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花原（一作王昌龄《出塞行》）

　　郭橐驼，不知始何名。病偻，隆然伏行，有类橐驼者，故乡人号之“驼”。驼闻之，曰：“甚善。名我固当。”因舍其名，亦自谓“橐驼”云。

　　其乡曰丰乐乡，在长安西。驼业种树，凡长安豪富人为观游及卖果者，皆争迎取养。视驼所种树，或移徙，无不活，且硕茂，早实以蕃。他植者虽窥伺效慕，莫能如也。

　　有问之，对曰：“橐驼非能使木寿且孳也，能顺木之天，以致其性焉尔。凡植木之性，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筑欲密。既然已，勿动勿虑，去不复顾。其莳也若子，其置也若弃，则其天者全而其性得矣。故吾不害其长而已，非有能硕茂之也；不抑耗其实而已，非有能早而蕃之也。他植者则不然，根拳而土易，其培之也，若不过焉则不及。苟有能反是者，则又爱之太恩，忧之太勤，旦视而暮抚，已去而复顾，甚者爪其肤以验其生枯，摇其本以观其疏密，而木之性日以离矣。虽曰爱之，其实害之；虽曰忧之，其实仇之，故不我若也。吾又何能为哉！”

　　问者曰：“以子之道，移之官理，可乎？”驼曰：“我知种树而已，官理，非吾业也。然吾居乡，见长人者好烦其令，若甚怜焉，而卒以祸。旦暮吏来而呼曰：‘官命促尔耕，勖尔植，督尔获，早缫而绪，早织而缕，字而幼孩，遂而鸡豚。’鸣鼓而聚之，击木而召之。吾小人辍飧饔以劳吏者，且不得暇，又何以蕃吾生而安吾性耶？故病且怠。若是，则与吾业者其亦有类乎？”

　　问者曰：“嘻，不亦善夫！吾问养树，得养人术。”传其事以为官戒。

　　本文题目虽称为“传”，但并非是一般的人物传记。文章以老庄学派的无为而治，顺乎自然的思想为出发点，借郭橐驼之口，由种树的经验说到为官治民的道理，说明封建统治阶级有时打着爱民、忧民或恤民的幌子，却收到适得其反的效果，仍旧民不聊生。这种思想实际上就是“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争”的老庄思想的具体反映。唐代从安史之乱以后，老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苦不堪言。只有休养生息，才能恢复元气。如果封建统治者仍借行政命令瞎指挥，使老百姓疲于奔命，或者以行“惠政”为名，广大人民既要送往迎来，应酬官吏；又不得不劳神伤财以应付统治者摊派的任务，这只能使人民增加财物负担和精神痛苦。

　　文章先写橐驼的命名、橐驼种树专长和种树之道，然后陡然转入“官理”，说出—番居官治民的大道理。上半篇为橐驼之传，目的是为下半篇的论述张本；下半篇的治民之理是上半篇种树之道的类比和引申，前宾后主，上下相应，事理相生，发挥了寓言体杂文笔法的艺术表现力。

　　本文共五段，一、二段介绍传记主人公的姓名、形象特征，以及籍贯、职业和技术特长。这二段看似闲笔，却生动有趣，给文章带来了光彩色泽。

　　在《庄子》书中所描绘的许多人物，有的具有畸形残疾，如《养生主》《德充符》中都写到失去单足或双足的人，《人间世》中则写了一个怪物支离疏；有的则具有特异技能，如善解牛的庖丁，运斤成风的匠人，承蜩的佝偻丈人等。柳宗元写这篇传记，把这两种特点都集中在郭橐驼一人身上，他既有残疾，又精于种树。可见柳宗元不仅在文章的主题思想方面继承了《庄子》的观点，连人物形象的刻画也灵活地吸取了《庄子》的写作手法。

　　橐驼即骆驼，人们称这位主人公为橐驼，原带有开玩笑，甚至嘲讽性质。但这位种树的郭师傅不但不以为忤，反欣然接受。柳宗元在这里不着痕迹地写出了这位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的善良性格。但作者这样写仍是有所本的。在《庄子》的《应帝王》和《天道》中，都有这样的描写，即人们把一个人呼之为牛或呼之为马，他都不以为忤，反而欣然答应。这同郭橐驼欣然以橐驼为名是一样的。这种描写实际上也体现了老庄学派顺乎自然的思想，即认为“名”不过是外加上去的东西，并不能影响一个人的实质，所以任人呼牛呼马，思想上都不致受到干扰波动；相反，甚至以为被人呼为牛马也并不坏。

　　雨果在《巴黎圣母院》中塑造了一个形貌丑陋而心地善良的敲钟人，这个艺术形象对后世影响很大。直到电视剧《女奴》中的花匠也属于这一类型。其实，这种把外表丑陋而心灵美统一在一个人身上的描写，在我国，可以说从《庄子》就开始了。柳宗元所塑造的郭橐驼形象也是这方面的典型。不过柳宗元是把“丑”和“真”（他思想上认识到颠扑不破的真理）统一起来，雨果是把“丑”和“善”统一起来，略有不同而已。

　　后一小段写郭橐驼种树的特异技能。他种树的特点有二：一是成活率高；二是长得硕茂，容易结果实，即所谓“寿且孳”。作者在后文没有写郭橐驼种树的移栽易活的特点，只提到栽了树不妨害其成长的这一面。其实这是省笔。盖善植者必善移树，只有掌握了事物发展的内部规律才能得到更大的自由。所以这里为了使文章不枝不蔓，只点到而止。在这一小段的收尾处还布置了一个悬念。即“他植者虽窥伺效慕，莫能如也”。读者从这儿必然急于想知道郭橐驼种树到底有什么诀窍。而下文却讲的是极其平凡而实际却很难做到的道理：“顺木之天以致其性。”可见郭并不藏私，而是“他植者”的修养水平和掌握规律的深度太不够了。从这里，作者已暗示给我们一个道理，即“无为而治”并不等于撒手不管或放任自流。这个道理从下面两大段完全可以得到证明。

　　第三段是郭橐驼自我介绍种树的经验。前后是正反两面对举，关键在于“顺木之天以致其性”。为了把这一道理阐述得更深刻、更有说服力，文章用了对比的写法，先从种植的当与不当进行对比。究竟什么是树木的本性呢？“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筑欲密”，四个“欲”字，既概括了树木的本性，也提示了种树的要领。郭橐驼正是顺着树木的自然性格栽种，从而保护了它的生机，因而收到“天者全而其性得”的理想效果。这正是郭橐驼种树“无不活”的诀窍。他植者则不然，他们违背树木的本性，种树时“根拳而土易，其培之也，若不过焉则不及”，因此必然遭致“木之性日以离”的恶果。这就回答了上段的问题，他们“莫能如”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学标不学本。继从管理的善与不善进行对比。“勿动勿虑，去不复顾。其莳也若子，其置也若弃”是郭橐驼的管理经验。乍看，好像将树种下去以后，听之任之，不加管理。事实上，橐驼的“勿动勿虑”，移栽时的“若子”，种完后的“若弃”，正是最佳的管理，没有像疼爱孩子那样的精心培育，就不会有理想的效果。他植者不明此理，思想上不是撒手不管而是关心太过，什么都放不下，结果适得其反，“虽曰爱之，其实害之；虽曰忧之，其实仇之”，压抑了甚至扼杀了树木的生机。这两层对比写法，句式富于变化。写橐驼种树，用的是整齐的排比句，而写他植者之种树不当，则用散句来表示，文章显得错落有致。“虽曰爱之，其实害之；虽曰忧之，其实仇之”用押韵的辞句，使重点突出，系从《庄子·马蹄》的写法变化而出。从介绍橐驼的种树经验上可以看出，柳宗元的观点同老庄思想还是有差别的。柳是儒、道两家思想的结合，他并不主张一味听之任之的消极的“顺乎自然”，而是主张在掌握事物内部发展规律下的积极的适应自然。他要求所有的种树人都能做到认识树木的天性，即懂得如何适应树木生长规律的业务。把种树的道理从正反两面讲清楚以后，文章自然就过渡到第四段。

　　四、五段是正面揭出本旨，实为一篇之“精神命脉”。作者通过对话，运用“养树”与“养人”互相映照的写法，把种树管树之理引申到吏治上去。对“养人”之不善，文章先简要地用几句加以概括：“好烦其令，若甚怜焉，而卒以祸”，这与上文“他植者”养树管理之不善遥相呼应。接着用铺陈的手法，把“吏治不善”的种种表现加以集中，加以典型化，且有言有行，刻画细致入微，入木三分。如写官吏们大声吆喝，驱使人民劳作，一连用了三个“尔”，四个“而”和七个动词，把俗吏来乡，鸡犬不宁的景象描绘得淋漓尽致。作者最后以“问者”的口吻点出“养人术”三字，这个“养”字很重要。可见使天下长治久安，不仅要“治民”，更重要的还要“养民”，即使人民得到休生养息，在元气大伤后得到喘息恢复的机会，也就是后来欧阳修说的“涵煦之深”。这才是柳宗元写这篇文章的最终目的。

　　综观全文，我们应注意三点：一是无论种树或治民，都要“顺天致性”，而不宜违逆其道；二是想要顺天致性，必先掌握树木或人民究竟怎样才能“硕茂以蕃”，亦即摸清事物发展规律；三是动机效果必须统一，不允许好心办坏事，或只把好心停留在表面上和口头上。把这三点做好，才算懂得真正的“养人术”。

参考资料：

1、 种树郭橐驼传 ．人民教育出版社[引用日期2014-02-6]2、 王彬主编．古代散文鉴赏辞典：农村读物出版社，1987

北楼西望满晴空，积水连山胜画中。
湍上急流声若箭，城头残月势如弓。
垂竿已羡磻溪老，体道犹思塞上翁。
为问边庭更何事，至今羌笛怨无穷。 　　这首诗虽然充满塞上烟尘，但究其根源，诗人写的是自己怀才不遇的忧闷之情，与其他的边塞诗所表现的内容和主题有所不同。首联写诗人登高所望见的壮丽景色，起句宏伟，而且跳脱，铺就出一绝大之空间。诗的颔联写水流的急，月势的静，两相映衬，衬托出诗人欲动不能，欲静还动的心境。前四句景物特点是写出了塞风光的苍凉雄壮。颈联写诗人追思历史旧事，对人生际遇，祸福更替有了更深的认识，但内心因不得志而郁结的愁思仍然溢于字里行间。尾联是诗人对边塞生活高度凝练的概括，见解深刻独到。后四句抒发作者饱尝世途艰辛，前途未卜的心情，起突出主题的作用。

参考资料：

1、 于海娣 等．唐诗鉴赏大全集．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0年12月版：第108页

从军玉门道，逐虏金微山。
笛奏梅花曲，刀开明月环。
鼓声鸣海上，兵气拥云间。
愿斩单于首，长驱静铁关。 　　《从军行》，乐府《相和歌辞》旧题。李白在这首诗里抒发的是在战场上建功立业的强烈愿望。

苍藓千年粉绘传，坚贞一片色犹全。
那知忽遇非常用，不把分铢补上天。

　　这是一首题画诗。作者刘商，诗人兼画家。他本人爱画松石树木。这幅题诗的画，也许就是刘商本人的创作。根据诗作的内容，作者是用这一诗一画来表现自己的精神境界，寄托自己的理想、抱负不能施展的悲愤。

　　开头两句写画石本身，相当于一般抒情诗中的写景。“苍藓千年”与“坚贞一片”是“千年苍藓”与“一片坚贞”的倒文。这两句的大意是：一块古老的长满了青苔的石头出现在画面上，它那一片坚贞的内质，通过画上的设色充分表现了出来。既赞石，又赞画，亦即自赞。神完气足，犹如累巨石于高冈，为下文的反跌蓄势。

　　前两句借画说石，后两句便只就“石”生发。它没有顺着上文说下去，却以“那知”二字拗转笔意。“那知忽遇非常用，不把分铢补上天！”感叹突如其来，如石破天惊，出人意表。就“石”来说，其“非常之用”，即不同寻常的用途，便是“补天”了。“补天”，原是我国古代的一个神话，《淮南子》、《列子》中都有记载。据说在远古的时候，天上出现缺口，造成了很大的灾难。于是，有一个名叫女娲的神炼制出五色石，补好了天上的缺口。因此后代诗人常把炼石补天作为整顿乾坤、挽回颓势的非常之举。而作者却生感叹：遇此“补天”机会，却分铢不能得用，如杜甫所谓“我能拔尔抑塞磊落之奇才”（《短歌行赠王郎司直》）者，谁为其人呢？两句借天上映喻人间，借石头比拟自身。上下两联一起一跌，相反相成，构成一幅完整的贞士不遇图，完足作者本意。

　　《画石》一诗，明写处画是宾，石是主；暗喻处则石是宾，人是主；天上是宾，人间是主。章法井然，余地宽阔，耐人寻味。

参考资料：

1、 《唐诗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3年12月版，第745页

王孙莫把比蓬蒿，九日枝枝近鬓毛。
露湿秋香满池岸，由来不羡瓦松高。

　　题为菊，但通篇不用一个菊字，但句句写菊。

　　“王孙莫把比蓬蒿”，蓬蒿是一种野生草，个头较高，从外形看，与菊苗太大的差别，养尊处优的公子王孙们，是很容易把菊苗当作蓬蒿的。作者直抒胸臆，直截了当地训斥王孙公子“菊草不分”。其实这是鄙视他们不识人才。下一句就更能看出作者的用意了。

　　“九日枝枝近鬓毛”，每年阴历九月九日，是中国古代重要的重阳节，这一天，我们的先人登高、赏菊、饮酒，佩茱萸囊，把菊花插戴于鬓上。这第二句是说，菊苗到了重阳节，就会开出美丽的花朵，这与蓬蒿有了本质的区别。你看，一枝又一枝的菊花插在大家的鬓发间。请问：有乱插蓬蒿的吗？哈哈没有。这第二句，作者作为菊花是多么自豪啊，人们终于认识到它的价值。

　　三、四两句是全诗的着重处，集中地写了菊的高洁气质和高尚品格。

　　“露湿秋香满池岸”，寥寥七字，写秋天早晨景象：太阳初升，丛丛秀菊，饱含露水，湿润晶莹，明艳可爱；缕缕幽香，飘满池岸，令人心旷神怡，菊花独具的神韵风采，跃然纸上。在这里，“湿”字很有讲究，让人想见那片片花瓣缀满露珠，分外滋润，分外明丽。“满”字形象贴切，表现出那清香是如何沁人心脾，不绝如缕。从中我们不仅看到了菊花特有的形象，也感受到了菊花和那特定的环境、特定的氛围交织融合所产生的魅力。

　　诗人在描写了菊的气质以后，很自然地归结到咏菊的主旨： “由来不羡瓦松高”。瓦松，是一种寄生在高大建筑物瓦檐处的植物。初唐崇文馆学士崔融曾作《瓦松赋》，其自序云：“崇文馆瓦松者，产于屋溜之上……俗以其形似松，生必依瓦，故曰瓦松。”瓦松虽能开花吐叶，但“高不及尺，下才如寸”，没有什么用处，所以“桐君（医师）莫赏，梓匠（木工）难甄”。作者以池岸边的菊花与高屋上的瓦松作对比，意在说明菊花虽生长在沼泽低洼之地，却高洁、清幽，毫不吝惜地把它的芳香献给人们；而瓦松虽踞高位，实际上“在人无用，在物无成”。在这里，菊花被人格化了，作者赋予它以不求高位、不慕荣利的思想品质。“由来”与“不羡”相应，更加重了语气，突出了菊花的高尚气节。这结尾一句使诗的主题在此得到了抉示，诗意得到了升华。

　　咏物诗不能没有物，但亦不能为写物而写物。纯粹写物，即使逼真，也不过是“袭貌遗神”，毫无生气。此诗句句切合一菊字，又句句都寄寓着作者的思想感情。菊，简直就是诗人自己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