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夜寄水月水云二昆玉

　　一、二句写雪后初霁，济南在望时的心情。将到济南时，见到大雪之后初次放晴，苏轼心中豁然开朗，不由赞叹济南的春光美好。苏轼刚到济南城东六十里处的龙山镇，便感到马蹄轻快了。这两句是即景而兼即事，并且通过对周围环境的描写以及旅况的叙述，传达出轻松、欢快的心情，而这同即将与友人李常相见是分不开的。“马足轻”，应是从王维《观猎》诗“雪尽马蹄轻”一句变化而来，既关合自己风雪载途的旅况，与前句“雪初晴”相照应，又是借物写人，体现出人的轻快的心情，所以显得自然入妙。

　　三、四句重提旧事，写当年湖州歌女送别的深情，并提醒李常不要忘怀。其所以如此着笔，一是因为李常来齐州前，曾任湖州知州，而苏轼于宋神宗熙宁九年（1076年）。由杭州赴密州任时，又曾过访李常于湖州，往事历历在目，记忆犹新。第二，此处写歌女（其社会身份是歌妓）送别，与唐、宋时代特殊的文化背景有关。写歌女临别时极度伤心（“肠断声”），带有夸张的成分，因而又成为苏轼、李常二人之间的戏谑之辞。第三，苏轼借写湖州歌女伤别，来表达自己的怀友之情。这是一种“请客对主”的写法，歌女尚且如此，何况苏轼别后怀思。而且提到湖州歌女，也会勾起李常对旧日会面与交往的联想，而使友谊的温馨油然而生。

　　全词，以夸张、引用的写作手法，记录了苏轼要与友人李常重逢时的喜悦之情，和对过去苏轼、李常二人离别时情景的追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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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首诗非常注意抓住江上特有的景物，从视觉和听觉两个角度，扣住“秋天”这特定的节令特点，描绘江上的秋色，情景交融，寄寓深沉，表达出作者对亲人的思念之情。

　　此诗一、二句两写景，其目的并不在要再现什么秋声秋色，而是旨在以比兴手法，用景衬情：猎猎的西风带来秋的消息，令人心生愁绪，绵绵的江水长流不息，让人顿时产生感触，晚开的花儿飘落，正所谓落红无数，也让人郁郁寡欢。这些景物，都带上了浓浓的感情色彩，使人愁肠百结。

　　三、四两句，则题旨非常鲜明地凸现出来：“离情被横笛，吹过乱山东。”特定的季节、特定的景物，触动了诗人的离情别绪：是自己远离故乡、孤身在外，涌起了桑梓之思，或者是亲人在外飘泊、时世动乱，勾起了眷怀之恋。整首诗，景为情出，情因景生，情景交融，寄寓深沉，深隽的诗韵诗味。

　　对于离情让横笛吹送的问题，古文学者刘逸生先生有这样详尽的解释：诗人刚和亲人分手，坐上向远方而去的船，看着江上的风光，秋意甚浓，也使满怀离情的诗人更添伤感，忽地不知何处传来笛声，呜呜咽咽的，听的更是心情沉重，而笛声一直没停，让诗人更感折磨，不过，蓦然抬头，原来船已转到乱山的东边，适才与亲人分别的渡口，都已望不到了。这是一种奇特的化虚为实的手法。

　　江水浩淼无边，江畔红花朵朵，而到了秋季，西风劲吹，水面则起波浪，荡漾连绵，江花也渐次凋谢，脱下了红妆，那岸边或水上的小舟传来横笛声，也就使景色带上了浓浓的秋意，勾起作者的思绪。江水江花、西风横笛，这些特有时令的特定景物，就构成了一幅色彩浓烈的“江上秋意图”，具有鲜明的特色。

　　诗到宋代，很讲究炼字炼句。王安石的“春风又绿江南岸”（《泊船瓜洲》）是个著名的例子。从这首诗看，也是如此。因笛声而引起离情，李白就写过他的《春夜洛城闻笛》说：“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春风满洛城。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仿佛是随口而成，自然明畅；但王安石就不愿追随这种风格，他一定要把“离情”写成是一种“异化之物”，是能够让风吹着走的。这正是注意了锻炼，让句子显出不寻常的曲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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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首客中怀人之作，所表现的是男女间的离别相思，其写法上的特别之处表现为，词作基本上摆脱了即景传情和因物兴感的手法，采用了直言的方式絮絮道来，语言浅白，不事含蓄。

　　词之开篇既不写景，也不叙事，而是抓住客中怀人心理流程中一种最强烈的感受—“悔”。非常突兀地直入“话题：“追悔当初孤深愿”。当初与所爱之人离别，辜负了她对自己的一片深情厚谊，现在回想起来真是追悔莫及。时光飞逝，纵然一个心愿深深，一个旧情萦绕，相见却遥遥无期，故曰“两成幽怨”。一“深”一“幽”两相比照，更见爱之深、怨之切。惟其如此，方引出下面的三句。“任越水吴山”三句中虽有“越山吴水、“似屏如障”的描绘，由“任”字领起，再以一句“奈独自、慵抬眼”转接，使得景物成了叙述话语的一部分，这与纯粹的景物描写或是情景交融借景抒情的写法有着很大的不同。

　　词的下片仍是诉说相思不得相见的愁怨。过片两句承接上片的词意，“赏烟花”三句表明词人在强自挣扎，试图在山水管弦中寻求欢笑，谁知这种努力反而增添了忧思。“更时展丹青，强拈书信频频看”。万般无奈之下，只好展开对方的来信一遍遍地观看。“时展丹青”、“强拈书信”的动作细节描写极为生动传神，表现了词人内心的愁苦和为摆脱这种愁苦的努力挣扎。“又争似、亲相见”，但是，笔墨固然可以传情，终究比不上“亲相见”。

　　全词紧紧围绕着一个“怨”字层层铺陈，因“怨”而哪堪那吴山越水；为解“怨”去赏美景，“听管弦”，谁知反添“肠断”；最后只好展开书信，频频观看，然而终究不如亲见，其怨又深一层了，全词只有一个怨字，但处处不离怨字，可谓善于写怨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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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柳永漫游长安时所作的一首怀古伤今之词。上片写词人乘舟离别长安时之所见。“参差”二句，点明所咏对象，以引起伤别之情。回首遥望长安、灞桥一带，参差的柳树笼罩在迷的烟雾里。风光和景物还和汉、唐时代一样。词人触景生情，思接百代。“衰杨”三句，进一步写灞桥风物的沧桑之变，既“古”且“衰”的杨柳，物经攀折，那婀娜多姿的细腰早已憔悴不堪了。时值霜秋，没有暖意融融的春风，杨柳已经不堪忍受，况复“物经攀折”，唯有憔悴而已矣！拟人化修辞手法的运用，不仅形象生动，而且也增强了表达效果。上片通过描绘眼中景、心中事、事中情的顿挫，写出了词人伤别中的怀古，及怀古心中的伤今。

　　下片写离长安时置身舟中的感触。“夕阳”句，点明离别之时正值暮秋的傍晚，一抹淡淡的夕阳，映照着古城烟柳。连用三个形容词“闲”、“淡”、“老”，集中描写“夕阳”的凋残，“秋光”更是“老”而不振，清冷孤寂的环境，令人颓丧、怅恼的景物与词人自己愁怨的心情交织在一起，使他愈增离恨。“离思”句，极写离思之多、之密，如长满杜蘅的郊野。然后以“阳关曲”和“断肠声”相呼应，烘托出清越苍凉的气氛。结句“独自凭兰桡”，以词人独自倚在画船船舷上的画面为全篇画上句号，透露出一种孤寂难耐的情怀。

　　本词紧扣富有深意的景物，以繁华兴起，又陡转萧瑟，有咏古之思和历史变迁之叹，但未触及历史事实，不加议论，只是通过描写富有韵味的景物和抒发离情别绪来突出感情的波澜起伏，虚实互应，情景相生，笔力遒劲，境界高远。

　　开篇总揽灞桥全景“参差烟树灞陵桥”一句，直接点明所咏对象，暮色苍茫中，杨柳如烟；柳色明暗处，霸桥横卧。灞桥是别离的象征，眼前凄迷的灞桥暮景，更易牵动羁泊异乡的情怀。灞桥不仅目睹人世间的离鸾别鹤之苦，而且也是人世沧桑、升沉变替的见证。“风物尽前朝”一句，紧承首句又拓展词意，使现实的旅思羁愁与历史的兴亡之感交织，把空间的迷茫感与时间的悠远感融为一体，貌似冷静的描述中，透露出作者沉思的神情与沉郁的情怀。“哀杨古柳”三句从折柳送别着想，专写离愁。作者想象年去岁来，多少离人此折柳赠别，杨柳屡经攀折，纤细轻柔的柳条竟至“憔悴”！此词写衰杨古柳，憔悴衰败，已不胜攀折。以哀景映衬哀情，借伤柳以伤别，加倍突出人间别离之频繁，别恨之深重。

　　自“夕阳闲淡秋光老”一句始，词境愈加凄清又无限延伸。面对灞桥，已令人顿生离思，偏又时当秋日黄昏，日色晚，秋光老，夕阳残照，给本已萧瑟的秋色又抹上一层惨淡的色彩，也给作者本已凄楚的心灵再笼罩一层黯淡的阴影。想到光阴易逝，游子飘零，离思愁绪绵延不尽，终于溢满蘅皋了。“离思满蘅皋”，是用夸张的比喻形容离愁之多，无所不在。

　　“一曲《阳关》”两句，转而从听觉角度写离愁。作者目瞻神驰，正离思索怀，身边忽又响起《阳关》曲，将作者思绪带回别前的离席。眼前又进行一场深情的饯别，而行者正是自己。客中再尝别离之苦，旧恨加上新愁，已极可悲，而此次分袂，偏偏又传统的离别之地，情形加倍难堪，耳闻《阳关》促别，自然使人肝肠寸断了。至此，目之所遇，耳之所闻，无不关合离情纷至沓来。词末以“独自凭兰桡”陡然收煞。“独自”二字，下得沉重，依依难舍的别衷、孤身飘零的苦况，尽含其中。

　　这首词运用了回环断续的艺术手法，借助灞桥、古柳、夕阳、阳关等寓意深远的意象，不加丝毫议论，只通过凭吊前朝风物，就抒发无限的感慨，做到了“状难状之景，达难达之情，而出之以自然”（《宋六十一家词选例言》）。

　　这首诗首联写出了当时极其艰难危险的处境，在远离京都七千里外，水流湍急的险恶的惶恐滩上，诗人仿佛像一叶小舟，随时都有沉没的危险。巧妙的数字，强烈的对比，给人以惊心动魄的感觉。诗人用“七千里外”和“十八滩头”、“二毛人”和“一叶身”形成强烈的对比，将诗人晚年被贬谪的凄凉孤苦，生动展示在读者面前。

　　“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文天祥这一名对大概是受苏轼这联诗的启发才写出来的，而两人的心情确有不少相似之处。但苏轼绝没有柳宗元“孤臣泪已尽，虚作断肠声”那么凄惨，毕竟还有家乡的“远梦”，这喜欢虽是淡淡的，却可抵销一些孤臣的惶恐。谐音双关修辞手法的运用，增添了许多机趣，一语双意，并蒂同枝，妙合无垠，令读者产生无穷的兴味。

　　颈联两句所写不只是行船的情境描写，又有象征的暗示，轻快旋律，恰好显示出诗人顺风行舟观赏美景的快意。诗上半篇的低沉凄凉一扫而空。“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李白《行路难》的诗句浮上诗人的脑海，虽然此时他没有李白那么充满信心，却也不乏坦然自适，不乏达观豪放。

　　尾联苏轼充满自信地说：“我一生长途行船，经历多少大风大浪，岂止是知道几个渡口而已。”所以，诗人没有愁眉苦脸，却有诙谐和幽默，说自己可以为官家当“水手”，这官船要走的路早以娴熟在心，还要向谁去问津。蔑视与嘲笑到此融为一炉，真是嬉怒笑骂皆成诗。倘若苏轼能过像宋仁宗所希望的那样，早早就成为水手长──宰相，恐怕宋徽宗、宋钦宗也不至“坐井观天”于异域他乡。

　　这首诗前四句表现自己被政敌迫害、晚年被贬谪的凄凉情况，格调低沉。接下来的四句描写行船的情境，格调也有凄苦转为豪放，沉重转为轻快。因为，苏轼是一个性格坚韧、胸襟开阔的诗人和哲人，面对再次降临的人生劫难，他以顽强的意志和达观的态度去面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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