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朱子暇见访同牧斋次韵三首(庚午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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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兴停舟草岸时,落帆高树鸟先知。
茶神句里看云过,草圣行间识露垂。
洗砚池香萦墨细,解巾松月逗眠迟。
夫君不浅中林意,流水空山待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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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嘉燧

程嘉燧

程嘉燧(1565~1643)明代书画家、诗人。字孟阳,号松圆、偈庵,又号松圆老人、松圆道人、偈庵居士、偈庵老人、偈庵道人。晚年皈依佛教,释名海能。南直隶徽州府休宁县(今安徽休宁)人,应试无所得,侨居嘉定,折节读书,工诗善画,通晓音律,与同里娄坚、唐时升,并称“练川三老”。谢三宾合三人及李流芳诗文,刻为《嘉定四先生集》,有《浪淘集》。 187篇诗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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螺川早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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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落秋山晓,城头鼓角停。
长江流远梦,短棹拨残星。
露湿鸥衣白,天光雁字青。
苍茫回首望,海岳一孤亭。

月落秋山晓,城头鼓角停。
月落时分,群山披上晓色,山野空旷,城楼上的鼓角鸣声划破夜空后又安静下来。

长江流远梦,短棹拨残星。
那长流不断的赣江水,仿佛是要将自己从一个梦想流入另一个梦想;那划动的短棹是在拨动水中残存的星光倒影。

露湿鸥衣白,天光雁字青。
露水打湿了白鸥的羽毛,水天一色,鸥驻雁飞,变成天边的一串青点。

苍茫回首望,海岳一孤亭。
回首望去,只见水天苍茫,旷远无边,螺山已似海岳之中的一个小小孤亭。

月落秋山晓,城头鼓角停。
螺川:委婉如螺,在江西吉安北十里,南邻赣江。风景秀丽。

长江流远梦,短棹(zhào)拨残星。
棹:船桨。

露湿鸥衣白,天光雁字青。

苍茫回首望,海岳一孤亭。
孤亭:这里指螺川。

月落秋山晓,城头鼓角停。
长江流远梦,短棹拨残星。
露湿鸥衣白,天光雁字青。
苍茫回首望,海岳一孤亭。

  螺川即螺山,委宛如螺,在江西吉安县北十里,南临赣江,是个美丽的地方。这首五律是抒写秋日清晨离别螺川的情景,诗人融情入景,描景成画,在清峭的意境中充溢着豪情别绪。

  首联,月落时分,群山披上晓色,山野空旷,遥闻城楼上的鼓角鸣声划破夜空后又呈现清晨的宁静,写欲发未发时的螺川风光,一切是那么恬静自然,含蓄地为后文写离情别意打下基础。

  颔联写登上小舟始发时的感受。俯视那长流不断的赣江水,仿佛是要将自己从一个梦乡流入另一个梦乡;那划动的短棹仿佛是在拨动水中残存的星光倒影。江水、木桨都是摸得着的实体,梦境、星影却是空幻、浮动的,在实词虚词之间嵌上动词“流”“拨”组合成一幅星晨行舟图,不仅似闻夜行船声,还因虚实相辅扩大了意境,产生了联想。“梦”“星”既说明行舟时辰之早,又体现了诗人是在睡意蒙眬中就离别螺川的,含义颇丰。

  颈联承上联更扩大视野,放眼天际水涯,写舟中远视的赣江秋晓。鸥雁本生活水边,用以明特定环境,“露湿”“天光”点特定时间——秋露朝湿,晨光见晓。“鸥衣白”“雁字青”突出秋江早晨空气的清新爽朗。水天一色,鸥驻雁飞,小舟荡漾,构成一幅淡墨水彩画,既开阔明晰又潇洒飘逸。再细嚼“鸥衣”湿、“雁字”青,又似暗藏惜别之情。

  尾联,船行回首望,只见水天苍茫,辽远无边,螺山已似海岳之中一座小小的孤亭,船越行越快,越显山小如孤亭,让人联想到送别的长亭,螺山亭亭玉立目送行舟,其楚楚依人,看似写景,实为抒情,写出了螺山为之送行之意及诗人对螺山的依恋之情。把离别之后的孤寂情感表现得更深沉,更深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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豫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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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士君子立身事主,既名知己,则当竭尽智谋,忠告善道,销患于未形,保治于未然,俾身全而主安。生为名臣,死为上鬼,垂光百世,照耀简策,斯为美也。苟遇知己,不能扶危为未乱之先,而乃捐躯殒命于既败之后;钓名沽誉,眩世骇俗,由君子观之,皆所不取也。

  盖尝因而论之:豫让臣事智伯,及赵襄子杀智伯,让为之报仇。声名烈烈,虽愚夫愚妇莫不知其为忠臣义士也。呜呼!让之死固忠矣,惜乎处死之道有未忠者存焉——何也?观其漆身吞炭,谓其友曰:“凡吾所为者极难,将以愧天下后世之为人臣而怀二心者也。”谓非忠可乎?及观其斩衣三跃,襄子责以不死于中行氏,而独死于智伯。让应曰:“中行氏以众人待我,我故以众人报之;智伯以国士待我,我故以国士报之。”即此而论,让馀徐憾矣。

  段规之事韩康,任章之事魏献,未闻以国士待之也;而规也章也,力劝其主从智伯之请,与之地以骄其志,而速其亡也 。郄疵之事智伯,亦未尝以国士待之也;而疵能察韩、魏之情以谏智伯。虽不用其言以至灭亡,而疵之智谋忠告,已无愧于心也。让既自谓智伯待以国士矣,国士——济国之上也。当伯请地无厌之日,纵欲荒暴之时,为让者正宜陈力就列,谆谆然而告之日:“诸侯大夫各安分地,无相侵夺,古之制也。今无故而取地于人,人不与,而吾之忿心必生;与之,则吾之骄心以起。忿必争,争必败;骄必傲,傲必亡”。谆切恳至,谏不从,再谏之,再谏不从,三谏之。三谏不从,移其伏剑之死,死于是日。伯虽顽冥不灵,感其至诚,庶几复悟。和韩、魏,释赵围,保全智宗,守其祭祀。若然,则让虽死犹生也,岂不胜于斩衣而死乎?

  让于此时,曾无一语开悟主心,视伯之危亡,犹越人视秦人之肥瘠也。袖手旁观,坐待成败,国士之报,曾若是乎?智伯既死,而乃不胜血气之悻悻,甘自附于刺客之流。何足道哉,何足道哉!虽然,以国士而论,豫让固不足以当矣;彼朝为仇敌,暮为君臣,腆然而自得者,又让之罪人也。噫!

  士君子立身事主,既名知己,则当竭尽智谋,忠告善道,销患于未形,保治于未然,俾身全而主安。生为名臣,死为上鬼,垂光百世,照耀简策,斯为美也。苟遇知己,不能扶危为未乱之先,而乃捐躯殒命于既败之后;钓名沽誉,眩世骇俗,由君子观之,皆所不取也。
  士人君子要建立功名,侍奉主人,既然被称作知己,那就应当竭尽智谋,诚恳地加以劝告,巧妙地加以开导,在祸患还未显露时就消除它。在动乱发生之前保住社会的治安,使自己不受损害,主人没有危险。活着是著名的忠臣,死后做高尚的鬼魂,流芳百世,照耀史册,这才是完美的士人。如果遇到知己,不能拯救危难于动乱之前,而在事情失败之后才去献身自尽,沽名钓誉,迷惑世人,夸耀于社会,这在君子看来,都是不足取的。

  盖尝因而论之:豫让臣事智伯,及赵襄子杀智伯,让为之报仇。声名烈烈,虽愚夫愚妇莫不知其为忠臣义士也。呜呼!让之死固忠矣,惜乎处死之道有未忠者存焉——何也?观其漆身吞炭,谓其友曰:“凡吾所为者极难,将以愧天下后世之为人臣而怀二心者也。”谓非忠可乎?及观其斩衣三跃,襄子责以不死于中行氏,而独死于智伯。让应曰:“中行氏以众人待我,我故以众人报之;智伯以国士待我,我故以国士报之。”即此而论,让馀徐憾矣。
  我曾经因此评论过豫让。豫让做智伯的家臣,等到赵襄子杀了智伯,豫让为他报仇,名声显赫,即使是平民百姓,也没有一个不知道他是忠臣义士的。唉!豫让的死当然可以称为忠了,可惜,在怎样死的方式上还有不忠的表现。为什么呢?看他漆身吞炭,对他朋友说:“我做的事情都特别难,我是想用这种做法使天下后世做臣子而怀有二心的人感到羞愧。”这能说他不忠吗?等看到他连续三次跳起来,用剑来刺赵襄子的衣服,赵襄子责备他不为中行氏而死,却单单为智伯而死的时候,豫让回答说:“中行氏像对待一般人那样对待我,所以我就要像一般人那样去报答他;智伯把我当国士对待,所以我就要像国士一样报答他。”就此而论,豫让就有不足之处了。

  段规之事韩康,任章之事魏献,未闻以国士待之也;而规也章也,力劝其主从智伯之请,与之地以骄其志,而速其亡也 。郄疵之事智伯,亦未尝以国士待之也;而疵能察韩、魏之情以谏智伯。虽不用其言以至灭亡,而疵之智谋忠告,已无愧于心也。让既自谓智伯待以国士矣,国士——济国之上也。当伯请地无厌之日,纵欲荒暴之时,为让者正宜陈力就列,谆谆然而告之日:“诸侯大夫各安分地,无相侵夺,古之制也。今无故而取地于人,人不与,而吾之忿心必生;与之,则吾之骄心以起。忿必争,争必败;骄必傲,傲必亡”。谆切恳至,谏不从,再谏之,再谏不从,三谏之。三谏不从,移其伏剑之死,死于是日。伯虽顽冥不灵,感其至诚,庶几复悟。和韩、魏,释赵围,保全智宗,守其祭祀。若然,则让虽死犹生也,岂不胜于斩衣而死乎?
  段规侍奉韩康子,任章侍奉魏献子,并没有听说待他们如同国士,可是段规、任章却尽力劝说他们的主人顺从智伯的无理要求,割给智伯土地,使他志气骄盛。从而使他更快地灭亡。郗疵侍奉智伯,智伯也没有待他如同国士。可是郗疵却能洞察韩、魏的企图来劝谏智伯。虽然智伯不采纳他的意见以至于灭亡,但是郑疵的智谋忠告,已经是无愧于心了。豫让既然自己认为智伯待他如同国士了,所谓国士,是为国家济困扶危的人。当智伯对土地贪得无厌之日,放纵情欲,荒淫暴虐之时,作为像让,正应竭力来尽自己的职责,耐心地劝谏自己的主人说:“诸侯大夫应各自安心守着自己分内的土地,不要互相侵夺,这是自古以来的规矩。如今,无缘无故地向人家索取土地,人家不给,就要产生忿恨之心;人家给了,就产生骄横之心。忿恨必然会引起争斗,争斗必然会失致;骄横必然傲视一切,傲视一切必然导致灭亡。’非常耐心诚恳地劝谏,一次不听,再来第二次,第二次不听,再来第三次,第三次劝谏还不听从,再把那伏剑而死的行动安排在这个时候。这样一来,智伯虽然顽固愚昧,但受至诚之心的感动,也许会重新醒悟,从而与韩、魏讲和,解除赵国的围困。保全智氏的宗族,使他们能香火不断,延续不绝。假如这祥,豫让虽死犹生,难道不胜过斩衣而死吗?

  让于此时,曾无一语开悟主心,视伯之危亡,犹越人视秦人之肥瘠也。袖手旁观,坐待成败,国士之报,曾若是乎?智伯既死,而乃不胜血气之悻悻,甘自附于刺客之流。何足道哉,何足道哉!虽然,以国士而论,豫让固不足以当矣;彼朝为仇敌,暮为君臣,腆然而自得者,又让之罪人也。噫!
  但豫让在那时,竟至连一句开导主人,使他醒悟的话都没说。看着智伯的危亡,就像越人远远地看秦人的肥瘦一样。袖手旁观,坐待成败,国士的报答竟然能像这个徉子吗?直到智伯已死,豫让才压抑不住愤怒的血气,甘心情愿地加入刺客的行列,这有什么可以值得称道的呢?有什么可以值得称道的呢?虽然这样,但用国士的标准来评价豫让,豫让的确是不配的了。可是同那些早晨还是仇敌,晚上就变成了君臣,厚着脸皮自以为得意的人相比,他们又都是豫让的罪人了。唉!

  士君子立身事主,既名知己,则当竭尽智谋,忠告善道,销患于未形,保治于未然,俾身全而主安。生为名臣,死为上鬼,垂光百世,照耀简策,斯为美也。苟遇知己,不能扶危为未乱之先,而乃捐躯殒命于既败之后;钓名沽誉,眩世骇俗,由君子观之,皆所不取也。

  盖尝因而论之:豫让臣事智伯,及赵襄子杀智伯,让为之报仇。声名烈烈,虽愚夫愚妇莫不知其为忠臣义士也。呜呼!让之死固忠矣,惜乎处死之道有未忠者存焉——何也?观其漆身吞炭,谓其友曰:“凡吾所为者极难,将以愧天下后世之为人臣而怀二心者也。”谓非忠可乎?及观其斩衣三跃,襄子责以不死于中行氏,而独死于智伯。让应曰:“中行氏以众人待我,我故以众人报之;智伯以国士待我,我故以国士报之。”即此而论,让馀徐憾矣。

  段规之事韩康,任章之事魏献,未闻以国士待之也;而规也章也,力劝其主从智伯之请,与之地以骄其志,而速其亡也 。郄疵之事智伯,亦未尝以国士待之也;而疵能察韩、魏之情以谏智伯。虽不用其言以至灭亡,而疵之智谋忠告,已无愧于心也。让既自谓智伯待以国士矣,国士——济国之上也。当伯请地无厌之日,纵欲荒暴之时,为让者正宜陈力就列,谆谆然而告之日:“诸侯大夫各安分地,无相侵夺,古之制也。今无故而取地于人,人不与,而吾之忿心必生;与之,则吾之骄心以起。忿必争,争必败;骄必傲,傲必亡”。谆切恳至,谏不从,再谏之,再谏不从,三谏之。三谏不从,移其伏剑之死,死于是日。伯虽顽冥不灵,感其至诚,庶几复悟。和韩、魏,释赵围,保全智宗,守其祭祀。若然,则让虽死犹生也,岂不胜于斩衣而死乎?

  让于此时,曾无一语开悟主心,视伯之危亡,犹越人视秦人之肥瘠也。袖手旁观,坐待成败,国士之报,曾若是乎?智伯既死,而乃不胜血气之悻悻,甘自附于刺客之流。何足道哉,何足道哉!虽然,以国士而论,豫让固不足以当矣;彼朝为仇敌,暮为君臣,腆然而自得者,又让之罪人也。噫!

  豫让在春秋末年曾做过晋贵族范氏、中行氏的家臣,因不被重用而投奔智伯。智伯非常尊重他。在赵、魏、韩三家贵族合谋灭了智氏之后,他改名换姓,潜入赵襄子宫中企图行刺,未遂而被捕获。释放后,他又用漆身吞炭的办法改变了容貌和声音,再一次行刺,结果又一次被俘。于是,他要求赵襄子将衣服脱给他,他朝着衣服“三跃而击之”,然后伏剑自杀。

  历来人们都称赞豫让是忠义之士。文章作者认为豫让的行为是不值得称道的。真正的忠义应该表现在诱导君主“销患于未形,保治于未然。”必要时以死进谏,促使君主悔悟。作者所提倡的做法,显然比豫让的行为高明得多,但立论的目的无非是更有效的效忠于君主。文末,对那些朝秦暮楚的政客提出的批评,也是由此而来。

  战国时的豫让因为舍身为主报仇而被视为忠义之士,历来为人所颂扬。作者做翻案文章,认为身为智伯所倚重的臣子的豫让,应该尽到自己劝谏的职责,帮助智伯弭祸于未然。而充当刺客,在智伯因祸亡身后去为他报仇,并不值得称道,即所谓的小忠小义。

  史论是比较难写的,它不但要有新意,而且要评论公允,以理服人,而不能失之偏颇。本文确实做到了上述的要求。豫让之死,曾被史书渲染为壮举,“死之日,赵国志士闻之,皆为涕泣”(见《史记·刺客列传》),司马迁称赞他为“名垂后世”的义士。然而方孝孺却一反旧说,认为他“何足道哉”,这必然要有充分的理由才能站得住脚。全文的论证中心在于对知己的家主应该采取“竭尽智谋,忠告善道,销患于未形,保治于未然”的积极的态度,而不应“捐躯殒命于既败之后,钓名沽誉,眩世骇俗”。我们认为,他的观点是有一定道理的。从智伯的失败来看,可以说智伯是一个好大喜功而又缺乏策略的莽夫,他不能审时度势,而只知一意孤行,终于导致败亡,可称咎由自取。豫让在关键时刻既不能对他进行开导,而在智伯死后又轻率地以身相殉,实属不够明智之举。作者在这里只是就豫让之死这一历史事件进行评说,而不是全盘否定这个人物。所以在最后一段中,又把豫让和那些厚颜无耻之徒进行了比较,说明他们之间有着根本的不同,这样就使得作者的持论公允、客观了。

  本文在结构上采取了层层深入的写法。开头先泛论“士君子立身事主”的要求,并不直接提到豫让。第二段中把豫让的言行进行了简短的概括,并提出了作者的初步评价。第三段才是全文的重点,他不但论证了豫让之死为不足取,而又为其设计了一整套的对智伯进行规劝的方案,可称周到之至。结尾时又做了一点补充,这就使得全文浑然一体,令人心服口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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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雨花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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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平四十老柴荆,此日麻鞋拜故京。
谁使山河全破碎?可堪翦伐到园陵!
牛羊践履多新草,冠盖雍容半旧卿。
歌泣不成天已暮,悲风日夜起江生。

生平四十老柴荆,此日麻鞋拜故京。
四十年来,甘守贫困度残生,脚穿麻鞋,此日登台望旧京。

谁使山河全破碎?可堪翦伐到园陵!
满目破碎,大好河山谁摧毁?一腔悲愤,园陵松柏竟凋零!

牛羊践履多新草,冠盖雍容半旧卿。
牛羊践踏,大片春草变狼籍,车马驰骋,半是旧官显骄横。

歌泣不成天已暮,悲风日夜起江生。
暮色苍茫,欲哭无泪残阳斜,悲风猎猎,吹起大江呜咽声。

生平四十老柴荆(jīng),此日麻鞋拜故京。
老柴荆:老于茅屋,表示甘守贫贱。

谁使山河全破碎?可堪翦(jiǎn)伐到园陵!
园陵:指南京钟山的明太祖朱元璋墓。

牛羊践履(lǚ)多新草,冠盖雍(yōng)容半旧卿。
冠盖:官僚们的官服车盖。雍容:华贵的样子。

歌泣不成天已暮,悲风日夜起江生。

生平四十老柴荆,此日麻鞋拜故京。
谁使山河全破碎?可堪翦伐到园陵!
牛羊践履多新草,冠盖雍容半旧卿。
歌泣不成天已暮,悲风日夜起江生。

  雨花台是坐落在南京城南的一处名胜,登高远眺,诸景诸色,尽收眼底。南京曾是明代建国之初的都城,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墓就在南京钟山之上;南明福王朝廷也曾建都于此。诗人登上雨花台,举目四望,不禁感叹万分。开头两句不禁点名了诗人的布衣身份,而且还隐含着一股豪气。魏禧在明亡之后,绝意仕进。清统治者为笼络文士,曾诏举博学鸿词,他拒绝应试,因此年至四十,仍甘心老于茅屋。“麻鞋”乃乡间野老所穿,杜甫曾以“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的诗句表示对唐王朝的耿耿忠心。在山河破碎、江山易主的时刻,魏禧以“此日麻鞋拜故京”表达了更为深沉浓重的情感。

  三、四两句诗人心头的怒火陡然升起,诗人发出了激愤的责问:究竟谁是国家灭亡的罪魁祸首?表现了诗人对祸国殃民者的仇恨和对历史的反思。“全破碎”的“全”字含义深刻。金瓯破碎,竟然无一可以幸免,而且是在极为短暂的时间内遭到了迅速覆灭的命运。福王朱由崧即位南京之后,阉党余孽马士英等把持了朝政,不积极备战,以图恢复,反而倒行逆施,大兴土木,恣意荒淫,遂使山河全部为清所有。战火遍地,四处疮痍,甚至明朝开国皇帝的陵墓也难逃厄运。这实在是令人难以容忍的奇耻大辱,诗人用“可堪翦伐到园陵”表达了痛心疾首的义愤之情。其中有对断送国家者的鞭挞,也有对异族入侵者的控诉。

  五、六两句诗人内心的怒火转化为憎恶怨恨,从而使全诗的内蕴更加深邃和丰富。“牛羊践履”既是实写眼前景,又是对异族侵略者的微妙讥讽。作为刚从游牧部族进入关内的清人,牛羊的践踏锦绣江山,就如同他们的铁蹄在蹂躏着大江南北。“多新草”三字含义深长,形象地描绘出了被牛羊践踏的田园一片荒芜,只有野草时时更新的景况,黎民百姓的悲惨处境也就可想而知了。与此相对的却是雍容华贵的官府车盖,前呼后拥,招摇过市。更令人触目惊心者还是“半旧卿”三字,那些曾在明朝为官为宦的权贵们,在异族入侵着面前卑躬屈膝,侧姿求媚,腰身又变成了当朝的新贵。他们毫无民族气节,不顾国家生死危亡,只知追求个人安乐,不正是这些民族败类葬送了明代的江山吗?这就与上一联“谁使山河全破碎”紧紧呼应起来。“冠盖雍容”与诗人“柴荆”“麻鞋”的身份相映衬,表露出“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之意,诗人强烈的民族气节也就愈加分明。“多新草”与“半旧卿”,一新一旧,新草遮盖的是旧日山河,旧卿却扮演了新贵的角色。由此不难见出诗人锤字炼句之功。

  最后两句,诗人在雨花台上陷入了深深的沉思之中,满腹的悲愤还未倾吐干净,不觉暮色已经降临。作者的真挚情感甚至打动了天地万物,只见凄风悲号,江水痛哭,日夜不息。正所谓“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情溢于海”,达到了“感天地、泣鬼神”的程度。全诗也就在这悲风声中收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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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夕二首

:

故园今夕是元宵,独向蛮村坐寂寥。
赖有遗经堪作伴,喜无车马过相邀。
春还草阁梅先动,月满虚庭雪未消。
堂上花灯诸弟集,重闱应念一身遥。

去年今日卧燕台,铜鼓中宵隐地雷。
月傍苑楼灯影暗,风传阁道马蹄回。
炎荒万里频回首,羌笛三更谩自哀。
尚忆先朝多乐事,孝皇曾为两宫开。

故园今夕是元宵,独向蛮村坐寂寥。
故园的今天正是元宵节,我却在荒村独坐寂寞冷清。

赖有遗经堪作伴,喜无车马过相邀。
好在有剩下的经书可以作伴,也高兴没有车马经过相邀出游。

春还草阁梅先动,月满虚庭雪未消。
春天到来时草阁的梅花率先开放,月亮照着空旷的庭院积雪尚未消溶。

堂上花灯诸弟集,重闱应念一身遥。
此时余姚家里的厅堂上灯火通明兄第们都来了,父母也一定思念我独自一人在遥远的地方。

去年今日卧燕台,铜鼓中宵隐地雷。
去年的今天还住在京城,元宵节的铜鼓声隐约如滚地的雷响。

月傍苑楼灯影暗,风传阁道马蹄回。
月儿依傍着苑楼灯影暗淡,风中传来阁道上来回的马蹄声。

炎荒万里频回首,羌笛三更谩自哀。
在万里炎荒之地频频回首往事,夜深时听见百姓的笛声使人徒自悲哀。

尚忆先朝多乐事,孝皇曾为两宫开。
还记得先朝许多快乐的事情,孝宗皇帝曾经为两宫开禁。

故园今夕是元宵,独向蛮村坐寂寥(liáo)

赖有遗经堪作伴,喜无车马过相邀。

春还草阁梅先动,月满虚庭雪未消。
虚庭:空空的庭院。

堂上花灯诸(zhū)弟集,重闱(wéi)应念一身遥。
花灯:即灯花。诸弟:指在余姚家乡的兄弟。重闱:父母居室。

去年今日卧燕台,铜鼓中宵(xiāo)隐地雷。
卧燕台:住在京城。燕台,指燕京。隐地雷:隐隐的雷声。

月傍苑楼灯影暗,风传阁道马蹄回。
阁道:古宫苑中架木通车的复道。

炎荒万里频回首,羌(qiāng)笛三更谩自哀。
羌笛:羌族的一种乐器,此处借指龙场苗族百姓吹奏的乐器。

尚忆先朝多乐事,孝皇曾为两宫开。
孝皇:指明朝的孝宗皇帝。

故园今夕是元宵,独向蛮村坐寂寥。
赖有向经堪作伴,喜无车马过相邀。
春还草阁梅先动,月满虚庭雪未消。
堂上花灯诸弟集,重闱应念一身遥。

去年今日卧燕台,铜鼓中宵隐地雷。
月傍苑楼灯影暗,风传阁道马蹄回。
炎荒万里频回首,羌笛三更谩自哀。
尚忆先朝多乐事,孝皇曾为两宫开。

  每逢佳节倍思亲,元霄之夜,诗人自然是要怀念亲人的,而在这种时候,远离亲人的游子更会感到寂寞冷清,回忆往事也是十分自然的了。作者把这种感受如实写来,更加显得真挚、深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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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绛唇·春日风雨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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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眼韶华,东风惯是吹红去。几番烟雾,只有花难护。
梦里相思,故国王孙路。春无主!杜鹃啼处,泪洒胭脂雨。

满眼韶华,东风惯是吹红去。几番烟雾,只有花难护。
美丽的春光映入眼帘,春日东风总是将繁花吹散。几重烟雨朦胧,只有这些娇弱的花朵难以庇护。

梦里相思,故国王孙路。春无主!杜鹃啼处,泪洒胭脂雨。
梦里总是时不时浮现起旧时故国的道路。春天反复无常,在那杜鹃泣血的地方,分不清落花染红的是春雨还是眼泪。

满眼韶(sháo)华,东风惯是吹红去。几番烟雾,只有花难护。
“几番”句:指清兵入关后的一系列事变。

梦里相思,故国王孙路。春无主!杜鹃啼处,泪洒胭(yān)(zhī)雨。
王孙:对尊礼、思慕者的称呼,如淮南小山《招隐士》的“王孙游兮不归”。这里疑指鲁王、唐王。“春无”三句:叹复国不易。

满眼韶华,东风惯是吹红去。几番烟雾,只有花难护。
梦里相思,故国王孙路。春无主!杜鹃啼处,泪洒胭脂雨。

  此词见于《陈忠裕全集》,借惜花怀人,寄托亡国哀痛与复国希望。正如题中所示,此词是写“春日风雨有感”。“春日风雨”,是当时所处的环境、节候和气氛,而“有感”则是寄离词人的感慨和情怀。词之起二句,先扬后抑。此时词人举目所见,是“满眼韶华”,一片春光。继而东风乍起,落红遍地。这一顿挫,表现了自然界的变化,从而也折射出时代的变化。陈子龙生当明清易代之际,对明王朝怀有深厚感情。在他看来,明代江山无限美好,正如满眼韶华。可是清兵南下,“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犹如骤起狂风,将万紫千红摧残殆尽。在这里,词人用的是比兴手法。“韶华”(春光)和“红”(花),代表美好事物,代表他所热爱的明代江山和明代人民;而“东风”则是邪恶势力的象征,也隐喻清兵的南下,“东风”一辞作贬义者,古已有之,如陆游《钗头凤》“东风恶,欢情薄”,此处只是移用于词人所憎恶的事物罢了。下面二句,以“几番”照应前面的“惯”字。说明东风之摧残百花非止一次,而是经常如此。“烟雾’二字,补足前句未及写出的“雨”字。春天的风雨连绵无尽,常常呈现烟雾迷蒙的状态。在东风肆虐、烟雨茫茫的天气中,百卉凋残,一片凄凉,于是词人不禁发出由衷的慨叹:“只有花难护!”前几句造足蓄势,至此词人的感情迸发而出,力抵千钧。在生活中,他奔走呼号,出生入死,力求挽救明朝的危亡,结果毫无效果。因此这一句正是反映了词人内心深处的亡国之痛。

  下片宕开一笔,径写对明王朝的系念,但在词的意脉上仍与上片紧密相连。词人在白天看到风雨摧残的落花,到了晚上便自然联想到惨遭践踏的故国。“梦里相思”一句,为艳词中常语,然而此处用以表达爱国之情,却非常深刻而又贴切。“王孙”一辞,通常被理解为贵族子弟,如《楚辞·招隐士》“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但这里的本意却更接近杜甫《哀王孙》中所说的“可怜王孙泣路隅”。在清兵南下之际,朱明的宗室子弟,或流离道路,或辗转沟壑,唯有少数人如唐王朱聿键、鲁王朱以海等仍在企图反抗。此处作者对明代王孙魂牵梦萦,实际上是将复兴明代的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可是梦醒之后,依然风雨如磐,落红成阵。面对如此残酷的现实,他不得不发出“春无主”的哀叹。结二句进一步渲染出这种悲哀情绪,哭出了国家将亡的忧思。句中的“杜鹃”,又名杜宇,相传是古蜀国的君主望帝之魂所化,它隐于西山,日夜悲啼,口吻常常出血。后人常用杜鹃啼血借指失国之痛。这里说“泪染胭脂雨”系由“啼血”转化而来,则杜鹃悲鸣时流出血泪,洒在飘飏落花的风雨中,红雨满天,景象壮丽而又悲惨。词人若非怀有深仇惨痛是写不出这样的句子的。用“胭脂”形容雨中落花,前人有杜甫的《曲江对雨》“林花着雨胭脂湿”;而用以兼喻泪水的有李煜的《乌夜啼》“胭脂泪,留人醉,几时重”;陈子龙则将这些故实融会贯通,自铸伟词,赋予新意,令人读来便觉有更深刻的意蕴和更强烈的美感。

  陈子龙比较重视诗词的寄托,他曾说过他之作诗是为了“忧时托志”(《六子诗序》)。此词形式上虽“风流婉丽”,但词人借以“忧时托志”则与其诗作是一样的,阅读时须透过绮丽的表面,去体会深永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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