然是少数，但看那干练坚决，百折不回的气概，曾经屡次为之感叹。至于这一回在弹雨中互相救助，虽殒身不恤的事实，则更足为中国女子的勇毅，虽遭阴谋秘计，压抑至数千年，而终于没有消亡的明证了。倘要寻求这一次死伤者对于将来的意义，意义就在此罢。”这样的文章都是用心，不，是用生命写成的。张溥若知三百年后有一鲁迅君执匕首般的笔尖写慷慨之情，不知作何感想？

　　第五段是本文最精彩的一段。本段夹叙夹议，反复对比，将文章的中心升华到一个理性的高度。作者将“高爵显位”的辱人贱行，与五人的嘉节懿行比照论述，从而提出“轻重固何如哉”的问题让读者思考。接着，作者把五人的英勇就义与假设五人寿终正寝作对比，从而揭示出“亦以明死生之大，匹夫之有重于社稷也”这一富有进步性的观点。读者至此，是否联想到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的那句名言──“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五人之死，重于泰山，与日月同辉，与山河共存。

　　第六段也用对比手法，但以“由是观之”领头，表明它与第五段不是机械的并列关系，而是由此及彼、层层深入的关系。“是”是一个指代词，指代第五段所论述的事实。从第五段所论述的事实看来，仗义而死与苟且偷生，其社会意义判若霄壤。作者以饱含讽刺的笔墨，揭露了“今之高爵显位”为了苟全性命而表现出来的种种“辱人贱行”，提出了一个问题：这种种“辱人贱行”，和“五人之死”相比，“轻重固何如哉”?苟且偷生，轻如鸿毛；仗义而死，重于泰山。这自然是作者希望得到的回答。

　　在作了如上对比之后，作者又从正反两方面论述了“五人”之死所产生的另一种社会效果。从正面说，由于“五人”“发愤一击”、“蹈死不顾”而挫败了浊乱天下的邪恶势力，因而“得以加其土封，列其姓名于大堤之上。凡四方之士，无有不过而拜且泣者，斯固百世之遇也”。从反面说，“五人者保其首领以老于户牖之下，则尽其天年，人皆得以隶使之，安能屈豪杰之流，扼腕墓道，发其志士之悲哉?”应该指出：这不仅是就“五人”死后所得的光荣方面说的，而且是就“五人”之死在“四方之士”“豪杰之流”的精神上所产生的积极影响方面说的。“四方之士”“过而拜且泣”，“豪杰之流，扼腕墓道，发其志士之悲”，不正表现了对“五人”同情、仰慕乃至向他们学习的崇高感情吗?而号召人们向“五人”学习，继续跟阉党余孽作斗争，正是作者写这篇文章的目的。

　　这篇文章题为《五人墓碑记》，歌颂“五人”当然是它的主要内容。但社会是复杂的，事物是互相联系的，要孤立地歌颂“五人”，就很难着笔。张溥在这篇文章中，与“五人”相对比，不仅指斥了阉党，还暴露批判了“富贵之子，慷慨得志之徒”和“缙绅”“高爵显位”等等；与“五人”相映衬，不仅赞美了周顺昌，还肯定了“郡之贤士大夫”。正是由于有了这一系列的对比和映衬，才充实了歌颂“五人”的思想内容，加强了歌颂“五人”的艺术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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