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起口号

春愁难遣强看山，往事惊心泪欲潸。
四百万人同一哭，去年今日割台湾。

　　此诗抒写了作者回首一年前签订《马关条约》之往事时的哀痛心情，表达了作者盼望祖国统一的强烈愿望。全诗语句警拔，撼人心魄，鲜明地体现了当时的时代精神，具有珍贵的艺术价值和史料价值。

　　“春愁难遣强看山”，貌似平淡，其实蕴含的情感特别丰富。这一句诗中，作者化用的或许正是唐代诗人杜甫《春望》的诗意：“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杜甫写的是安史之乱时，春天依旧，山水依旧，但国家支离破碎，人民流离失所。春天本是一年中最美好的季节，草绿林青，百花争艳，连春山也显得格外妩媚。而此时的丘逢甲却再也没有闲情逸致去欣赏春景。为了排遣内心的愁闷，他强迫自己打起精神去“看山”。一个“愁”字写出了诗人无时无刻不在为国事担忧愁闷。但“看山”也并没有让自己的心情好起来，登高眺远，那让他心惊的挥之不去的往事此时又清晰地浮现在眼前，作者禁不住悲情满怀、怆然泪下。

　　“往事惊心泪欲潸”，道出了起句中“强”字的答案，杜甫“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的诗句也直接化用其中。杜甫诗意是，连花也为国家的动荡不安而伤心落泪，鸟也为人民的痛苦而惊心动魄。无情的花草禽鸟都为时局黯然神伤，诗人内心的痛苦自然不须多说。“往事惊心泪欲潸”，一方面渲染了“春愁”的分量，另一方面又暗中悬疑，欲露又止，将吐还吞。如果说诗的前两句还没有点明春愁的具体内容的话，那正是诗人为后两句蓄势，为后面感情的喷涌而出作渲染。

　　“四百万人同一哭，去年今日割台湾。”这两句用逆挽句式描述了“去年今日”台湾被割让时，四百万台湾人民同声痛哭，俯地悲泣的情景。作者始终未能忘记前一年春天发生的那件令人痛心疾首的往事。台湾本是中国的神圣领土，作者生于斯、长于斯，想不到满清政府竟将台湾同胞世代生息的故园割让给了日本。这是对台湾人民的无耻出卖，也是台湾人民的奇耻大辱，是一部惊心动魄的惨剧。

　　作者格外地标明时间——“去年今日”，就是由于这个日子对于他以及四百万台湾民众来说都是刻骨铭心的；“同一哭”道出了全体台湾同胞的共同心声，这是他们心底里发出的血泪呼喊，也是他们满腔爱国激情的强烈迸发。这一催人泪下的情景生动地表明了全体台湾人民是热爱祖国的，台湾是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由于前两句的蓄势，后两句才一纵到底，略无滞碍，给人以强大的感染力和震撼力。

　　诗的后两句也解释了前两句伤情的原因。“情能移景，景亦能移情”（吴乔《围炉诗话》）。当时作者被迫离开故乡，看见大陆的春山，联想起故乡台湾的青山绿水——那片被日寇侵占的土地，触景伤怀。春愁难遣，看山落泪，正表现了作者对祖国和故乡山水的热爱。

　　这首诗语言朴实无华，但具有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主要是由于作者与自己的人民同呼吸，共爱憎，泪洒在一起。“感人心者，莫先乎情。”此诗虽然只有短短二十八字，却真实而强烈地表达了全体国人的共同情感和心声，包含着作者爱国爱乡，盼望祖国统一的强烈愿望，感人至深，因而成为传诵一时的名篇。

参考资料：

燕子不曾来，小院阴阴雨。一角阑干聚落花，此是春归处。
弹泪别东风，把酒浇飞絮：化了浮萍也是愁，莫向天涯去！

　　词的上片，前两句写春归后的凄凉景象，后两句则回答了“春归何处”的疑问。作者以心中想念的“燕子”和眼前望见的“小院”、“阑干”、“阴雨”、“落华”组成春已归去的词境，托出黯淡哀怨的词情。这里展现的不是透露淡淡闲愁的欧阳修《采桑子》词所写的“垂下帘栊，双燕归来细雨中”或晏几道《l临江仙》词所写的“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之景。其写燕子，是“不曾来”的燕子；写雨，是“小院”中的“阴阴雨”；写落花，不是尚在空中飘舞之飞花，是被风吹聚到阑干一角的早已委落在地之花，而这一堆落花，在作者心目中竟是“春归处”。刘铉《蝶恋花·送春》词中“只道送春无送处，山花落得红成路”两句，似已指出春归之处，实则只说春是沿着花落之路而归去的；这“阑干”两句则把落花聚集之处看作春的最后归宿，看作春的埋葬之所，从而进一步、深一层地揭示了春之悲剧。广而言之，岂止春光之易逝如此、春归之可悲如此，世上一切美好事物也往往迅即消失，转眼成空，如白居易在《简简吟》中所说，“大都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这本是无可奈何的人间憾事。这两句词实有其人事的象征意义，有其深广的哲理内涵。

　　在词的下片中，作者把自我的身世之恨与春的悲剧下场融合为一。前两句写告别“东风”的悲苦之怀、系心“飞絮”的眷恋之意。而对“东风”、对“飞絮”之如此情深者，究竟是归去之春的心，还是送春之人的情？这在作者的笔下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后面“浮萍”两句紧承“飞絮”句，用杨花入水成浮萍的传说，把词意、词情转进一层。词是送春，写春之归去，但作者却并不写到春去而止，更从春的本身写到春的化身，从春的今生写到春的来生，再从化身写到化身的化身，从来生写到来生的来生，以见春的身世之倍加可怜、春的命运之倍加可哀。春魂之化作天涯絮，而飞絮又落水化作浮萍，这来世杨花转来世萍的三生命运，使辞别人间的春魂注定了要生生世世飘荡下去，其苦恨深愁是无穷无尽的。纵然作者在词的结拍处希冀其“莫向天涯去”，而其终必流落天涯，是身不由己、无可奈何的结局。这下片的词意，似从前引万俟咏词“念远情怀，分付杨花”两句和贯云石曲“东君何处天涯”、“随柳絮吹归那答”两问，以及辛弃疾《摸鱼儿》词“春且住，见说道、天涯芳草无归路。怨春不语。算只有殷勤，画檐蛛网，尽日惹飞絮”的意境化出，但其辞则更苦，其情则更悲。

参考资料：

　　这是一首借咏寒柳而抒伤悼之情的词作，纳兰在词中咏物写人，亦柳亦人，委婉含蓄、意境幽远，可谓是其咏物词中的佳作，陈廷焯在《白雨斋词话》中曾这样评价这首词：“余最爱其《临江仙·寒柳》云：‘疏疏一树五更寒。爱他明月好，憔悴也相关。’言中有物，几令人感激涕零，纳兰词亦以此篇为压卷。”

　　“飞絮飞花何处是”，咏柳咏柳，开门见山：柳絮呀，随风飘到哪里去了呢？花儿呀，随风飘到哪里去了呢？——咦，说柳絮自然应该，毕竟是咏柳，可这个”花儿”是从哪里出来的呢？谁见过柳树开花呢？明明是咏柳，怎么突然出来个扬花呢？的确，杨树、柳树本是两种不同的树，但由于它们的种子杨花和柳絮都带有白絮能飞，飞絮期又基本相同，因此杨花和柳絮在古典诗词中常常被认为是代表同一个意象，而纳兰在这里用到“杨花”的意象，估计是想要造成叠音的声音效果。除了造成叠音的声音效果之外，还因为杨花作为诗词当中的一个意象符号，独有一些复杂的含义。

　　“疏疏一树五更寒”，“疏疏一树”正是寒柳的意象，而“五更寒”原本仅仅是一个时间的意象，此时交迭在一起，却把夜阑、更残、轻寒这些意象付诸于柳树身上，使柳树获得了人格化的色彩，使柳树更加顺理成章地成为词人的情感投射的客体。

　　“爱他明月好，憔悴也相关”，递进一层，似在说明月无私，不论柳树是繁茂还是萧疏，都一般照耀，一般关怀。貌似在写明月，实则是容若自况：柳树就算“疏疏”，就算“憔悴”，也减不了自己一分一毫的喜爱；伊人就算永诀，也淡不去自己一分一毫的思念。

　　“最是繁丝摇落后，转教人忆春山”，下片转折，由柳树而及女子，由当下而及回忆，是说：最是在柳丝摇落的时候，我更免不了去想起当年的那个女子。

　　春山，作为诗词中一个常见的意象，既可以实指春色中的山峦，也可以比喻为女子的眉毛。宋词有“眉扫春山淡淡，眼裁秋水盈盈”，便是以春山喻眉，以秋水喻眼，而一“扫”一“裁”，是形容女子描眉画眼的可爱的梳妆动作。春山既然可以比喻为女子的蛾眉，便也可以用作女子的代称，容若这里便是此意。由柳叶的形态联想到蛾眉的妙曼，联想到心爱的女子，曾经的故事。接下来仍是追忆那位女子，即“湔裙梦断续应难”。湔，这里是洗的意思。旧日风俗，三月三日上巳节，女人们相约一同到水边洗衣，以为这样可以除掉晦气。上巳节和清明节隔得不远，所以穆修有诗说“改火清明度，湔衫上巳连”。这种户外聚众的日子往往提供给了男男女女们以堂而皇之地偷偷约会的机会。

　　这首词，曾被那位对纳兰词评价不高的陈廷焯赞为纳兰词中的压卷之作，不知道容若听到了会不会高兴一些呢？无论如何，“爱他明月好，憔悴也相关”、“西风多少恨，吹不散眉弯”都是性灵之句，非挚情挚性之奇男子无以得之。纳兰何以有此“憔悴也相关”，“西风多少恨”的伤感情调？清朝气数正旺盛，却有此醒人气的词人和词作，真是可悲可叹可钦啊！

　　咏物为古典诗词之大宗，而原其宗旨，“物”本是外壳，是媒介，抒情才是本质，是核心。所以咏物之作要求摹写神理而不能徒赋形体，同时还要不粘不离，保持一个恰好的分寸。以此绳衡这首小词，在“层冰积雪摧残”、“爱他明月好，憔悴也相关”等句刻画出那婀娜杨柳的“寒意”之外，词人更着重“摧残”、“憔悴”、“梦断”、“西风多少恨，吹不散眉弯”的情感的抒写，亦将他复杂凄咽的内心感受特别深曲又特别准确地传递出来。写寒柳而字里含情，弦外有音，此之谓“言之有物”。

　　还要深思一层，“言之有物”之“物”究竟能否落实呢？有文章指出这首词借咏柳而寄寓对亡妻的哀思，实亦即悼亡之作。作为一种猜测容或可以，但作为学术研究，在本篇不能肯定作年在其妻逝世之后的情况下，则不可以武断地这样定论。如果说里面寄托有纳兰一贯婉转哀凉的身世之感，那也就足够了。

参考资料：

　　这是一首作者表白自己的艺术主张的诗。指出文艺批评应提倡有独到的见解，不可鹦鹉学舌，人云亦云。

　　作者一针见血地指出：评论诗词的好坏优劣，应当有自己的见解和主张哪个，而不能像文坛艺苑中的某些人一样，心口雌黄。马克思哲学认为，要做到独具慧眼，深刻地认识、把握事物的本质，一是必须在实践中占有大量的感性材料；而是必须善于对感性材料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加工，实现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飞跃和发展。

　　前二句点出在纷纷的艺苑里各种说法鱼龙混杂，这时　需要的是独具慧眼，有自己的视角和观点。当然这是相当不容易的，需要自己有深厚的学养和阅历，成为“高人”。

　　后二句作一形象的比喻，用矮人看戏作比，矮人看戏时被前边的人挡住目光，哪里能看到戏台上的场景?戏散大家一起谈起来时，只能是附和人家的说法。这就好比我们自己对“艺苑”的看法，如果自己学力浅薄，不能“独具只眼”，那就只能“随人说短长”了，这种鹦鹉学舌，拾人牙慧的行为作者是坚决反对的。

　　这首诗继承以诗歌体裁论诗歌的传统，见解卓异，说理畅达。全诗看似佶手拈来、随手而出，但却具有极为精辟深刻的理论内涵。李白、杜甫被称为诗中仙圣，在唐代即受到推崇，如韩愈在仕由逝世时才3岁，后来他熟读李杜诗篇，作有《调张籍》一诗，其中有“李杜文章在，光芒万丈长”“伊我生其后，举颈遥相望”等语，可谓敬佩得五体投地。而后世特别是明清两代，对李杜的崇拜更是前所未有，并且普遍地认为诗自唐以来诗道不振，一代不如一代。甚至有人还提出从《诗经》以来每况愈下、自宋元以来无诗之论，这种看法在明清诗歌理论中占有主导地位。

　　诗人开篇即总论概述了这一普遍现象，以李杜为代表指出了他们的诗作固然光耀千秋，流传万古，其崇高地位与普及程度已是脸炙人家传户诵。接下来却陡然转笔，尖锐地指出了这种情况带来的另外的弊端：熟极而流，不仅令人觉得从内容到形式都没有新意，而且还隐隐含有这一现象在某一程度上阻碍了后世诗人的创新之意，其见解之深刻，笔触之辛辣，思虑之周到，足以发人深省。前两句并非真足在贬低李杜，而是为下文略作铺垫而已，以下即转入主题的抒发。

　　君子之学必好问。问与学，相辅而行者也。非学无以致疑，非问无以广识；好学而不勤问，非真能好学者也。理明矣，而或不达于事；识其大矣，而或不知其细，舍问，其奚决焉？

　　贤于己者，问焉以破其疑，所谓“就有道而正”也。不如己者，问焉以求一得，所谓“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也。等于己者，问焉以资切磋，所谓交相问难(nàn)，审问而明辨之也。《书》不云乎？“好问则裕。”孟子论：“求放心”，而并称曰“学问之道”，学即继以问也。子思言“尊德性”，而归于“道问学”，问且先于学也。

　　古之人虚中乐善，不择事而问焉，不择人而问焉，取其有益于身而已。是故狂夫之言，圣人择之，刍荛(ráo)之微，先民询之，舜以天子而询于匹夫，以大知而察及迩言，非苟为谦，诚取善之弘也。三代而下，有学而无问，朋友之交，至于劝善规过足矣，其以义理相咨访，孜孜焉唯进修是急，未之多见也，况流俗乎？

　　是己而非人，俗之同病。学有未达，强以为知；理有未安，妄以臆度。如是，则终身几无可问之事。贤于己者，忌之而不愿问焉；不如己者，轻之而不屑问焉；等于己者，狎xiá之而不甘问焉，如是，则天下几无可问之人。人不足服矣，事无可疑矣，此唯师心自用耳。夫自用，其小者也；自知其陋而谨护其失，宁使学终不进，不欲虚以下人，此为害于心术者大，而蹈之者常十之八九。

　　不然，则所问非所学焉：询天下之异文鄙事以快言论；甚且心之所已明者，问之人以试其能，事之至难解者，问之人以穷其短。而非是者，虽有切于身心性命之事，可以收取善之益，求一屈己焉而不可得也。嗟乎！学之所以不能几(jī)于古者，非此之由乎？

　　且夫不好问者，由心不能虚也；心之不虚，由好学之不诚也。亦非不潜心专力之故，其学非古人之学，其好亦非古人之好也，不能问宜也。

　　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圣人所不知，未必不为愚人之所知也；愚人之所能，未必非圣人之所不能也。理无专在，而学无止境也，然则问可少耶？《周礼》，外朝以询万民，国之政事尚问及庶人，是故贵可以问贱，贤可以问不肖，而老可以问幼，唯道之所成而已矣。

　　孔文子不耻下问，夫子贤之。古人以问为美德，而并不见其有可耻也，后之君子反争以问为耻，然则古人所深耻者，后世且行之而不以为耻者多矣，悲夫！

　　本文无论在命题，立意，论证方法或语言风格上，都可以看出有模仿韩愈《师说》的痕迹。可比较二者的异同。

　　两文都劝说人们要虚心学习，要向各种人学习。但论述角度略有不同。《师说》着重从“师”的角度，强调“师”的重要性，劝人虚心“从师而问”要“学于师”；《问说》则着重从“问”的角度，强调“问”的重要性，主张“学必好问”。

　　《师说》第一部分提出论点后，第二部分（核心部分）就反复运用正反对比的论证方法对比鲜明地论证论点。《问说》的论证方法也是这样。不同的是，《师说》对比的对象繁多，而《问说》对比和对象单一，都是“古之人”与“今人”，对比的内容却涉及“问”的各个方面。

　　在语言风格上，两篇文章都很古朴。在句式运用上，两篇文章都注意整齐的排偶句与灵活的散文交错运用，奇偶互现，错落有致，以取得波澜起伏，气势雄壮的效果。在散句中穿插相当多的排偶句，是《师说》和《问说》的共同语言特点。《问说》中有些句子，与《师说》的某些句子，连结构和意思也有很大的相似之处。内容主旨

　　本文共七个自然段，可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第一段）：引论。

　　作者先提出“君子之学必好问”的中心论点，接着辩证地分析“问”与“学”相辅而行的关系，再转而强调指出：好学一定要勤问。

　　第二部分：本论。第二到第六段从正反两方面详细阐明为什么要勤问。

　　第二段先从正面阐明“问”的重要作用：问不择人，问必有得。作者分两方面论述：①说明三种问的人（贤于已者，不如已者，等于已者）都有收获；②引儒家经典和大师的话，先是暗引，后是明引，证明“问”是进德修业的重要条件，增强文章的说服力，深刻地阐明了中心论点。

　　第三到第六段论述怎样才算好问和问应持什么态度。

　　第三段举古人好问为典范，并对比古今之人的不同表现，分两个层次：①古人好问，不择事，不择人，能取善之弘；②今人有学而无问，为下文针砭时弊作了铺垫。

　　第四、五段转入分析今人的错误表现：

　　第四段、针对今人“是己非人”的弊端，作者从事（问的内容）和人（问的对象）两方面进行批评。在写作方法上将今人和古人的言行构成鲜明的对比：古人“不择事而问”而今人“学有未达，强以为知”“理事未安，妄以臆度”；“古人不择人而问”而今人对“贤于已者；忌之而不愿问”，对“不如己者，轻之而不屑问”，对“等于己者，狎之而不甘问”。这个层次对今人的批判与前面第二段关于问各种人都能有收获的论述，以及第三段“古之人，不择事而问，不择人而问”遥相呼应。这段最后提出“有学无问”的危害性。

　　第五段、批判今人“非所问所学”的不良风气。作者先指出今人问的三种不良动机：“快言论”、“试其能”“容其短”。最后以感叹句作结，再以“不能几于古”来古今对比，批评今人。

　　第六段、推究今人不好问的根本原因。

　　第三部分（第七段）作者申说自己的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