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日题窦员外崇德里新居

　　秋日的一天，刘禹锡受朋友窦员外之邀，参观了他在京城长安买的新居。参观完毕，刘禹锡写了这首诗相赠。首联“长爱街西风景闲，到君居处暂开颜。”诗人谪居多年，心情苦闷，受朋友窦员外邀请，来到他的崇德里新居，看到街西美丽的风景，禁不住喜笑颜开。“开颜”二字奠定了全诗的感情基调。

　　颔联“清光门外一渠水，秋色墙头数点山。”实写院外之景。清光门外，有一溪渠水缭绕着院子，从墙头望出去，可以看到远山的点点秋色。

　　颈联“疏种碧松通月朗，多栽红药待春还。”是写院内之景：院子里种植着几棵松树，晚上可以欣赏明月松间照的美景，院子里还栽种了很多芍药，等到春天就可以欣赏芍药花开满园的美丽景色。前一句是实写，后一句是虚写。

　　颔联和颈联，从写景的艺术来看，两联选取“一渠水”“数点山”“碧松”“红药”等景物进行铺陈描摹；颔联写院外的远景，然后移步换景，由院外写到院内；

　　颈联写院内的近景；这样由远及近，由外而内，富有层次。这两联前三句是实景，第四句是虚景。

　　尾联“莫言堆案无馀地，认得诗人在此间。”这一联写诗人和窦员外“在此间”相识，成为志趣相投的好朋友，表达了闲适愉悦的心情。整首诗语言清新隽秀，景色秀丽幽静，表现出诗人积极乐观的心态。

　　全诗表达了诗人的赞美恭维之意；羡慕向往之情；志趣相同之感。

　　这是诗人途经洞庭遇风路阻时所写的一首诗，诗歌描写了洞庭的风光，并于诗歌中寄寓了自己的伤春情怀。

　　“空江浩荡景萧然，尽日菰蒲泊钓船”，诗人因风大阻于洞庭湖边，举目远眺，但见与洞庭湖相连的江面上空荡荡的，天气阴沉，景物萧索，使人顿生抑郁之情，风大浪高，无法渡过洞庭，只得枯坐在钓船之内，尽日相伴的只有岸边的菰蒲。“尽日”二字，表明了诗人因风路阻而无法行路的无可奈何心情。首联通过空江的萧然景致与整日地面对菰蒲，一种寂寞抑郁的情感油然而生，为下面的进一步描写作了铺垫。

　　“青草浪高三月渡，绿杨花扑一溪烟”，是写诗人坐在钓船内所目睹的舱外情景。诗人举目向青草湖方向望去，暮春三月的风特别大，湖面被吹得波涌浪翻，岸上的杨花也被吹得四处飞扬，迷蒙一片，把流入洞庭的河汊上空都给遮掩住了。这两句是描写洞庭湖边周围的萧然景致，是承接首联中所描绘的氛围而来的。一个“扑”字写出了柳絮逐风而舞的状态，极具动感。《唐诗别裁》注云：“夜泊洞庭湖港汉，故有‘绿杨花扑一溪烟’之句。否则风景全不合矣，玩末句自明。”一边是白浪层层，一边是白絮纷纷，水上陆上尽是白色，这种冷色调更添了几许凄凉。首句直接写风，连日的风使水面空空荡荡，足见风之大，而这两句则从侧面来写风之大，正是因为有风，才有“浪高”，才有“花扑”，前后两联从不同角度入手，将洞庭暮春风起时的景象描绘得淋漓尽致。

　　“情多莫举伤春目，愁极兼无买酒钱”，在首颔两联的写景后，颈联的这两句承上开始抒情。路阻于洞庭之滨，又遇上了不作美的天公，诗人感叹道，如果是个有着坎坷经历又极易感伤的人，遇到这种情形，切不可举目远眺，显然这是诗人自身的经验之谈，因为诗人已经远眺了并已生了伤春之心，而且更令其尴尬的是，愁闷已极的诗人此刻身上却没有多余的钱可以沽酒来解愁。沈德潜在《说诗语》中对律诗的五六两句是这样要求的：“五六必耸然挺拔，别开一境，上既和平，至此必须振起也。”这两句由景转情，确有别开一境、耸然挺拔的感觉。

　　“犹有渔人数家住，不成村落夕阳边”，诗歌的最后一联以景作结。诗人从自己的感伤情绪中摆脱出来，举目远眺，只见此刻已经夕阳西下，虽说景色萧然，但仍有几家渔人的房子，零零落落地散布在远处，只是看上去不成村落而已。这里的零星房屋，远方的西下夕阳，同样也给人以萧然的感觉，当然，也是因风受阻于郊外的孤身旅人抑郁心理的折射。

　　该诗以景传情，以情染景，情景交融。这首诗中景物本身就含有不尽的情意，而诗人的悲愁又给景物罩上了一层惨淡的色彩。因此，饶有余味，绵绵不尽。在结构章法上，所见与所感交互递现，诗脉清晰，不失为一首有特色的律诗。

参考资料：

封丘作
我本渔樵孟诸野，一生自是悠悠者。
乍可狂歌草泽中，宁堪作吏风尘下？
只言小邑无所为，公门百事皆有期。
拜迎长官心欲碎，鞭挞黎庶令人悲。
归来向家问妻子，举家尽笑今如此。
生事应须南亩田，世情尽付东流水。
梦想旧山安在哉，为衔君命且迟回。
乃知梅福徒为尔，转忆陶潜归去来。（版本一）

封丘县
我本渔樵孟诸野，一生自是悠悠者。
乍可狂歌草泽中，宁堪作吏风尘下？
只言小邑无所为，公门百事皆有期。
拜迎长官心欲破，鞭挞黎庶令人悲。
悲来向家问妻子，举家尽笑今如此。
生事应须南亩田，世情尽付东流水。
梦想旧山安在哉，为衔君命日迟回。
乃知梅福徒为尔，转忆陶潜归去来。（版本二）

　　在封建社会方面县吏执行维护社会秩序的职责，另一方面又不可避免的参与压迫百姓。这首诗就写出了诗人任职期间在履行“拜迎官长”“鞭挞黎庶”等奉上欺下活动时内心的痛苦与矛盾，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安史之乱前夕阶级矛盾的日益激化。

　　开头四句高亢激越，这是压抑已久的感情的迸发。县尉只不过是“从九品”的卑微之职，主管的无非是捕盗贼、察奸宄一类差使。对一个抱负不凡的才志之士来说，是不甘堕落风尘，做个卑微的小吏的。他不由怀念起当年在孟诸（古泽薮名，故址在今河南商丘县东北，这里泛指梁宋一带）“混迹渔樵”、自由自在的生活。“乍可”“宁堪”相对，突出表现了诗人醒悟追悔和愤激不平的心情。不需要烦琐的描绘，一个忧愤满怀的诗人形象便突兀地站立在读者面前了。

　　“只言”以下四句，紧接“宁堪作吏风尘下”，加以申述发挥，感情转向深沉，音调亦随之低平。诗人素怀鸿鹄之志：“举头望君门，屈指取公卿，”（《别韦参军》）到封丘作县尉，乃是不得已而俯身降志。当初只以为邑小官闲，哪知道一进公门，便是自投罗网，种种令人厌烦的公事，都有规定的章程和期限，约束人不得自由。更受不了的还有“拜迎长官”“鞭挞黎庶”时的难堪，这对高适是莫大的屈辱，不能不“心欲碎”，“令人悲”。这两句诗可见诗人洁身自爱的操守，也反映了当时政治的腐朽黑暗，对仗工整，情感激烈。

　　一腔悲愤实在难以自抑，那就回家向亲人诉说诉说吧。不料妻室儿女竟都不当一回事，反而责怪自己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自己严肃认真的态度倒反成了笑料，这更可悲。家人的“笑”，正反衬出诗人的迂阔真率，不谙世事。既然如此，只好弃此微官，遂我初服：“生事应须南亩田，世情尽付东流水”，还是抛弃世情，归隐躬耕去吧。然而，眼前还是思归而不得归：梦魂萦绕的旧山不可得见；受命为官，一时又还交卸不了。没有圣明的君主在位，一个小小的县尉不可能有什么作为。汉代的南昌尉梅福，竭诚效忠，屡次上书，结果还是徒劳，左思右念，倒又想起欣然而赋《归去来兮辞》的陶渊明了。

　　殷璠在《河岳英灵集》里评高适的诗：“多胸臆语，兼有气骨”。也就是诗的情意真挚，并且气势充沛，造语挺拔。此诗很能体现这个特点。全诗运用质朴自然、毫无矫饰的语言，扣紧出仕后理想与现实的矛盾，称心而言，一气贯注，肝胆照人，正是这诗感动读者的力量所在。全诗四段，不堪作吏是全篇的主意。开头四句，从高处落笔，自叙本来面目，说明不堪作吏的原由，愤慨之情溢于言表。第二段从客观现实申述不堪作吏的实情，与第一段形成强烈的对照，感情转为沉痛压抑。第三段拓展第二段的内容，表明摆脱这种不堪，提出弃官归隐的愿望。第四段就第三段的意思急转急收，因一时不能摆脱作吏的客观碍难，也就更加向往归隐，与第一段遥遥照应。结构严整而又有波澜起伏，感情奔泻而又有旋跌宕之姿。

　　此外，这首诗结尾含蓄，扩大了诗歌的容量。诗以“乃知梅福徒为尔，转忆陶潜归去来”结束，既能使人想到西汉末年和东晋时期政治的腐败、社会的黑暗，从而与现实紧密相联系，又能令人想到梅、陶人格的高洁；既有历史的广度，又有现实的深度；耐人寻味。

　　在句法上，全篇每段四句的一二句为散行，三四句是对偶。如此交互为用，经纬成文，既流动，又凝重；四段连结，造成反复回环的旋律。对偶的一联中，不仅字面对仗工整，而且都是一句一意或一句一事，没有意思重复的合掌，显得整饬精炼；更因虚词的承接照应，诗意联贯而下，语势生动自然，成为很好的流水对，读来便觉气势流转，绝无板滞之病。全诗每段一韵，依次为：仄声马韵、平声支韵、仄声纸韵、平声灰韵。这样平仄相间，抑扬鲜明，随着诗的感情变化，音韵也起落有势，增加了声调的美感。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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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诗开头八句，作者诉说自己政治上“穷拙”的遭际。在“只今道已塞”的景况下，他日暮饮酒，酷爱诵读《楞伽经》和《楚辞》，以排遣内心的苦闷。他已看破官场的黑暗内幕，仕进的前途已经被阻塞，所以产生了“心已朽”的心态。这时他已二十一二岁，诗云“二十”，当为约数。“人生”两句，表达了很深的人生感叹。

　　第九句至第十六句，写陈商的景况。先形容他寒酸落拓，穿着布衣，雅尚礼仪，他不肯追逐时尚，苦学古文辞，不像时人追求委靡的骈偶文风。次叙他的家很少有人来访，门庭冷落，连车轮的印迹都冻结起来，门前的榆树在夕阳照射下拖着瘦长的影子。这里，写景凄凉，与前文写人“凄凄”相呼应。黄昏时节来寻访作者，固守苦节，春气亦为之郁结不畅。以上八句诗，描述陈商的形貌、品格及其遭际。

　　第十七句至第二十四句，称颂陈商的品格并表示师法陈商的心意。前四句写华山之高峻，用暗喻手法，比喻陈商人品、才学之崇高。后四句，说公卿们纵使不看重陈商，作者也不能禁口不称赞，他还要师法陈商，宁愿终日箕踞长坐，也不肯奔走权贵之门。诗句生动地表达出作者钦佩陈商的心仪和景行仰止的态度。

　　第二十五句至第三十二句，诗思又回到自己身上。“朴樕”两句，是自谦之词，承上言，作者才不及陈商，不论何时，都不能成材。“礼节”以下六句，说到作者官职卑微，身为奉礼郎，专司礼仪，与作者的性格相背悖，形容憔悴，如同祭祀后被人抛在路边的刍狗。风雪天在斋坛值班，身穿黑色祭服，神气态度犹如承事箕帚的奴婢。诗句备述作者任职时所受的屈辱。

　　诗的最后两句，巧妙运用古小说的典故，表达出宏大的志愿。这层诗意，涵盖陈商和作者两人，说何时天眼张开，他们像古剑那样鸣吼而飞去，施展自己的抱负。李贺诗中，“剑飞”“剑吼”之意象屡见，如“自言汉剑当飞去”（《出城寄权璩杨敬之》），“临岐击剑生铜吼”（《开愁歌》），此诗又云“剑吼”，都有自喻之意，期望实现理想，具有画龙点睛之妙。

　　全诗先分别写李贺、陈商，后写李贺师法陈商，再写李贺直斋坛的情景，各用齐整的八句诗为一个诗段，最后两句，以两人同时收结，形成单起双收的结构特征，自始至终将诗人和陈商交糅起来描写，写李贺，其中有陈商的神骨；写陈商，其中有李贺的气质，完善地创造出诗篇的结构美。

参考资料：

　　子厚，讳宗元。七世祖庆，为拓跋魏侍中，封济阴公。曾伯祖奭，为唐宰相，与褚遂良、韩瑗俱得罪武后，死高宗朝。皇考讳镇，以事母弃太常博士，求为县令江南。其后以不能媚权贵，失御史。权贵人死，乃复拜侍御史。号为刚直，所与游皆当世名人。

　　子厚少精敏，无不通达。逮其父时，虽少年，已自成人，能取进士第，崭然见头角。众谓柳氏有子矣。其后以博学宏词，授集贤殿正字。俊杰廉悍，议论证据今古，出入经史百子，踔厉风发，率常屈其座人。名声大振，一时皆慕与之交。诸公要人，争欲令出我门下，交口荐誉之。

　　贞元十九年，由蓝田尉拜监察御史。顺宗即位，拜礼部员外郎。遇用事者得罪，例出为刺史。未至，又例贬永州司马。居闲，益自刻苦，务记览，为词章，泛滥停蓄，为深博无涯涘。而自肆于山水间。

　　元和中，尝例召至京师；又偕出为刺史，而子厚得柳州。既至，叹曰：“是岂不足为政邪？”因其土俗，为设教禁，州人顺赖。其俗以男女质钱，约不时赎，子本相侔，则没为奴婢。子厚与设方计，悉令赎归。其尤贫力不能者，令书其佣，足相当，则使归其质。观察使下其法于他州，比一岁，免而归者且千人。衡湘以南为进士者，皆以子厚为师，其经承子厚口讲指画为文词者，悉有法度可观。

　　其召至京师而复为刺史也，中山刘梦得禹锡亦在遣中，当诣播州。子厚泣曰：“播州非人所居，而梦得亲在堂，吾不忍梦得之穷，无辞以白其大人；且万无母子俱往理。”请于朝，将拜疏，愿以柳易播，虽重得罪，死不恨。遇有以梦得事白上者，梦得于是改刺连州。呜呼！士穷乃见节义。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悦，酒食游戏相徵逐，诩诩强笑语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负，真若可信；一旦临小利害，仅如毛发比，反眼若不相识。落陷穽，不一引手救，反挤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宜禽兽夷狄所不忍为，而其人自视以为得计。闻子厚之风，亦可以少愧矣。

　　子厚前时少年，勇于为人，不自贵重顾籍，谓功业可立就，故坐废退。既退，又无相知有气力得位者推挽，故卒死于穷裔。材不为世用，道不行于时也。使子厚在台省时，自持其身，已能如司马刺史时，亦自不斥；斥时，有人力能举之，且必复用不穷。然子厚斥不久，穷不极，虽有出于人，其文学辞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传于后如今，无疑也。虽使子厚得所愿，为将相于一时，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

　　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八日卒，年四十七。以十五年七月十日，归葬万年先人墓侧。子厚有子男二人：长曰周六，始四岁；季曰周七，子厚卒乃生。女子二人，皆幼。其得归葬也，费皆出观察使河东裴君行立。行立有节概，重然诺，与子厚结交，子厚亦为之尽，竟赖其力。葬子厚于万年之墓者，舅弟卢遵。遵，涿人，性谨慎，学问不厌。自子厚之斥，遵从而家焉，逮其死不去。既往葬子厚，又将经纪其家，庶几有始终者。

　　铭曰：“是惟子厚之室，既固既安，以利其嗣人。”

　　此文是韩愈于元和十五年（820），在袁州任刺史时所作。韩愈和柳宗元同是唐代古文运动中桴鼓相应的领袖。私交甚深，友情笃厚。柳宗元卒于元和十四年，韩愈写过不少哀悼和纪念文字，这是其中较有代表性的一篇。文章综括柳宗元的家世、生平、交友、文章，着重论述其治柳政绩和文学风义。韩愈赞扬宗元的政治才能，称颂其勇于为人，急朋友之难的美德和刻苦自励的精神。对他长期迁谪的坎坷遭遇，满掬同情之泪。然而对于宗元早年参加王叔文集团，企图改革政治的行为，却极为之讳，措词隐约，表现了作者的保守思想。文中，韩愈肯定了柳宗元文学上的卓越成就，并揭示出柳文愤世嫉俗之情及其现实意义。全文写得酣姿淋漓，顿挫盘郁，乃韩愈至性至情之所发。

　　墓志铭，是古代文体的一种，刻石纳入墓内或墓旁，表示对死者的纪念，以便后人稽考。文章通常分两部分，前一部分是序文，叙述死者的姓氏、爵里、世系和生平事迹；后一部分是铭文，缀以韵语，表示对死者的悼念和颂赞。这一篇墓志铭的铭文极短，是一种变格。

　　从全文中可看出两个比较含蓄之处：其一是暗示做人与做文的关系。其二是做人与做官的关系。合二为一，也就是要以人品为本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对于这个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尤其是儒文化中的核心问题，韩愈的态度是相当客观的，他特别敬重柳宗元的为人，所以本文也就一直围绕着“人的品质”这个关键问题演进、发展，尽管自然段落较多，但上述中心思想却是脉络清晰，贯彻始终的。

　　此文之所以脍炙人口，千载流传而不衰，就是因为作者在文章里浸透和倾注了丰沛的情感。由此，愤激之笔频出，不平之鸣屡见，行文之中自然而然地打破了传统碑志文的形式，形成了夹叙夹议、议论横生、深沉蕴藉、诚挚委婉的特殊风格韵味。这一特点即便在最后一段铭文之处，也是非常明显的。铭文自古用四言韵文连缀而成，大都用来概括前面所述之事。可是韩愈却有意识地只写了三句有韵角却失体例的奇句单行，便就此搁笔。这难道仅仅是出于改革文体的考虑吗?如果后人能够理解到柳宗元对孱弱幼子的眷恋之心，那么韩愈这三句铭辞，也就是对死者最恰如其分，也最能使死者安息的话了。

　　作为文体之一的墓志铭自有其体例，例如前需追述墓主先代，后需交代身后安厝及子女情况，这都是为名人写墓志时不可省的笔墨。在写此类文章时，能积极利用体例，又不完全受它的限制方为上策。此文先述子厚先世，重在表现其刚直的节操风骨。后写裴行立、卢遵二人对子厚后事安排和家属抚恤的尽心尽力，表现他们生死不变的友情，这些都可与墓主风概相映照，而使全文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沈德潜评语说：“噫郁苍凉，墓志中千秋绝唱!”对此文概括得颇为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