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宽

　　尝读六国《世家》，窃怪天下之诸侯，以五倍之地，十倍之众，发愤西向，以攻山西千里之秦，而不免于死亡。常为之深思远虑，以为必有可以自安之计，盖未尝不咎其当时之士虑患之疏，而见利之浅，且不知天下之势也。

　　夫秦之所以与诸侯争天下者，不在齐、楚、燕、赵也，而在韩、魏之郊；诸侯之所与秦争天下者，不在齐、楚、燕、赵也，而在韩、魏之野。秦之有韩、魏，譬如人之有腹心之疾也。韩、魏塞秦之冲，而弊山东之诸侯，故夫天下之所重者，莫如韩、魏也。昔者范睢用于秦而收韩，商鞅用于秦而收魏，昭王未得韩、魏之心，而出兵以攻齐之刚、寿，而范雎以为忧。然则秦之所忌者可以见矣。

　　秦之用兵于燕、赵，秦之危事也。越韩过魏，而攻人之国都，燕、赵拒之于前，而韩、魏乘之于后，此危道也。而秦之攻燕、赵，未尝有韩、魏之忧，则韩、魏之附秦故也。夫韩、魏诸侯之障，而使秦人得出入于其间，此岂知天下之势邪！委区区之韩、魏，以当强虎狼之秦，彼安得不折而入于秦哉？韩、魏折而入于秦，然后秦人得通其兵于东诸侯，而使天下偏受其祸。

　　夫韩、魏不能独当秦，而天下之诸侯，藉之以蔽其西，故莫如厚韩亲魏以摈秦。秦人不敢逾韩、魏以窥齐、楚、燕、赵之国，而齐、楚、燕、赵之国，因得以自完于其间矣。以四无事之国，佐当寇之韩、魏，使韩、魏无东顾之忧，而为天下出身以当秦兵；以二国委秦，而四国休息于内，以阴助其急，若此，可以应夫无穷，彼秦者将何为哉！不知出此，而乃贪疆埸尺寸之利，背盟败约，以自相屠灭，秦兵未出，而天下诸侯已自困矣。至于秦人得伺其隙以取其国，可不悲哉！

　　此文的开头，欲擒故纵，引出论题。六国“以五倍之地，十倍之众”的绝对优势，却相继为秦所灭，乃是决策者目光短浅，“不知天下之势”之故。随之，从当时的“天下之势”展开论述。

　　文中反复论证秦与六国争天下，关键就在韩、魏之郊野。因为对秦来说，韩、魏首当其冲，若韩、魏不附，乃是其腹心之疾；对山东之各诸侯国来说，韩、魏是他们理想的屏障。所以在七雄相斗的形势下，韩、魏的地位就显得特别重要。这就是当时起决定作用的“天下之势”。

　　形势摆出之后，接着从正反两方面引例作证。以秦来说，范雎受秦重用，立即助秦昭王收韩；商鞅受秦重用，则助秦孝公收魏。当韩、魏未附秦之时，昭王出兵攻齐，范堆忧之。由此证明秦欲争得天下，必先收韩、魏而后可。当秦军越韩过魏而攻燕赵，这本身是件冒险之举，若燕赵正面迎战，韩、魏再乘机击之于后，那就有全军覆灭的危险。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秦人远攻燕赵，却毫无韩、魏之忧，那是因为韩、魏屈于秦之淫威而已归附它的原故。文章写到这里，再作收束，归结到“天下之势”。如此说来，韩、魏附秦是不识天下之势了；进而又为其开脱：韩、魏本身势孤力弱，面对虎狼之秦，又怎能自保而不归附于秦呢？其中自含山东各诸侯国“不知天下之势”而不助韩、魏杭秦之意。正由于六国都不能正视天下之势，以致秦人得以东指而“天下追受其祸”。

　　末段再从各诸侯国着笔，阐明作者为其构想的“自安之计”。当时的天下之势，一方面韩、魏不能单独杭拒强秦，另一方面，山东各诸侯国又要借助韩、魏以巴秦。那最好的办法就是山东诸国应不惜代价去“厚韩亲魏以摒秦”。这样，就会出现另一种局面：秦人不敢越过韩、魏的土地远攻齐、楚、燕、赵；而齐、楚、燕、赵也就能安居后方。一旦齐、楚、燕、赵能与韩、魏通力合作，相互支援，那秦国就不能有所作为。这确是当时拯救六国危亡的良方。末尾笔锋一转，回到冷酷的历史现实：即六国决策者目光短浅，不识“天下之势”，彼此“背盟致约，以自相屠灭”，以致“秦兵未出而天下诸侯已自困突”，从而自食恶果，相继灭亡。文章截然而止，含不尽感慨。

　　全文紧扣“天下之势”，纵论六国与秦争天下中的成致得失，层层解剖，鞭辟入里，说透“自安之计”。而笔又一气流注，曲折尽意。

参考资料：

　　在送别杨绘的诸多词作中，此篇最大的特点是以直抒胸臆为主。只有首尾两句是个例外。首句从当前聚会的场景落笔，说友人阳春白雪一般的清妙的词作在座席中间就一挥而就了。虽然由于杨氏作品的失传，今天已无法欣赏他的原作，但从苏轼的赞美中仍然可以看出其作品的格调高雅以及其人的才思敏捷。这一笔精要的叙写，从一个侧面写出了友人的才华，为下文作了一个铺垫。接着词人便直抒对友人的爱赏之情：“爱君才器两俱全。”唐人刘肃说过：“士之致远，先器识而后文艺也。”（《大唐新语·知微》）固然强调了“器识”的重要性，却也说明了才识两全的不可多得。而在词人心目中，友人杨绘却是这种才识两全的人才。这除了出于倾慕友人的才华之外，当然也与在党争中志同道合分不开的（见《宋史》杨绘本传）。“异乡”句则意在暗点节令“重九”，“异乡”杭州，说明它与故乡蜀地的节令君光没有什么两样，似乎流露出认他乡为故乡的亲切感，怅惘与慰藉兼而有之。

　　下片进而抒写离愁别绪。词人满怀优伤地写道：可恨彼此相聚能有几多时光，这一次分手之后，不知到哪一年才能重逢。字里行间充分表露了对相逢短暂、后会难期的怅恨。这两句是词人向友人直接吐露衷肠，有语浅情深之妙。末句“茱萸子细更重看”，暗用杜甫“明年此会知谁健，醉把茱萸仔细看”（《九日蓝田崔氏庄》）的诗意，以对带有节令特征的茱萸“重看”这一细节表达了依恋的情慷，并将“明年此会知谁健”这一层意思寄之于言外，暗含着别后对友人怀念的深情。所以此篇尽管在作者的别情词中略嫌平实，还是有它的可取之处的。

　　这首小令，词短情长，语言流丽平易，表达了词人深挚的友情。

参考资料：

坠素翻红各自伤，青楼烟雨忍相忘。
将飞更作回风舞，已落犹成半面妆。
沧海客归珠有泪，章台人去骨遗香。
可能无意传双蝶，尽付芳心与蜜房。

　　1021年（宋真宗天禧五年），宋祁二十四岁，与其兄宋庠以布衣游学安州（治所在今湖北安陆），投献诗文于知州夏竦，以求引荐。席间各赋“落花”诗，夏竦以为宋祁很有才，必中甲科。宋祁亦因此在宋初文坛崭露头角。足见此诗非一般惜花伤春之作。清代沈德潜说：“诗贵寄意，有言在此而意在彼者。”（《说诗晬语》）该诗即是。

　　首联破题，刻画落花时一片迷离凄苦的景象，状物而不滞于物。起句，诗人捕捉住所咏物的自然特征，以“素”、“红”代指花。唐人韩偓有“皱白离情高处切，腻红愁态静中深”（《惜花》）之句，么“白”、“红”状花。用借代这一修辞手法，使事物形象逼真。花的娇艳、春的绚丽如在目前。然而，它们却红颜薄命，夭折了，令诗人叹惋。“坠”、“翻”两字形象生动，情态感人，是从杜牧《金谷园》“落花犹似坠楼人”句化出。花本来是无情之物，却道“各自伤”，是说花有人性。落花的自伤飘零，乃诗人绸缪于青楼烟雨，别有难忘的幽恨。

　　颔联承上“落”意，从时空角度深入描绘了落花的全过程，极缠绵悱恻之致。出句描写落花飞动的舞姿。“更作”二字个性鲜明，感情强烈。“飘飘兮若流风之回雪”（《洛神赋》），其态可掬，“悲回风之摇蕙兮，心冤结而内伤”（《楚辞·九章·悲回风》），情状悲哀。对句写花终于落地之后，在地上仍不甘香消玉殒，虽已着地，仍不失红粉佳人的美容。其执着之情，从“犹成”两字中渗透出来。“半面妆”用的是梁元帝徐妃的典故。此两句不仅刻画落花尽态极妍，栩栩如生，而且融入了诗人自己深沉的感受，一往情深，不能自已。人物交融，托物寓情。表面上是描写外界景物，实则处处有诗人自己在，景物始终着有诗人的色彩。“更作”、“犹成”二语更加强了感情色彩。李商隐《和张秀才落花诗》中有“落花犹自舞，扫后更闻香”之句，是李商隐借落花勉励张秀才，不要因落第而颓废，应似落花一样自振自珍。宋祁此诗于此取法，所以刘克庄《后村诗话》说：“‘将飞更作回风舞，已落犹成半面妆’，宋景文《落花》诗也，为世所称，然义山固已云已。”不过，此诗之学李商隐，不在镂红刻翠，恍惚迷离之貌，而在于缠绵悱恻，一往情深之神。表面上咏物，实质上写诗人自己。至于所写的具体情事，则很难考证，亦不必深究。然而诗人的感受已经表露得很明显了，即是屈原那种“虽九死其犹未悔”的精神。李商隐诗的神髓在此，此诗的神髓也在此，这正是此联能传诵后世的原因所在。颈联以沧海客归，珠犹迸泪，章台人去，骨尚遗香，比喻落花的精诚专一，表现了诗人的忠厚悱恻之情。龚自珍《己亥杂诗》中“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即由此点化而成，都是加一层描写了“虽九死其犹未悔”的执著精神。

　　此诗借落花引起象外之义，感情沉郁，寄托遥深，传达给读者的是感受，而不是具体情事，达到了陈廷焯《白雨斋词话》所说“必若隐若现，欲露不露，反复缠绵，终不许一语道破”的境地。

　　此诗即是当时记实之作，表现了观赏牡丹的热烈场面和诗人簪花的情趣。

　　第一、二两句是写诗人簪花之趣。虽说当时礼俗士大夫集会时可以簪花，但老人簪着花成群结队走在街市上，终觉有些不好意思。为了突出这种心态，作者掀起一道波澜，“花应羞上老人头”，说花不愿上老人的头。而事实是，不管花愿意与否，还是上了老人的头，增添了不少情趣。两个“羞”字，一说人，一说花，相映成趣，语妙天下。同时说明包括诗人在内的官吏最终还是乐于在百姓面前亮相的。花活了，人更活。从而进一步缩小了官民距离，更有意义。

　　第三、四两句是写诗人醉归而路人嗤笑的场景。这里诗人恰当地用了杜牧之诗：“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十里街市上的老百姓把帘卷上，走出门来观看这支浩荡的插花队伍的经过，只需要点出这一点，当时盛况就好像在眼前。于是，官民同乐的主题也就圆满地表现出来了。诗人之所以在珠帘上钩时用“半”字，是因为作诗需要留有余地，给读者以想像空间，说全上钩，而诗贵活。

　　前后联均暗用前人句意，用得贴切灵活，不着痕迹，如同已出。“人”、“花”、“老”、“羞”四字有意重复使用，更使诗的音节回环往复，有助于

　　这首诗运用夸张、拟人修辞手法并且连用几个动词，有利于渲染出一种喜剧情调氛围，体现了诗人极高的文学造诣。表现出诗人超矿豁达、狂放不羁的襟怀。在这种超然物外的旷达态度背后，我们不难领略到诗人对人生、对美好事物的执着追求。

参考资料：

徐门石潭谢雨，道上作五首。潭在城东二十里，常与泗水增减清浊相应。

簌簌衣巾落枣花，村南村北响缲车，牛衣古柳卖黄瓜。(缲 通：缫)
酒困路长惟欲睡，日高人渴漫思茶。敲门试问野人家。

　　这首《浣溪沙》词是苏轼43岁在徐州任太守时所作。公元1078年（元丰元年）春天，徐州发生了严重旱灾，作为地方官的苏轼曾率众到城东二十里的石潭求雨。得雨后，他又与百姓同赴石潭谢雨。苏轼在赴徐门石潭谢雨路上写成组词《浣溪沙》，共五首，这是第四首。作品描述他乡间的见闻和感受。艺术上颇具匠心，词中从农村习见的典型事物入手，意趣盎然地表现了淳厚的乡村风味。清新朴实，明白如话，生动真切，栩栩传神，是此词的显著特色。此词上片写景，下片抒情。需要指出的是，这首词中所写的景，并不是一般情况下通过视觉形象构成的统一的画面，而是通过传入耳鼓的各种不同的音响在诗人意识的屏幕上折射出的一组联续不断的影象。

　　这首词是苏轼在徐州（在今江苏省）作官的时候写的。按照当时的迷信风俗，一个关心农事的地方官，天大旱，要向“龙王爷”求雨；下了雨，又要向“龙王爷”谢雨。这首词就是苏轼有一次途经农村去谢雨，记下的见闻之一。

　　“簌簌衣巾落枣花”，按照文意本来应该是“枣花簌簌落衣巾”。古人写诗词，常常根据格律和修辞的需要，把句子成分的次序加以调动，这里就是如此。“簌簌”，是形容枣花纷纷落下的样子。“衣巾”，是衣服和头巾。古代服装，男人往往戴头巾。枣树在初夏开出黄绿色的小花。作者不是从旁边看到落枣花，而是行经枣树下，或是伫立枣树下，这样枣花才能落到衣巾上。接下去，“村南村北响缫车”。“缫[sāo]车”，一种抽取蚕丝的手摇工具。村子里从南头到北头缫丝的声音响成一片，原来蚕农们正在紧张地劳动。这里，有枣花散落，有缫车歌唱，在路边古老的柳树下，还有一个身披牛衣的农民在卖黄瓜。“牛衣”，是一种用麻或草编成的，用来覆盖牛身的织物，这里指蓑衣一类的东西。上片三句，每一句都写出了景色的一个方面。这一次苏轼偶然来到农村，很敏感地抓住了这些特点，特别是抓住了枣花、缫丝、黄瓜这些富有时令特色的事物，把它们勾画出来。简单几笔，就点染出了一幅初夏时节农村的风俗画。

　　这首词，不仅是写景，还记了事。在下片，就转入了写作者自己的活动。这时他已是“酒困路长惟欲睡”。“酒困”，是酒后困倦，说明他上路前喝过酒了。“路长”，看来，已走过很长的路程，而离目的地还很远。“惟”，只。这句词写出他旅途的困倦。“日高人渴漫思茶”。“日高”，太阳已升得很高。在初夏的太阳下赶路，感到燥热、口渴，不由得想喝杯茶润喉解渴。“漫”，这里是情不自禁的意思。口渴，需要喝茶；困倦，大概也想借茶解困。于是他“敲门试问野人家”。“野人家”，乡野的人家，即乡下老百姓。苏轼当时是一州的行政长官，笔下称当地农民为“野人家”，正出于他当官的口气。但是“试问”两字表明他并没有什么官气。他没有命令随从差役去索要，而是自己亲自去敲一家老百姓的门，客气地同人家商量：老乡，能不能给一点茶解解渴呀？

　　就这样，用简单几句，既画出了一幅很有生活气息的农村画图；又记下了一段向老乡敲门讨茶的经历，这是他平常深居官衙中接触不到，因而感到新鲜有趣的。这首词似乎是随手写来，实际上文字生动传神，使一首记闻式的小词，获得了艺术的生命。这就是古典诗词中所讲究的“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作者为何要“敲门试问”呢？1.他是一个体恤民情、爱民如子的好父母官，谦和有礼，不会贸然闯入农家；2刚刚在旱灾后求得雨，主人可能外出下田耕作，并不在家，所以他要试探一下家中是否有人在。

　　《浣溪沙》词中“簌簌衣巾落枣花”一句，实为“枣花簌簌落衣巾”的倒文；杜甫《秋兴》一诗中有“香稻啄余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原意为：鹦鹉啄余香稻粒，凤凰栖老碧梧枝。主宾倒置的同时，宾语“香稻粒”、“碧梧枝”还被拆开分属主宾位置。对于古典诗歌诗句的倒置，清人洪亮吉说：“诗家例用倒句法，方觉奇峭生动”。

　　《浣溪沙》全词有景有人，有形有声有色，乡土气息浓郁。日高、路长、酒困、人渴，字面上表现旅途的劳累，但传达出的仍是欢畅喜悦之情，传出了主人公县令体恤民情的精神风貌。这首词既画出了初夏乡间生活的逼真画面，又记下了作者路途的经历和感受，为北宋词的社会内容开辟了新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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