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凤凰台二首

北楼西望满晴空，积水连山胜画中。
湍上急流声若箭，城头残月势如弓。
垂竿已羡磻溪老，体道犹思塞上翁。
为问边庭更何事，至今羌笛怨无穷。 　　这首诗虽然充满塞上烟尘，但究其根源，诗人写的是自己怀才不遇的忧闷之情，与其他的边塞诗所表现的内容和主题有所不同。首联写诗人登高所望见的壮丽景色，起句宏伟，而且跳脱，铺就出一绝大之空间。诗的颔联写水流的急，月势的静，两相映衬，衬托出诗人欲动不能，欲静还动的心境。前四句景物特点是写出了塞风光的苍凉雄壮。颈联写诗人追思历史旧事，对人生际遇，祸福更替有了更深的认识，但内心因不得志而郁结的愁思仍然溢于字里行间。尾联是诗人对边塞生活高度凝练的概括，见解深刻独到。后四句抒发作者饱尝世途艰辛，前途未卜的心情，起突出主题的作用。

参考资料：

1、 于海娣 等．唐诗鉴赏大全集．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0年12月版：第108页

晋家南渡日，此地旧长安。
地即帝王宅，山为龙虎盘。
金陵空壮观，天堑净波澜。
醉客回桡去，吴歌且自欢。

地拥金陵势，城回江水流。
当时百万户，夹道起朱楼。
亡国生春草，王宫没古丘。
空余后湖月，波上对瀛州。

六代兴亡国，三杯为尔歌。
苑方秦地少，山似洛阳多。
古殿吴花草，深宫晋绮罗。
并随人事灭，东逝与沧波。

　　瞿蜕园、朱金城指出这组诗同储光羲《临江亭王咏》词意相似，都是怀古概今、忧伤时事之作，显有弦外之音（《李白集校注》卷二十二评笺）。

　　第一首描绘金陵城的壮险形势以寄慨。诗人一落笔便流露出深沉的吊古伤今之情。起句“晋家南渡日”概括了西晋末的一场历史浩劫。晋怀帝永嘉五年（311），前汉刘聪的相国刘曜引兵攻陷洛阳，怀帝被俘，士民死者三万余人。汉兵烧杀抢掠，掘陵墓，焚宫庙，将洛阳变成一片废墟。是年，汉兵又攻占长安。中原士民避乱者多南渡江。而今，李白游金陵之时，自范阳起兵的安禄山已攻陷长安，玄宗仓皇出逃四川。北方人土纷纷携家南渡，避乱江东。历史好像重演了西晋永嘉年间的故事。因此，这一句诗犹如惊雷劈空而来，撼人心魄，表明了当时唐王朝已面临山河破碎、社稷倾圮的严重局面。次句“此地旧长安”，饱含着诗人对胡骑践踏京都长安的悲痛。金陵此地，今日依然是歌舞昇平气象，这正像昔日的长安。诗人没有说如今长安是怎样一副局面，他是不忍心说。这里可参照诗人在《永王东巡歌》中所描写的“三川北虏乱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的情景，想象当时长安的悲惨境地。

　　颔联写金陵城的陆地形势。上句说，金陵为六朝帝都，这里遗留着帝王住宅、巍峨宫阙。金陵城东有钟山，城西有石头山。王琦注引张勃《吴录》载，诸葛亮曾称叹“钟山龙蟠，石头虎踞。”下句说，钟山和石头山犹如龙蟠虎踞于金陵东西，气象雄壮。这一联在写景中显现出金陵城历代的繁华，宫廷的伟丽，王朝的兴盛，山势的壮观。诗人倾注了对祖国锦绣山川和悠久帝都的热爱之情。颈联写江面。金陵城北是空阔长江，主与钟山争雄。由于有长江限隔南北，金陵历来易守难攻，号称“天堑”。然而，六朝的末代统治者都是奢侈淫乐，不修内政，专恃天险，以为可以长治久安，但结果无一不导致金陵失陷而亡国。李白眺望着滔滔江流，回顾历史，联想当世，不由得喟然长叹。这两句含蓄地揭示了六朝兴亡的秘密，其意蕴正与后来诗人刘禹锡在《金陵怀古》中以精辟议论道出的“兴废由人事，山川空地形”相同。这里写的是“金陵空壮观”，其实诗人是暗讽“长安空壮观。”当今唐代的统治者依托关中百二山河之险，也没有能够阻遇安史叛军长驱入关攻占长安，以致重蹈六朝的复辙。“空”字可谓意味深长。“天堑净波澜”句，又透露出李白对平定叛乱的思考。瞿、朱二先生曾指出，《金陵三首》“当与《永王东巡歌》合看。”他们在《永王东巡歌》的按语中说：“当时玄宗号令不出剑门，肃宗崎岖边塞，忠于唐室之诸将皆力不足以敌安、史，则身处江南如李白者，安得不思抒奇计以济时艰？”（《李白集校注》卷二十二评笺）因为此后不久，李白就加入了永王李璘军幕并献奇计，力主永王据金陵为根本，而后用舟师泛海，直取幽燕，颠覆安史老巢。可以推想李白写“天堑净波澜”句时，对于据有长江天险的金陵城面临的重要战略地位已有所预见，并作了思考。

　　然而，写这组诗的时候，李白还是流落江湖的布衣诗人。他自负有谢安之志、王佐之才，却请缨无路，报国无门，内心的痛苦和焦虑可想而知。尾联写他正在吊古伤今之际，忽然听到从江上舟中和江岸歌楼酒馆传来一阵阵软媚的吴歌声。诗人痛感在这衰世之年，竟仍有人不以国家危亡为念，照旧声色歌舞，寻欢作乐。他实在不愿听这种靡靡之音，于是令船家转棹而去。这里的“醉客”，是诗人自喻。说是“醉客”，其实他是最清醒的。这一联运用倒卷笔法，先写醉客回桡而去，再点出吴歌自欢，这样就更含蓄地表达出诗人对当时享乐腐败世风的辛辣讽刺，他的深沉悲痛和无限感叹。这里的意蕴，同刘禹锡的“《后庭花》一曲，幽怨不堪听”（《金陵怀古》）和杜牧的“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泊秦淮）》，正是一脉相承的。

　　第二首用盛衰对照手法，抒写兴亡之感，借以示警当世。首联以倒装句式，描绘金陵城依山环水的地理形势。颔联写六朝兴盛时期，金陵城人户百万，朱楼夹道，一片富丽繁华景象。颈联一转，感叹亡国后满城春草萋萋，王宫埋没于古丘，触目荒凉、衰败。这两联一盛一衰，前后映照，包含着极深的历史教训。尾联描绘惟有那亘古不变的后湖月，仍旧照着湖波上那个荒凉冷落的瀛洲岛。这一幅清冷，朦胧的景色，融合着诗人对于故国萧条、人事变幻的深沉感伤。余音袅袅，发人深思，引人遐想。

　　第三首直以六代兴亡喻指唐王朝盛衰。首联即以唱叹出之。诗人为六代忽兴忽亡之国浇洒三杯美酒，唱一曲悲怆挽歌。颔联巧妙地将眼前的金陵城与心中系念着的洛阳、长安联系起来写。从字面上说，这两句不过是写由于历经兵燹，金陵的宫苑多已坍塌荒芜，比起秦地即长安来是少了；但围绕着这座故都的群山，却同洛阳一样多。其实，内在的深层含意是说：宫苑如林的长安城而今只怕在胡人的铁蹄下已化作一片废墟、焦土了。东都洛阳四周虽有群山作屏障，却因当政和握兵者的昏庸无能早已沦落；金陵城的山峰同洛阳一样多，到底能不能坚守得住也是难说。诗人的感慨藏而不露，寄寓在仿佛是纯客观的景物描写之中。这一联是叹今。颈联接写对历史陈迹的凭吊。吴国昔日金碧辉煌的宫殿，而今长满了野花荒草；当年东晋深宫中的绮罗珍宝，也早已荡然无存。言外之意是说，这一代代的王朝衰亡得如此迅疾，已足以使人深思，警醒。尾联总束一笔，感叹六朝繁华已尽随人事而灭，好像与长江的碧波一道向东流逝，一去不返。诗人在第一首诗中，还只是通过“金陵空壮观”暗示国家兴亡不在于山川形势的险要；而在这里他已用“人事”一词，点出了社稷的存灭取决于人事。这是组诗画龙点睛的一笔。结句展现长江沧波，无休无止，滚滚东流而去。这正是诗人不可抑止的滚滚心潮。这个结尾犹如“临去秋波”，情绪无限悲凉，意境浑茫、渺远。

　　总的来看，李白的《金陵三首》以十分简括、浓缩的笔墨，选择了很少的带象喻性的金陵景物意象，巧妙地将它们衔接、映衬与对照，使之容纳了大跨度的时间与空间，从而抒发出吊古伤今、借古鉴今的丰富情思。三首诗的情调慷慨悲凉，意境壮阔深远，深深地体现了诗人忧国忧民的满腔热忱。李白作诗任情而写，挥洒自如，不喜受声律约束，尤擅于七言古风。他写律诗，也常运古诗之气格入律，使律中有古，对中有散。《金陵三首》中，有颔联不对仗的，如“当时百万户，夹道起朱楼”；有颈联不工对的，如“金陵空壮观，天堑净波澜”；也有首联对仗的，如“地拥金陵势，城迥江水流。”可见他对仗不拘常格，纯任自然。这三首五律写得自然流走，有飘逸之致，节奏明快而不平直，语意斩截而不浅露，词采清丽而又雄健。它没有杜甫五律组诗那样描写工致，格律谨严，章法缜密，沉郁顿挫。它是疏宕的，粗线条的，大写意和大概括的。它虽非李白的代表作，却是唐代诗人中较早地以金陵怀古为题材的佳篇，对于后来刘禹锡、杜牧等人的金陵怀古咏史诗给予了很大的影响。

参考资料：

1、 詹福瑞 等．李白诗全译．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829-831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
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
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倾耳听。(倾耳听 一作：侧耳听)
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愿醒。(不足贵 一作：何足贵；不愿醒 一作：不复醒)
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古来 一作：自古；惟 通：唯)
陈王昔时宴平乐，斗酒十千恣欢谑。
主人何为言少钱，径须沽取对君酌。
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

　　《将进酒》原是汉乐府短箫铙歌的曲调，标题的意思为“劝酒歌”，内容多是咏唱喝酒放歌之事。这首诗是诗人当时和友人岑勋在嵩山另一老友元丹丘的颍阳山居作客，作者正值仕途遇挫之际，所以借酒兴诗，来了一次酣畅淋漓的抒发。在这首诗里，李白“借题发挥”，借酒消愁，感叹人生易老，抒发了自己怀才不遇的心情。

　　这首诗十分形象的体现了李白桀骜不驯的性格：对自己充满自信、孤高自傲、热情豪放，“天生我材必有用”、“人生得意须尽欢”。全诗气势豪迈，感情豪放，言语流畅，具有极强的感染力。李白咏酒的诗歌非常能体现他的个性，思想内容深沉，艺术表现成熟。《将进酒》即为其代表作。

　　诗歌发端就是两组排比长句，如挟天风海雨向读者迎面扑来。“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腾到海不复回”，颍阳去黄河不远，登高纵目，故借以起兴。黄河源远流长，落差极大，如从天而降，一泻千里，东走大海。如此波澜壮阔的现象，必定不是肉眼能够看到的，作者是幻想的，言语带有夸张。上句写大河之来，势不可挡；下句写大河之去，势不可回。一涨一消，构成舒卷往复的咏叹味，是短促的单句（如“黄河落天走东海”）所没有的。紧接着，“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恰似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如果说前二句为空间范畴的夸张，这二句则是时间范畴的夸张。悲叹人生苦短，而又不直言，却说“高堂明镜悲白发”，一种搔首顾影、徒呼奈何的神态宛如画出。将人生由青春到老的全过程说成“朝”“暮”之事，把原本就短暂的说得更为短暂，与前两句把原本壮阔的说得更为壮阔，是“反向”的夸张。开篇“以河之水一去不复返喻人生易逝”，“以黄河的伟大永恒形出生命的渺小脆弱”。这个开端可谓悲感至极，却又不堕纤弱，可以说是巨人式的感伤，具有惊心动魄的艺术力量，同时也是由长句排比开篇的气势感造成的。这种开篇的方法作者经常用，比如“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宣城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沈德潜说：“此种格调，太白从心化出”，可见其颇具创造性。此诗两作“君不见”的呼告（一般乐府诗只是篇首或篇末偶尔用），又使诗句感情色彩大增。所谓大开大阖者，此可谓大开。

　　“人生得意须尽欢”，这似乎是宣扬及时行乐的思想，然而只不过是现象而已。诗人“得意”过没有？“凤凰初下紫泥诏，谒帝称觞登御筵”（《玉壶吟》）似乎得意过；然而那不过是一场幻影。“弹剑作歌奏苦声，曳裾王门不称情”（《行路难三首·其二》）又似乎并没有得意，有的是失望与愤慨，但并不就此消沉。诗人于是用乐观好强的口吻肯定人生，肯定自我：“天生我材必有用”，这是一个令人鼓掌赞叹的好句子。“有用”而且“必”，非常的自信，简直像是人的价值宣言，而这个人“我”是需要大写的。于是，从貌似消极的现象中透露出了深藏其内的一种怀才不遇而又渴望入世的积极的态度。正是“长风破浪会有时”，应为这样的未来痛饮高歌，破费又算得了什么！

　　“千金散尽还复来！”这又是一个高度自信的惊人之句，能驱使金钱而不为金钱所使，这足以令所有凡夫俗子们咋舌。诗如其人，想诗人“曩昔东游维扬，不逾一年，散金三十馀万”（《上安州裴长史书》），是何等的豪举。所以此句是深蕴在骨子里的豪情，绝非装腔作势者可以得其万分之一。与此气派相当，作者描绘了一场盛筵，那决不是“菜要一碟乎，两碟乎？酒要一壶乎，两壶乎？”而是整头整头地“烹羊宰牛”，不喝上“三百杯”决不罢休。多痛快的筵宴，又是多么豪壮的诗句！至此，狂放之情趋于高潮，诗的旋律加快。“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几个短句忽然加入，不但使诗歌节奏富于变化， 而且使我们似乎听到了诗人在席上频频地劝酒。既是生逢知己，又是酒逢对手，不但“忘形到尔汝”，诗人甚至忘了是在写诗，笔下之诗似乎还原为生活，他还要“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倾耳听”。以下八句就是诗中之歌了，这纯粹是神来之笔。

　　“钟鼓馔玉”即富贵生活（富贵人家吃饭时鸣钟列鼎，食物精美如玉），可诗人却认为这“不足贵”，并放言“但愿长醉不复醒”。诗情至此，便分明由狂放转而为愤激。这里不仅是酒后吐狂言，而且是酒后吐真言了。以“我”天生有用之才，本当位极卿相，飞黄腾达，然而“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行路难三首·其二》）。说富贵“不足贵”，乃是出于愤慨。以下“古来圣贤皆寂寞”二句亦属愤语。诗人曾喟叹“自言管葛竟谁许”，说古人“寂寞”，其实也表现出了自己的“寂寞”，所以才愿长醉不醒了。这里，诗人是用古人的酒杯，浇自己的块垒。说到“唯有饮者留其名”，便举出“陈王”曹植作代表。并化用其《名都篇》“归来宴平乐，美酒斗十千”之句。古来酒徒很多，而为何偏举“陈王”，这又与李白一向自命不凡分不开，他心目中树为榜样的都是谢安这些高级人物，而这类人物当中，“陈王”曹植与酒联系得比较多。这样写便有了气派，与前文极度自信的口吻一贯。再者，“陈王”曹植于曹丕、曹睿两朝备受猜忌，有志难展，也激起诗人的同情。一提“古来圣贤”，二提“陈王”曹植，满满的不平之气。此诗开始似乎只涉及人生感慨，而不染指政治色彩，其实全篇饱含了一种深广的忧愤和对自我的信念。诗情之所以悲而不伤，悲而能壮，即根源在此。

　　刚露一点深衷，又说回酒了，而且看起来酒兴更高了。以下诗情再入狂放，而且愈来愈狂。“主人何为言少钱”，既照应“千金散尽”句，又故作跌宕，引出最后一番豪言壮语：即便千金散尽，也不惜将名贵宝物“五花马”（毛色作五花纹的良马）、“千金裘”（昂贵的皮衣）用来换美酒，图个一醉方休。这结尾之妙，不仅在于“呼儿”“与尔”，口气甚大；而且具有一种作者一时可能觉察不到的将宾作主的任诞情态。须知诗人不过是被友招饮的客人，此刻他却高踞一席，气使颐指，提议典裘当马，令人不知谁是“主人”，浪漫色彩极浓。快人快语，非不拘形迹的豪迈知交断不能出此。诗情至此狂放至极，令人嗟叹咏歌，直欲“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情犹未已，诗已告终，突然又迸出一句“与尔同销万古愁”，与开篇之“悲”关合，而“万古愁”的含义更其深沉。这“白云从空，随风变灭”的结尾，显见诗人奔涌跌宕的感情激流。通观全篇，真是大起大落，非如椽巨笔不办。

　　《将进酒》篇幅不算长，却五音繁会，气象不凡。它笔酣墨饱，情极悲愤而作狂放，语极豪纵而又沉着。全篇具有震动古今的气势与力量，这诚然与夸张手法不无关系，比如诗中屡用巨额数字（“千金”、“三百杯”、“斗酒十千”、“千金裘”、“万古愁”等等）表现豪迈诗情，同时，又不给人空洞浮夸感，其根源就在于它那充实深厚的内在感情，那潜在酒话底下如波涛汹涌的郁怒情绪。此外，全篇大起大落，诗情忽翕忽张，由悲转乐、转狂放、转愤激、再转狂放、最后结穴于“万古愁”，回应篇首，如大河奔流，有气势，亦有曲折，纵横捭阖，力能扛鼎。其歌中有歌的包孕写法，又有鬼斧神工、“绝去笔墨畦径”之妙，既非鑱刻能学，又非率尔可到。通篇以七言为主，而又以三、五言句“破”之，极参差错综之致；诗句以散行为主，又以短小的对仗语点染（如“岑夫子，丹丘生”，“五花马，千金裘”），节奏疾徐尽变，奔放而不流易。《唐诗别裁》谓“读李诗者于雄快之中，得其深远宕逸之神，才是谪仙人面目”，此篇足以当之。

参考资料：

1、 李静．唐诗宋词鉴赏．北京：华文出版社，2009：60-612、 周啸天 等．唐诗鉴赏辞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3：225-228

　　愈与李贺书，劝贺举进士。贺举进士有名，与贺争名者毁之，曰贺父名晋肃，贺不举进士为是，劝之举者为非。听者不察也，和而唱之，同然一辞。皇甫湜曰：“若不明白，子与贺且得罪。”愈曰：“然。”

　　律曰：“二名不偏讳。”释之者曰：“谓若言‘征’不称‘在’，言‘在’不称‘征’是也。”律曰：“不讳嫌名。”释之者曰：“谓若‘禹’与‘雨’、‘丘’与‘蓲’之类是也。”今贺父名晋肃，贺举进士，为犯二名律乎？为犯嫌名律乎？父名晋肃，子不得举进士，若父名仁，子不得为人乎？夫讳始于何时？作法制以教天下者，非周公孔子欤？周公作诗不讳，孔子不偏讳二名，《春秋》不讥不讳嫌名，康王钊之孙，实为昭王。曾参之父名晳，曾子不讳昔。周之时有骐期，汉之时有杜度，此其子宜如何讳？将讳其嫌遂讳其姓乎？将不讳其嫌者乎？汉讳武帝名彻为通，不闻又讳车辙之辙为某字也；讳吕后名雉为野鸡，不闻又讳治天下之治为某字也。今上章及诏，不闻讳浒、势、秉、机也。惟宦官宫妾，乃不敢言谕及机，以为触犯。士君子言语行事，宜何所法守也？今考之于经，质之于律，稽之以国家之典，贺举进士为可邪？为不可邪？

　　凡事父母，得如曾参，可以无讥矣；作人得如周公孔子，亦可以止矣。今世之士，不务行曾参周公孔子之行，而讳亲之名，则务胜于曾参周公孔子，亦见其惑也。夫周公孔子曾参卒不可胜，胜周公孔子曾参，乃比于宦者宫妾，则是宦者宫妾之孝于其亲，贤于周公孔子曾参者邪？

　　封建时代对于君主和尊长的名字谥号等，不能直接写出或说出，必须用其他字来代替，如汉高祖名邦，改“邦”为“国”；唐太宗名世民，改“世”为“代”，改“民”为“人”，尚书六部中的“民部”，则改为“户部”，等等。刻印古书时，也要把当世应讳的字改掉或缺笔。这叫做避讳。避讳的要求很严格，违犯者会招致非议，甚或得罪。唐代著名诗人李贺，才气横溢，少年成名，但因为他的父亲名晋肃，在他准备参加进士科考试时就遭到了非议（晋、进同音），终于不能如当时其他读书人那样取得功名。韩愈曾鼓励李贺应进士试，也被人指责。面对这种陈腐的时尚，韩愈十分愤慨，《讳辩》就是为这件事而写的。韩愈不敢反对避讳，他只能巧妙地引用经典和法律依据，找出矛盾，从而反对将避讳搞得过滥。文章层层设问，一波三折，语言辛辣，说理痛快。全文没有一句从正面说出作者的主张，读者却可从中得出同作者相一致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