睢阳送韦参军还汾上

　　本诗通过对人物形象的生动刻画和细致的心理描写，塑造了一位光彩照人的巾帼英雄的感人形象。诗人采用先抑后扬的手法，集中表达了郁结于木兰心中的凄楚与忧伤，可谓“字字客中愁，声声女儿怨”，把女英雄的思想境界推向高峰，从而突出了这首诗的主旨。

　　诗人一开头先从人物形象的外部特征落笔，用“弯弓征战”四个字，不但活灵活现地描绘出这位巾帼英雄的非凡气概和神韵，而且生动地再现了她征战十二年的戎马生涯。

　　接着诗人进一步把笔触深入到人物的内心世界：“梦里曾经与画眉”。木兰姑娘虽身着戎装，南征北战，在血与火的考验中，不愧为英雄好汉。然而另一方面，她何尝不希望早日结束征战生涯，向往和平宁静的少女生活。“梦里”、“画眉”形象地表达了英雄的女儿情怀和对美好生活追求的憧憬。如果说，“弯弓征战”是表现这位巾帼英雄外在的“阳刚”之美，那么，“梦里”、“画眉”则是表示英雄内在的少女本色，使得对人物的描写入木三分，有血有肉，增强了诗的艺术魅力。

　　诗歌的最后，陡翻新意，生发出卓特的史论。木兰把酒思乡的时候，居然想到了汉朝远嫁番邦和亲的明妃王昭君。诗歌在构思上和诗意上的跳跃，细想，她们之间有着太多的相似了，正是这些相似，才能藉此来抒发花木兰内心的郁结。一则，她们二人都是女子；再者，二人都是离家别亲来到边塞；更为重要的是：虽然她们的身份、经历以及到边关的原因各不一样，但是她们这两位弱女子的身上都承载着家国、民族的重大责任，她们是来为国纾难的。这样的重任本应是男性担当的，现在却让两位红颜女子来背负，并且还要承受着离别的痛苦，在男权社会中，这是不正常的。难怪中唐诗人戎昱在《咏史》一诗中对这一历史现象发出了如此的质问：“社稷依明主，安危托妇人。”这便是杜牧在此诗中没有直接发出，但却深蕴其中的议论，新见迭出，确实发人深省，耐人寻味。

参考资料：

　　首联“紫泉宫殿锁烟霞，欲取芜城作帝家”点题。诗人把长安的宫殿和“烟霞”联系起来，形容它巍峨壮丽，高耸入云。用“紫泉”代替长安，也是为了选取有色彩的字面与“烟霞”相映衬，从而烘托长安宫殿的雄伟壮丽，可是，如此巍峨的宫殿，空锁于烟霞之中，而皇帝更愿意住在芜城。上句着一“锁”字，也突出了长安宫殿的雄伟。经此一垫，下句顺势而来。不居长安，另取江都，隋炀帝贪图享乐、为所欲为的本性已隐隐揭出。一写景，一叙事，一暗写，一明说，写法虽异，但都是围绕批判亡国之君这一主旨而驱使笔墨的。

　　三、四句“玉玺不缘归日角，锦帆应是到天涯”。诗人以虚拟的语气说：如果不是由于皇帝的玉印落到了李渊的手中，杨广不会以游幸江都为满足，他的锦帆，大概一直要飘到天边去吧。据史书记载：杨广不仅开凿了二千余里的通济渠，多次到江都去玩；还开凿了八百余里的江南河，“又拟通龙舟，置驿宫”，准备到杭州去玩，只是未成行罢了。诗人从隋炀帝贪图游乐的众多史实中，信笔拈取他耽于乘舟出游这一典型事例，予以讽刺。用笔亦实亦虚，虚实结合。说它“实”，是因为它是以历史故实和隋场帝贪图逸游的性格特征为依据的，所以尽管夸大其事，而终不失史实和人物性格之真；说它“虚”，是因为它揉入了诗人的艺术想象，是通过幻觉而产生出来的最高真实的假象。实际生活中，锦帆之游是绝不会远及天涯的。艺术创作妙在“似与不似之间”，太似为媚俗，不似为欺世。“玉玺”一联是深得此道的佳句。在修辞上，此联采用了上下蝉联、一气奔腾的流水对，使诗句呈现出圆熟流美的动态。

　　颈联“于今腐草无萤火，终古垂杨有暮鸦。”涉及有关杨广逸游的两个故事。一个是放萤：杨广曾在洛阳景华宫征求萤火虫数斛，“夜出游山放之，光遍岩谷”；在江都也放萤取乐，还修了个“放萤院”。另一个是栽柳：白居易在《隋堤柳》中写道：“大业年中炀天子，种柳成行夹流水；西至黄河东至淮，绿影一千三百里。大业末年春暮月，柳色如烟絮如雪；南幸江都恣佚游，应将此树映龙舟。”把“萤火”和“腐草”、“垂杨”和“暮鸦”联系起来，于一“有”一“无”的鲜明对比中感慨今昔，深寓荒淫亡国的历史教训。“于今腐草无萤火”，这不仅是说当年放萤的地方此时已成废墟，只有“腐草”而已；更深一层的含意是，杨广为了放萤夜游，穷搜极捕，弄得萤火虫绝种。“终古垂杨有暮鸦”，渲染了亡国后的凄凉景象。

　　上句说“于今”“无”，自然暗示昔日“有”；下句说“终古”“有”，自然暗示当日“无”。从前杨广“乘兴南游”，千帆万马，水陆并进，鼓乐喧天，旌旗蔽空；隋堤垂杨，暮鸦自然不敢栖息。只有在杨广被杀，南游已成陈迹之后，日暮归鸦才敢飞到隋堤垂杨上过夜。这两句今昔对比，但在艺术表现上，却只表现对比的一个方面，既感慨淋漓，又含蓄蕴藉。

　　尾联“地下若逢陈后主，岂宜重问后庭花！”用杨广与陈叔宝梦中相遇的故实，以假设、反诘的语气，把批判荒淫亡国的主题深刻地揭示出来，陈叔宝因荒淫亡国，投降隋朝，和当时隋朝的太子杨广很相熟。杨广当了天子，乘龙舟游江都的时候，梦中与死去的陈叔宝及其宠妃张丽华等相遇，请张丽华舞了一曲《玉树后庭花》。这首舞曲是陈叔宝所作。被后人斥为“亡国之音”。诗人在这里特意提到它，意为杨广目睹了陈叔宝荒淫亡国之事，却不吸取教训，既纵情龙舟之游，又迷恋亡国之音，终于重蹈陈叔宝的覆辙，身死国灭，为天下笑。诗在最后发问：他如果在地下遇见陈叔宝的话，难道还好意思再请张丽华舞一曲《后庭花》吗？问而不答，余味无穷。

　　此诗取材于前朝亡国故实，以诗的语言，批判亡国之君，晓喻晚唐皇上，立意高远。篇中以实词撑住全诗，以虚词斡旋其间，取得了既整饬工严又流动活泼的艺术效果。

参考资料：

　　徐惠的《进太宗》又名曰《妆殿答太宗》，是在皇帝屡召不赴情况下写就的一首难得表现作者“女儿性”的作品。

　　“朝来临镜台，妆罢暂徘徊”。前两句虽然不着一墨写作者如何梳妆，却让佳人对镜的优雅美态如在眼前，颇见功力。在数以千百计的后宫妃嫔中，得到君王的宣诏，本应喜悦之极应命而至。就封建文化要求女子“柔顺”、不得违抗君命的“角色规范”而言，更应该立即应诏。可徐惠却偏要君王等一等，“妆罢”后久久不去应诏，反而要在镜台前徘徊不前，故意要引逗得君王着急。等到君王真的因急生怒，她似乎又早料到了，慌不忙的借“千金一笑”的典故，戏谑地反问太宗：“古人千金买美人一笑，陛下传召我一次，我能来吗？”

　　徐惠的问句，不但平息了君王的火气，也向读者呈现了一位体态婀娜、不胜罗绮的艳丽宫妃，在君王面前不屈己、不媚人的独立形象。“后妃宫女拂逆君主的行为，并非完全出于手段，出于自觉意识，多数因性气所致。”由此可见徐惠的机智活泼的女儿性情，以及太宗与她之间亲昵深厚的情思。

　　徐惠以轻松的笔调写下了她和太宗之间这段富于情趣的小插曲，在强调庄严又玄妙的“后妃之德”的后《诗经》时代，突然冒出“千金始一笑，一召讵能来”这样充满灵性的诗句，是徐惠的天性和才华使然。后人曾作诗赞这首《进太宗》：“拟就离骚早负才，妆成把镜且徘徊。美人一笑千金重，莫怪君王召不来。”

参考资料：

妾发初覆额，折花门前剧。
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
同居长干里，两小无嫌猜，
十四为君妇，羞颜未尝开。
低头向暗壁，千唤不一回。
十五始展眉，愿同尘与灰。
常存抱柱信，岂上望夫台。
十六君远行，瞿塘滟滪堆。
五月不可触，猿声天上哀。
门前迟行迹，一一生绿苔。
苔深不能扫，落叶秋风早。
八月胡蝶黄，双飞西园草。
感此伤妾心，坐愁红颜老。
早晚下三巴，预将书报家。
相迎不道远，直至长风沙。

忆妾深闺里，烟尘不曾识。
嫁与长干人，沙头候风色。
五月南风兴，思君下巴陵。
八月西风起，想君发扬子。
去来悲如何，见少离别多。
湘潭几日到，妾梦越风波。
昨夜狂风度，吹折江头树。
淼淼暗无边，行人在何处。
好乘浮云骢，佳期兰渚东。
鸳鸯绿蒲上，翡翠锦屏中。
自怜十五余，颜色桃花红。
那作商人妇，愁水复愁风。

　　诗人李白写过许多反映妇女生活的作品，《长干行两首》就是其中杰出的诗篇。

　　长干是地名，在今江苏南京。乐府旧题有《长干曲》，郭茂倩《乐府诗集》卷七二载有古辞一首，五言四句，写一位少女驾舟采菱、途中遇潮的情景。与李白同时的崔颢有《长干曲》，崔国辅有《小长干曲》，也都是五言四旬的小乐府体，所描绘的都是长江中下游一带男女青年的生活场景。这些诗歌内容都较简单。李白《长干行》的篇幅加长了，内容也比较丰富。它以一位居住在长干里的商妇自述的口气，叙述了她的爱情生活，倾吐了对于远方丈夫的殷切思念。它塑造了一个具有丰富深挚的情感的少妇形象，具有动人的艺术力量。

　　这是两首爱情叙事诗。第一首诗对商妇的各个生活阶段，通过生动具体的生活侧面的描绘，在读者面前展开了一幅幅鲜明生动的画面。诗人通过运用形象，进行典型的概括，开头的六句，婉若一组民间孩童嬉戏的风情画卷。“十四为君妇”以下八句，又通过心里描写生动细腻地描绘了小新娘出嫁后的新婚生活。在接下来的诗句中，更以浓重的笔墨描写闺中少妇的离别愁绪，诗情到此形成了鲜明转折。“门前迟行迹”以下八句，通过节气变化和不同景物的描写，将一个思念远行丈夫的少妇形象，鲜明地跃然于纸上。最后两句则透露了李白特有的浪漫主义色彩。这阕诗的不少细节描写是很突出而富于艺术效果的。如“妾发初覆额”以下几句，写男女儿童天真无邪的游戏动作，活泼可爱。“青梅竹马”成为至今仍在使用的成语。又如“低头向暗壁，千唤不一回”，写女子初结婚时的羞怯，非常细腻真切。诗人注意到表现女子不同阶段心理状态的变化，而没有作简单化的处理。再如“门前迟行迹，一一生绿苔”，“八月胡蝶黄，双飞西园草”，通过具体的景物描写，展示了思妇内心世界深邃的感情活动，深刻动人。

　　第二首诗与第一首诗同是写商妇的爱情和离别的诗。第二首诗恰似第一首诗中的少妇风尘仆仆地划着小船来到长风沙的江边沙头上等候久别的丈夫。此诗在描述女子情感脉络上非常细密柔婉，像是山林中的清泉涓涓流畅而又还回曲折，给读者留下数不清的情韵，把少妇的闺怨描写得淋漓酣畅。这首诗中，诗人用“嫁与长干人，沙头候风色”两句便将女主人公的身世交代得清清楚楚。“五月南风兴”以下四句交代了诗中丈夫的行踪。“昨日狂风度，吹折江头树”则表现了她对夫婿安危的深切关怀，最后，“自怜十五余，颜色桃花江。那作商人妇，愁水复愁风”以少妇感怀身世的方式将满腔离愁别恨渲染得恰到好处。这首诗将南方女子温柔细腻的感情刻画得十分到位。全诗感情细腻，缠绵婉转，步步深入，语言坦白，音节和谐，格调清新隽永，也属诗歌艺术的上品。

　　但是，与第一首诗相比起来，第二首诗显得要稍逊一筹。第二首诗与其他描写闺怨题材的诗一样，是从少妇时期入手， 而第一首诗却别出心裁，偏偏从童年时期的两小无猜写起，李白在此诗中打破了陈规，自出机杼。它通过描绘出的一副副生活场景 ，精心渲染环境气氛，使得人物性格更加生鲜自然，显示出完整性和独创性。一连串具有典型意义的生活片段和心理活动的描写，几乎显示了女主人公的一部性格发展史。这些是第二首诗所没有达到的艺术高度。

　　透过第一首诗典型化的语言，塑造出了一个典型的商人小妇形象。这就是典型的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用“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来赞美这首诗是最贴切不过了，相形之下，第二首诗略显平庸，一则在于它的遣词用句没有前者的创新性，二者它的叙述方式没有摆脱掉其他相同题材诗歌的影子。它更加注重愁怨的描写，而第一首的最后两句“相迎不道远，直至长风沙”则带有一丝脱离封建礼教的解放色彩。因此，第一首诗塑造的人物更加鲜明饱满，更令读者喜爱。

　　《长干行二首》的风格缠绵婉转，具有柔和深沉的美。商妇的爱情有热烈奔放的特点，同时又是那样地坚贞、持久、专一、深沉。她的丈夫是外出经商，并非奔赴疆场，吉凶难卜；因此，她虽也为丈夫的安危担心，但并不是摧塌心肺的悲恸。她的相思之情正如春蚕吐丝，绵绵不绝。这些内在的因素，决定了作品风格的深沉柔婉。

参考资料：

　　京兆杜牧为李长吉集序，状长吉之奇甚尽，世传之。长吉姊嫁王氏者，语长吉之事尤备。

　　长吉细瘦，通眉，长指爪，能苦吟疾书。最先为昌黎韩愈所知。所与游者，王参元、杨敬之、权璩、崔植辈为密，每旦日出与诸公游，未尝得题然后为诗，如他人思量牵合，以及程限为意。恒从小奚奴，骑距驴，背一古破锦囊，遇有所得，即书投囊中。及暮归．太夫人使婢受囊出之，见所书多．辄曰：“是儿要当呕出心乃已尔。”上灯，与食。长吉从婢取书，研墨叠纸足成之，投他囊中。非大醉及吊丧日率如此，过亦不复省。王、杨辈时复来探取写去。长吉往往独骑往还京、洛，所至或时有著，随弃之，故沈子明家所余四卷而已。

　　长吉将死时，忽昼见一绯衣人，驾赤虬，持一板，书若太古篆或霹雳石文者，云当召长吉。长吉了不能读，欻下榻叩头，言：“阿弥老且病，贺不愿去。”绯衣人笑曰：“帝成白玉楼，立召君为记。天上差乐，不苦也。”长吉独泣，边人尽见之。少之，长吉气绝。常所居窗中，勃勃有烟气，闻行车嘒管之声。太夫人急止人哭，待之如炊五斗黍许时，长吉竟死。王氏姊非能造作谓长吉者，实所见如此。

　　呜呼，天苍苍而高也，上果有帝耶?帝果有苑囿、宫室、观阁之玩耶?苟信然，则天之高邈，帝之尊严，亦宜有人物文采愈此世者，何独眷眷于长吉而使其不寿耶?噫，又岂世所谓才而奇者，不独地上少，即天上亦不多耶?长吉生二十七年，位不过奉礼太常，时人亦多排摈毁斥之，又岂才而奇者，帝独重之，而人反不重耶?又岂人见会胜帝耶?

　　本文在构思布局上也是较为特别的，全篇以一“奇”字贯之；首段以杜牧为李贺作序之事提挈全篇，言杜牧之序“状长吉之奇甚尽”，以杜牧言李贺“奇”引起下文自己所言李贺之“奇”。随后又提到李贺姊“语长吉之事尤备”，以杜牧序和李贺姊之言点出文中李贺事的由来。

　　第2段是全文的关键部分，大致可分为三个层次。首先是对李贺外在风貌的描写：“长吉细瘦，通眉，长指爪，能苦吟疾书。”作者抓住李贺外貌中最典型的几点特征，只用了区区十余字，李贺的清奇之气就跃然纸上了。尔后写李贺的交游情况，“最为昌黎韩愈所知”，与他密切往来的文人也不少。在文人交游中，作诗是最为常见的事情，但李贺每与诸人出游，“未尝得题然后为诗，如他人思量牵合，以及程限为意”，自然引出下文对李贺诗歌创作过程和特点的叙述。在李商隐笔下，李贺的诗歌创作大致有如下几个特点：一是“为情造文”，不以程限为意，而那种“得题然后为诗”的情况显然是“为文造情”，这是李贺不赞成的；二是及时捕捉灵感，李贺诗歌的创作方式和过程无疑是特别的，“恒从小奚奴骑距驴，背一古破锦囊，遇有所得，即书投囊中”，所作皆是自己所见所感，既是“为情造文”的表现，“遇有所得，即书投囊中”也是其及时捕捉灵感的方法；三是坚持及时修改整理，“长吉从婢取书，研墨叠纸足成之，投他囊中，非大醉及吊丧日率如此”；四是为文用心、能苦吟，在整个创作过程中，李贺都是呕心沥血为之，正如文中太夫人所说：“是儿要当呕出心乃始已尔”。这些都为了说明李贺诗歌创作之“奇”，事实上诗风及其创作方法之奇是由其人性情之奇所影响和决定的，李贺性情之奇不仅在其诗歌创作之奇中有所体现，以下几句更是直接写出了李贺性格中与众不同之处。他的诗歌都是呕心沥血之作，但却“过亦不复省，王、杨辈时复来探取写去”，“所至或时有著，随弃之”，创作时一丝不苟，处置作品却极为随意，这是李贺性情之奇的一个方面。

　　在写了李贺的诗歌创作之奇及性情之奇后，作者在第3段又着力描绘李贺临终之奇。李贺临终之时有天帝召升，这种扑朔迷离、荒诞虚妄的描写占据了本段大部分篇幅，作者不仅对此浓墨重彩大加渲染，更在段末声明：“王氏姊非能造作谓长吉者，实所见如此。”也许李贺临终确实曾出现幻觉，而李商隐把这种幻觉放到传记中加以描绘，其实只是以此寄托自己的感情，并以现实和幻觉的鲜明对照引出最后一段的一连串质问。

　　末段是李商隐对李贺的议论和观感，并借题发挥，抒发了对李贺的惋惜和同情，从中也可窥出李商隐写作这篇小传的未言明的真意。最后一段托出了六个问题，虽然问而不答，但答案自在问中，能探得一二。前三问是问天，后三问则专问李贺的遭遇，层层递进，反复呼号。像李贺这样“才而奇者”世所罕见，却遭到世人的排斥，无人重视，而为天帝所重，与篇首的“奇”遥相呼应，更突出了作者对李贺一生遭遇的同情和悲愤。在这种同情和悲愤中，作者有意无意地把自我也摆了进去，因此无论是在对李贺之奇的叙述中，还是在末尾的一连串质问中，作者自己的身影总是若隐若现、似有若无，作者对自己命运和遭遇的感愤、慨叹也能隐约曲折地表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