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上高邑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
重湖叠巘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莲娃。千骑拥高牙，乘醉听箫鼓，吟赏烟霞。异日图将好景，归去凤池夸。

　　这首词上片描写杭州的自然风光和都市的繁华，下片写西湖，展现杭州人民和平宁静的生活景象。全词以点带面，明暗交叉，铺叙晓畅，形容得体，一反柳永惯常的风格，以大开大阖、波澜起伏的笔法，浓墨重彩地铺叙展现了杭州的繁荣、壮丽景象。此词慢声长调和所抒之情起伏相应，音律协调，情致婉转，是柳永的一首传世佳作。

　　此词一开头即以鸟瞰式镜头摄下杭州全貌。它点出杭州位置的重要、历史的悠久，揭示出所咏主题。三吴，旧指吴兴、吴郡、会稽。钱塘，即杭州。此处称“三吴都会”，极言其为东南一带、三吴地区的重要都市，字字铿锵有力。其中“形胜”、“繁华”四字，为点睛之笔。自“烟柳”以下，便从各个方面描写杭州之形胜与繁华。“烟柳画桥”，写街巷河桥的美丽：“风帘翠幕”，写居民住宅的雅致。“参差十万人家”一句，转弱调为强音，表现出整个都市户口的繁庶。“参差”为大约之义。

　　“云树”三句，由市内说到郊外，只见钱塘江堤上，行行树木，远远望去，郁郁苍苍，犹如云雾一般。一个“绕”字，写出长堤迤逦曲折的态势。“怒涛”二句，写钱塘江水的澎湃与浩荡。“天堑”，原意为天然的深沟，这里移来形容钱塘江。钱塘江八月观潮，历来称为盛举。描写钱塘江潮是必不可少的一笔。

　　“市列”三句，只抓住“珠玑”和“罗绮”两个细节，便把市场的繁荣、市民的殷富反映出来。珠玑、罗绮，又皆妇女服用之物，并暗示杭城声色之盛。“竞豪奢”三个字明写肆间商品琳琅满目，暗写商人比夸争耀，反映了杭州这个繁华都市穷奢极欲的一面。

　　下片重点描写西湖。西湖，蓄洁停沉，圆若宝镜，至于宋初已十分秀丽。重湖，是指西湖中的白堤将湖面分割成的里湖和外湖。叠山，是指灵隐山、南屏山、慧日峰等重重叠叠的山岭。湖山之美，词人先用“清嘉”二字概括，接下去写山上的桂子、湖中的荷花。这两种花也是代表杭州的典型景物。柳永这里以工整的一联，描写了不同季节的两种花。“三秋桂子，十里荷花”这两句确实写得高度凝炼，它把西湖以至整个杭州最美的特征概括出来，具有撼动人心的艺术力量。

　　“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对仗也很工稳，情韵亦自悠扬。“泛夜”“弄情”，互文见义，说明不论白天或是夜晚，湖面上都荡漾着优美的笛曲和采菱的歌声。着一“泛”字，表示那是湖中的船上，“嬉嬉钓叟莲娃”，是说吹羌笛的渔翁，唱菱歌的采莲姑娘都很快乐。“嬉嬉”二字，则将他们的欢乐神态，作了栩栩如生的描绘，生动地描绘了一幅国泰民安的游乐图卷。

　　接着词人写达官贵人此游乐的场景。成群的马队簇拥着高高的牙旗，缓缓而来，一派暄赫声势。笔致洒落，音调雄浑，仿佛令人看到一位威武而又风流的地方长官，饮酒赏乐，啸傲于山水之间。

　　“异日图将好景，归去凤池夸。”是这首词的结束语。凤池，即凤凰池，本是皇帝禁苑中的池沼。魏晋时中书省地近宫禁，因以为名。“好景”二字，将如上所写和不及写的，尽数包拢。意谓当达官贵人们召还之日，合将好景画成图本，献与朝廷，夸示于同僚，谓世间真存如此一人间仙境。以达官贵人的不思离去，烘托出西湖之美。

　　《望海潮》词调始见于《乐章集》，为柳永所创的新声。这首词写的是杭州的富庶与美丽。艺术构思上匠心独远，上片写杭州，下片写西湖，以点带面，明暗交叉，铺叙晓畅，形容得体。其写景之壮伟、声调之激越，与东坡亦相去不远。特别是，由数字组成的词组，如“三吴都会”、“十万人家”、“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千骑拥高牙”等词中的运用，或为实写，或为虚指，均带有夸张的语气，有助于形成柳永式的豪放词风。

参考资料：

　　这是一首咏荷花词，先通过将荷花与百花相比来突出其“凄凉”，再采用临水涟漪衬托其绰约风姿，然后又用拟人手法写其孤寂，最后又以月明梦回表其高洁。

　　“青春花姊不同时，凄凉生较迟。”此词发端二句写荷花与百花花开不同时：百花开于明媚的春天，而荷花却开在六、七月中，“占断人间六月凉”（辛弃疾）。其中，“花姊”一词有拟人之意；“凄凉”二字写出荷花的无尽哀思，也表达了词人对荷花开不逢时的同情。“艳妆临水最相宜，风来吹绣漪。”接着转笔写荷花如艳妆美人，临水而舞，柔风拂来，涟漪如同纹绣一般细密美丽。荷花虽然生不逢时，却天生丽质难自弃，艳妆照水之时，连风都来吹动涟漪，形成绮丽的纹绣，以衬托其美。“惊旧事，问长眉，月明仙梦回。”过片之后，又转笔写荷花感叹往事。这里，词人以拟人手法赋予荷花以高洁的品质，同时在这个形象中寄托了自己的理想及生不逢辰的悲哀，无奈的是这种高洁品格无人看重。历来常说花不解人愁，如白居易《过元家履信宅》：“落花不语空辞树，流水无情白入池。”方岳《春词五首》：“花不知愁句又尘，晚寒独自倚栏频。”欧阳修《蝶恋花·庭院深深深几许》：“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朱淑真《菩萨蛮·咏梅》：“人怜花似旧，花不知人瘦。”晏残道《鹧鸪天·守得莲开结伴游》：“花不语，水空流，年年拚得为花愁。”此词结尾却说“花愁人不知”，做翻案语，颇为新颖，同时因有寄托而颇沉郁。

　　全词采用略貌取神法，两句一转，从荷花生不逢时的凄凉转到艳妆临水的高昂，再转到月明梦回，方知一切都是旧事，最后归结于“花愁人不知”，呼应起首“‘凄凉”之意，对荷花之形只言“艳妆”二字，一笔带过，着重刻画荷花的神。“花姊”、“艳妆”、“绣漪”，造语绮丽；“凄凉”、“旧事”、“梦回”，字字哀愁，共同构成一幅飘渺朦胧、含蓄深沉的惜花图。对比、衬托都是从虚处下笔写荷花之神，从而寄托了词人的理想与怨艾，正是“咏物而不滞于物”，暗含的家国之感，蕴藉深永，哀怨动人。

参考资料：

　　上阕首二句，点明了作者自己从湓口坐船而来，到了黄昏时，就停留在散花洲准备夜宿。散花洲这个地名，是有典故的。陆游的一生中，曾在散花洲夜宿过两次，写这首词时，是第二次。陆游是爱国诗人，是很想收回金国所占失地的有理想、有抱负的爱国诗人。而当他到了散花洲时，应该会对孙权在散花洲犒劳赤壁之战大胜的周瑜及将士这段历史有很深的感慨。陆游的抱负一直到他80多岁去世时，都是没有实现的。而且，这段时期陆游在从福建专管茶盐的提举改任到江西做提举，应该是离朝廷又近了一点，心中是有希翼在的，可提举又并不是个什么很大的官职。同时，陆游在这段时间，是个被同僚认为“不拘礼法，恃酒颓放”的人，那么，他对实现抱负，又的确是抱有怀疑的态度。他应该一直都有一种矛盾的心理。

　　次两句，就描绘了陆游欣赏到的薄暮中散花洲两岸的美丽风景。这里应该是写的春夏之交时的景色。白苹和红蓼，色彩就很醒目了，再加上新绿的大背景，多么地美。蓑，这里是指的船上覆盖的草顶。也有可能是人身上穿的蓑衣。但全首词都没有写有雨，没有雨，就一般不会穿蓑衣。“映一蓑新绿”的意思，应该是绿色的大背景，绿树、绿草、绿水映衬着这一艘小船（一蓑就是代指小船了），把小船都映衬得似乎染上了一层新绿。色彩明快、对比强烈的美，在这二句中表现得非常好，可以想象出画面，像一幅山水画。读到这里，可以想象陆游的心情应该是闲适遣玩般的兴致。

　　到了下阕，作者的心情转变了，变得低回沉郁起来。首先谈到了“酒”，只要有“酒”的地方，那就是“家”。这不过是借酒消愁而已。“菱芡四时足”，是对上一句的补充。陆游幻想就这样坐着船，到处漂泊，喝喝酒，反正有吃的，就这么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用想不用做，放纵生涯算了，不管什么理想、抱负了就好。等夜宿一晚，到明天又顺着风前行，那前面江南江北是什么样子的，就随它去吧，懒得想了。这里“江南江北”仍是有含义的。江南是南宋管辖，江北大部分地区被金国所占。那么，陆游是真的什么也不想了吗？他的理想抱负，想收回故地的理想，就这么轻易地放弃了？他并没有，一直到老，他都是积极的。他并没有像苏轼、欧阳修那样的旷达自适的心情。下阕写得沉郁，在表面词意下，还隐藏着更多的难言的心情。从“任”字就可以看出这点，如果很自适，他不会使用这个“任”字。平时口头语有“任他去”，“不管他”的意思。这里带有一点无可奈何又赌气的意味。而且，他仍是为官的，而且一直都在做官，到他70多岁了，皇帝诏他仍是出来做了官的。他不是范蠡，他并不是那种无所求的人。

　　整首词表达了陆游当时矛盾的心理。这种矛盾的心理，是陆游无意识中从词句中表达出来的，有叶嘉莹先生所说的“具含了花间词之深微幽隐富含言外意蕴的特色”。

　　这是一首描写羁旅他乡凄迷心境的词。蒋捷这首词，字字锤炼，用句精巧，但也平淡，也是一首不可多得的佳作。

　　“丝丝杨柳丝丝雨，春在溟蒙处。”杨柳丝丝，细雨绵绵，柳丝轻拂。烟雨笼罩的远处，一派迷蒙缥缈的景象。这二句如一幅精心细琢的工笔画。以“杨柳”、“细雨”绘出江南春雨图。“丝丝”逼真地再现了柳枝的柔姿，描画了春雨连绵不断的形象。也喻指丝丝愁绪。词的起句重复出现了“丝丝”这一叠词，因而产生了特定的渲染效果，加强了词的丰富的内涵。读来琅琅上口，增强了词的艺术美感。

　　下面转入伤怀的心理描写：“楼儿忒小不藏愁”，南宋末年，国事江河日下。词人对前途感到无穷忧虑。心中的愁苦郁积，遇感而发。乡愁在文人眼里是一个永远抹不去的痛。古人写之多样，蒋捷此句则以“楼儿忒小”藏不下作喻。“藏”字，表现了隐忍、按捺已久。但以其愁太多，楼儿忒小，因而这“愁”摆脱小楼的羁绊。“几度和云飞去觅归舟”了。“几度”一词，渲染了词人思归之情的执着与痴迷。然而幻想只能是暂时的避难所，只能徒增忧愁。

　　急切盼归却不成之后，词人只好“天怜客子乡关远，借与花消遣”。“天怜”，点明题旨，把客愁乡思表现得更加突出。但“天”怜则怜矣，只能“借与花消遣”。“借”指客居他乡，花非我有，也只能“借”之而已！一“怜”一“借”中，婉转含蓄地表达了他乡孑然之苦，愁苦难消的复杂心理活动。

　　“海棠红近绿栏杆。才卷朱帘又晚风寒。”承“花消遣”而来，海棠临栏，红绿相映。细雨中的海棠，颜色自非一般。词人在这里写的是雨中海棠。词人羁旅已久，韶华已逝，思乡欲归，心境黯然。然而目触之处却是竞相红艳的红海棠，对比之下，更增添心中伤愁。貌似红绿眼的场景，实际上却暗含了凄凉之意。何况卷帘之际，迎面而来的又是那令人心寒的晚风呢。

　　这是一首词景交融的佳作。起笔点染景物，写词人凄迷愁苦的心境，使人思归。词中匠心独运，写“愁”多，用“楼”小作衬托。写哀愁，用海棠反衬。恰如王夫之所说，这里是用“乐景写哀”，起到“一倍增其哀乐”之效果。词中语言清新素淡，雕琢之下，不仍平淡之本色，是其艺术之最大特色。

　　然而，本词的主人公看成是作者塑造的一个女主人公形象更说得通！

参考资料：

　　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

　　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长其长；慈孤弱，所以幼其幼；圣，其合德；贤，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残疾、惸独、鳏寡，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

　　于时保之，子之翼也；乐且不忧，纯乎孝者也。违曰悖德，害仁曰贼，济恶者不才，其践形，惟肖者也。

　　知化则善述其事，穷神则善继其志。不愧屋漏为无忝，存心养性为匪懈。恶旨酒，崇伯子之顾养；育英才，颍封人之锡类。不弛劳而厎豫，舜其功也；无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体其受而归全者，参乎！勇于从而顺令者，伯奇也。

　　富贵福泽，将厚吾之生也；贫贱忧戚，庸玉汝于成也。存，吾顺事；没，吾宁也。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宋]张载）。作为儒学的经典文献之一，张载的《西铭》在传统社会即备受赞誉而传诵不绝，其根本原因在于，这篇铭文虽然仅有250余字，但却为人们安身立命之道的确立构筑了一个共有的精神家园，而且为社会理想蓝图的构建提供了一个弘阔的境界。直到今天，这篇铭文所描述的价值理想，所展现的人生追求，仍然有着积极而丰富的意义。

　　张载认为，佛老的盛行和儒学的衰微，是导致当时社会价值体系多元冲突的思想根源。张载批评佛道二教，“彼语寂灭者往而不反，徇生执有者物而不化，二者虽有间矣，以言乎失道则均焉”。佛教否定现实世界的实存性而追求自我的涅槃寂静，道教否定现实世界的运动性而追求个体的长生久视，虽然二者立言本旨有所差异，但都否认社会存在的整体性、实存性，失却对社会现实的关怀，抛弃了对社会责任的担当，因而不是合乎世界本真和社会需要的价值观，要解决社会问题，就要弘扬积极入世、关怀现实的儒学价值观。故张载以千古寥寥之勇，造道关中，与佛老计得失，为儒学阐新命，他仰思俯读，博闻强记，稽天穷地，探赜索隐，终其一生而未尝止息，最终立足于当时的社会实际，确立了以儒学为价值本位、以“天人合一”为理论特色的哲学体系。《西铭》正是张载哲学思想和价值理念的集中表现。

　　张载以社会现实为终极关怀，他所要继承的，是以孔孟六经为代表的儒学价值观，他所要确立的，是以博大胸襟关怀社会、关注民生的现世主义。孔子道“仁”，孟子言“善”，张载则认为“仁”是人的价值本性，提倡以“仁”为本的价值取向，这是张载对孔子仁学和孟子性善论的综合发展。在张载看来，“仁”并不仅仅意味着对与自我有亲缘关系之人的孝悌友爱，而是对包括自我、家庭、社会、自然等所有存在的无限的、普遍的关爱，将这种源于自然、发自内心的真挚情感推及社会中所有人乃至宇宙万物，是张载价值理念的基本取向。

　　为了实现社会全体对“仁”的价值理念的认同，张载主张发挥自我心灵的知性作用，面向宇宙寻求人的价值本性的根源。他明确提出“天人合一”的理论命题，并在宇宙观的基础上论证了其价值观的真实性、合理性。在张载看来，整个宇宙是充满“太和”之气的整体实在，天地万物的品类咸亨，皆是“气”大化流行的结果，故个体之我不仅和他人，而且和宇宙中一切存在，本质上都是同一的“气”。张载的“气”论，肯定了宇宙万物存在的实在性、整体性、运动性、和谐性，是对虚妄的、孤立的、静止的、对立的佛道世界观的有力批驳，这种万物一体的宇宙观，是张载“仁”学的宇宙论基础。

　　在此基础上，张载建构了一个“天下一家”、“中国一人”的宇宙社会观。在《西铭》开篇，张载讲“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乾卦至健，代表自强不息的精神；坤卦至顺，代表厚德载物的品性；乾坤精神是宇宙演化运动的内在动力，万物生生不息的终极根源。在宇宙万物之中，天地相互交感而创生万物，至诚无私的庇养万物，是乾坤精神的最伟大体现者，故堪称人类万物共同的父母；人类和万物则共同禀受天地而生，故自我和他人为相互依存的血脉同胞，万物和人类是亲密无间的友好伙伴。张载重构了宇宙中一切存在者的亲和关系，对现代和谐社会的建构具有启示作用。

　　为了高扬以仁为本的价值理性，张载还从宇宙论的角度来说明人物之性的问题。张载认为，万物在气化生成过程中，不仅获得了不同的“形”，而且禀受了共同的“性”。人和物的禀性是同一的，既有来自于“气”散之本原状态的“天地之性”，又有来自于“气”聚之暂时形态的“气质之性”。“天地之性”是价值本性，“气质之性”是人的自然属性，“故气质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由于人类和万物禀受之“气”有清浊、偏正的不同，故在宇宙中有不同的地位。在所有的存在之中，“得天地之最灵为人”，只有人得天地正气而与之并参，故只有人才能发扬“天地之性”，这就是人的价值使命。张载的性论，不仅说明了现实中人物之性的二重化特征，说明了“仁”作为价值本体的终极依据，而且为人发扬这种价值本性关照万物确立了基础。

　　当然，对社会伦理的构建是张载价值观的主题内容。张载认为，对天地的“孝”落实到现实的社会生活中，就是要尽职尽责做好自己的事，尽心尽力关照他人和社会。张载借助传统宗法关系描述了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和职责：“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长其长；慈孤弱，所以幼吾幼。圣其合德，贤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残疾、惸独鳏寡，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在张载看来，自我和他人虽然是同胞关系，但由于各自存在境遇、社会地位不同，所以在社会上的具体职责也不同。但所有的人也应该尊重圣贤，并以之为榜样，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成就自我人格和社会公德。

　　张载还从宇宙观的角度论述了人的“命”和“遇”的问题。在张载看来，“命”是上天赋予，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价值本性，对此，人应该修身以俟之；而“遇”则是气质所禀，是富贵贫贱、福祸寿夭等生存境遇，对此，人应该超然以待之，“富贵福泽，将厚吾之生也；贫贱忧戚，庸玉女于成也，”人生的顺境，是上天对我的恩泽，人生的困境，是上天对我的考验，“不愧屋漏为无忝，存心养性为匪懈”，“存，吾顺事，没，吾宁也”，只有坦然地对待生平所遇，坚持不懈地完善自己的价值本性，才能超越外在境遇对自我的困扰，达到人生的永恒安宁。

　　张载哲学的终极目的，是实现自我和他人、家庭和社会、人类和自然的统一和谐，要实现这种社会理想，首先要在对宇宙无限性、整体性、和谐性的认同的基础上，确立宇宙的基本精神也即自我的价值本性，只有认同了天地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广大仁性，并在现实的社会实践中尽职尽责地承担自己的社会责任，尽心尽力地去关照社会中的每一个成员，才算是发挥了天地之性，而无愧于天地之间。这是张载为中国人构建的具有儒家情怀的精神家园，也是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优秀传统文化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