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和歌辞。宫怨

　　词的上片叙事写景。首两句叙栽种杏花的经过：自买杏栽种到自己亲眼看到杏花开放，竟已隔了十年的时间。作者自咸通十年（869年）登进士第以后，便宦游在外，到返乡，其间共隔十一年时间。“十年”当是举其成数而言。“方始坼”言外之意是说：花亦多情，竞知待归始放。作者写作诗词每每超越经验世界而注重眼前直觉，因此此杏去年开花与否，完全可以丢开不管；反正是眼前开了，便可以尽情吟赏。“假山西畔药阑东，满枝红”两句，一是说杏花在园中的位置适中，东边是假山，西边是芍药阑，景物配置合宜，使人感到它在主人的心目中占有特殊的地位。二是说盛开的杏花喷红溢艳，令人感到赏心悦目。上片四句虽然投有直接描写作者对杏花的态度，但爱杏之心已经不言而喻了。

　　下片主要抒发感慨。“旋开旋落旋成空”一句叠用三个“旋”字，把昨天的花开、眼前的花落和若干天以后的枝上花空三个阶段飞快扫过，极言好景不长，韶华易逝。从创作上看，词人是一个很善于把自己的心曲外物化的词人。十载功名，霎那间成为过眼云烟。这与杏花“旋开旋落旋成空”的现象可谓“妙契同尘”。悲物，正所以悲己，因而读者不准从中听到作者怅惘、失意、痛楚的心声。“白发多情人更惜”，多情人易生华发，缘于善感。值此花开花落的时节，当然更是如此。由于词人入世之心未泯，惜时，表明他尚有所待。“黄昏把酒祝东风，且从容”，词人的政治前途与唐王朝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唐王朝的命运“旋成空”的话，词人就无所指望了。“且从容”三字看似漫不经心，实则字字为焦虑、忧思所浸渍，因而可以说是“味无穷而炙愈出”了。

　　全词由种花、赏花、惜花，写到祝告东风，乞驻春光护花，始终未离杏花一步，而忧国之思俨若可扪。这就巧妙地体现了词人在《诗品·含蓄》中提出来的“不著一字，尽得风流；语不涉己，若不堪忧”的艺术要求，因而是耐人寻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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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首诗借菊花的遭遇，抒发自己惋惜之情。在唐宋时代，九月十日被称为“小重阳”，诗人从这一角度入手，说菊花在大小重阳两天内连续遇到人们的登高、宴饮，两次遭到采撷，所以有“太苦”的抱怨之言。

　　作者以醉浇愁，朦胧中，仿佛看到菊花也在嘲笑他这个朝廷“逐臣”，他痛苦地发问：菊花为什么要遭到“两重阳”的重创？对于赏菊的人们来说，重阳节的欢乐情绪言犹未尽，所以九月十日还要继续宴饮；但菊花作为一种生命的个体，却要忍受两遭采撷之苦。诗人以其极为敏感、幽微的灵秀之心，站在菊花的立场上，发现了这一诗意的空间。实际上，诗人是借菊花之苦来寄托自己内心的极度苦闷。借叹菊花，而感慨自己被馋离京、流放夜郎的坎坷与不幸，正见其愁怀难以排解。此诗语虽平淡，内涵却十分深沉。主要表现了作者一生屡遭挫败和打击，而在节日里所引发的忧伤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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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大人之道有三：一曰正蒙难，二曰法授圣，三曰化及民。殷有仁人曰箕子，实具兹道以立于世，故孔子述六经之旨，尤殷勤焉。

　　当纣之时，大道悖乱，天威之动不能戒，圣人之言无所用。进死以并命，诚仁矣，无益吾祀，故不为。委身以存祀，诚仁矣，与亡吾国，故不忍。具是二道，有行之者矣。是用保其明哲，与之俯仰；晦是谟范，辱于囚奴；昏而无邪，隤而不息；故在易曰“箕子之明夷”，正蒙难也。及天命既改，生人以正，乃出大法，用为圣师。周人得以序彝伦而立大典；故在书曰“以箕子归作《洪范》”，法授圣也。及封朝鲜，推道训俗，惟德无陋，惟人无远，用广殷祀，俾夷为华，化及民也。率是大道，丛于厥躬，天地变化，我得其正，其大人欤？

　　呜乎！当其周时未至，殷祀未殄，比干已死，微子已去，向使纣恶未稔而自毙，武庚念乱以图存，国无其人，谁与兴理？是固人事之或然者也。然则先生隐忍而为此，其有志于斯乎？

　　唐某年，作庙汲郡，岁时致祀，嘉先生独列于易象，作是颂云：

　　蒙难以正，授圣以谟。宗祀用繁，夷民其苏。宪宪大人，显晦不渝。圣人之仁，道合隆污。明哲在躬，不陋为奴。冲让居礼，不盈称孤。高而无危，卑不可逾。非死非去，有怀故都。时诎而伸，卒为世模。易象是列，文王为徒。大明宣昭，崇祀式孚。古阙颂辞，继在后儒。

　　《箕子碑》全文选自《柳河东集》，碑文部分选自《古文观止》第六卷，是作者为箕子庙写的碑文。

　　作者在文章开篇鲜明地提出了品德高尚的人立身处世的三个要点，然后逐条用人物的行为来加以阐述：要蒙受苦难、坚守正道；把法典传授给明君；将教化施及人民。即：道德高尚的伟大人物立身处世的三个标准：一、正蒙难：要蒙受苦难，坚守正道。二、法授圣：要把法典传授给明君；三、化及民：将教化施及人民。殷商有仁人叫箕子，立身处世完全符合上述三个标准。

　　第二段，逐条用人物的行为来加以对照阐述。箕子所处的时代，殷商末年纣王荒淫无道，武王灭商，他带着商的祭器降周，周公灭武庚后，封微子启于宋，保存了商宗族。而箕子劝谏无效，于是佯装疯癫，结果被囚禁起来。所以《易经》卦象说：“箕子之明夷。”“明入地中”，象征明臣在下，暗主在上，明臣不敢发挥自己的才能。这就是“正蒙难”。箕子和比干、微子并称为“商末三仁”，但他采取的是他认为最可取的方式。

　　第三段，作者认为箕子在比干已死，微子已去时，采取了装疯卖傻的隐忍方式，是一种明智之举。如柳宗元在碑文的结尾说到箕子隐忍图存，指出了箕子的本意，表示了对箕子的崇敬之情。文章高度赞颂了箕子既忠贞又富有智慧，忍辱负重，辅助圣王建立国家典章制度，推崇教化治理人民的重大业绩。结尾说到隐忍图存，指出了箕子的本意，表示了对箕子的崇敬心情。

　　该文反映了作者当时的政治处境和心情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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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诗首联两句从贬官一事说起，安慰朋友不要伤怀过度，并且说自己从前也曾去过闽中。中间两联承上，向朋友如实地介绍那里的荒僻而艰苦的环境。汉代苏武出使匈奴被扣留，匈奴王诈称苏武已死，汉朝乃托称苏武于雁足系书传至汉朝，匈奴王无法推托，只好放苏武回国，故后世又以“雁书”作为书信的代称。因此“大都秋雁少”一句亦含有地处偏远、消息闭塞之意。下句“只是夜猿多”一句暗用郦道元《水经注·三峡》中所引民谣“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之意。五六两句连读，言一路都是崇山峻岭，云雾缭绕莫要说起，而且还有山林中的毒气（瘴疠）时刻会侵蚀人身，危及生命。云山合，有云雾笼罩山间的意思。下句的“和”，本意是跟着唱。“瘴疠和”是说南方那种瘴疠之气也会跟着“云山合”的阴暗环境一起来助纣为虐，加倍地害人。

　　这首诗写了朋友的安慰、忠告、劝勉和祝愿之意。诗人担心友人郑姓侍御史的被贬而心中不平、不安，所以诗人在起首就提醒郑侍御对被谪放这件事不要产生恨意，并且以过来人的身分告诉闽中的环境特征；也告诉他复职的希望，所以只要注意旅途上的安全以及意在言外的其它风波外，其它不必耽心。诗人是一位重气节，疾恶如仇的人，若非友人有冤屈，他是不会这么劝的，他希望他的友人能够忍受下来，等待水落石出的一天，然后“自当逢雨露”，重返朝廷。大概贬谪之人最需雨露恩泽，因此诗人劝慰朋友，皇帝的恩泽一定会惠及远谪之人，劝勉朋友要珍重有为。这是至友的真关怀，颇有为友喊冤的意思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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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诗描写作者率领军队与入侵的吐蕃军队进行激烈战斗的情景。前两句描绘的是一幅初秋边关阴沉凝重的夜景，寓意边境局势的紧张；后两句表现了作者作为镇守边疆的将领，斗志昂扬，坚信必胜的豪迈情怀。全诗表现了边防将帅在对敌作战中的警惕性，以及刚毅果敢的性格和蔑视敌人的豪迈气概。格调高昂，读来使人振奋。

　　这首《军城早秋》，一方面使读者看到严武作为镇守一方的主将的才略和武功，另一方面也表现了这位统兵主将的词章文采，能文善武，无怪杜甫称其为“出群”之才。

　　“昨夜秋风入汉关”看上去是写景，其实是颇有寓意的。我国西北和北部的少数民族的统治武装，常于秋高马肥的季节向内地进犯。“秋风入汉关”就意味着边境上的紧张时刻又来临了。“昨夜”二字，紧扣诗题“早秋”，如此及时地了解“秋风”，正反映了严武作为边关主将对时局的密切关注，对敌情的熟悉。

　　“朔云边月满西山”接着写诗人听到秋风的反映，这个反映是很有个性的，他立即注视西山，表现了主将的警觉、敏感，也暗示了他对时局所关注的具体内容。西山，寒云低压，月色清冷，再加上一个“满”字，就把那阴沉肃穆的气氛写得更为浓重，这气氛正似风云突变的前兆，大战前的沉默。“眼中形势胸中策”，这是一切将领用兵作战的基本规律。所以诗的前两句既然写出了战云密布的“眼中形势”，那胸中之策就自不待言了，诗中略去这一部分内容，正表现了严武是用兵的行家。

　　“更催飞将追骄虏，莫遣沙场匹马还”。“更催”二字暗示战事已按主将部署胜利展开。两句一气而下，笔意酣畅，字字千钧，既显示出战场上势如破竹的气势，也表现了主将刚毅果断的气魄和胜利在握的神情，而整个战斗的结果也自然寓于其中了。这就是古人所说的“墨气所射，四表无穷，无字处皆其意也”。

　　如果把一、二句和三、四句的内容放在一起来看，就会发现中间有着很大的跳跃。了解战争的人都知道，一个闭目塞听、对敌情一无所知的主将，是断然不会打胜仗的，战争的胜负往往取决于战前主将对敌情的敏感和了解的程度。诗的一、二句景中有情，显示出主将准确地掌握了时机和敌情，这就意味着已经居于主动地位，取得了主动权，取得了克敌制胜的先决条件，这一切正预示着战争的顺利，因而，胜利也就成了人们意料中的结果，所以读到三、四句非但没有突兀、生硬之感，反而有一种水到渠成、果然如此的满足。这首诗写得开阖跳跃，气概雄壮，干净利落，表现出地道的统帅本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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