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鼓动,禁城开,天上探人回。凤衔金榜出云来,平地一声雷。
街头鼓声雷动,皇城缓缓而开,赴朝庭应试科举的士子回来了。凤鸟衔着金榜从云彩中出来,顿时金鼓之声大作,让人间平地响起了雷声。
莺已迁,龙已化,一夜满城车马。家家楼上簇神仙,争看鹤冲天。
莺已飞迁,龙已化成,一夜之间满城车响马喧。家家户户神仙般的美人、小姐都聚在楼阁上,争着那登科中榜、一飞冲天的状元郎。
参考资料:
1、 周青著.《青蛾文集》.天津: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2013:1172、 徐寒主编.《历代古词鉴赏·上》.北京:中国书店,2011:443、 高峰编选.《温庭筠·韦庄集》.江苏:凤凰出版社,2013:252街鼓动,禁城开,天上探人回。凤衔金榜出云来,平地一声雷。
禁城:宫城。人回:指应考举人看榜归来。凤衔:即凤凰衔书,谓传达皇帝诏令,公布本科新登进士名册。
莺(yīng)已迁,龙已化,一夜满城车马。家家楼上簇(cù)神仙,争看鹤冲天。
莺迁:古代常以嘤鸣出谷之鸟为黄莺,指登第,或为升擢、迁居的颂词。龙化:如龙兴起,发迹飞腾。神仙:这里指美女。唐代进士科放榜时,富贵人家即忙于从中择婿。鹤冲天:喻进士及第者从此一步登天。
参考资料:
1、 周青著.《青蛾文集》.天津: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2013:1172、 徐寒主编.《历代古词鉴赏·上》.北京:中国书店,2011:443、 高峰编选.《温庭筠·韦庄集》.江苏:凤凰出版社,2013:252这首词写应试科举放榜时的热闹场面和词人进士及第后的兴奋与得意之情,一派升平气象。
上片以浓墨重彩着力表现科举之日举子等待放榜的热闹场景,“天上探人回”写从朝廷应试而归。“凤衔金榜出云来”比喻天子授金榜,“平地一声雷”较为形象地刻画出男子得知放榜时自己已经金榜题名时内心极度的狂喜之情,突如其来的喜讯,让他多年的艰辛有所收获,恍惚之间产生飘飘欲仙的感觉。
下片描摹新科进士簪花游街拜府之时被众人争睹的场景,“莺已迁,龙已化,一夜满城车马”三句极写中举之人的欢快情景。“家家楼上簇神仙,争看鹤冲天”这里写家家户户的小姐们争着看中举的士子们,心怀爱慕之情。从而衬托了中举士子年轻才俊的得意之情。“鹤冲天”这里比喻登科中举的人。晋陶潜所著《搜神后记》卷一有云:“丁令威,本辽东人,学道于灵虚山。后化鹤归辽,集城门华表柱。时有少年,举弓欲射之。鹤乃飞,徘徊空中而言曰:‘有鸟有鸟丁令威,去家千年今始归。城郭如故人民非,何不学仙冢垒垒。’遂高上冲天。今辽东诸丁云其先世有升仙者,但不知名字耳。”结末两句极尽张扬之势,主人公名成之后,获得极大的精神满足。而后来,《喜迁莺》这一词牌又称《鹤冲天》。
作品画面频转,热闹非凡,活灵活现地展示出一个神气十足、洋洋自得、踌躇满志的新科进士形象,以及纷繁喧嚣的现世风情。
参考资料:
1、 上海古籍出版社编.《全唐诗》(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10月版:21702、 夏华.《花间集》.沈阳:万卷出版公司,2012:79蜂蝶去纷纷,香风隔岸闻。
蜜蜂和蝴蝶一群群都飞向同一方向,顺着蜂蝶飞去的方向,调动嗅觉,顿时感到扑鼻的香气隔着宽阔的江面传送过来。
欲知花岛处,水上觅红云。
想知道开满鲜花的江中小岛在哪里?隔着宽阔的江水,只是隐约可见远方似有一片红色的云彩。
蜂蝶(dié)去纷纷,香风隔岸闻。
蜂蝶:蜜蜂和蝴蝶。去纷纷:数量多且都飞向同一方向。隔岸:这里指宽阔江面的对岸。
欲知花岛处,水上觅(mì)红云。
欲知:想知道。处:地方。这里指花岛所在。水上:是花岛的地理位置。觅:找,寻找。红云:是指出了花岛的隐约所在。因为隔着宽阔的江水,无法看清花岛的真面目,只是隐约可见远方似有一片红色的云彩,那就是花岛的具体位置。远望如红云,则近处其花之繁盛可以想见。
这首诗描写一座开满鲜花的江中小岛的美丽景色,却并未正面描绘,而是通过细微的观察、敏锐的嗅觉以及丰富的想象来加以表达,构思甚为奇特,极具艺术效果。
蜂蝶采花,本为自然现象,但这里用“去纷纷”极言其多,且都飞向同一方向,可见某一地方对它们的吸引力之巨大,已暗点“花岛”的存在和魅力。继观察到这一奇特现象之后,诗人顺着蜂蝶飞去的方向,调动嗅觉,顿时感到扑鼻的香气隔着宽阔的江面传送过来,香气隔岸可闻,可见花香之浓郁,而由花香之浓郁,则又不难想见繁花之茂盛。一句视觉,一句嗅觉,虽未直接展示花岛,却已足以撩动读者的向往之情,也足以调动人们的想象力了,亟欲一睹美景的人们自然要争相打听其具体方位。那么,这花岛究竟在什么地方呢?诗人给出的答案是“欲知花岛处,水上觅红云”,“水上”是花岛的地理位置,“红云”则是指出了花岛的隐约所在。因为隔着宽阔的江水,无法看清花岛的真面目,只是隐约可见远方似有一片红色的云彩,那就是花岛的具体位置。远望如红云,则近处其花之繁盛可以想见。诗以一句轻松的指点,给读者以启发,从而进一步激发人们的想象,诗的意境也就更为深厚。全诗短短二十字,且平白如话,但却包含着曲折的心理过程,给人以丰富的想象和隽永的回味,极见艺术构思的匠心。
岧峣太华俯咸京,天外三峰削不成。
武帝祠前云欲散,仙人掌上雨初晴。
河山北枕秦关险,驿路西连汉畤平。
借问路旁名利客,何如此处学长生。(何 一作:无)
岧峣太华俯咸京,天外三峰削不成。
在高峻华山上俯视京都长安,三峰伸向天外不是人工削成。
武帝祠前云欲散,仙人掌上雨初晴。
在武帝祠前的乌云将要消散,雨过天晴仙人掌峰一片青葱。
河山北枕秦关险,驿路西连汉畤平。
秦关北靠河山地势多么险要,驿路通过长安往西连着汉畤。
借问路旁名利客,无如此处学长生。
借问路旁那些追名逐利的人,为何不到此访仙学道求长生?
参考资料:
1、 于海娣 等.唐诗鉴赏大全集.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0:67-682、 蘅塘退士 等.唐诗三百首·宋词三百首·元曲三百首.北京:华文出版社,2009:145岧(tiáo)峣(yáo)太华俯咸(xián)京,天外三峰(fēng)削不成。
岧峣:山势高峻的样子。太华:即华山。咸京:即咸阳,今陕西西安。此诗把唐都长安称为咸京。三峰:指华山的芙蓉、玉女、明星三峰。一说莲花、玉女、松桧三峰。
武帝祠(cí)前云欲散,仙人掌上雨初晴。
武帝祠:即巨灵祠。汉武帝登华山顶后所建。帝王祭天地五帝之祠。仙人掌:峰名,为华山最峭的一峰。相传华山为巨灵神所开,华山东峰尚存其手迹。
河山北枕(zhěn)秦关险,驿(yì)路西连汉畤(zhì)平。
秦关:指秦代的潼关。一说是华阴县东灵宝县的函谷关,故址在今河南省灵宝县。驿路:指交通要道。汉畤:汉帝王祭天地、五帝之祠。畤:古代祭祀天地五帝的固定处所。
借问路旁名利客,无如此处学长生。
名利客:指追名逐利的人。学长生:指隐居山林,求仙学道,寻求长生不老。
参考资料:
1、 于海娣 等.唐诗鉴赏大全集.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0:67-682、 蘅塘退士 等.唐诗三百首·宋词三百首·元曲三百首.北京:华文出版社,2009:145岧峣太华俯咸京,天外三峰削不成。
武帝祠前云欲散,仙人掌上雨初晴。
河山北枕秦关险,驿路西连汉畤平。
借问路旁名利客,何如此处学长生。(何 一作:无)
崔颢写山水行旅、登临怀古诗,很善于将山水景色与神话古迹融合起来,使意境具有辽阔的空间感和悠久的时间感,更加瑰丽神奇。在名作《黄鹤楼》中,就以“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的诗句,再现了茫茫天地、悠悠岁月,令人浮想联翩,引起无穷感慨。在这首诗中,他再次运用这一手法。
诗题“行经华阴”,既是“行经”,必有所往;所往之地,就是求名求利的集中地——“咸京”。诗中提到的“太华”、“三峰”、“武帝祠”、“仙人掌”、“秦关”、“汉畤”等都是唐代京都附近的名胜与景物。当时京师的北面是雍县,秦文公曾在这里作鄜畤(畤,谓“神灵所止之地”,即后世神坛之类),到汉高祖作北畤止,这里共有五畤,诗中的“汉畤”即指京师北面的这一古迹。而京师的东南面,就是崔颢行经的华阴县。县南有五岳之一的西岳华山,又称太华,山势高峻。神话传说这里是“群仙之天”,曾由“巨灵手劈”,所以“仙掌之形,莹然在目”(《云笈七签》)。华山各峰都如刀削,最峭的一峰,号称“仙人掌”。汉武帝观仙人掌时,立巨灵祠以供祭祀,即为“武帝祠”。华阴县北就是黄河,隔岸为风陵渡,这一边是秦代的潼关(一说是华阴县东灵宝县的函谷关)。华阴县不但河山壮险,而且是由河南一带西赴咸京的要道,行客络绎不绝。
诗的前六句全为写景。写法则由总而分,由此及彼,有条不紊。起句气势不凡:以神仙岩穴的华山压倒王侯富贵的京师。在这里,一个“俯”字显出崇山压顶之势;“岧峣”两字加倍写华山的高峻,使“俯”字更具有一种神力。然后,诗人从总貌转入局部描写,以三峰作为典型,落实“岧峣”。“削不成”三字含有人间刀斧俱无用,鬼斧神工非巨灵不可的意思,在似乎纯然写景中暗含神工胜于人力,出世高于追名逐利的旨意。
诗人路过华阴时,正值雨过天晴。未到华阴,先已遥见三峰如洗。到得华阴后,平望武帝祠前无限烟云,聚而将散;仰视仙人 掌上一片青葱,隐而已显,都是新晴新沐的醒目气象。首联写远景,颔联二句可说是摄近景。远近相间,但觉景色沁脾,自然美妙,令人移情,几乎忘却它的对仗之工,而且更无暇觉察“武帝祠”和“仙人掌”已为结处“学长生”的发问作了奠基。
颈联则浮想联翩,写了想象中的幻景。这是眼中所无而意中所有的一种景色,是诗人在直观的基础上加以驰骋想象的一幅写意画。在华山下,同时看到黄河与秦关是不可能的,但诗人“胸中有丘壑”,笔下可以溢出此等雄浑的画面。
在华山下望到咸京西面的五畤,也是不可能的,而诗人“思接千载,视通万里”(《文心雕龙》),完全可以感受到此种荡荡大道,西接遥天。古人论诗有“眼前景”与“意中景”之分,前者着眼客观景物的撷取,后者则偏执诗人胸襟的外溢。这首诗就是从描绘眼前景色中自然滑出五、六两句诗人的意中之景。而“一切景语皆情语也”(王国维《人间词话》),诗人胸中之情亦由此可窥探。上句中一个“枕”字把黄河、华山都人格化了,有“顾视清高气深稳”之概;一个“险”字又有意无意地透露出名利之途的风波。下句一个“连”字,使汉五畤上接颔联中的“武帝祠”和“仙人掌”,灵迹仙踪,联锁成片,更垫厚了结处的“长生”;“平”字与上文“岧峣“、“天外”相对照,驿路的平通五畤固然更衬出华山的高峻,同时也暗示长生之道比名利之途来得坦荡。一“险”一“平”,为人们提出了何去何从的问号。这两句中“枕”字、“连”字,前人称为诗眼,其实,两句中的“险”字、“平”字以及起句的“俯”字都是前呼后拥,此响彼应。
此诗劝“学长生”,感叹自己奔波于仕途。但诗人不用直说,反向旁人劝喻,显得隐约曲折。结尾两句是从上六句自然落出的,因而显得潇洒自如,风流蕴藉。
崔颢现存诗中大都格律严整,然而此诗却打破了律诗起、承、转、合的传统格式,别具神韵。前六句虽有层次先后,却全为写景,到第七句突然一转,第八句立即以发问的句法收住,“此处”二字,绾合前文,导出“何如学长生”的诗旨。从全篇来看,诗人融神灵古迹与山河胜景于一炉,诗境雄浑壮阔而富有意蕴。
参考资料:
1、 萧涤非 等.唐诗鉴赏辞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3:370-371天地果无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生人果有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然则孰为近?曰:有初为近。孰明之?由封建而明之也。彼封建者,更古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而莫能去之。盖非不欲去之也,势不可也。势之来,其生人之初乎?不初,无以有封建。封建,非圣人意也。
彼其初与万物皆生,草木榛榛,鹿豕狉狉,人不能搏噬,而且无毛羽,莫克自奉自卫。荀卿有言:“必将假物以为用者也。”夫假物者必争,争而不已,必就其能断曲直者而听命焉。其智而明者,所伏必众,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后畏,由是君长刑政生焉。故近者聚而为群,群之分,其争必大,大而后有兵有德。又有大者,众群之长又就而听命焉,以安其属。于是有诸侯之列,则其争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诸侯之列又就而听命焉,以安其封。于是有方伯、连帅之类,则其争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方伯、连帅之类又就而听命焉,以安其人,然后天下会于一。是故有里胥而后有县大夫,有县大夫而后有诸侯,有诸侯而后有方伯、连帅,有方伯、连帅而后有天子。自天子至于里胥,其德在人者死,必求其嗣而奉之。故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
夫尧、舜、禹、汤之事远矣,及有周而甚详。周有天下,裂土田而瓜分之,设五等,邦群后。布履星罗,四周于天下,轮运而辐集;合为朝觐会同,离为守臣扞城。然而降于夷王,害礼伤尊,下堂而迎觐者。历于宣王,挟中兴复古之德,雄南征北伐之威,卒不能定鲁侯之嗣。陵夷迄于幽、厉,王室东徙,而自列为诸侯。厥后问鼎之轻重者有之,射王中肩者有之,伐凡伯、诛苌弘者有之,天下乖戾,无君君之心。余以为周之丧久矣,徒建空名于公侯之上耳。得非诸侯之盛强,末大不掉之咎欤?遂判为十二,合为七国,威分于陪臣之邦,国殄于后封之秦,则周之败端,其在乎此矣。
秦有天下,裂都会而为之郡邑,废侯卫而为之守宰,据天下之雄图,都六合之上游,摄制四海,运于掌握之内,此其所以为得也。不数载而天下大坏,其有由矣:亟役万人,暴其威刑,竭其货贿,负锄梃谪戍之徒,圜视而合从,大呼而成群,时则有叛人而无叛吏,人怨于下而吏畏于上,天下相合,杀守劫令而并起。咎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
汉有天下,矫秦之枉,徇周之制,剖海内而立宗子,封功臣。数年之间,奔命扶伤之不暇,困平城,病流矢,陵迟不救者三代。后乃谋臣献画,而离削自守矣。然而封建之始,郡国居半,时则有叛国而无叛郡,秦制之得亦以明矣。继汉而帝者,虽百代可知也。
唐兴,制州邑,立守宰,此其所以为宜也。然犹桀猾时起,虐害方域者,失不在于州而在于兵,时则有叛将而无叛州。州县之设,固不可革也。
或者曰:“封建者,必私其土,子其人,适其俗,修其理,施化易也。守宰者,苟其心,思迁其秩而已,何能理乎?”余又非之。
周之事迹,断可见矣:列侯骄盈,黩货事戎,大凡乱国多,理国寡,侯伯不得变其政,天子不得变其君,私土子人者,百不有一。失在于制,不在于政,周事然也。
秦之事迹,亦断可见矣:有理人之制,而不委郡邑,是矣。有理人之臣,而不使守宰,是矣。郡邑不得正其制,守宰不得行其理。酷刑苦役,而万人侧目。失在于政,不在于制,秦事然也。
汉兴,天子之政行于郡,不行于国,制其守宰,不制其侯王。侯王虽乱,不可变也,国人虽病,不可除也;及夫大逆不道,然后掩捕而迁之,勒兵而夷之耳。大逆未彰,奸利浚财,怙势作威,大刻于民者,无如之何,及夫郡邑,可谓理且安矣。何以言之?且汉知孟舒于田叔,得魏尚于冯唐,闻黄霸之明审,睹汲黯之简靖,拜之可也,复其位可也,卧而委之以辑一方可也。有罪得以黜,有能得以赏。朝拜而不道,夕斥之矣;夕受而不法,朝斥之矣。设使汉室尽城邑而侯王之,纵令其乱人,戚之而已。孟舒、魏尚之术莫得而施,黄霸、汲黯之化莫得而行;明谴而导之,拜受而退已违矣;下令而削之,缔交合从之谋周于同列,则相顾裂眦,勃然而起;幸而不起,则削其半,削其半,民犹瘁矣,曷若举而移之以全其人乎?汉事然也。
今国家尽制郡邑,连置守宰,其不可变也固矣。善制兵,谨择守,则理平矣。
或者又曰:“夏、商、周、汉封建而延,秦郡邑而促。”尤非所谓知理者也。
魏之承汉也,封爵犹建;晋之承魏也,因循不革;而二姓陵替,不闻延祚。今矫而变之,垂二百祀,大业弥固,何系于诸侯哉?
或者又以为:“殷、周,圣王也,而不革其制,固不当复议也。”是大不然。
夫殷、周之不革者,是不得已也。盖以诸侯归殷者三千焉,资以黜夏,汤不得而废;归周者八百焉,资以胜殷,武王不得而易。徇之以为安,仍之以为俗,汤、武之所不得已也。夫不得已,非公之大者也,私其力于己也,私其卫于子孙也。秦之所以革之者,其为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私其一己之威也,私其尽臣畜于我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
夫天下之道,理安斯得人者也。使贤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后可以理安。今夫封建者,继世而理;继世而理者,上果贤乎,下果不肖乎?则生人之理乱未可知也。将欲利其社稷以一其人之视听,则又有世大夫世食禄邑,以尽其封略,圣贤生于其时,亦无以立于天下,封建者为之也。岂圣人之制使至于是乎?吾固曰:“非圣人之意也,势也。”
天地果无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生人果有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然则孰为近?曰:有初为近。孰明之?由封建而明之也。彼封建者,更古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而莫能去之。盖非不欲去之也,势不可也。势之来,其生人之初乎?不初,无以有封建。封建,非圣人意也。
自然界果真没有原始阶段吗?我没法知道。人类果真有原始阶段吗?我也没法知道。那么,(有或没有原始阶段)哪种说法比较接近事实呢?我认为:有原始阶段这种说法比较接近事实。怎么知道这一点呢?从“封国土、建诸侯”的封建制就可以明白。那种封建制,经历了古代贤明的帝王唐尧、虞舜、夏禹、商汤、周文王和周武王,没有谁能把它废除掉。不是不想把它废除掉,而是事物发展的趋势不允许,这种形势的产生,大概是在人类的原始阶段吧?不是原始阶段的那种形势,就没有可能产生封建制。实行封建制,并不是古代圣人的本意。
彼其初与万物皆生,草木榛榛,鹿豕狉狉,人不能搏噬,而且无毛羽,莫克自奉自卫。荀卿有言:“必将假物以为用者也。”夫假物者必争,争而不已,必就其能断曲直者而听命焉。其智而明者,所伏必众,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后畏,由是君长刑政生焉。故近者聚而为群,群之分,其争必大,大而后有兵有德。又有大者,众群之长又就而听命焉,以安其属。于是有诸侯之列,则其争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诸侯之列又就而听命焉,以安其封。于是有方伯、连帅之类,则其争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方伯、连帅之类又就而听命焉,以安其人,然后天下会于一。是故有里胥而后有县大夫,有县大夫而后有诸侯,有诸侯而后有方伯、连帅,有方伯、连帅而后有天子。自天子至于里胥,其德在人者死,必求其嗣而奉之。故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
人类在他的原始阶段跟万物一起生存,那时野草树木杂乱丛生,野兽成群四处奔走,人不能像禽兽那样抓扑啃咬,而且身上也没有毛羽来抵御严寒,不能够光靠自身来供养自己、保卫自己。荀卿说过:“人类一定要借用外物作为自己求生的工具。”借用外物来求生的必然会相争,争个不停,一定会去找那能判断是非的人而听从他的命令。那又有智慧又明白事理的人,服从他的人一定很多;他把正确的道理告诉那些相争的人,不肯改悔的,必然要惩罚他,使他受痛苦之后感到惧怕,于是君长、刑法、政令就产生了。这样附近的人就聚结成群,分成许多群以后,相互间争斗的规模一定会大,相争的规模大了就会产生军队和威望。这样,又出现了更有威德的人,各个群的首领又去听从他的命令,来安定自己的部属。于是产生了一大批诸侯,他们相争的规模就更大了。又有比诸侯威德更大的人,许多诸侯又去听从他的命令,来安定自己的封国。于是又产生了方伯、连帅一类诸侯领袖,他们相争的规模还要大。这就又出现了比方伯,连帅威德更大的人,方伯、连帅们又去听从他的命令,来安定自己的老百姓,这以后天下便统一于天子一人了。因此先有乡里的长官而后有县的长官,有了县的长官而后有诸侯,有了诸侯而后有方伯、连帅,有了方伯、连帅而后才有天子。从最高的天子到乡里的长官,那些对人民有恩德的人死了,人们一定会尊奉他们的子孙为首领。所以说封建制的产生不是圣人的本意,而是形势发展的必然结果。
夫尧、舜、禹、汤之事远矣,及有周而甚详。周有天下,裂土田而瓜分之,设五等,邦群后。布履星罗,四周于天下,轮运而辐集;合为朝觐会同,离为守臣扞城。然而降于夷王,害礼伤尊,下堂而迎觐者。历于宣王,挟中兴复古之德,雄南征北伐之威,卒不能定鲁侯之嗣。陵夷迄于幽、厉,王室东徙,而自列为诸侯。厥后问鼎之轻重者有之,射王中肩者有之,伐凡伯、诛苌弘者有之,天下乖戾,无君君之心。余以为周之丧久矣,徒建空名于公侯之上耳。得非诸侯之盛强,末大不掉之咎欤?遂判为十二,合为七国,威分于陪臣之邦,国殄于后封之秦,则周之败端,其在乎此矣。
尧、舜、禹、汤的事离我们很远了,到了周代记载就很详备了。周朝占有天下,把土地像剖瓜一样分割开来,设立了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分封了许多诸侯。诸侯国像繁星似地罗列,四面遍布在大地上,集结在周天子的周围,就像车轮围绕着中心运转,就像辐条集中于车毂;诸侯聚合起来就去朝见天子,分散开来就是守卫疆土的臣子、朝廷的捍卫者。但是往下传到周夷王的时候,破坏了礼法,损害了尊严,天子只得亲自下堂去迎接朝见的诸侯。传到周宣王的时候,他虽然倚仗着复兴周王朝的功德,显示出南征北伐的威风,终究还是无力决定鲁君的继承人。这样日渐衰败下去,直到周幽王、周厉王,后来周平王把国都向东迁移到洛邑,把自己排列在诸侯同等地位上去了。从那以后,问周天子传国九鼎的轻重的事情出现了,用箭射伤天子肩膀的事情出现了,讨伐天子大臣凡伯、逼迫天子杀死大夫苌弘这样的事情也出现了,天下大乱,再没有把天子看作天子的了。我认为周王朝丧失统治力量已经很久了,只不过还在公侯之上保存着一个空名罢了!这岂不是诸侯势力太强大而指挥不动,就像尾巴太大以至摇摆不动所造成的过失吗?于是周王朝的统治权分散到十二个诸侯国,后来又合并为七个强国,王朝的权力分散到陪臣掌政的国家,最后被很晚才封为诸侯的秦国灭掉。周朝败亡的原因,大概就在这里了。
秦有天下,裂都会而为之郡邑,废侯卫而为之守宰,据天下之雄图,都六合之上游,摄制四海,运于掌握之内,此其所以为得也。不数载而天下大坏,其有由矣:亟役万人,暴其威刑,竭其货贿,负锄梃谪戍之徒,圜视而合从,大呼而成群,时则有叛人而无叛吏,人怨于下而吏畏于上,天下相合,杀守劫令而并起。咎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
秦朝统一了全国后,不分诸侯国而设置郡县,废除诸侯而委派郡县长官。秦占据了天下的险要地势,建都于全国的上游,控制着全国,把局势掌握在手里,这是它做得对的地方。但没过几年便天下大乱,那是有原因的。它多次征发数以万计的百姓服役,使刑法越来越残酷,耗尽了财力。于是那些扛着锄木棍被责罚防守边境的人们,彼此递个眼色就联合起来,怒吼着汇合成群,奋起反秦。那时有造反的老百姓而没有反叛的官吏,老百姓在下怨恨秦王朝;官吏在上惧怕朝廷。全国四面八方互相配合,杀郡守劫县令的事情在各地同时发生。错误在于激起了人民的怨恨,并不是郡县制的过失。
汉有天下,矫秦之枉,徇周之制,剖海内而立宗子,封功臣。数年之间,奔命扶伤之不暇,困平城,病流矢,陵迟不救者三代。后乃谋臣献画,而离削自守矣。然而封建之始,郡国居半,时则有叛国而无叛郡,秦制之得亦以明矣。继汉而帝者,虽百代可知也。
汉朝统一了全国之后,纠正秦朝的错误,沿袭周朝的封建制,分割天下,分封自己的子弟和功臣为诸侯王。但没有几年,为了平息诸侯国的叛乱便闻命奔赴镇压,以至连救死扶伤都来不及,汉高祖刘邦被围困在平城,被飞箭射伤,如此衰落不振达三代之久。后来由于谋臣献策,才分散削弱诸侯王的势力并由朝廷命官管理诸侯国。但是汉朝开始恢复封建制的时候,诸侯国和郡县各占一半疆域,那时只有反叛的诸侯国而没有反叛的郡县,秦朝郡县制的正确性也已经明白清楚了。继汉朝而称帝的,就是再过一百代,郡县制比封建制优越,也是可以知道的。
唐兴,制州邑,立守宰,此其所以为宜也。然犹桀猾时起,虐害方域者,失不在于州而在于兵,时则有叛将而无叛州。州县之设,固不可革也。
唐朝建立以后,设置州县,任命州县的长官,这是它做得正确的地方。但还是有凶暴狡猾的人不时起来叛乱、侵州夺县的情况出现,过失不在于设置州县而在于藩镇拥有重兵,那时有反叛的藩镇将领而没有反叛的州县长官。郡县制的建立,确实是不能改变的。
或者曰:“封建者,必私其土,子其人,适其俗,修其理,施化易也。守宰者,苟其心,思迁其秩而已,何能理乎?”余又非之。
有的人说:“封建制的世袭君长,一定会把他管辖的地区当作自己的土地尽心治理,把他管辖的老百姓当作自己的儿女悉心爱护,使那里的风俗变好,把那里的政治治理好,这样施行教化就比较容易。郡县制的州县地方官,抱着得过且过的心理,一心只想升官罢了,怎么能把地方治理好呢?”我认为这种说法也是不对的。
周之事迹,断可见矣:列侯骄盈,黩货事戎,大凡乱国多,理国寡,侯伯不得变其政,天子不得变其君,私土子人者,百不有一。失在于制,不在于政,周事然也。
周朝的情况,毫无疑问地可以看清楚了:诸侯骄横,贪财好战,大致是政治混乱的国家多,治理得好的国家少。诸侯的霸主不能改变乱国的政治措施,天子无法撤换不称职的诸侯国的君主,真正爱惜土地爱护人民的诸侯,一百个中间也没有一个。造成这种弊病的原因在于封建制,不在于政治方面。周朝的情况就是如此。
秦之事迹,亦断可见矣:有理人之制,而不委郡邑,是矣。有理人之臣,而不使守宰,是矣。郡邑不得正其制,守宰不得行其理。酷刑苦役,而万人侧目。失在于政,不在于制,秦事然也。
秦朝的情况,也完全可以看清楚了:朝廷有治理百姓的制度,而不让郡县专权,这是正确的;中央有管理政务的大臣,不让地方官自行其是,这也是正确的。但是郡县不能正确发挥郡县制的作用,郡守、县令不能很好地治理人民。残酷的刑罚、繁重的劳役,使万民怨恨。这种过失在于政治方面,不在于郡县制本身。秦朝的情况便是这样。
汉兴,天子之政行于郡,不行于国,制其守宰,不制其侯王。侯王虽乱,不可变也,国人虽病,不可除也;及夫大逆不道,然后掩捕而迁之,勒兵而夷之耳。大逆未彰,奸利浚财,怙势作威,大刻于民者,无如之何,及夫郡邑,可谓理且安矣。何以言之?且汉知孟舒于田叔,得魏尚于冯唐,闻黄霸之明审,睹汲黯之简靖,拜之可也,复其位可也,卧而委之以辑一方可也。有罪得以黜,有能得以赏。朝拜而不道,夕斥之矣;夕受而不法,朝斥之矣。设使汉室尽城邑而侯王之,纵令其乱人,戚之而已。孟舒、魏尚之术莫得而施,黄霸、汲黯之化莫得而行;明谴而导之,拜受而退已违矣;下令而削之,缔交合从之谋周于同列,则相顾裂眦,勃然而起;幸而不起,则削其半,削其半,民犹瘁矣,曷若举而移之以全其人乎?汉事然也。
汉朝建立的时候,天子的政令只能在郡县推行,不能在诸侯国推行;天子只能控制郡县长官,不能控制诸侯王。诸侯王尽管胡作非为,天子也不能撤换他们;侯王国的百姓尽管深受祸害,朝廷却无法解除他们的痛苦。只是等到诸侯王叛乱造反,才把他们逮捕、流放或率兵讨伐、以至灭掉他们。当他们的罪恶尚未充分暴露的时候,尽管他们非法牟利搜刮钱财,依仗权势作威作福,给百姓造成严重的伤害,朝廷也不能对他们怎么样。至于郡县,可以说是政治清明、社会安定了。根据什么这样讲呢?汉文帝从田叔那里了解到孟舒,从冯唐那里了解到魏尚,汉宣帝听说黄霸执法明察审慎,汉武帝看到汲黯为政简约清静,那么就可以任命黄霸做官,可以恢复孟舒、魏尚原来的官职,甚至可以让汲黯躺着任职,委任他只凭威望去安抚一个地区。官吏犯了罪可以罢免,有才干可以奖赏。早上任命的官吏,如果发现他不行正道,晚上就可以撤了他;晚上接受任命的官吏,如果发现他违法乱纪,第二天早上就可以罢免他。假使汉王朝把城邑全部都分割给侯王,即使他们危害人民,也只好对它发愁罢了。孟舒、魏尚的治理方法不能施行,黄霸、汲黯的教化无法推行。如果公开谴责并劝导这些侯王,他们当面接受,但转过身去就违反了;如果下令削减他们的封地,互相串通联合行动的阴谋就会遍及侯王各国之间,那么大家都怒眼圆睁,气势汹汹地反叛朝廷。万一他们不起来闹事,就削减他们的一半封地,即使削减一半,百姓还是受害了,何不把诸侯王完全废除掉来保全那里的人民呢?汉朝的情况就是这样。
今国家尽制郡邑,连置守宰,其不可变也固矣。善制兵,谨择守,则理平矣。
今天国家完全实行郡县制,不断地任命郡县长官,这种情况是肯定不能改变了。只要好好地控制军队,慎重地选择地方官吏,那么政局就会安定了。
或者又曰:“夏、商、周、汉封建而延,秦郡邑而促。”尤非所谓知理者也。
有人又说:“夏、商、周、汉四代实行封建制,他们统治的时间都很长久,而秦朝实行郡县制,统治的时间却很短。”这更是不懂得治理国家的人说的话。
魏之承汉也,封爵犹建;晋之承魏也,因循不革;而二姓陵替,不闻延祚。今矫而变之,垂二百祀,大业弥固,何系于诸侯哉?
魏继承汉朝,分封贵族的爵位仍然实行封建制;西晋继承魏,因袭旧制不加改变,但魏和晋都很快就衰亡了,没听说有国运长久的。唐朝纠正魏晋的过失改变了制度,享国已近二百年,国家基业更加巩固,这与分封诸侯又有什么关系呢?
或者又以为:“殷、周,圣王也,而不革其制,固不当复议也。”是大不然。
有人又认为:“治理商、周二代的是圣明的君王啊,他们都没有改变封建制,那么,本来就不应当再议论这件事了。”这种说法大大的不对。
夫殷、周之不革者,是不得已也。盖以诸侯归殷者三千焉,资以黜夏,汤不得而废;归周者八百焉,资以胜殷,武王不得而易。徇之以为安,仍之以为俗,汤、武之所不得已也。夫不得已,非公之大者也,私其力于己也,私其卫于子孙也。秦之所以革之者,其为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私其一己之威也,私其尽臣畜于我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
商、周二代没有废除封建制,是不得已的。因为当时归附商朝的诸侯有三千个,商朝靠了他们的力量才灭掉了夏,所以商汤就不能废除他们;归附周朝的诸侯有八百个,周朝凭借他们的力量才战胜了商朝,所以周武王也不能废弃他们。沿用它来求得安定,因袭它来作为习俗,这就是商汤、周武王不得不这样做的原因。他们是不得已的,并不是什么大公无私的美德,而是有私心,是要使诸侯为自己出力,并保卫自己的子孙。秦朝用废除分封诸侯的办法来作为制度,是最大的公;它的动机是为私的,是皇帝想要巩固个人的权威,使天下的人都臣服于自己。但是废除分封,以天下为公,却是从秦朝开始的。
夫天下之道,理安斯得人者也。使贤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后可以理安。今夫封建者,继世而理;继世而理者,上果贤乎,下果不肖乎?则生人之理乱未可知也。将欲利其社稷以一其人之视听,则又有世大夫世食禄邑,以尽其封略,圣贤生于其时,亦无以立于天下,封建者为之也。岂圣人之制使至于是乎?吾固曰:“非圣人之意也,势也。”
至于天下的常理,是治理得好、政局安定,这才能得到人民的拥护。使贤明的人居上位,不肖的人居下位,然后才会清明安定。封建制的君长,是一代继承一代地统治下去的。这种世袭的统治者,居上位的果真贤明吗?居下位的真的不肖吗?这样,人民究竟是得到太平还是遭遇祸乱,就无法知道了。如果想要对国家有利而统一人民的思想,而同时又有世袭大夫世世代代统治他们的封地,占尽了诸侯国的全部国土,即使有圣人贤人生在那个时代,也会没有立足之地,这种后果就是封建制造成的。难道是圣人的制度要使事情坏到这种地步吗?所以我说:“这不是圣人的本意,而是形势发展的结果。”
深居俯夹城,春去夏犹清。
一个人深居简出过着清幽的日子,俯瞰夹城,春天已去,正值清和气爽的初夏。
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
老天爷怜惜那幽僻处的小草,人世间也珍惜着傍晚时的晴天。
并添高阁迥,微注小窗明。
久雨晚晴,楼阁之上凭高览眺,视线更为遥远。夕阳的余晖低透小窗,闪现一线光明。
越鸟巢干后,归飞体更轻。
南方鸟儿的窝巢已被晒干,傍晚归巢时飞翔的体态格外轻盈。
参考资料:
1、 李商隐 著 周振甫 注.李商隐诗选集:江苏教育出版社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2006:184-1852、 刘学锴 李翰.李商隐诗选评: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83-853、 李商隐 著 黄世中 选注.李商隐诗选:中华书局,2006:86-87深居俯夹城,春去夏犹清。
夹城:城门外的曲城。
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
幽草:幽暗地方的小草。
并添高阁迥(jiǒng),微注小窗明。
越鸟巢(cháo)干后,归飞体更轻。
并:更。高阁:指诗人居处的楼阁。迥:高远。微注:因是晚景斜晖,光线显得微弱和柔和,故说“微注”。越鸟:南方的鸟。
参考资料:
1、 李商隐 著 周振甫 注.李商隐诗选集:江苏教育出版社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2006:184-1852、 刘学锴 李翰.李商隐诗选评: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83-853、 李商隐 著 黄世中 选注.李商隐诗选:中华书局,2006:86-87细腻的描画晚晴景物,或许不算太难,但如果要在景物描写中融入诗人的独特感受与心境,特别是要不露痕迹的寓托某种积极的人生态度,使读者在思想上有所启示,这就需要诗人在思想境界和艺术功力上都“更上一层楼”。
“深居俯夹城,春去夏犹清。”首联是说,一个人深居简出过着清幽的日子,俯瞰夹城,春天已去,夏季清朗。
首联说自己居处幽僻,俯临夹城(城门外的曲城),时令正值清和的初夏。乍读似不涉题,上下两句也不相属,其实“俯夹城”的“深居”即是览眺晚晴的立足点,而清和的初夏又进而点明了晚晴的特定时令,不妨是说从时间、地点两方面把诗题具体化了。
“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颔联是说,小草饱受雨水的浸淹,终于得到上天的怜爱,雨过天晴了。
初夏多雨,岭南更是这样(此时诗人在在桂林郑亚幕府供职)。久雨转晴,傍晚云开日霁,万物顿觉增彩生辉,人的精神也为之一爽。这种景象和感受,为一般人所习见、所共有。诗人的独特处,在于既不泛泛写晚晴的景象,也不作琐细的刻画,而是偏偏取生长在幽暗处不被人注意的小草,并进而写出他对晚晴别有会心的感受。久遭雨潦之苦的幽草,忽遇晚晴,沐浴着夕阳的余晖而平添生意。诗人触景兴感,忽然生出“天意怜幽草”的奇想。这就使这普通的小草无形中人格化了,给人以丰富的联想。诗人自己就有着类似的命运,故而很自然的从幽草身上发现了自己。这里托寓着诗人的身世之感。他在为目前的幸遇欣慰的同时不期然的流露出对往昔厄运的伤感,这就自然引出“人间重晩晴”,而且赋予“晚晴”以特殊的人生含义。晚晴美丽,然而短暂,然而诗人并不顾它的短暂,而只强调“重晚晴”。从这里,可以体味到一种分外珍重美好而短暂事物的感情,一种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
“并添高阁迥,微注小窗明。”颈联是说,登上高阁,凭栏远眺,天高地迥,夕阳冉冉的余晖透过窗棂。
颔联写得浑融概括,深有托寓,颈联则转而对晚晴作工致的描画。这样虚实疏密相间,诗便显得张弛有致,不平板,不单调。雨后晚晴,云收雾散,凭高览眺,视线更为遥远,所以说“并添高阁迥”(这高阁即诗人居住的楼阁)。这一句从侧面写晚晴,写景角度由内及外。夕阳的余晖流注在小窗上,带来一线光明。因为是晚景斜晖,光线显得微弱柔和,故说“微注”。尽管如此,这一脉余晖还是给人带来了喜悦和安慰。这一联通过对晚景的具体描绘,写出一片明朗欣喜的心境。
“越鸟巢干后,归飞体更轻。”尾联是说,越鸟的窝巢已经被晒干,它们的体态也恢复轻盈了。
末联写飞鸟归巢,体态轻捷,这是登高远眺所见。宿鸟归飞,通常是触动旅人羁愁的,这里却成为喜晴情绪的烘托。这里写越鸟归巢,带有自况的意味。如果说“幽草”是诗人低微艰难身世的象征,那么,“越鸟”似乎是眼前托身有所、精神振作的诗人的化身。
这里要交代一下作者入桂幕前后的一些情况。李商隐自开成三年(838)入赘泾源节度使王茂元(被视为李党)以后,便陷入党争的狭谷,一直遭到牛党的忌恨和排挤。宣宗继位,牛党把持朝政,形势对他更加不利。他只得离开长安,跟随郑亚到桂林当幕僚。郑亚对他比较信任,在幕中多少能感受一些人情的温暖;同时离开长安这个党争的漩涡,得以暂时免受牛党的白眼,精神上也是一种解放。正因为这样,诗中才有幽草幸遇晚晴、越鸟喜归干巢之感。
作为一首有寓托的诗,《晚晴》的写法更接近于在有意无意之间的“兴”,所以显得特别自然浑成,不着痕迹。
参考资料:
1、 刘学锴 李翰.李商隐诗选评: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83-852、 李商隐 著 黄世中 选注.李商隐诗选:中华书局,2006:86-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