菩萨蛮（春愁）

　　呜呼！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原庄宗之所以得天下，与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

　　世言晋王之将终也，以三矢赐庄宗而告之曰：“梁，吾仇也；燕王，吾所立；契丹与吾约为兄弟；而皆背晋以归梁。此三者，吾遗恨也。与尔三矢，尔其无忘乃父之志！”庄宗受而藏之于庙。其后用兵，则遣从事以一少牢告庙，请其矢，盛以锦囊，负而前驱，及凯旋而纳之。

　　方其系燕父子以组，函梁君臣之首，入于太庙，还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气之盛，可谓壮哉！及仇雠已灭，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乱者四应，仓皇东出，未及见贼而士卒离散，君臣相顾，不知所归。至于誓天断发，泣下沾襟，何其衰也！岂得之难而失之易欤？抑本其成败之迹，而皆自于人欤？《书》曰：“满招损，谦得益。”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自然之理也。

　　故方其盛也，举天下之豪杰，莫能与之争；及其衰也，数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国灭，为天下笑。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岂独伶人也哉？

　　此文通过对五代时期的后唐盛衰过程的具体分析，推论出：“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和“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的结论，说明国家兴衰败亡不由天命而取决于“人事”，借以告诫当时北宋王朝执政者要吸取历史教训，居安思危，防微杜渐，力戒骄侈纵欲。文章开门见山，提出全文主旨：盛衰之理，决定于人事。然后便从“人事”下笔，叙述庄宗由盛转衰、骤兴骤亡的过程，以史实具体论证主旨。具体写法上，采用先扬后抑和对比论证的方法，先极赞庄宗成功时意气之盛，再叹其失败时形势之衰，兴与亡、盛与衰前后对照，强烈感人，最后再辅以《尚书》古训，更增强了文章说服力。全文紧扣“盛衰”二字，夹叙夹议，史论结合，笔带感慨，语调顿挫多姿，感染力很强，成为历来传诵的佳作。

　　全文可分为两个部分。

　　前半部分以叙史为主。作者于开篇之首即开宗明义，用一兼带感叹语气的反诘句道出了此文的中心论点——“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可谓立论鲜明，催人警醒，又具有论战性，一反当时流行的宿命论的历史观。前人曾评此句是“起势横空而来，神气甚远”。文章接着写道：“原庄宗之所以得天下，与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表明作者将列举庄宗得失天下的史例作为论据，对上述论点加以论证。这一过渡句的运用，使论点与论据间衔接紧密自然，论点有总领全篇之功，而下面文字的出现又不致突兀。

　　为论证中心论点，作者并未赘述庄宗身世或伶官轶事，也未过多地列举史例，而是从纷繁的史料中，仅选取了传奇色彩较浓，颇具典型意义的庄宗得失天下的史事，以洗练的文字，沉挚充沛的感情，抑扬顿挫的语调，纵横捭阖的气势加以叙述。据说，晋王李克用与梁王朱温结仇极深。燕王刘守光之父刘仁恭，曾被李克用保荐为卢龙节度使。契丹族首领耶律阿保机（辽太祖）曾与李克用把臂定盟，结为兄弟，商定共同举兵讨梁。但刘仁恭与阿保机后皆叛晋归梁，与晋成仇。李克用临终时以三枝箭作为遗命，要其子李存勖为其复仇。李存勖兵精将勇，东征西讨，于公元913年攻破幽州，生俘刘氏父子，用绳捆索绑，解送太原，献于晋王太庙。公元923年，李存勖攻梁，梁兵败，朱温之子梁末帝朱友贞命部将杀死自己，李存勖攻入汴京，把朱友贞及其部将的头装入木匣，收藏在太庙里。李存勖还曾三次击败契丹，为父报了大仇。但他灭梁以后，骄傲自满，宠信伶官，纵情声色，使民怨沸腾，众叛亲离，在位仅三年就死于兵变之中。在叙述这段史事的过程中，作者采用先扬后抑的手法，通过一盛一衰的对比，一褒一贬的抒情，给人以强烈的碰撞感、落差感，引起读者心灵的震颤，增强了论点的说服力，正如前人说：“叙唐庄宗处，倏而英俊，倏而衰飒。凭吊欷歔，虽尺幅短章，有萦回无尽之意。”作者于叙事之后，又以两个反诘句回扣主题——“岂得之难而失之易欤？抑本其成败之迹，而皆自于人欤？”至此，对比论证初步告一段落。

　　在文章的后半部分中，作者由叙事转入论理，论证步步深入，立意层层递进。从“《书》曰：‘满招损，谦得益’”自然引出“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忘身”的论点。为增强这一论点的说服力，作者又将庄宗得失天下之事浓缩为一段简洁对偶的文字，反证此论，再次通过一盛一衰的强烈对比，与篇首的立论形成前后照应，首尾呼应之势，使此文的中心论点更加鲜明突出。文章写至此处，作者胸臆仍未尽抒，又进一步推出“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这样一个论点，令读者的认识随着作者的笔触进一步深化，以历史的教训中受到更加深刻的启迪。“忧劳”、“逸豫”、“忽微”、“所溺”皆为人事，因此，上述两个论点，既是中心论点的深化，又是其具体化。作者于全文论证的高潮处蓦然收笔，可谓言已尽而意未绝，令读者有余音绕梁之感——“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岂独伶人也哉！作《伶官传》。”此处以点睛之笔，阐明了作者写作《伶官传》，“善善恶恶”的目的并非就史论史，而是具有广泛而现实的醒世意义。

　　《五代史伶官传序》一文在语言特色上，具有“语言委婉，气势旺盛”、“文笔酣畅，波澜起伏”和“平易自然，简约凝练”三个特点：

　　1.语言委婉，气势旺盛  

　　本文作为一篇总结历史教训，为在世及后世君主提供借鉴的史论，毫无生硬的说教，而是娓娓道来，婉转动人。即使是在慨叹庄宗败亡时，也只是寓惋惜之意而无责难之词，可谓意正言婉。全文从“呜呼”起笔，到“岂独伶人也哉”收尾，一叹再叹，以叹始终，于反复叹咏之中显现委婉的韵致。在议论的文字中，多用反问句、疑问句，使说理委婉而令人深思;多用对称语句，特别是在关键的地方，采用语言凝练、对仗工整的格言式的骈句，造成鲜明的对比感和节奏感;适当运用长句，调节语势，有张有弛。疑问句、感叹句与陈述句，骈句与散句，长句与短句，错综有致，读起来抑扬顿挫，一唱三叹，感情饱满，气势旺盛。清代文学家沈德潜认为《五代史伶官传序》：“抑扬顿挫，得《史记》神髓，《五代史》中第一篇文字。”后来做史论的人往往学这种抑扬顿挫的笔法。

　　2.文笔酣畅，波澜起伏

　　文章开篇突兀而起地提出论点，马上落到立论根据上，再落入“晋上三矢”的叙事，又语势猛然一升，发出对庄宗之“盛”赞叹，而后语势陡然一降，发出对庄宗之“衰”的悲叹，继而步步紧逼，设疑问、引古语而得出“自然之理”，然后再次评论庄宗盛衰，语势再升再降，在大起大落之中引出发人深省的教训，戛然而止，将全文的语势稳稳地落在结尾上。篇幅虽短小，却写得起伏跌宕。全文一气呵成，淋漓酣畅。

　　3.平易自然，简约凝练  

　　文中没有佶屈聱牙的措辞，也不堆砌词藻，用平实的语言生动地叙说事例，深入地说明道理，语言平易近人，自然晓畅。叙事不枝不蔓，议论简明扼要，其中一些格言式的对称语句，如“满招损，谦受益”“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祸患常积于忽微，智勇多困于所溺”，句式整齐，言简意丰，发人深省。

　　通观全篇，融叙事、议论、抒情为一体，叙事生动晓畅，论证层层深入，感情深沉浓烈，实为一篇不可多得的佳作。历代的文学家多视此篇为范文，倍加赞赏，如明代茅坤称此文为“千古绝调”，清代沈德潜誉此文为“抑扬顿挫，得《史记》神髓，《五代史》中第一篇文字”。欧阳公之文风、政见与为人，于此文可略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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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词咏怀一段失败的感情经历，也可以说是感情失败后的回思和反省。联系到柳永的生平经历，词的主人公应为他自己和他的妻子。

　　词的上片写词人与妻子发生矛盾的过程。“如花貌”，写妻子的美貌，看来词人的妻子是位非常漂亮的女子。“当来便约，永结同心偕老”，这是当初见面定情的誓言，两人曾约定，要永结同心，白头偕老。接下来，词写词人的重情，妻子“为妙年”，“俊格聪明”，柳永对她“多方怜爱”。词写到这里，柳永夫妻之间的恩爱生活便写完了，这本是神仙眷侣般的生活，然而却藏有隐患。词以“何期”来转笔，写妻子心性浅薄，不重誓约。妻子“心性近”，这里却用了“养成”一词，也就是说妻子的这种心性是婚后养成的，这说明柳永在责怪妻子的同时也在责怪自己，因为自己的“多方怜爱”，才导致妻子的“心性近”。尽管如此，两人的矛盾似乎已不可调和，“渐作分飞计料”，已经有了分手的打算了。

　　词的下片写词人与妻子分开之后，渐渐感觉后悔。“稍觉因情难供”二句接上片写其发生矛盾之后的心态，词人因为爱情难以维持而急恼。然而接下来，“争克罢同欢笑”词笔一转，以反问的语气说自己怎能忘记之前一起有过的欢笑，这段感情自己虽然使自己急恼却是难以中止。“已是断弦尤续”二句又进一步，以“断弦”和“覆水”两句俗语写两人的爱情已无法挽回。如此反复，生动地写出了词人心理的曲折心路。“常向人前诵谈”二句转而写妻子，妻子常常向别人述说两人曾经的往事，又时常寄信过来。两人似乎都有悔意，所谓打不散的夫妻，于此可见一斑。“漫悔懊”二句又折回来，思索这段感情究竟因何步入了这般不可收拾的地步。

　　整首词一步一进，一步一转，在记写这段爱情经历的同时，又抒发着内心的惋惜与自责。这样一首词，虽没多大意义，也算不上什么好词，但写的真实、自然，平常人的情感，平民化的内容，世俗化的语言，富有生活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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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又是一篇思妇之词。先说花开有信而人归无期，相比之下，产生了怨恨之情。继而说“又成春瘦”，因伤春而瘦，非只今年、去年、前年，乃至更早，就已是逢春必瘦了，可见伤春之长久而且深沉。其实，致瘦之因，伤春是表面的话，伤离才是真情。每年春天，柳梢青青，而“留”人不住，“柳”徒增恨，顺手折之，以表盼望游子归来之心意，不料三折两折，竟把门前的柳枝都折尽了。

　　过片，从尤人进而怨天，“天与多情，不与长相守”，这是怨恨老天爷自相矛盾，既使人多情，又不使人相守，多情与相守不能兼得，因而引出离别相思之苦。这里所表达的怨情是更深一层的了。

　　最后说到排遣愁苦的做法。借酒浇愁的话并未明说，只说“泪痕和酒，沾了双罗袖”，这里面已经包含着“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的意思，泪和酒已然混为一体，以罗袖扭之，故而沾湿。当然，这样写来，既是强调，也是夸张，而所表述的情意却是真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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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首词是作者借七夕来抒发自己寄寓故国之思。

　　上片侧重写七夕儿女幸福欢快景象。“天上低昂似旧，人间儿女成狂”二句紧扣“新秋”，分写“天上”与“人间”七夕情景。低昂，是起伏升降的意思。

　　上句说天上日落月升、斗转星移等天象变化，依然像从前一样。“似旧”二字，意在言外，暗示人间却与自然界的景象不同，发生了巨大变化。暗逗结尾两句。

　　下句说人间儿女也象从前一样，狂欢欢度七夕。“成狂”即包“似旧”之意，言外有无限感慨。在词人看来，经历过人间沧桑巨变的人们，新秋七夕，本应深怀黍离之悲，但今天人们竟依旧狂欢。这种景象不免使词人感慨万千。

　　“夜来处处试新妆，却是人间天上。”“处处试新妆”原是当时七夕风习，也是上文所说“儿女成狂”的一种突出表现。人们几乎误认为这种处处新妆的欢庆景象为人间的天堂了。正如上文“儿女成狂”寓有微意一样，这里的“人间天上”也含有讽刺意味。“却是”二字，言外有意，沦陷后的故国山河，已成为人间地狱，而眼前的景象却竭然相反，仿佛人们早已忘却家国之痛，叫人无限悲痛。

　　下片侧重直抒词人的感受。“不觉新凉似水，相思两鬓如霜。”时间飞逝，不经意间，感到新秋凉意，原来夜深了。由于“相思”——怀念故国，自己的两鬓已经如白梅一样。上句写出一位重重心事的老人久久坐着默默无语，几乎忘却外界事物，下句将长期怀念结果与一夕相思的现境联接在一起给人以时间飞逝的印象，用以突出表现作者深深的思虑。

　　“梦从海底跨枯桑，阅尽银河风浪。”结拍写七夕之梦。上句暗用《神仙传》沧海屡变为桑田的典故，下句以“银河”切“新秋”。诗人梦见在海底超越枯桑，又梦见在天上看尽银河风浪。这里虽明为纪梦，实为借梦来表达对于世事沧桑与人事巨变的感受。这两句尤其突出全文寄意。结末二句起到了画龙点眼的作用。有此二句，不但上片“儿女成狂”的情景讽慨自深，就连过片的“新凉”、“相思”也都获得了特殊的含义。

　　作者以自己作为独醒的爱国者与普通人相对照，抒发了自己眷怀故国的深沉悲壮的情感，是这首词构思和章法上的基本特点。

　　作为一位天子而成为阶下囚，昔日的荣华富贵，转眼烟云，心中自然充满了感伤。这首诗写得凄切哀苦。从诗中“破扉”、“萧条孤馆一灯微”这样破败不堪的场面，我们很容易理解他会回忆起千门万户，美轮美奂的皇宫，一呼百应，炊金馔玉的生活，眼前境地越是恶劣，越能令人体会到他的苦闷。后两句回首故国，恨无寄书人，包括了无数的对往事的困惑、迷恋及深切的悲慨。“三千里”极言其远，“目断天南”很具体地刻绘出自己满怀的愁怨。他想捎信说些什么呢？是希望故臣来解救，是向亲属们诉苦，还是对自己在位时荒淫无道酿成国变而忏悔，诗中没有明说，读者可以自己去揣测。

　　读赵佶这首绝句，很容易使人想到南唐后主李煜的两首词，都是皇帝被俘的悲叹。一首是《虞美人》，写于被俘后，寄托亡国之痛，今昔之悲，上片云：“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也是见景起兴，思念故国，与赵佶诗内容景物不同，中心意思完全一样。另一首是《浪淘沙》，写亡国后一夜听雨睡不着，愁思纷至沓来，因以词表示哀怨。词云：“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罗衾不耐五更寒。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　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词以曲折的笔墨表达自己的痛苦，正可用来注释赵佶写这首绝句时的种种感受。

　　宋徽宗是著名的书画家，诗词也写得不错，可惜他治国的本领远远比不上他文学艺术的素养，在位时任用奸邪，坐失江山。这首诗写得低沉凄迷，令人感动，但他的处境实在是咎由自取，不值得人同情。无独有偶，大约过了一百五十年左右，赵佶的后代南宋恭帝赵㬎（xiǎn）也步上了他的祖宗的老路，被元人俘到大都；他也作了一首诗，怀念故国，悲伤凄黯，诗说：“寄语林和靖，梅花几度开？黄金台下客，应是不归来。”借梅花写失国之恨。历史的巧合令人沉思，正合了杜牧《阿房宫赋》中的一句话：“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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