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日怀钱同野

　　这既是一首凭吊诗，又是一首咏史诗。这首诗集中向诸葛亮表达了崇敬仰慕之情，也指出蜀汉事业的败亡在于刘禅。

　　首联从诸葛亮在世时活动的重要地点入笔，展开题武侯庙全诗。剑江是诸葛亮率军北伐必经之处，五丈原则是他损命之地。这两个极富典型意义的地点，浓缩了诸葛亮由生至死的过程。作者拜谒武侯庙时，跟前出现了“剑江春水绿沄沄，五丈原头日又曛”，这绝非实景，而是作者的想像，为的是渲染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和抒写作者对诸葛亮“出师未捷身先死”的哀惋心情。

　　颔联直接揭示谙葛亮壮志未酬的哀伤。诗句直来直去，有助于悲情的表达。颈联又掉转笔锋，再用首联的路数。表现对诸葛亮由衷的悼念之情。作者眼前是武侯庙里的萧疏秋草，却不见傍晚暮霭阻遮的西蜀关山，凄凉迷茫的景色，烘托了作者的哀伤和痛惜。

　　前三联的基调是低沉、抑郁的，而尾联却蓦然挣脱出来，客观而又公允地为诸葛亮的一生作出了评价：诸葛亮精神传万古，莫以成败论英雄。

参考资料：

复楚情何极，亡秦气未平。
雄风清角劲，落未大旗明。
缟素酬家国，戈船决死生！
胡笳千古恨，一片月临城。

战苦难酬国，仇深敢忆家？
一身存汉腊，满目渺胡沙。
落月翻旗影，清霜冷剑花。
六军浑散尽，半夜起悲笳。

一旅同仇谊，三秋故主怀。
将星沉左辅，卿月隐中台。
东阁尘宾幕，西征愧赋才。
月明笳鼓切，今夜为谁哀。

　　第一首诗的起笔即化用“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一语，点明主题，并以感情急切、激愤的“情何极”、“气未平”定下了全篇悲壮激越的基调，表达出作者誓灭清人，恢复明朝的强烈爱国情感。接下来由情入景，写道：雄风中，传来军中的号角声；红未里，飘动着战旗。用“角”与“旗”两个意象，用“劲”与“明”两个醒目的词，突出体现义军庄严、雄壮的军威。“缟素酬家国，戈船决死生”是写誓死报效国家，是开篇“复楚”“亡秦”的补充。“酬家国”是目的，“决死生”是决心，鲜明的突出了为雪耻复国而生死决战的惨烈情怀。最后，以悲凉的胡笳与凄冷的月色来渲染义军战斗的艰苦和作者的悲凉心情。

　　诗之一三联直抒抗敌复国之志，二四联描写雄豪悲壮之景，情景交融，形成诗歌颇具特色的连环映带、交综流走的气韵，最便于表达诗人内心的郁郁不平之气和铭心刻骨的家国之恨。而“一片月临城”，以景结情，更使诗意开阔，思入微茫，诗人的复国之志和家国之恨糅合在一起，浩然充塞于天地之间。

　　第二首着重写斗争的艰苦。诗人运用比喻、象征的手法，选取了一些具有边塞特色的意象，胡沙、悲笳等，描绘出一幅边塞特有的苍凉画面：在胡地黄沙滚滚的大漠中，夜色里回响着悲凉的胡笳之音······但这仅仅是比喻、象征而已，实际上诗人写的是起义军艰苦的抗清复明的战斗生活。首联把战斗和思乡结合起来，以“战苦”提携全篇，因为是寡难敌众才“难酬国”，因为仇深才不“敢忆家”，苦而且难，仍能坚持战斗，这就突出了仇之大且深。“仇深”二字是关键。颔联用具有民族特色的“汉腊”代指作者为之奋战不息的明朝，表达了忠于国家的决心，但明王朝大势已去，清军入侵，山河沦丧、满目荒凉，诗人痛惜而无奈的心情跃然纸上。颈联是艰苦的战斗生活的写照，“翻旗影”“冷剑花”高度概括了刀光剑影的惨烈战斗；“落月”“清霜”等典型意象，象征诗人思念故国的拳拳情怀。尾联把诗人无比痛惜、悲愤，而又无可奈何的心情推向高潮：起义军全军覆没，悲凉的胡笳之音在夜空中回荡。全诗意境厚重沉郁，慷慨悲凉，感人至深。

　　第三首写同仇敌忾的精神。开篇即直言对明思宗的怀念。崇祯皇帝煤山自缢，到作者写此诗时已经三年。接着写史可法蒙难，扬州城破，是各镇不听调动，福王政权腐败无权威的结果，叙述中有揭露，有批判，有深沉的感慨。接着又转向对自身的描述，惭愧自己身为幕宾而没有潘岳那样的才能，这是作者的自谦，最后以设问作结，引人深思。

　　三首诗的共同特点是：直抒胸臆与典型意象、景物烘托相结合。都是用对起手法，四联中有三联是对句，形成整饬的格律、庄严的风韵。都是用衬托手法表现义军不畏强敌，不畏艰苦的崇高精神，有时用比喻、象征等手法，把作者强烈爱国情感抒发出来。诗风激越而蕴藉、沉雄。

参考资料：

　　士君子立身事主，既名知己，则当竭尽智谋，忠告善道，销患于未形，保治于未然，俾身全而主安。生为名臣，死为上鬼，垂光百世，照耀简策，斯为美也。苟遇知己，不能扶危为未乱之先，而乃捐躯殒命于既败之后；钓名沽誉，眩世骇俗，由君子观之，皆所不取也。

　　盖尝因而论之：豫让臣事智伯，及赵襄子杀智伯，让为之报仇。声名烈烈，虽愚夫愚妇莫不知其为忠臣义士也。呜呼！让之死固忠矣，惜乎处死之道有未忠者存焉——何也？观其漆身吞炭，谓其友曰：“凡吾所为者极难，将以愧天下后世之为人臣而怀二心者也。”谓非忠可乎？及观其斩衣三跃，襄子责以不死于中行氏，而独死于智伯。让应曰：“中行氏以众人待我，我故以众人报之；智伯以国士待我，我故以国士报之。”即此而论，让馀徐憾矣。

　　段规之事韩康，任章之事魏献，未闻以国士待之也；而规也章也，力劝其主从智伯之请，与之地以骄其志，而速其亡也 。郄疵之事智伯，亦未尝以国士待之也；而疵能察韩、魏之情以谏智伯。虽不用其言以至灭亡，而疵之智谋忠告，已无愧于心也。让既自谓智伯待以国士矣，国士——济国之上也。当伯请地无厌之日，纵欲荒暴之时，为让者正宜陈力就列，谆谆然而告之日：“诸侯大夫各安分地，无相侵夺，古之制也。今无故而取地于人，人不与，而吾之忿心必生；与之，则吾之骄心以起。忿必争，争必败；骄必傲，傲必亡”。谆切恳至，谏不从，再谏之，再谏不从，三谏之。三谏不从，移其伏剑之死，死于是日。伯虽顽冥不灵，感其至诚，庶几复悟。和韩、魏，释赵围，保全智宗，守其祭祀。若然，则让虽死犹生也，岂不胜于斩衣而死乎？

　　让于此时，曾无一语开悟主心，视伯之危亡，犹越人视秦人之肥瘠也。袖手旁观，坐待成败，国士之报，曾若是乎？智伯既死，而乃不胜血气之悻悻，甘自附于刺客之流。何足道哉，何足道哉！虽然，以国士而论，豫让固不足以当矣；彼朝为仇敌，暮为君臣，腆然而自得者，又让之罪人也。噫！

　　豫让在春秋末年曾做过晋贵族范氏、中行氏的家臣，因不被重用而投奔智伯。智伯非常尊重他。在赵、魏、韩三家贵族合谋灭了智氏之后，他改名换姓，潜入赵襄子宫中企图行刺，未遂而被捕获。释放后，他又用漆身吞炭的办法改变了容貌和声音，再一次行刺，结果又一次被俘。于是，他要求赵襄子将衣服脱给他，他朝着衣服“三跃而击之”，然后伏剑自杀。

　　历来人们都称赞豫让是忠义之士。文章作者认为豫让的行为是不值得称道的。真正的忠义应该表现在诱导君主“销患于未形，保治于未然。”必要时以死进谏，促使君主悔悟。作者所提倡的做法，显然比豫让的行为高明得多，但立论的目的无非是更有效的效忠于君主。文末，对那些朝秦暮楚的政客提出的批评，也是由此而来。

　　战国时的豫让因为舍身为主报仇而被视为忠义之士，历来为人所颂扬。作者做翻案文章，认为身为智伯所倚重的臣子的豫让，应该尽到自己劝谏的职责，帮助智伯弭祸于未然。而充当刺客，在智伯因祸亡身后去为他报仇，并不值得称道，即所谓的小忠小义。

　　史论是比较难写的，它不但要有新意，而且要评论公允，以理服人，而不能失之偏颇。本文确实做到了上述的要求。豫让之死，曾被史书渲染为壮举，“死之日，赵国志士闻之，皆为涕泣”（见《史记·刺客列传》），司马迁称赞他为“名垂后世”的义士。然而方孝孺却一反旧说，认为他“何足道哉”，这必然要有充分的理由才能站得住脚。全文的论证中心在于对知己的家主应该采取“竭尽智谋，忠告善道，销患于未形，保治于未然”的积极的态度，而不应“捐躯殒命于既败之后，钓名沽誉，眩世骇俗”。我们认为，他的观点是有一定道理的。从智伯的失败来看，可以说智伯是一个好大喜功而又缺乏策略的莽夫，他不能审时度势，而只知一意孤行，终于导致败亡，可称咎由自取。豫让在关键时刻既不能对他进行开导，而在智伯死后又轻率地以身相殉，实属不够明智之举。作者在这里只是就豫让之死这一历史事件进行评说，而不是全盘否定这个人物。所以在最后一段中，又把豫让和那些厚颜无耻之徒进行了比较，说明他们之间有着根本的不同，这样就使得作者的持论公允、客观了。

　　本文在结构上采取了层层深入的写法。开头先泛论“士君子立身事主”的要求，并不直接提到豫让。第二段中把豫让的言行进行了简短的概括，并提出了作者的初步评价。第三段才是全文的重点，他不但论证了豫让之死为不足取，而又为其设计了一整套的对智伯进行规劝的方案，可称周到之至。结尾时又做了一点补充，这就使得全文浑然一体，令人心服口服了。

　　《午日处州禁竞渡》，主要是面对赛龙舟的情景，而生出对屈原的怀念。

　　汤显祖此诗写禁止竞渡，别具一格。但是，需要强调，汤显祖对屈原不是不尊敬。汤显祖歌咏屈原的诗句很多，其景仰之情，溢于言表。

　　据载，竞渡起于唐代，至宋代已相当盛行，明清时其风气更加强劲，从竞渡的准备到结束，历时一月，龙舟最长的十一丈，最短的也有七丈五，船上用各色绸绢装饰一新，划船选手从各地渔家挑选。汤显祖认为，这样的场面过于豪华，因此诗中加以表露。从诗中可见：一个清廉的地方父母官，是何等爱护百姓的人力财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