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英台近（赋牡丹）

　　高观国的这首词主要反映作者到湖边重温旧梦的思想感情，清新蕴藉是这首词的写作特点。

　　“春风吹绿湖边草”，也吹醒了他的旧情，唤起了他的记忆。人的美好感情特别是恋情显得格外有生命力，有时似乎“忘记”了，但不经意间受外界触发又会突然萌发。当春风吹绿湖边草，自然界的勃勃生机、草色的青绿可爱，最易于激发人的美好情感，而将草色喻离情、喻相思、芳草喻情人又是积淀在人们意识中的特定联想，这样旧情就自然会复活了。“春光依旧湖边道”，湖边道上，春意盎然。“依旧”二字，将眼前之春光转换为昔日之春光，引出下二句的回忆中情景。回忆是那么清晰，美好，他一往情深了。“玉勒锦障泥，少年游冶时。”这是他回忆起的少年时来到“湖边道”情景。玉勒锦鞍烘托出马的骄贵、人的精神。少年的他跨上这样的宝马漫游在春风骀荡的湖边，那是多么的风流，多么的令人向往。自然，那次游冶定有难忘的情遇。

　　下片继续写对那次游冶的追忆与回味。“烟明花似绣，且醉旗亭酒。”早春湖畔阳光明媚，岸上的红花象是绣在轻绡上似的，多么艳丽。“烟明花似绣”，写景真切。这个“花似绣”也许还联想到那绣罗裳的意中人。“且醉旗亭酒”，聊且到这酒店中以求一醉。此时他当有茫然若失之感，有意借酒驱遣那撩人的思绪。“斜日照花西，归鸦花外啼。”他在旗亭里沉入了久长的回忆，直到归鸦啼鸣才将他从沉思中唤醒，此时已是夕阳西下了。“烟明”句明为晨景，到“斜日”时间跨度相当大。他“醉”前看到的是“花似绣”，醒来又是“花西”、“花外”，满眼是花，人在花丛之中。这么多“花”，显然是他潜意识的升华，朵朵花都会联想起“她”。这里边，也许还重温了相遇后的情事。玩味“归鸦花外啼”，则日暮乌鸦归来在前人诗中不少有象征男女欢会的意思，如梁萧纲《乌栖曲》：“倡家高树乌欲栖，罗帷翠被任君低。”李白《杨叛儿》：“乌啼隐杨花，君醉留妾家。”这种联想虚无缥缈，写得很含蓄，全篇景色又写得那么美，还是给人以美感的。

　　近人吴梅说：“大抵南宋以来，如放翁、如于湖则学东坡，如龙川、如龙洲则学稼轩。至蒲江、宾王（即高观国）辈，以江湖叫嚣之习，非倚声家所宜，遂瓣香周、秦（按指周邦彦、秦观），而词境亦闲适矣。”（《词学通论》）高观国《竹屋痴语》一些小令以写景抒情见长，文字简洁，耐人寻味，正是周、秦的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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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首诗写的是秋雨后无相寺前的景色，主景是水。首联写西溪及附近的湖泊，经过一场秋雨，水位上涨，远近一片浑茫澄澈，与秋空相接；水边的人家，似乎浮在水上。“积水涵虚”四字，场面很大，仿佛唐孟浩然《望洞庭湖赠张丞相》诗“八月湖水平，涵虚浑太清”的景况。孟浩然写洞庭湖水，描摹了湖的渺茫宽阔；张先在这里突出江南雨后河湖溪塘涨满水的情况，是小环境组合成的大环境，都很神似。“上下清”即孟浩然诗的“浑太清”，都写秋天天空晴朗，水光澄碧的景象，移不到别的季节去。次句写水边人家，以“岸痕平”说水涨得高，与“几家门”成为一个平面，也活生生地画出雨后江南水乡的秀丽景色。

　　起句从远处、大处落笔，展示西溪的独特风貌。“积水”，暗写雨。一场秋雨，溪水涨满。远远望去，天光水色浑融一片，大有孟浩然诗句“八月湖水平，涵虚浑太清”（《洞庭湖赠张丞相》）的气势。经过一番新雨刷洗，临溪屋宇显得明丽清宁，仿佛平卧在水面上，别有一副悠闲的静态。

　　颔联笔触一转，从小处、近处着墨，使诗情飞动。出句描述微风吹来，满池的浮萍裂开了，露出了一段水面，水面上倒映出青山的影子；对句写一叶小舟归来，船帮与水中的葑草摩擦，发出沙沙的响声。“浮萍破”，这是一个极细小而不易察觉的物象，是水上微风初起所致，被诗人捕捉住了。一个“破”字，寓动于静，体物入微。草声是极微弱的声响，为诗人听到，足见其静，此乃以动衬静的笔法，给以生趣。此联一见一听，一静一动，错落有致，妙趣横生。

　　第三联仍然写景，但通过人这个主体来写，还是以水作背景。一句写入郭僧，照应题面“无相院”；一句写过桥人，点缀水乡，二句又相互呼应。僧到城里去，加以“尘里”二字，说城市喧嚣，反衬无相寺所在地的静寂清净；人过桥，以“鉴中行”形容，说出桥下水之清澈，回照首句，又以眼前环境的清旷与上句的“尘里”作对比，表达诗人自己对景色的欣赏。

　　尾联用逆挽虚收法。“已凭暂雨添秋色”一句，在篇束点出，确是巧设安排。一是突出了西溪之妙境，先绘景后叙其所由出；二是可以放开一步，宕出远神。“莫放修芦碍月生”，意谓秋雨之后，芦苇勃生，莫让它态意长高，使人领略不到深潭月影。以雨后芦苇长高作一虚设，便把白天所见的景色扩大到未见的溪月，拓出了另一番想象的世界，给人以回味。这一结余味悠然，又与首句“积水涵虚砂相应。

　　张先善写“影”，人称“张三影”。他写影的本领，在此诗中也可见到。“浮萍破处见山影”是明写；“过桥人似鉴中行”，是暗写；“莫放修芦碍月生”，是虚写；为全诗增添了生机和情趣。全诗几乎全是写景，即使是尾联，也把情浸入景中，是一幅优美的风景画。

参考资料：

香冷金猊，被翻红浪，起来慵自梳头。任宝奁尘满，日上帘钩。生怕离怀别苦，多少事、欲说还休。新来瘦，非干病酒，不是悲秋。
休休，这回去也，千万遍《阳关》，也则难留。念武陵人远，烟锁秦楼。惟有楼前流水，应念我、终日凝眸。凝眸处，从今又添，一段新愁。(版本一)

香冷金猊，被翻红浪，起来人未梳头。任宝奁闲掩，日上帘钩。生怕闲愁暗恨，多少事、欲说还休。今年瘦，非干病酒，不是悲秋。
明朝，者回去也，千万遍阳关，也即难留。念武陵春晚，云锁重楼。记取楼前绿水，应念我、终日凝眸。凝眸处，从今更数，几段新愁。(版本二)

　　这首词概作于词人婚后不久，赵明诚离家远游之际，写出了她对丈夫的深情思念。

　　“香冷金猊，被翻红浪”，为对偶给人以冷漠凄清的感觉。金猊，指狻猊（狮子）形铜香炉。“被翻红浪”，语本柳永《凤栖梧》：“鸳鸯绣被翻红浪。”说的是锦被胡乱地摊在床上，在晨曦的映照下，波纹起伏，恍似卷起层层红色的波浪。金炉香冷，反映了词人在特定心情下的感受；锦被乱陈，是她无心折叠所致。“起来慵自梳头”，则全写人物的情绪和神态。这三句工炼沉稳，在舒徐的音节中寄寓着作者低沉掩抑的情绪。到了“任宝奁尘满，日上帘钩”，则又微微振起，恰到好处地反映了词人情绪流程中的波澜。然而她内心深处的离愁还未显露，给人的印象只是慵怠或娇慵。慵者，懒也。炉中香消烟冷，无心再焚，一慵也；床上锦被乱陈，无心折叠，二慵也；髻鬟蓬松，无心梳理，三慵也；宝镜尘满，无心拂拭，四慵也；而日上三竿，犹然未觉光阴催人，五慵也。慵而一“任”，则其慵态已达极点。词人为何大写“慵”字，目的仍在写愁。这个“慵”字是“词眼”，使读者从人物的慵态中感到她内心深处有个愁在。

　　“生怕离怀别苦”，开始切题，可是紧接着，作者又一笔宕开，“多少事，欲说还休”，万种愁情，一腔哀怨，本待在丈夫面前尽情倾吐，可是话到嘴边，又吞咽下去。词情又多了一层波折，愁苦又加重了一层。因为许多令人不快的事儿，告诉丈夫只有给他带来烦恼。因此她宁可把痛苦埋藏心底，自己折磨自己，也不愿在丈夫面前表露，真可谓用心良苦，痴情一片，难怪她会“慵怠无力”而复“容颜消瘦”了。

　　“新来瘦，非干病酒，不是悲秋。”她先从人生的广义概括致瘦的原因：有人是因“日日花前常病酒”，有人是因“万里悲秋常作客”，而自己却是因为伤离惜别这种不足与旁人道的缘由。

　　从“悲秋”到“休休”，是大幅度的跳跃。词人一下子从别前跳到别后，略去话别的缠绵和饯行的伤感，笔法极为精炼。“休休！这回去也，千万遍《阳关》，也则难留。”多么深情的语言！《阳关》，即《阳关曲》。离歌唱了千千遍，终是难留，惜别之情，跃然纸上。“念武陵人远，烟锁秦楼”，把双方别后相思的感情作了极其精确的概括。武陵人，用刘晨、阮肇典故，借指心爱之人。秦楼，一称凤楼、凤台。相传春秋时有个萧史，善吹箫，作凤鸣，秦穆公以女弄玉妻之，筑凤台以居，一夕吹箫引凤，夫妇乘凤而去。李清照化此典，既写她对丈夫赵明诚的思念，也写赵明诚对其妆楼的凝望，丰富而又深刻。同时后一个典故，还暗合调名，照应题意。

　　下片后半段用顶真格，使各句之间衔接紧凑，而语言节奏也相应地加快，感情的激烈程度也随之增强，使词中所写的“离怀别苦”达到了高潮。“惟有楼前流水”句中的“楼前”，是衔接上句的“秦楼”，“凝眸处”是紧接上句的“凝眸”。把它们连起来吟诵，便有一种自然的旋律推动吟诵的速度，而哀音促节便在不知不觉中搏动人们的心弦。古代写倚楼怀人的不乏佳作，却没有如李清照写得这样痴情的。她心中的“武陵人”越去越远了，人影消失在迷蒙的雾霭之中，她一个人被留在“秦楼”，呆呆地倚楼凝望。她那盼望的心情，无可与语；她那凝望的眼神，无人理解。唯有楼前流水，映出她终日倚楼的身影，印下她钟情凝望的眼神。流水无知无情，怎会记住她终日凝眸的情态，这真是痴人痴语啊。词笔至此，主题似已完成了，而结尾三句又使情思荡漾无边，留有不尽意味。凝眸处，怎么会又添一段新愁呢？自从得知赵明诚出游的消息，她就产生了“新愁”，此为一段；明诚走后，洞房空设，佳人独坐，此又是“新愁”一段。从今而后，山高路远，枉自凝眸，其愁将与日俱增，愈发无从排遣了。

　　这首词虽用了两个典故，但总体上未脱清照“以浅俗之语，发清新之思”的格调。层层深入地渲染了离愁别念，以“慵”点染，“瘦”形容，“念”深化，“痴”烘托，逐步写出不断加深的离愁别苦，感人至深。

　　此词里描写了沦陷区的荒凉景象和敌人的骄横残暴，抒发了反对议和的激昂情绪。

　　上阕，描写江淮区域宋金对峙的态势。“长淮”二字，指出当时的国境线，含有感慨之意。自绍兴十一年十一月，宋“与金国和议成，立盟书，约以淮水中流画疆”（《宋史·高宗纪》）。昔日曾是动脉的淮河，如今变成边境。这正如后来杨万里《初入淮河》诗所感叹的：“人到淮河意不佳”，“中流以北即天涯！”国境已收缩至此，只剩下半壁江山。极目千里淮河，南岸一线的防御无屏障可守，只是莽莽平野而已。江淮之间，征尘暗淡，霜风凄紧，更增战后的荒凉景象。

　　“黯销凝”一语，揭示出词人的壮怀，黯然神伤。追想当年靖康之变，二帝被掳，宋室南渡。谁实为之？天耶？人耶？语意分明而着以“殆”、“非”两字，便觉摇曳生姿。洙、泗二水经流的山东，是孔子当年讲学的地方，如今也为金人所占，这对于词人来说，不禁从内心深处激起震撼、痛苦和愤慨。自“隔水毡乡”直贯到歇拍，写隔岸金兵的活动。一水之隔，昔日耕稼之地，此时已变为游牧之乡。帐幕遍野，日夕吆喝着成群的牛羊回栏。“落日”句，语本于《诗经·王风·君子于役》，更应警觉的是，金兵的哨所纵横，防备严密。尤以猎火照野，凄厉的笳鼓可闻，令人惊心动魄。金人南下之心未死，国势仍是可危。

　　下阕，抒写复国的壮志难酬，朝延当政者苟安于和议现状，中原人民空盼光复，词情更加悲壮。换头一段，词人倾诉自己空有杀敌的武器，只落得尘封虫蛀而无用武之地。时不，徒具雄心，却等闲虚度。绍兴三十一年的秋冬，孝祥闲居往来于宣城、芜湖间，闻采石大捷，曾在《水调歌头·和庞佑甫》一首词里写道：“我欲乘风去，击楫誓中流。”但到建康观察形势，仍感报国无门。所以“渺神京”以下一段，悲愤的词人把词笔犀利锋鋩直指偏安的小朝廷。汴京渺远，何时光复！所谓渺远，岂但指空间距离之遥远，更是指光复时间之渺茫。这不能不归罪于一味偷安的朝廷。“干羽方怀远”活用《尚书·大禹谟》“舞干羽于两阶”故事。据说舜大修礼乐，曾使远方的有苗族来归顺。词人借以辛辣地讽刺朝廷放弃失地，安于现状。所以下面一针见血揭穿说，自绍兴和议成后，每年派遣贺正旦、贺金主生辰的使者、交割岁币银绢的交币使以及有事交涉的国信使、祈请使等，充满道路，在金受尽屈辱，忠直之士，更有被扣留或被杀害的危险。即如使者至金，在礼节方面仍须居于下风。岳珂《桯史》记载：“……礼文之际，多可议者，而受书之仪特甚。逆亮（金主完颜亮）渝平，孝皇（宋孝宗）以奉亲之故，与雍（金世宗完颜雍）继定和好，虽易称叔侄为与国，而此仪尚因循未改，上（孝宗）常悔之。”这就是“若为情”——何以为情一句的事实背景，词人所以叹息痛恨者。“闻道”两句写金人统治下的父老同胞，年年盼望王师早日北伐收复失地。“翠葆霓旌”，即饰以鸟羽的车盖和彩旗，是皇帝的仪仗，这里借指宋帝车驾。词人的朋友范成大八年后使金，过故都汴京，有《州桥》一诗：“州桥南北是天街，父老年年等驾回。忍泪失声询使者，几时真有六军来！”曾在陕西前线战斗过的陆游，其《秋夜将晓出篱门迎凉有感》一诗中也写道：“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皆可印证。这些爱国诗人、词人说到中原父老，真是同深感慨。作者举出中原人民向往故国，殷切盼望复国的事实，就更深刻地揭露偏安之局是多么违反人民意愿，更使人感到无比气愤的事。结尾三句顺势所至，更把出使者的心情写出来。孝祥伯父张邵于建炎三年使金，以不屈被拘留幽燕十五年。任何一位爱国者出使渡淮北去，就都要为中原大地的长期不能收复而激起满腔忠愤，为中原人民的年年伤心失望而倾泻出热泪。“使行人到此”一句，“行人”或解作路过之人，亦可通。北宋刘潜、李冠两首《六州歌头》，一咏项羽事，一咏唐玄宗、杨贵妃事，末皆用此句格。刘作曰“遣行入到此，追念痛伤情，胜负难凭”；李作曰“使行人到此，千古只伤歌，事往愁多”。孝祥此语大概亦袭自前人。

　　纵观全词，上阕又可各分为三小段，作者在章法上也颇费心思。宴会的地点在建康，词人唱出“长淮望断”，他不让听者停留在淮河为界的苦痛眼前现实，而且紧接着以“追想当年事”一语把大家的心绪推向北方更广大的被占区，加重其山河破碎之感。这时又突然以“隔水毡乡”提出警告，把众宾的注意力再引回到“胡儿打围涂塘北，烟火穹庐一江隔”（张孝祥《和沈教授子寿赋雪》诗句）的现实中来。一阕之内，波澜迭起。换头以后的写法又有变化。承上阕指明的危急形势，首述恢复无期、报国无门的失望；继斥朝廷的忍辱求和；最后指出连过往的人（包括赴金使者）见到中原遗老也同样悲愤。这样高歌慷慨，愈转愈深，不仅充分表达了词人的无限悲愤之情，更有力地激发起人们的爱国热情。据南宋无名氏《朝野遗记》说：“歌阕，魏公（张浚）为罢席而入”，可见其感人之深。

　　这首词的强大生命力就在于词人“扫开河洛之氛祲，荡洙泗之膻腥者，未尝一日而忘胸中”的爱国精神。正如词中所显示，熔铸了民族的与文化的、现实的与历史的、人民的与个人的因素，是一种极其深厚的爱国主义精神。所以一旦倾吐为词，发抒忠义就有“如惊涛出壑”的气魄（南宋滕仲固跋郭应祥《笑笑词》语，据称于湖一传而得吴镒，再传而得郭）。同时，《六州歌头》篇幅长，格局阔大。多用三言、四言的短句，构成激越紧张的促节，声情激壮，正是词人抒发满腔爱国激情的极佳艺术形式。词中，把宋金双方的对峙局面，朝廷与人民之间的尖锐矛盾，加以鲜明对比。多层次、多角度地展示了那个时代的宏观历史画卷，强有力地表达出人民的心声。就像杜甫诗历来被称为诗史一样，这首《六州歌头》，也完全可以被称为词史。

参考资料：

　　管仲相桓公，霸诸侯，攘夷狄，终其身齐国富强，诸侯不敢叛。管仲死，竖刁、易牙、开方用，威公薨于乱，五公子争立，其祸蔓延，讫简公，齐无宁岁。夫功之成，非成于成之日，盖必有所由起；祸之作，不作于作之日，亦必有所由兆。故齐之治也，吾不曰管仲，而曰鲍叔。及其乱也，吾不曰竖刁、易牙、开方，而曰管仲。何则？竖刁、易牙、开方三子，彼固乱人国者，顾其用之者，威公也。夫有舜而后知放四凶，有仲尼而后知去少正卯。彼威公何人也？顾其使威公得用三子者，管仲也。仲之疾也，公问之相。当是时也，吾意以仲且举天下之贤者以对。而其言乃不过曰：竖刁、易牙、开方三子，非人情，不可近而已。

　　呜呼！仲以为威公果能不用三子矣乎？仲与威公处几年矣，亦知威公之为人矣乎？威公声不绝于耳，色不绝于目，而非三子者则无以遂其欲。彼其初之所以不用者，徒以有仲焉耳。一日无仲，则三子者可以弹冠而相庆矣。仲以为将死之言可以絷威公之手足耶？夫齐国不患有三子，而患无仲。有仲，则三子者，三匹夫耳。不然，天下岂少三子之徒哉？虽威公幸而听仲，诛此三人，而其余者，仲能悉数而去之耶？呜呼！仲可谓不知本者矣。因威公之问，举天下之贤者以自代，则仲虽死，而齐国未为无仲也。夫何患三子者？不言可也。五伯莫盛于威、文，文公之才，不过威公，其臣又皆不及仲；灵公之虐，不如孝公之宽厚。文公死，诸侯不敢叛晋，晋习文公之余威，犹得为诸侯之盟主百余年。何者？其君虽不肖，而尚有老成人焉。威公之薨也，一乱涂地，无惑也，彼独恃一管仲，而仲则死矣。

　　夫天下未尝无贤者，盖有有臣而无君者矣。威公在焉，而曰天下不复有管仲者，吾不信也。仲之书，有记其将死论鲍叔、宾胥无之为人，且各疏其短。是其心以为数子者皆不足以托国。而又逆知其将死，则其书诞谩不足信也。吾观史鰌，以不能进蘧伯玉，而退弥子瑕，故有身后之谏。萧何且死，举曹参以自代。大臣之用心，固宜如此也。夫国以一人兴，以一人亡。贤者不悲其身之死，而忧其国之衰，故必复有贤者，而后可以死。彼管仲者，何以死哉？

　　管仲是历史上的名相之一。他辅佐齐桓公尊周室，攘夷狄，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他的功绩一向为人称道，连孔子对他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对于这样一个典范人物，作者独能从其不能推荐贤人这一要害之处进行评说，其立论新奇，合乎情理。在封建社会中，一个有作为的政治家的去世往往会给国家带来消极的甚至是灾难性的影响，这种例子在历史上是不罕见的。因此，作者的见解是正确的。

　　本文文笔犀利，逻辑严密，令人无懈可击，正如清人吴楚材所说：“立论一层深一层，引证一段系一段，似此卓识雄文，方能令古人心服。”例如，为了说明管仲提出的竖刁等三人“非人情不可近”只是一句毫无意义的空话，他把齐桓公和舜、孔子进行比较，说明齐桓公不可能除掉这三个人。退一步说，即使是除掉了这三个人，“天下岂少三子之徒哉”。又如，在谈到管仲在临死时没有向桓公举荐贤人是一重大失误时，作者又用史䲡、萧何的事迹进行对比，得出了“大臣之用心，固宜如此也”的结论，可以说是丝丝入扣，令人拍案叫绝。

　　本文批评了管仲在临死前未能荐贤自代，以致在他死后齐国发生了内乱。作者的观点颇为新奇，可以称为“翻案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