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兴呈裴李二同年

　　首联从多年来他们的交游，一直写到这天的宴会，语言高度概括，内涵十分丰富。苏洵于1056年（嘉祐元年）持益州张方平、雅州雷简夫的推荐信赴京谒见韩琦、欧阳修等名流重臣，从此成了他们的座上客。时苏洵已四十八岁，年近半百，故说“晚岁登门”。雷简夫称苏洵为“王佐才”、“帝王师”，苏洵实际上也是以此自居的，而这里却自称“不才”，且冠以“最”字，并以自已的那“萧萧华发”同韩琦宴上的闪闪金罍（酒器）相映衬，表面自谦，实际充满怀才不遇之感。

　　颔联又从这天的宴会写到他五年来的虚度光阴。出句以“不堪”承“最不才”，以“延东阁”承“金罍”，表示对韩琦宴请的谢意，诗人自谦中也含着牢骚。汉武帝时公孙弘自举贤良，数年而至宰相，“于是起客馆，开东阁以延贤人。”（《汉书·公孙弘传》）这里诗人即以公孙弘喻韩琦好贤而言自己不配这种礼遇。下句，诗人回答了“不堪”的原因：官卑位低，不堪重用。曲台指太常寺。因《礼记》有《曲礼》篇，故称专掌礼仪制度的太常寺为“曲台”。苏洵在1061年（嘉祐六年）被命于太常寺修纂礼书，至赴宴时，刚完成《太常因革礼》一百卷，费时五年。苏洵以自己能辅助帝王的才能来做这种白首穷经的工作，深感虚度年华，用非所长，这集中表现在“闲”、“老”二字上。1056年（嘉祐元年），欧阳修荐苏洵于朝廷，韩琦也以为可用，独富弼主张“姑少待之”（叶梦得《石林燕语》）。拖了两年，朝廷才召苏洵试舍人院。苏洵拒绝赴试，朝廷授以试秘书省校书郎，不久又以苏洵为霸州文安县（今属河北）主簿，编纂太常礼书，直至去世。“书虽成于百篇，爵不过于九品。”（《老苏先生会葬致语》）这就是诗人发出“闲伴诸儒老曲台”的深沉哀叹的原因。

　　颈联尤为历代评论家所称赏。重阳节历来是人们登高赏菊，饮酒赋诗的好日子，但苏洵却在愁里度过。“佳”和“愁”形成鲜明的对比，而“久”字更有丰富的内容。苏洵在二十七岁以前“游荡不学”，不一定有“愁”。但从二十七岁开始，他发奋苦读，希望有用于世，却多次科考不第；后来，虽然名动京师，却沉沦下僚，无法一展抱负。这个“久”字至少包括了他三十年的不得志。他已五十七岁，很难再有所作为。“偶傍”，说明他平时已经很少有雄心壮志；“醉中”，说明未醉时已清醒感到壮志难酬。但“傍”、“来”二字仍表现出“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豪情，“其意气尤不少衰”。（叶梦得《避暑录话》）

　　尾联以暮间归来，反复吟咏韩琦新诗作结，戛然而止，余味无穷。韩琦《乙巳重阳》说：“苦厌繁机少适怀，欣逢重九启宾罍。招贤敢并翘材馆，乐事难追戏马台。藓布乱钱乘雨出，雁飞新阵拂云来。何时得遇樽前菊，此日花随月令开。”韩琦诗中那种久居高位、宾朋满座的富贵气，使苏洵更感到自己“闲伴诸儒”的穷窘；韩琦志满意得之余的淡淡闲愁，更激起了苏洵壮志不酬的深沉哀怨。这就是他越读韩琦新诗就越发难以入睡的原因。暮、雨、寒三字为全诗烘托出一种昏暗、凄冷的气氛，而“寒无睡”，“百遍开”更活画出这位“萧萧华发”的老人辗转反侧、夜不能寐的神情。

　　叶梦得说：“明允诗不多见，然精深有味，语不徒发，……婉而不迫，哀而不伤，所作自不必多也。”（《避暑录话》）这一首诗在内容上“精深有味，语不徒发”，深刻反映了宋代失意文人的精神苦闷；艺术风格上也是“婉而不迫，哀而不伤”，含蓄蕴藉，耐人寻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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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子死孝，为臣死忠，死又何妨”。起笔突兀，如两个擎天大柱。子死于孝，臣死于忠，此二句蕴含儒家思想本原。《易。序卦》中讲：“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儒家认为孝之意义在于不忘生命之本源，是道德之根本。忠是孝的延伸，是大孝。德二年（1276）正月二十日天祥出使元营被扣留，次日谢太后派宰相贾余庆等赴元营奉降表，天祥即抗节不屈，其《指南录。使北》有诗曰：“初修降表我无名，不是随班拜舞人。谁遣附庸祈请使？要教索虏识忠臣。”可见天祥之为臣死忠，并非忠于一家一姓，而是忠于民族祖国。这和儒家讲忠孝，但不主张愚忠、愚孝的思想很契合。人能死孝死忠，大本已立，“死又何妨，”视死如归。以一段震古铄今之绝大议论起笔，下边遂转入盛赞张许。“自光岳气分，士无全节；君臣义缺，谁负刚肠”，四句扇对，笔力精锐。光有三光，月为五岳。天祥《正气歌》云：“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在地为河岳，在天为日星”，与此文旨意相通。安史乱起，降叛者众，其情痛极。然有张许，堂堂正气，令人振奋。

　　“骂贼张巡，爱君许远，留取声名万古香”。张许二公，血战睢阳，至死不降，“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张巡每次与叛军交手大呼骂贼，眦裂血面，嚼齿皆碎，奈独木难撑，被攻陷城池，当面痛骂叛军，叛军用刀抉其口。许远是位宽厚长者，貌如其心。最终两人从容就义。张许性格不同而同一节义，仅此两句，该画简练有力。“留取声名万古香”，张许肉躯虽死，但精神长存。语意高迈积极，突出张许取义成仁精神。“香”字下得亦好，表达出天祥对二公无限钦仰之情。“后来者，无二公之操，”后来者三字，遂将词情从唐代一笔带至今日，用笔颇为裕如。当宋亡之际，叛国投降者不胜枚举，上自“臣妾佥名谢太清”之谢后，下至贾余庆之流。故天祥感慨深沉如此。“二公之操，百炼之钢”，对仗歇拍，笔力精健。

　　“人生翕炎云亡。好烈烈轰轰做一场”。紧承上意，更以绝大议论，衬出儒家人生哲学，和起笔相辉映。翕炎欠意为短促。人生匆匆，转眼即逝，更应当轰轰烈烈做一场为国为民之事业！《易。乾传》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儒家重生命而不重死，尤重精神生命之自强不息，生生无已。文氏在其文中也多有此意，如《御试策一道》云：“言不息之理者，莫如《大易》，莫如《中庸》。《大易》之道，乃归之自强不息，《中庸》之道，乃归之不息则久。”在《题戴行可进学篇》云：“君子所以进者无他，法天行而已矣。”抒发自强不息之精神。“使当时卖国，甘心降虏，受人唾骂，安得流芳”。假使当时张许二公贪生怕死，卖国降虏，将受人唾骂，遗臭万年，焉能流芳百世？《孟子。告子上》云：“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天祥在此段中对张许二公之赞许正如此意。

　　“古庙幽沉，仪容俨雅，枯木寒鸦几夕阳”。双庙庙貌幽邃深沉，二公塑像仪容庄严典雅，栩栩如生。又当夕阳西下，寒鸦在枯木间哀婉啼哭。枯木寒鸦夕阳，意味着无限流逝之时间。让世人油然而生人生易老之哀感。天祥却以之写出精神生命之不朽。枯木虽枯，夕阳将夕，自然物象之易衰易变，却可反衬出古庙之依然不改，仪容之栩栩如生，可见世事自有公道，忠臣孝子虽死犹荣。文氏此词重在议论但情寓于景，反衬主题，词情便觉神致超逸，真神来之笔也。“邮亭下，有奸雄过此，仔细思量”。而对浩然之二公，如有奸雄路过双庙，当愧然自省。结笔寓意深刻，盼横流巨恶，良知应未完全泯灭，有可悟之时。但亦可见其对当时滔滔者天下皆是卖国贼痛愤之巨。

　　这首词在艺术上也达到很高境界。全词以议论立意，同抒情结体，既有具体形象之美，又有抽象之美。在抒情中蕴含从容娴雅和刚健之美。文中多用对句，句句整齐，笔笔精锐。情景交融，融景入情，极为优美。正如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所评价得那样：“文文山词，风骨甚高，亦有境界，远在圣与、叔复、公谨诸公之上。”其论甚为公允。

　　上阕写词人在临皋亭上看到的黄昏景致。“晚景落琼杯，照眼云山翠作堆。”起首两句新奇突兀，用夸张的手法写出水天一色的景致。放眼望去，傍晚的云山显得苍翠欲滴，夜色与山色交相辉映，倒映在琼杯一样的江中，仿佛将满江春水都染成了绿色。阔大的“晚景”落在精致的“琼杯”里，比喻与夸张两种手法双管齐下，营造出新颖生动的意境。

　　“认得岷峨春雪浪，初来，万顷蒲萄涨渌醅。”作者看着满眼碧绿的江面，回想起初到黄州时，见到这碧波荡漾如葡萄美酒般的江水，竟认为是由岷山与峨眉山上的雪浪融化而来的。苏轼《与范子丰八首》其八曾有言：“临皋亭下不数十步，便是大江，其半是峨眉雪水，吾饮食沐浴皆取焉，何必归乡哉！”作者见到这样的景致，自然而然地联想到峨眉山的雪浪，勾起了乡思之情。

　　下阕由静景转向描写动景，写春雨骤降骤停，更为满江春水增添了新的情调。“春雨暗阳台，乱洒歌楼湿粉腮”写春雨来势迅疾，而来不及防避。因满江碧波，作者的思绪正飘向万里之外的故乡，忽然天色骤暗，迅疾的春雨倾泻而下，打湿了未及躲避的美人的粉腮。

　　经过春雨的搅扰，作者被迫收回思绪，但其对外界的观察十分敏感，转而以更加细腻的手法描景色的变化。“一阵东风来卷地，吹回”写雨停，随着一阵突如其来的东风，仿佛有人掌控一样，雨立即停止了。如同来时一样，春雨在人们没有反应过来之前突然停止。“落照江天一半开”，雨停，云开。雾散，夕阳的余晖斜倚着山顶，将半边天空都染成了红色，天水辉映，江面上霎时呈现出半红半绿的景色来，奇幻瑰丽，令作者叹为观止。

　　虽未描述作者的行为事迹，也恰恰表现了他被贬之后不得自由、无所适从，只能寄情山水的生活状态。处于这种状态下的作者，对自然环境自然有超乎常人的感知能力。所以他状景细致入微，思维广阔，描写景致奇幻瑰丽；抒情则含蓄蕴藉，于字里行间不经意散发出饱满的乡思愁绪，似有自得之趣，又有千回百折的情感波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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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词的上半阕主要写上元节的夜晚，满城灯火，众人狂欢的景象。

　　“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东风还未催开百花，却先吹放了元宵节的火树银花。它不但吹开地上的灯花，而且还从天上吹落了如雨的彩星——燃放的烟火，先冲上云霄，而后自空中而落，好似陨星雨。这是化用唐朝人岑参的“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然后写车马、鼓乐、灯月交辉的人间仙境，写民间艺人们载歌载舞、鱼龙漫衍的“社火”百戏，极为繁华热闹，令人目不暇接。其间的“宝”、“雕”、“凤”、“玉”，种种丽字，只是为了给那灯宵的气氛来传神来写境，大概那境界本非笔墨所能传写，幸亏还有这些美好的字眼，聊为助意而已。这也是对词中的女主人公言外的赞美 。

　　下阕，专门写人。作者先从头上写起：这些游女们头上都戴着亮丽的饰物，行走过程中不停地说笑，在她们走后，衣香还在暗中飘散。这些丽者，都非作者意中关切之人，在百千群中只寻找一个——却总是踪影难觅，已经是没有什么希望了。忽然，眼睛一亮，在那一角残灯旁边，分明看见了，是她！没有错，她原来在这冷落的地方，未曾离去！发现那人的一瞬间，是人生精神的凝结和升华，是悲喜莫名的感激铭篆。到末幅煞拍，才显出词人构思之巧妙：那上阕的灯、月、烟火、笙笛、社舞、交织成的元夕欢腾，那下阕的惹人眼花缭乱的一队队的丽人群女，原来都只是为了那一个意中之人而设，而且，倘若无此人，那一切就没有任何意义与趣味。

　　同时，还有一种说法认为：站在灯火阑珊处的那个人，是对他自己的一种写照。根据历史背景可知，当时的他不受重用，文韬武略施展不出，心中怀着一种无比惆怅之感，所以只能在一旁孤芳自赏。也就像站在热闹氛围之外的那个人一样，给人一种清高不落俗套的感觉，体现了受冷落后不肯同流合污的高士之风。

　　作为一首婉约词，这首《青玉案》与北宋婉约派大家晏殊和柳永相比，在艺术成就上毫不逊色。上片写元夕之夜灯火辉煌，游人如云的热闹场面，下片写不慕荣华，甘守寂寞的一位美人形象。美人形象便是寄托着作者理想人格的化身。“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王国维把这种境界称之为成大事业者，大学问者的第三种境界，确是大学问者的真知灼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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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片，以拟人的手法，写梅与人传情，赞美了梅一样高洁的人格。“峤南江浅红梅小，小梅红浅江南峤。”开头两句用回环句式特写了细弱的“小梅”开在很不显眼的“江南”黄州这块土地上，苏轼借以自喻贬谪的孤芳生活。“窥我向疏篱，篱疏向我窥”，突出了细弱的梅花与贬谪的苏轼同是苦命根，如坐篱牢，只能通过篱缝传话慰藉，借以显露出梅的孤傲品格，人的独立性格。上片，既描写了景物梅的形象，又体现出景物梅的形象中的苏轼的情感体验，引起读者的共鸣。

　　下片，从时空变化的角度，苏轼叮嘱赵晦之要把握住有限的时光，珍重自己，爱惜余年。“老人行即到，到即行人老。”反复进言，以“老人”点明双方生存的时间，以“行人”点明双方生存的空间。时空交错，造成一种同是天涯沦落人的苍凉感。“离别惜残枝，枝残惜别离”，苏轼仍以梅的品格自喻，点明了该词“红梅赠别”的主旨：虽是暮春的残枝梅，仍傲立于自然间，但应珍惜。说不定来年一到，“春风吹又生”，新枝发新芽了，暗示着苏轼傲然不屈，期望重返朝廷的美愿。

　　与其他咏梅词一样，该词仍然是以梅格喻人品的。残梅的枯凉景象与词中“行人”的孤独身影融合无间。这是以景物渲染出“惜别离”的环境与气氛，寄寓着岭南的残梅和黄州的残梅，终有一天，会焕发出新枝而青春永驻的情意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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