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郝元直

　　这是一首作者表白自己的艺术主张的诗。指出文艺批评应提倡有独到的见解，不可鹦鹉学舌，人云亦云。

　　作者一针见血地指出：评论诗词的好坏优劣，应当有自己的见解和主张哪个，而不能像文坛艺苑中的某些人一样，心口雌黄。马克思哲学认为，要做到独具慧眼，深刻地认识、把握事物的本质，一是必须在实践中占有大量的感性材料；而是必须善于对感性材料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加工，实现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飞跃和发展。

　　前二句点出在纷纷的艺苑里各种说法鱼龙混杂，这时　需要的是独具慧眼，有自己的视角和观点。当然这是相当不容易的，需要自己有深厚的学养和阅历，成为“高人”。

　　后二句作一形象的比喻，用矮人看戏作比，矮人看戏时被前边的人挡住目光，哪里能看到戏台上的场景?戏散大家一起谈起来时，只能是附和人家的说法。这就好比我们自己对“艺苑”的看法，如果自己学力浅薄，不能“独具只眼”，那就只能“随人说短长”了，这种鹦鹉学舌，拾人牙慧的行为作者是坚决反对的。

　　这首诗继承以诗歌体裁论诗歌的传统，见解卓异，说理畅达。全诗看似佶手拈来、随手而出，但却具有极为精辟深刻的理论内涵。李白、杜甫被称为诗中仙圣，在唐代即受到推崇，如韩愈在仕由逝世时才3岁，后来他熟读李杜诗篇，作有《调张籍》一诗，其中有“李杜文章在，光芒万丈长”“伊我生其后，举颈遥相望”等语，可谓敬佩得五体投地。而后世特别是明清两代，对李杜的崇拜更是前所未有，并且普遍地认为诗自唐以来诗道不振，一代不如一代。甚至有人还提出从《诗经》以来每况愈下、自宋元以来无诗之论，这种看法在明清诗歌理论中占有主导地位。

　　诗人开篇即总论概述了这一普遍现象，以李杜为代表指出了他们的诗作固然光耀千秋，流传万古，其崇高地位与普及程度已是脸炙人家传户诵。接下来却陡然转笔，尖锐地指出了这种情况带来的另外的弊端：熟极而流，不仅令人觉得从内容到形式都没有新意，而且还隐隐含有这一现象在某一程度上阻碍了后世诗人的创新之意，其见解之深刻，笔触之辛辣，思虑之周到，足以发人深省。前两句并非真足在贬低李杜，而是为下文略作铺垫而已，以下即转入主题的抒发。

　　这首词是纳兰性德与好友饮酒时的寄情之作。词人写这首词，既是劝慰临行的好友，也是在抒发自己对好友被小人谗害的激愤之情。

　　词的上阕寥寥二十一字，却弥散着失意与无奈的情绪。一句“折尽风前柳”，点明了送别的主题。正所谓“年年柳色，灞陵伤别”，离别总是让人感伤的，而一个“尽”字，亦写出了词人不舍的深情——似乎只有折完风前的细柳方能显示出他对友人的惜别之情。隋朝诗人的《送别诗》说：“柳条折尽花飞尽，借问行人归不归”。离别总是黯然销魂，也总能勾起万般感触。
　　
　　词的下阕，笔锋突转，由伤别转入对世事人生的感叹。“休为西风瘦，痛饮频搔首”化用李清照的《醉花阴》词：“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以此来劝慰友人勿叹于西风古道，不要独自销魂消瘦，今日一别，相聚又不知是何时，索性狂歌痛饮，以慰年华吧。“痛饮频搔首”，这里容若当是引申自居易《代书诗一百韵寄微之》诗中“此日空搔首，何人共解颐”的句子，将友人引为人生知己。故此句既是慰友亦是慰己。接下来，容若继续宽慰友人：小人谗滂君子，污其清白，自古已然，就好像上天早已安排好的一样。正如他在《金缕曲·赠梁汾》中所言，“蛾眉谣诼，古今同忌”。此时的纳兰是愤愤不平的，却也是沉默无奈的，但这种沉默却源自他的清傲与旷达。

　　这首词写别情，却脱出别情外，终又回到别情上，始终想解脱，故作旷达语，又始终不可解脱，终归于一句对于人生的理解“自古青蝇白璧，天已早、安排就”，以此宽慰自己。全词可谓凄婉哀绝，能催人生出同感来。

参考资料：

　　这首诗首联领起“持鳌赏桂”，重点却在写人的狂态；颌联紧承“兴欲狂”而来；颈联回到吃蟹上来，续写吃蟹人的狂态；尾联顺着上联之势，融汇宋人苏轼的赋意诗境，以自喻的口吻，为自己的贪馋狂态辩解，并结束全诗。全诗首尾照应，中间二联对仗工稳，且语带双关，句句咏蟹，又句句写人，咏物与言志抒怀关合紧密，写来情性率真，自然地流露了贾宝玉的思想性格。

　　首联领起“持鳌赏桂”，重点却在写人的狂态。首句说出在阴凉的桂花树下这一环境中持鳌，心境是欢快的，因此诗中着一“喜”字，点出人物心情。次句写出持螯人的两个细节：“泼醋擂姜”，把吃蟹人的粗狂戏耍之态生动真切地表现了出来。这已不是一般的“喜”了，因此诗以“兴欲狂”落在首联。诗的开头，富有生活情趣，“狂”字为全诗定下了基调。

　　颌联紧承“兴欲狂”而来。“饕餮王孙应有酒”补足“兴欲狂”之意，以酒助兴。此联不但语极豪爽，更兼语带双关。“饕餮王孙”承上而来，显然是以此自比，“横行公子”又与它相对，表面是咏蟹，实是以蟹自喻；表面是说蟹无肝肠却得了个“横行公子”的恶号，实是宝玉借以回答世人对自己的妄评。这就无异于在说，自已之所以行为无所忌惮，不为别的，只是因为自己腹无孔孟之道，对仕途之路毫无意兴、无动于衷的缘故。咏物诗，无非是托物抒怀。宝玉如此赞扬螃蟹的“横行无忌”，并以此自况，且感情如此激烈，大有“行为偏解性乖张，哪管世人诽谤”的味道，在世人看来，确实是够“狂”的了。

　　颈联回到吃蟹上来，续写吃蟹人的狂态。诗不明言吃蟹人之狂，只用具体生动的形象说话，写吃蟹人忘了一切顾忌，读者自能体会吃蟹人为饱口腹而贪吃的情态。

　　尾联顺着上联之势，融汇宋人苏轼的赋意诗境，以自喻的口吻，为自己的贪馋狂态辩解，并结束全诗。苏东坡在《老饕赋》中，曾用铺张的笔法嘲笑一个贪馋忙吃的老饕；在《初到黄州》诗中亦云：“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称荒唐”。宝玉搬出“坡仙”来，还说螃蟹生来就是“为世人美口腹”的，生活情趣熠然而出，读来不禁怡然而笑。他只自嘲而绝不虚伪矫饰，其处世为人之道，不亦昭然乎。

　　全诗以“持鳌赏桂”开头，为自己的贪馋狂态辩解，以自嘲作结，首尾照应。中间二联对仗工稳，且语带双关，句句咏蟹，又句句写人，咏物与言志抒怀关合紧密，写来情性率真，自然地流露了自己的思想性格。这也就无怪乎林黛玉要对它大加赞扬，说“你那个很好，比方才的菊花诗还好”，并要他留着给人看看。

参考资料：

　　黄生允修借书。随园主人授以书，而告之曰：

　　书非借不能读也。子不闻藏书者乎？七略、四库，天子之书，然天子读书者有几？汗牛塞屋，富贵家之书，然富贵人读书者有几？其他祖父积，子孙弃者无论焉。非独书为然，天下物皆然。非夫人之物而强假焉，必虑人逼取，而惴惴焉摩玩之不已，曰：“今日存，明日去，吾不得而见之矣。”若业为吾所有，必高束焉，庋藏焉，曰“姑俟异日观”云尔。

　　余幼好书，家贫难致。有张氏藏书甚富。往借，不与，归而形诸梦。其切如是。故有所览辄省记。通籍后，俸去书来，落落大满，素蟫灰丝时蒙卷轴。然后叹借者之用心专，而少时之岁月为可惜也！

　　今黄生贫类予，其借书亦类予；惟予之公书与张氏之吝书若不相类。然则予固不幸而遇张乎，生固幸而遇予乎？知幸与不幸，则其读书也必专，而其归书也必速。

　　为一说，使与书俱。

　　作者认为自己幼时借不到书而“形诸梦”是非常不幸的，而黄生能与作者“公书”是非常幸运的，所以作者要黄生“知幸与不幸”，珍惜少时光阴，专心读书。我们当代的读书条件比起黄生来又不知要幸运多少倍，我们更应“知幸与不幸”，珍惜现在这大好的学习条件和自己的青春年华，刻苦读书。如果学有不成，非他人之过，自己应该多反省，知警惕。这篇“说”就青年黄允修向作者借书一事发表议论，提出“书非借不能读”的观点，勉励青年化弊为利，努力为自己创造条件，发奋求学。

　　课文围绕中心，夹叙夹议，层次清楚地阐明事理。文章一开始就提出了“书非借不能读”的观点，出人意料，引人深思，随后围绕着这个中心，逐层展开阐述。先以帝王、富贵人家全都藏书丰富，却没有几个读书人，以及祖父辈尽心藏书而子孙辈随意毁弃书这三种常见的事实，来作初步证明；再运用类比推理，以人们对于借来的东西和属于自己的东西所采取的不同态度，来说明这个论断是具有普遍意义的。　作者从那常见的现象中推究出其原因──“虑人逼取”，这种外来的压力，会化为鞭策自己的动力，有力地证明了“书非借不能读”的观点。接着，作者又拿自己年少时借书之难、读书用心之专和做官后有了大量的书籍却不再读书等切身经历，从正反两个方面做进一步的论证。最后，在上述分析说明的基础上，紧扣“借书”一事，指出黄生有幸而遇肯“公书”的人，勉励他应该珍惜机会，勤奋学习。

　　需要注意的是，本文的中心论点虽然是“书非借不能读”，但很明显，仅从字面上来看，这个论点带有很大的片面性。“说”本身不同于规范、正统的论说文，本文作者袁枚又是一位才子气颇重、任性适情的人。因此，我们更宜于把本文视为作者在有感而发的情况下率性而为的一篇带有游戏性质的小文，其中包含有对逝去的青年光阴的怀念、对如今自己的自嘲，而主旨则在鼓励、教育黄生，只是没有板起面孔来。

　　中心：作者就黄生借书一事发表议论，提出“书非借不能读”的观点，勉励黄生努力为自己创造条件，发奋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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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北之山，蜿蜒磅礴，连亘数州，其奇伟秀丽绝亘之区，皆在吾县。县治枕山而起，其外林壑幽深，多有园林池沼之胜。出郭循山之麓，而西北之间，群山逶逦，溪水潆洄，其中有径焉，樵者之所往来。数折而入，行二三里，水之隈，山之奥，岩石之间，茂树之下，有屋数楹，是为潘氏之墅。余褰裳而入，清池湫其前，高台峙其左，古木环其宅。于是升高而望，平畴苍莽，远山回合，风含松问，响起水上。噫!此羁穷之人，遁世远举之土，所以优游而自乐者也，而吾师木崖先生居之。

　　夫科目之贵久矣，天下之士莫不奔走而艳羡之，中于膏盲，人于肺腑，群然求出于是，而未必有适于天下之用。其失者，未必其皆不才；其得者，未必其皆才也。上之人患之，于是博搜遍采，以及山林布衣之士，而士又有他途，捷得者往往至大官。先生名满天下三十年，亦尝与诸生屡试于有司。有司者，好恶与人殊，往往几得而复失。一旦弃去，专精覃思，尽究百家之书，为文章诗歌以传于世，世莫不知有先生。间者求贤之令屡下，士之得者多矣，而先生犹然山泽之癯，混迹于田夫野老，方且乐而终身，此岂徒然也哉？

　　小子怀遁世之思久矣，方浮沉世俗之中，未克遂意，过先生之墅而有慕焉，乃为记之。

　　这篇散文借记河墅之景，颂扬隐居山林，高洁不污的河墅主人——他的老师潘木崖先生。思想内容十分可取，艺术手法独具亘色。

　　文章分为三段，首段记游写景，中段议论抒情，最后统括全篇，卒章显志。外在形式与思想内容高度统一，实为桐文讲究“义法”之范文。文章“因声求气”，造句上以四言为主，杂以三，五、七言，既有古歌行韵味，又有韩柳遗风，音律俱佳，字句传神。如第一段写河墅眭境，文笔清新优美，富有诗情画意。开头两句：“江北之山......多有园林池沼之胜。”是闲大写意的笔法把桐城河山和盘托出，有如登高鸟瞰，全景尽收眼底。接着避虚就实，去粗取精，细描木崖住宅环境，如“出郭循山之麓......是为潘氏之墅。”如此由表及里，精雕细刻，还嫌语不惊人，又“升高而望”，用远景烘托渲染，如“平畴苍莽，远山回合，风含松间，响起水上。”近于泼墨。翘首远望，景色错落，十分开阔壮观；侧耳静听，风啸水吼，难以捉摸的大自然之声写得渐沥萧飒，奔鹃澎湃，可听，可感，可见。至此，大丈夫不遇于时的安适生活环境描画得美不胜美。先秦的哲学家荀子在他的《乐论》中说：“不全不粹不胜美。”看来，戴氏对前人的这个美学观念是心领神会的。他在描写河墅时，既丰富地全面地表现自然环境，又去粗取精，经过锤炼、提高、集中，更典型，更具普遍性地表现自然环境，难爱是很大的。“全”和“粹”是一对矛盾的统一体。只远望求“全”，不近观颐“粹”，是自然主义，只讲“粹”而不反映“全”，又容易走上抽象的臣式主义的道路。

　　《河墅记》的写作，求全而不失粹，确切地说，是概“全”以精“粹”。如果我们再将第一段把玩一番，我们就会发现戴氏笔下的河墅，如同一幅出神入化的“龙图”，云中虽只露出一鳞一爪，然而全貌宛然可见。戴氏把握“全”与“粹”的关系如此之娴熟，自然得益于桐文的“义法”之说。因为桐城古文义法本身就有两种意义：“就文之整体言之，则包括内容与形式的调剂，而融合以前道学家与古文家之文论。就文之局部而言之，即专就学文方式而言，则又能融合秦汉派之从声音证人以摹拟昔人之语言，与唐宋派之从规矩证人以摹拟昔人之体式”。中国的山水散文萌芽于两晋，产生于南北朝，鼎盛于唐宋，戴名世继承了前人记游记景的散文传统，模山范水，体物图貌，技巧很高，为桐城散文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这篇散文还不同于当时士大夫娱情山水的闲情逸致，风雅倜傥之作，戴氏在这篇文章中弃铺陈擒藻之常法，求淡描点画之奇功，其目的在于债河墅之美，赞颂河墅主人潘木崖光明峻洁的人格和独立不群、不同世俗的高尚品质。潘先生应试不第后，从科场回到山庄，托怀玄胜，远咏老庄，过上清淡、闲适、幽雅的生活，与世俗之徒断绝了来往，这也是戴氏所倾慕的。在他看来，介人迫名逐利的官场，“与其有誉于前，孰若无毁于其后；与其有乐于身，孰若无忧于其心”。既然科场失意，弃绝了入仕的念头，“结庐在入境，而无车马喧”，有何不好。

　　他在文章的第二段中的议论，情绪激昂，气势恣纵，他为先生的际遇鸣不平，矛头直指贻误人才的科举制度。如“夫科目之贵久矣，天下之土莫不奔走而艳羡之，中于膏盲，人于肺腑”，寥寥数笔，使那些追名逐利的官迷丑态毕现；而“犹然山泽之瘤，混迹于田夫野老，方且乐而终身”，则赞扬了潘木崖不为利禄所诱惑的高洁风貌。“其失者未必其皆不才，其得者未必其皆才也。”持论公允，爱憎分明，作者在描写这种超脱尘俗的河墅之中，也流霡了磊落不平之气，深化了自己的思想。

　　最后“小于怀遁世之恩久矣，方浮沉世俗之中，未克遂意”，升华了文章的主旨。作为一个封建知识分子不逃避现实，为将胸中书数百卷形成文字而奔走四方，历岁逾时而不罢手，单就这点精神，也是难能可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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