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秀才,不知书。
被推举作秀才的人竟然不识字。
举孝廉,父别居。
被荐举作孝廉的人竟然不赡养父母。
寒素清白浊如泥,
被选拔为寒素、清白的人竟然像污泥一样肮脏,
高第良将怯如鸡。
被称为是干吏良将的竟然象鸡一样胆小。
参考资料:
1、 叶桂刚 王贵元.中国古代歌谣精品赏析: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3:34-352、 刘岳松,邹芳村,王海涛.中学古诗文对照注译:广西民族出版社,1989:115-116举秀才,不知书。
秀才:汉代为举士的科目,要文才出众的人才能当选。
举孝廉(lián),父别居。
孝廉:本来是汉代选举宫吏的两种科目。“孝”指孝子,“廉”指廉洁之士,后来合称“孝廉”。
寒素清白浊(zhuó)如泥,
寒素:汉晋时举拔士人的科目名。一说指出身清贫。清白:也是汉代选拔士人的科目名。一说指为官清廉。
高第良将怯(qiè)如鸡。
高第:汉代选拔士人的科目名。一说指出身豪门。
参考资料:
1、 叶桂刚 王贵元.中国古代歌谣精品赏析: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3:34-352、 刘岳松,邹芳村,王海涛.中学古诗文对照注译:广西民族出版社,1989:115-116“举秀才,不知书。”凡举作秀才科的人,本应文才深秀、学富五车,但实际上却连字都不识,于是便产生了名与实强烈的对比,夸张又并不让人觉得虚诞。
“察孝廉,父别居。”孝、廉本来两科,后来合而为一,应是事亲孝顺、处事廉洁之人当选。这里复词偏义,重在讲“孝”。孝之最为基本的,就是奉养双亲。但这位被荐之人,竟是与父亲分居而住,就中国古代家庭观念来看,无疑是不孝之举了。
“寒素清白浊如泥”,寒素与清白,可能是性质相近的两个科目。汉代察举科目,只随皇帝高兴与需要而定,所以并不固定。《晋书·李重传》中讲到举寒素要符合“门寒身索,无世祚之资”的条件,选举制度汉晋相延,变化不应很大。范哗在《后汉书·扬雄传论》中说:“中兴以后,复增淳朴、……清白、敦厚之属。”可见二者都是选举科目。一般科目之名称与它所要求的品质应是相当的。故清白、寒素科出来的,应是出身清贫、为官清正之人,而实际上,劳动人民的评价则是“浊如泥”,可见他们是当不起那四个字的。
“高第良将怯如鸡。”汉代不仅文官由重臣推荐,武将也如此。《汉书·昭帝纪》:“始元五年,诏举郡国文学、高第各一人。”《后汉书·安帝纪》:“永初五年七月,诏三公、特进、九卿、校尉,举列将子孙明晓战阵任将帅者。”大概武将之举,均要求“列将子孙”,正因此,此科目才取名“高第”吧。高第与文学对举,在此又与良将并举,可知与上面“寒素清白”一样,是两个相近科目。被荐之人,应“刚毅武猛,有谋谟(《顺帝纪》)”,然而实际上却胆小如鸡,这真是滑天下之大稽了。
这首民谣,用一两个典型的细节,通过形象的比喻与夸张,将一个个名不符实的推举现象并列起来,将封建时代选拔人材的虚伪、腐朽与可笑揭示得淋漓尽致,表现了劳动人民高超的战斗与讽刺艺术。
参考资料:
1、 叶桂刚 王贵元.中国古代歌谣精品赏析: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3:34-35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
宁还建业死,不止武昌居。
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
宁还建业死,不止武昌居。
三国时期,地处东南的吴国是立国时间最长的国家。但在孙权病亡前后,统治集团内部在继承权问题上就乱开了。朝官分成拥嫡、拥庶两派,为废、立太子斗争非常尖锐。公元252年,孙权去世,内部矛盾很快表面化,宗室和大臣间彼此屠戮,长期进行争权夺势的斗争。孙权之后,由孙亮、孙休先后称帝,为时不长。公元264年,由孙皓执政。这个吴国的末代皇帝凶顽残暴,穷奢极侈。他用剥面皮、凿眼睛、灭三族等酷刑杀人。后宫已有数以千计的宫女,还在民间掠夺少女。甚至明令年年上报“将吏家女”的名册,女孩子一到十五、六岁就要“简阅”一番,供其挑选。暴虐的政治,苛酷的剥削,激起人民不断起义,终于将吴国推进覆灭的深渊。
在吴国历史上曾有过多次迁都事件。公元211年,孙权从吴迁都秣陵,并改名建业(即今南京),后来随着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孙权迁都鄂,改名武昌。229年,又还都建业。很有进取精神的孙权,十分重视这两个军事重镇,通过建都,使两地经济日臻繁荣;尤其是建业,成了南方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到孙皓时代,公元265年,他在西陵督阐的建议下,也来了一次迁都。什么原因呢?据说“荆州有王气”。而建业宫殿已破旧。这个贪欲无度的暴君但求享尽人间欢乐,于是吹吹打打地从建业搬到武昌,并下令扬州地区的人民远道从长江送去供享乐的一切耗资。沿江人民怨声载道,苦不堪言。
“政事多谬”,加上“公私穷匮”,虽然孙皓还在醉生梦生之中,可国政已是风雨飘摇、岌岌可危了。左丞相陆凯是孙权留下的旧臣,对孙权的治国之道有切身感受,对孙皓的腐配专横有冷静观察,算得是个统治集团中的清醒者。凭借旧臣身份,还敢于直言疏。《吴孙皓初童谣》就是陆凯在武昌劝孙皓时引用的一首童谣。陆凯在这个奏疏中,痛陈国衰民弱之现状,力劝孙皓“省息百役,罢去苛扰,科出宫女,清选百官。”孙皓当然十分不悦,只是慑于陆凯的“宿望”,才没有加害于他。
《吴孙皓初童谣》仅短短四句,却从中透露出了人民的苦难、怨恨和不平。尽管武昌有美鱼可烹食,有房屋可停居,但百姓宁愿到建业去,即使在那里只能饮水充饥,以至如履死地,也心甘情愿,在所不辞。为什么呢?就因为武昌为孙皓所居,人民苦于暴政久矣,已不能共存于一处。当然,这里还有一层深意,那就是建业曾是孙权的古都,人民向往建业,实是怀念创业皇帝孙权。当时为了备战,孙权虽然也曾强赋厚税,然而他个人尚能自持节俭。在倡导发展农业生产时,他不但赞同陆凯开垦农田的命令,而且主动提出他和儿子们亲自受田耕种,“亦欲与众均等其劳也。”公元247年,建业宫年久失修,武昌宫已用了二十八年,这些材料不能再用,建议采伐新材以筑新宫。孙权不许。认为正是战争期间,百姓负担已重,如若再有通伐,就会妨损农桑。坚决让臣下搬来武昌宫材瓦改作太初宫。对比孙皓的暴虐贪残,人们能不痛恨万分吗?童谣正是通过向往建业、远避武昌这种直率的语言责孙皓。以宁死而不愿留居武昌的激愤之声,揭露了当时“苛政猛虎”的血淋淋社会现实,控诉了孙皓集团的滔天罪恶,抗议了他们的胡作非为。
当时永安山区的农民忍无可忍,在施但领导下发动了一场起义。初则数千人,发展到万余人,直杀至建业城里,给孙皓政权以极大威胁,就在这种怨人怒的境况下,孙皓不得已于266年冬天灰溜溜地还都建业,一方面血腥镇压施但义军,一方面以此平息朝野反抗。但是,他的骄奢淫欲并就此收敛。一到建业又耗费数以亿计的资财筑起了一座显明宫,“大开园囿,土山楼观,穷极伎巧。”陆凯也曾强劝,而孙皓至死不悟,终于弄到财竭国亡的地步。
这首歌谣为陆凯作为例证引用于奏疏中,但保留着民谣朴实生动的面貌。它用强烈对比的手法,从正反两方面突出反封建暴政的主题思想。相近的句式,相近的韵脚,成为在民间口相传、不胫而走的有利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