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西岗望龙池诸峰赠周履道

　　这首诗通过一对灾民夫妇推小车流浪情景，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悲惨的明末流民图，表现诗人对灾民的深切关注和同情。这首诗采用新题乐府形式，以白描手法真实而简练地刻画了一对灾民夫妇形象，悲切凄惨，哀哀动人。

　　这首诗是作者导演的一幕饥民流离剧：一条曲曲折折的小径通向前台，已是薄暮时分，远远望去，从黄尘纷扬的路上，出现了杂沓而来的独轮车。全台静默，只听见车轮辘辘之音由远而近，终于有一辆来到了前台——分明是一对疲惫不堪的夫妇，女的在前拉扶车把，男的在后勉力推行，车上大抵是些锅盆、铺盖之类，自然还有几个面呈菜色的小儿女，这就是开篇三句展现的景象。“班班”叙小车之多，可知流离者非止一家。向“晚”而“黄尘”未歇，正是久旱不雨所造成的。寥寥几句，展示饥民流亡景象，宛然如在目前。

　　接着三句，可以视为这对夫妇的凄惶唱叹。“出门为然何所之？”咏叹当日离家情状：瞻念前路，旱情为为，离家出走，又能逃往何处。“青青者榆疗吾饥”，叹息夙行夜宿，沿途竟无粒米进肚，只能采食榆叶充饥。榆叶椭圆而小，故能抵御久早。“愿得乐土共哺糜”，则暗用了两个典故：一是《诗经·魏风·硕鼠》，有“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女（汝），莫我肯顾。逝将去女（汝），适彼乐土”之语，讥刺统治者“重敛”，害得百姓纷纷逃亡，欲寻找一片“乐土”安居；二是汉乐府《东门行》，叙饥寒交迫的城市贫民铤而走险，妻子啼哭牵衣劝阻，有“他家但愿富贵，贱妻与君共哺糜”之语。诗人巧妙地将两者融为一句，含蓄地指明：饥民之流离，岂止旱灾所致，更有统治者横征暴敛之故。若非如此，则家存蓄积，又何惧眼前之旱。而这对夫妇所企望的“乐土”，又不过是求得一点薄粥（糜）糊口而已，可见愿望之低微。

　　随着出现的，是一个“喜剧”式场景：“风吹黄蒿，望见坦堵，中有主人当饲汝。”蒿而称“黄”自然也干枯了，不过，它们大约长得较高，一度挡住了视线，恰好一阵晚风吹来，终于让这对夫妇“望见”，前方竟有一带院墙。此句一本作“风吹黄蒿见坦堵”，施蛰存先生以为“有一‘望’字较佳”，大约带有无意中望见的惊喜意味，更觉传神。

　　“中有主人当饲汝”，便是“望见坦堵”后的微妙对白：既是院墙，想必是村巷、人家。虽然他们也未必宽裕，但给口稀汤喂你，大约总不是奢望吧。一个“汝”字点明，说话者当是在前的妇人，而且从慈母心理上说，这“汝”亦应指车上颠簸已久、饥肠辘辘的小孩而言。全诗至此似乎透出了一线光亮，连那台上的“灯光”，也仿佛柔和了起来。

　　“叩门无人室无釜”，则是整个剧情的转折。只是在舞台上，应该伴有一连串动作：先是夫妇奔到垣前，然后是怯生生地逐家“叩门”，但毫无反应；随手一推，门竞没有上栓，“吱呀”一声推开，夫妇俩踏进门槛左顾右盼，最后相顾愕然：偌大一个村巷，竟然空无一人。不仅空无一人，就连一个举炊做饭的釜锅也不存——显然他们也因绝粮，而家家户户逃亡了。这结局是出乎意料的，却又意味深长。走到哪里，都是村巷空空，可见“饥民流离”状况很普遍。

　　幕布是在这对夫妇“踯躅空巷泪如雨”中落下的——他们携儿带女，从“黄尘”中挣扎而来；在“望见坦堵”的时刻，也曾萌发过一线希望；而今希望全已破灭，还能到哪里。村巷空寂无声，暮色中惟闻这对可怜夫妇的呜呜涕泣之音；作为回应的，只有那身处黄蒿中小儿女的惊惶呼唤。

　　这首诗，采用的是乐府民歌式的叙事体，这类叙事之作，大多篇制短小，结构却别具匠心，往往大刀阔斧删去背景，甚至也不交待来龙去脉，只截取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片断或一幕场景，以传神的人物对话和细节刻画，表现惊心动魄的社会现实。

　　《小车行》是陈子龙自作的“新乐府”，从精神到手法，都继承了乐府民歌的优秀传统。但于继承之中，又有创新：在表现一对夫妇的流离情状时，还注意勾勒“班班”众车的背景和氛围，这就起到了以一概百、以少见众的效果；在简略的情节发展中。也有景物描写和情节转折，便在短制中翻出了波澜；最后以“踯躅空巷泪如雨”收结，留不尽凄怆于诗外，又带有抒情诗的意味。

参考资料：

　　《一剪梅·雨打梨花深闭门》是明代词人、一代文豪唐寅，即唐伯虎以女子口吻所作的一首闺怨词。这首词的佳处不只在于词句之清圆流转，其于自然明畅的吟诵中所表现的空间阻隔灼痛着痴恋女子的幽婉心态更是动人。唐寅轻捷地抒述了一种被时空折磨的痛苦，上下片交叉互补、回环往复，将一个泪痕难拭的痴心女形象灵动地显现于笔端。

　　上片首句，即以重重门关横亘在画面上，它阻断了内外的联系，隔绝了春天，从而表明思妇对红尘的自觉放弃，对所思之人的忠贞挚爱。以下五句，似乎是思妇的内心独白，但更像“画外音”，是对“深闭门”情节的议论。“深闭门”是思妇的特定行为：她藏于深闺，将一切都关在门外，正见其相思凄楚之难堪。这空间的阻隔，既无情地拉开着恋者的距离，而空间的阻隔又必然在一次次“雨打梨花”、春来春去中加重其往昔曾经有过的“赏心乐事”的失落感；至若青春年华也就无可挽回地在花前月下神伤徘徊之间被残酷地空耗去。时间在空间中流逝，空间的凝滞、间距的未能缩却花开花落，人生便在等待中渐渐消逝。

　　下片正面描写为情感而自我封闭状态中思妇的形象，通过皱眉洒泪、看天看云、行行坐坐几个连续动作，表达其坐卧不安的无边相思。

　　活过之物终将凋零，只可在“行也思君，坐也思君”中，“愁聚眉峰尽日颦”。上片的“花下销魂，月下销魂”，是无处不令人回思往时的温馨；下片的“行也思君，坐也思君”则写尽朝暮之间无时不在翘首企盼所恋者的归来，重续欢情。作者轻捷地抒述了一种被时空折磨的痛苦，上下片交叉互补、回环往复，将一个泪痕难拭的痴心女形象灵动地显现于笔端，诚无愧其“才子”之誉称。

　　“闺怨”之作在历代词人笔下堪称汗牛充栋，愈是习见的题材愈难出新意，从而所贵也尤在能别具心裁。

参考资料：

　　五人者，盖当蓼洲周公之被逮，激于义而死焉者也。至于今，郡之贤士大夫请于当道，即除魏阉废祠之址以葬之；且立石于其墓之门，以旌其所为。呜呼，亦盛矣哉！

　　夫五人之死，去今之墓而葬焉，其为时止十有一月耳。夫十有一月之中，凡富贵之子，慷慨得志之徒，其疾病而死，死而湮没不足道者，亦已众矣；况草野之无闻者欤？独五人之皦皦，何也？

　　予犹记周公之被逮，在丁卯三月之望。吾社之行为士先者，为之声义，敛赀财以送其行，哭声震动天地。缇骑按剑而前，问：“谁为哀者？”众不能堪，抶而仆之。是时以大中丞抚吴者为魏之私人毛一鹭，公之逮所由使也；吴之民方痛心焉，于是乘其厉声以呵，则噪而相逐。中丞匿于溷藩以免。既而以吴民之乱请于朝，按诛五人，曰颜佩韦、杨念如、马杰、沈扬、周文元，即今之傫然在墓者也。

　　然五人之当刑也，意气扬扬，呼中丞之名而詈之，谈笑以死。断头置城上，颜色不少变。有贤士大夫发五十金，买五人之头而函之，卒与尸合。故今之墓中全乎为五人也。

　　嗟乎！大阉之乱，缙绅而能不易其志者，四海之大，有几人欤？而五人生于编伍之间，素不闻诗书之训，激昂大义，蹈死不顾，亦曷故哉？且矫诏纷出，钩党之捕遍于天下，卒以吾郡之发愤一击，不敢复有株治；大阉亦逡巡畏义，非常之谋难于猝发，待圣人之出而投缳道路，不可谓非五人之力也。

　　由是观之，则今之高爵显位，一旦抵罪，或脱身以逃，不能容于远近，而又有剪发杜门，佯狂不知所之者，其辱人贱行，视五人之死，轻重固何如哉？是以蓼洲周公忠义暴于朝廷，赠谥褒美，显荣于身后；而五人亦得以加其土封，列其姓名于大堤之上，凡四方之士无不有过而拜且泣者，斯固百世之遇也。不然，令五人者保其首领，以老于户牖之下，则尽其天年，人皆得以隶使之，安能屈豪杰之流，扼腕墓道，发其志士之悲哉？故余与同社诸君子，哀斯墓之徒有其石也，而为之记，亦以明死生之大，匹夫之有重于社稷也。

　　贤士大夫者，冏卿因之吴公，太史文起文公、孟长姚公也。

　　本文是为五位普通的平民百姓树碑立传的文字，探讨了生死价值这样重大的问题。全文以"义"为核心，成功地运用了记叙、议论、抒情三结合的表达方式。作者首先肯定五人之死是“激于义”，开篇抓住一个“义”字。五人是为义而生，为义而争，最后为义而献身。这就使读者联想起孟子的名言──“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可以说，本文是对孟子名言的生动诠释。

　　明代大奸臣、大宦官魏忠贤无恶不作，杀害了许多正直之士。东林党人与之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苏州市民旗帜鲜明地站在东林党人一边，用鲜血和生命捍卫正义。五人是苏州市民的优秀代表。作者用饱蘸感情的笔墨，叙述了五人的动人事迹，歌颂了平民英雄的高尚品质。

　　“然五人之当刑也，意气扬扬，呼中丞之名而詈之，谈笑以死。断头置城上，颜色不少变。”大义凛然，惊天地，泣鬼神!语言简练生动，铿锵有力。

　　作者为了突出五人的英雄行为，运用对比的手法加以表现。“大阉之乱，缙绅而能不易其志者，四海之大有几人欤？”在阉党横行天下，炙手可热之时，多数人采取了苟且偷安的做法，甚至助纣为虐，为虎作伥。而五人面对阉党的淫威，无所畏惧，视死如归。应该说，一般的老百姓对阉党的倒行逆施可以不管，因为他们不在其位。但五人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大境界投入到对阉党的斗争中去，并且慷慨赴死，义无反顾。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高尚的精神。而那些身在政位，吃民膏、喝民血的“缙绅”，却在阉党的淫威下屈服了，变节了。作者问道：“而五人生于编伍之间，素不闻诗书之训，激昂大义，蹈死不顾，亦曷故哉?”这一问，多少缙绅无地自容?“十年浩劫”期间，林彪、“四人帮”专横跋扈，“缙绅而能不易其志者，四海之大有几人欤?”张志新，一个普通女干部，坚持真理，宁死不屈，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铮铮铁骨。也有许多人投靠“四人帮”，出卖良心，出卖人格。历史是如此惊人地相似。

　　张溥认为：“大阉逡巡畏义，非常之谋难于猝发，待圣人之出而投缳道路，不可谓非五人之力也。”作者认识到了平民百姓的作用，这是非常可贵的。读此段，读者可能会联想到鲁迅先生在《记念刘和珍君》中所写的句子：“我目睹中国女子的办事，是始于去年的，虽然是少数，但看那干练坚决，百折不回的气概，曾经屡次为之感叹。至于这一回在弹雨中互相救助，虽殒身不恤的事实，则更足为中国女子的勇毅，虽遭阴谋秘计，压抑至数千年，而终于没有消亡的明证了。倘要寻求这一次死伤者对于将来的意义，意义就在此罢。”这样的文章都是用心，不，是用生命写成的。张溥若知三百年后有一鲁迅君执匕首般的笔尖写慷慨之情，不知作何感想？

　　第五段是本文最精彩的一段。本段夹叙夹议，反复对比，将文章的中心升华到一个理性的高度。作者将“高爵显位”的辱人贱行，与五人的嘉节懿行比照论述，从而提出“轻重固何如哉”的问题让读者思考。接着，作者把五人的英勇就义与假设五人寿终正寝作对比，从而揭示出“亦以明死生之大，匹夫之有重于社稷也”这一富有进步性的观点。读者至此，是否联想到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的那句名言──“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五人之死，重于泰山，与日月同辉，与山河共存。

　　第六段也用对比手法，但以“由是观之”领头，表明它与第五段不是机械的并列关系，而是由此及彼、层层深入的关系。“是”是一个指代词，指代第五段所论述的事实。从第五段所论述的事实看来，仗义而死与苟且偷生，其社会意义判若霄壤。作者以饱含讽刺的笔墨，揭露了“今之高爵显位”为了苟全性命而表现出来的种种“辱人贱行”，提出了一个问题：这种种“辱人贱行”，和“五人之死”相比，“轻重固何如哉”?苟且偷生，轻如鸿毛；仗义而死，重于泰山。这自然是作者希望得到的回答。

　　在作了如上对比之后，作者又从正反两方面论述了“五人”之死所产生的另一种社会效果。从正面说，由于“五人”“发愤一击”、“蹈死不顾”而挫败了浊乱天下的邪恶势力，因而“得以加其土封，列其姓名于大堤之上。凡四方之士，无有不过而拜且泣者，斯固百世之遇也”。从反面说，“五人者保其首领以老于户牖之下，则尽其天年，人皆得以隶使之，安能屈豪杰之流，扼腕墓道，发其志士之悲哉?”应该指出：这不仅是就“五人”死后所得的光荣方面说的，而且是就“五人”之死在“四方之士”“豪杰之流”的精神上所产生的积极影响方面说的。“四方之士”“过而拜且泣”，“豪杰之流，扼腕墓道，发其志士之悲”，不正表现了对“五人”同情、仰慕乃至向他们学习的崇高感情吗?而号召人们向“五人”学习，继续跟阉党余孽作斗争，正是作者写这篇文章的目的。

　　这篇文章题为《五人墓碑记》，歌颂“五人”当然是它的主要内容。但社会是复杂的，事物是互相联系的，要孤立地歌颂“五人”，就很难着笔。张溥在这篇文章中，与“五人”相对比，不仅指斥了阉党，还暴露批判了“富贵之子，慷慨得志之徒”和“缙绅”“高爵显位”等等；与“五人”相映衬，不仅赞美了周顺昌，还肯定了“郡之贤士大夫”。正是由于有了这一系列的对比和映衬，才充实了歌颂“五人”的思想内容，加强了歌颂“五人”的艺术力量。

参考资料：

　　这首诗首联点题，写了巴陵山的春色，也写出了岳阳楼的气势；颔联写湖景，水与山皆视野开阔，气势磅礴；颈联前句想像洞庭鱼龙变幻，着眼于自然，后句追思帝子神灵，着眼于神话；尾联写诗人陶醉于湖光山色中，乐而忘返，且运用神奇的典故，借助疑问句式，把读者引向一个诡异惝恍的境界。全诗以乐景开始，以愁意结局，急转收束，余味如笛音，悠悠不尽。

　　首联从大处落笔，写洞庭湖的无边春色。李白《陪侍郎叔游洞庭醉后》有云：“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写的是秋景。杨基笔下所展现的，却是巴陵春色浓如酒，因而更加容光焕发，楚楚动人的景象。“阑干落洞庭”紧承上句，说春色纵横，充溢于洞庭湖面，写出了楼上人与湖中景互相契合的意趣，与首句一气呵成。

　　颔联山、水分叙。水则气吞三楚见出湖面的辽阔；山则遥接九嶷，显出无限的青苍。寥寥二语，便将洞庭湖及其周围环境勾画出来。“水吞三楚白”之“吞”，与杜甫“吴楚东南拆”之“坼”，孟浩然“波撼岳阳城”之“撼”，堪称异曲同工。“山接九疑青”，一个“接”字，写出洞庭湖的深远幽缈，横无际涯。

　　因为说到九嶷山，便自然想起传说中南巡死于此地的舜，以及舜亡后没于湘水的娥皇、女英。杨基抓住了这一特点，以空灵之笔写出颈联二句：“空阔鱼龙舞，娉婷帝子灵。”空阔的洞庭，鱼龙潜跃，气象万千，诗人因此给洞庭的山山水水笼上了一层迷人的神话般的色彩。

　　何人夜吹笛，风急雨冥冥”这结尾两句纯系想象之词，似实而幻，隐约中又辟一灵境。范仲淹说的“朝晖夕阳，气象万千”，在杨基的诗中，则用浪漫的诗情和富有神韵的笔调把它表现出来了。同时，这最后两句又隐约包含着一点范仲淹《岳阳楼记》中所说的迁客骚人之感。联系到杨基入明以后短短几年间一贬河南，二贬钟离，三被免于江西任上的经历，则此时虽然起复，但胸中恐怕也不会毫无芥蒂了，故而有此感。

　　此诗在明人五律中可称佳作。诗通篇笔墨都是为洞庭湖的“气象万千”图形传神，堪称是一首真正的山水诗。特别是诗人写景虚实结合，实景摹其形态，虚景传其神韵，而且好像有意与前贤比试似的，也用五言律诗来写。《明诗别裁》称其“五言射雕手”洵非虚誉。全诗以乐景开始，以愁意结局，急转收束，显出了诗人深厚的功力。

参考资料：

　　此词见于《陈忠裕全集》，借惜花怀人，寄托亡国哀痛与复国希望。正如题中所示，此词是写“春日风雨有感”。“春日风雨”，是当时所处的环境、节候和气氛，而“有感”则是寄离词人的感慨和情怀。词之起二句，先扬后抑。此时词人举目所见，是“满眼韶华”，一片春光。继而东风乍起，落红遍地。这一顿挫，表现了自然界的变化，从而也折射出时代的变化。陈子龙生当明清易代之际，对明王朝怀有深厚感情。在他看来，明代江山无限美好，正如满眼韶华。可是清兵南下，“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犹如骤起狂风，将万紫千红摧残殆尽。在这里，词人用的是比兴手法。“韶华”（春光）和“红”（花），代表美好事物，代表他所热爱的明代江山和明代人民；而“东风”则是邪恶势力的象征，也隐喻清兵的南下，“东风”一辞作贬义者，古已有之，如陆游《钗头凤》“东风恶，欢情薄”，此处只是移用于词人所憎恶的事物罢了。下面二句，以“几番”照应前面的“惯”字。说明东风之摧残百花非止一次，而是经常如此。“烟雾’二字，补足前句未及写出的“雨”字。春天的风雨连绵无尽，常常呈现烟雾迷蒙的状态。在东风肆虐、烟雨茫茫的天气中，百卉凋残，一片凄凉，于是词人不禁发出由衷的慨叹：“只有花难护！”前几句造足蓄势，至此词人的感情迸发而出，力抵千钧。在生活中，他奔走呼号，出生入死，力求挽救明朝的危亡，结果毫无效果。因此这一句正是反映了词人内心深处的亡国之痛。

　　下片宕开一笔，径写对明王朝的系念，但在词的意脉上仍与上片紧密相连。词人在白天看到风雨摧残的落花，到了晚上便自然联想到惨遭践踏的故国。“梦里相思”一句，为艳词中常语，然而此处用以表达爱国之情，却非常深刻而又贴切。“王孙”一辞，通常被理解为贵族子弟，如《楚辞·招隐士》“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但这里的本意却更接近杜甫《哀王孙》中所说的“可怜王孙泣路隅”。在清兵南下之际，朱明的宗室子弟，或流离道路，或辗转沟壑，唯有少数人如唐王朱聿键、鲁王朱以海等仍在企图反抗。此处作者对明代王孙魂牵梦萦，实际上是将复兴明代的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可是梦醒之后，依然风雨如磐，落红成阵。面对如此残酷的现实，他不得不发出“春无主”的哀叹。结二句进一步渲染出这种悲哀情绪，哭出了国家将亡的忧思。句中的“杜鹃”，又名杜宇，相传是古蜀国的君主望帝之魂所化，它隐于西山，日夜悲啼，口吻常常出血。后人常用杜鹃啼血借指失国之痛。这里说“泪染胭脂雨”系由“啼血”转化而来，则杜鹃悲鸣时流出血泪，洒在飘飏落花的风雨中，红雨满天，景象壮丽而又悲惨。词人若非怀有深仇惨痛是写不出这样的句子的。用“胭脂”形容雨中落花，前人有杜甫的《曲江对雨》“林花着雨胭脂湿”；而用以兼喻泪水的有李煜的《乌夜啼》“胭脂泪，留人醉，几时重”；陈子龙则将这些故实融会贯通，自铸伟词，赋予新意，令人读来便觉有更深刻的意蕴和更强烈的美感。

　　陈子龙比较重视诗词的寄托，他曾说过他之作诗是为了“忧时托志”（《六子诗序》）。此词形式上虽“风流婉丽”，但词人借以“忧时托志”则与其诗作是一样的，阅读时须透过绮丽的表面，去体会深永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