萚兮

萚兮萚兮，风其吹女。叔兮伯兮，倡予和女。
萚兮萚兮，风其漂女。叔兮伯兮，倡予要女。

　　在《诗经》305篇中，《萚兮》该是最短小的之一，它的文辞极为简单。诗人看见枯叶被风吹落，心中自然而然涌发出伤感的情绪；这情绪到底因何而生，却也难以明说——或者说出来也没有多大意思，无非是岁月流逝不再，繁华光景倏忽便已憔悴之类。他只是想有人与他一起唱歌，让心中的伤感随着歌声流出。“叔兮伯兮”，恐怕也并无实指之人，不过是对于可能有的亲近者的呼唤罢了。

　　但这种单纯的歌谣，虽然古老，却又是常新的。从《萚兮》之后，像楚辞《九歌·湘夫人》的“嫋嫋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像唐人王勃《山中》的“长江悲已滞，万里念将归；况属高风晚，山山黄叶飞”，直到现代徐志摩的《落叶小唱》，不知有多少相似的表述。因为在《萚兮》中，已经关联着人生最基本的两种情绪：对于岁月的留恋，以及在寂寞中对于亲友之情的渴望。这是人人都会有的情绪，每个人只是用不同的形式和语言来表述它。

　　《萚兮》因为单纯，而又有特别令人感动的地方。在“萚兮萚兮，风其吹（漂）女”之后，诗人不再说下去，让人觉着从落叶中看到的生命的流失，根本就是无奈的事情，不说也罢。而后“叔兮伯兮，倡予和（要）女”，又让人觉着人生的寂寞归根结蒂还是无从排遣。不可能真的就有人应着这呼唤唱出心心相印的歌来，寂寞也不可能真的会让人相互走近。呼唤也只是呼唤而已吧。如此想来，这种古老的歌子，浸着很深的悲凉。

　　儒者说诗，常有奇怪的谈论。《毛诗序》说：“《萚兮》，刺忽（郑昭公忽）也。君弱臣强，不倡而和也。”这已是牵强附会，于诗无证。朱熹《诗集传》更谓：“此淫女之词。”实在诗中主人公性别为男为女，本无从辨别，“淫”字更不知从何说起。想要做圣贤的人，到处看见淫邪，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春，公将如棠观鱼者。臧僖伯谏曰：“凡物不足以讲大事，其材不足以备器用，则君不举焉。君将纳民于轨物者也。故讲事以度轨量，谓之‘轨’；取材以章物采，谓之‘物’。不轨不物，谓之乱政。乱政亟行，所以败也。故春蒐、夏苗、秋狝、冬狩，皆于农隙以讲事也。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归而饮至，以数军实。昭文章，明贵贱，辨等列，顺少长，习威仪也。鸟兽之肉不登于俎，皮革、齿牙、骨角、毛羽不登于器，则君不射，古之制也。若夫山林川泽之实，器用之资，皂隶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

　　公曰：“吾将略地焉。”遂往，陈鱼而观之。僖伯称疾不从。

　　书曰：“公矢鱼于棠。”非礼也，且言远地也。

　　读罢此文，读者也许会提出这样的问题：鲁隐公作为一国之君，到棠地看看渔民怎样捕鱼，有什么了不得，也值得这位臧大夫大惊小怪，还要苦口婆心、掰开揉碎地讲那么多大道理?难道国君连这点自由也没有吗?马克思主义认为：分析、考察和认识任何一种历史现象，都必须把该历史现象放回到产生它的历史环境中去。臧僖伯之所以谏阻隐公到棠地观鱼，是因为隐公这一活动，不符合那个时代一个国君应该遵循并身体力行的行为规范。不符合，就会“乱政”；而屡屡“乱政”，就会导致国家的败亡。况且，隐公远离国都，到棠地观鱼，并非为了体察民情，更不是与民同乐，而仅仅是他本人的一种游乐活动。也正因为如此，他才不敢对臧僖伯的谏言说一个“不”字，最后不得不以“吾将略地焉”为借口,坚持到那里寻乐去。

　　这篇谏辞的最大特点，是紧紧围绕着一个“礼”字展开劝谏，从观点到为阐明观点所举述的诸多理由及作为论据的事物和行为，都没有稍稍离开这个“礼”字。也就是说，没有稍稍离开制约当时国君行为的规范和准则。另一个也很明显的特点是,劝谏的缘起虽然是“公将如棠观鱼”，劝谏的直接目的也是阻止隐公“如棠观鱼”，但谏辞中对此事却不着一语。这不单单是婉言法，更重要的是，这种表达法反映出进谏者进谏的着眼点，并不在于隐公“如棠观鱼”这一具体行为，而是当时的整个礼制。如果隐公听了臧僖伯这番谏辞明白了“礼”对他的制约性，“如棠观鱼”这种“非礼”的事自然也就不会发生了。

　　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如使人之所欲莫甚于生，则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恶莫甚于死者，则凡可以辟患者何不为也？由是则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则可以辟患而有不为也。是故所欲有甚于生者，所恶有甚于死者。非独贤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贤者能勿丧耳。

　　一箪食，一豆羹，得之则生，弗得则死。呼尔而与之，行道之人弗受；蹴尔而与之，乞人不屑也。万钟则不辩礼义而受之，万钟于我何加焉！为宫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识穷乏者得我与？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宫室之美为之；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妻妾之奉为之；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所识穷乏者得我而为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谓失其本心。　(与 通 欤；乡 通 向；辟 通 避)

　　《鱼我所欲也》选自《孟子·告子上》，论述了孟子的一个重要主张：义重于生，当义和生不能两全时应该舍生取义。

　　孟子认为自己做了坏事感到耻辱，别人做了坏事感到厌恶，这就是义；义是有道德的君子所必须遵循的正路。

　　孟子先用人们生活中熟知的具体事物打了一个比方：鱼是我想得到的，熊掌也是我想得到的，在两者不能同时得到的情况下，我宁愿舍弃鱼而要熊掌；生命是我所珍爱的，义也是我所珍爱的，在两者不能同时得到的情况下，我宁愿舍弃生命而要义。孟子把生命比作鱼，把义比作熊掌，认为义比生命更珍贵就像熊掌比鱼更珍贵一样，这样就很自然地引出了“舍生取义”的主张。这个主张是全篇的中心论点。

　　孟子从三个方面论证了舍生取义的意义。

　　其一，“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这几句论证说：生命是我珍爱的，但还有比生命更为我所珍爱的（指义），所以不能做苟且偷生的事；死亡是我厌恶的，但还有比死亡更为我所厌恶的（指不义），所以有时对祸害（死亡）不愿躲避。这是从正面论证义比生更珍贵，在二者不可兼得时应该舍生取义。

　　其二，“如使人之所欲莫甚于生，则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恶莫甚于死者，则凡可以避患者何不为也？”这几句论证说：如果没有比生命更为人们所珍惜的，那么凡是可以用来保全生命的手段哪样不能用呢!如果没有比死亡更为人们所厌恶的，那么凡是可以用来避免祸患（死亡）的事情哪样不能做呢!言外之意是：这样下去，人们的行为不是会变得无所不为、卑鄙无耻了吗？这是从反面论证义比生更珍贵，在二者不可兼得时应该舍生取义。

　　其三，“由是则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则可以辟患而有不为也。是故所欲有甚于生者，所恶有甚于死者。非独贤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贤者能勿丧耳。”这几句论证说：通过这样的手段（指不正当的手段）就可以保全生命，而有的人不愿意采用；通过这样的办法（指不正当的办法）就可以避免祸患（死亡），而有的人不愿意去干。所以，还有比生命更为人们所珍爱的（指义），还有比死亡更为人们所厌恶的（指不义）；不单是贤人有这种重义之心，而是人人都有，只是贤人没有丧失罢了。这是从客观事实论证义比生更珍贵，在二者不可兼得时有人舍生取义。通过论证，文章开头提出的中心论点就成立了。

　　为了使这种道理更令人信服，更容易被人接受，孟子接着用具体的事例来说明。“一箪食，一豆羹，得之则生，弗得则死。呼尔而与之，行道之人弗受；蹴尔而与之，乞人不屑也。”“箪”是古代盛饭的圆形竹篮，“豆”是古代盛肉或其他食品的器皿，“呼尔”是大声呼喝着，“蹴尔”是用脚踢着。这几句说：只要得到一小筐饭、一小碗汤就可以保全生命，不能得到就要饿死，如果是轻蔑地呼喝着叫别人吃，哪怕是饥饿的过路人都不愿接受，如果是用脚踢着给别人吃，那就连乞丐都不屑要了。《礼记·檀弓》有一段故事与此相类似：“齐大饥，黔敖为食于路，以待饿者而食之。有饿者，蒙袂辑屦，贸贸然来。黔敖左奉食，右执饮，曰：‘嗟!来食!’扬其目而视之曰：‘予唯不食嗟来之食，以至于斯也！”人厌恶，所以宁愿饿死也不愿接受别人侮辱性的施舍。连无人认识的路人和贫困低贱的乞丐都能这样做，常人更不用说了。这一事例生动地说明了人们把义看得比生更为珍贵，在二者不可兼得时就会舍生取义。

　　在孟子看来，“非独贤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人人都有这种重义之心，人人在生与义不可兼得之时都应舍生取义。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却并非都是如此，有的人在穷困危急的情况下可以拒绝别人侮辱性的施舍，而在和平安宁的环境中却见利忘义。

　　文章第三段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分析。孟子指出，社会上确实存在“万钟则不辩礼义而受之”的人。有人不问合不合礼义而接受万钟俸禄呢，万钟俸禄对自己有什么好处呢。“为宫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识穷乏者得我与？”是为了住房的华丽、妻妾的侍奉、因为给了所认识的穷朋友以好处而使他们对自己感恩戴德吗？华丽的住房也好，妻妾的侍奉也好，朋友的感激也好，这些都是身外之物，与生命相比是微不足道的。那些“万钟则不辩礼义而受之”的人当初宁肯饿死也不愿受侮，却为了这些身外之物而不顾廉耻，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此之谓失其本心”，孟子认为这种人原来也有舍生取义之心，后来因为贪求利禄而丧失了。孟子警告说：“是亦不可以已乎？”这种“不辩礼义而受之”的可耻之事应该罢休了。

　　孟子本人是一个比较高傲的人，他不肯迁就，不肯趋附权势。他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滕文公下》）孟子曾经在齐国任客卿，后来因为与齐王的意见不合，便决定辞去齐卿回家，齐王托人挽留孟子，条件是准备在首都的中心地区建一座房子给孟子住，并送给孟子万钟粮食作为弟子们的生活费用，结果遭到孟子的严辞拒绝。（《公孙丑下》）可见，孟子在本篇中所说的“万钟则不辩礼义而受之，万钟于我何加焉”，是有所为而发的，表现了孟子大义凛然的性格和气概。

　　从文学的角度来看，散文气势充沛，感情强烈，生动活泼，充分体现了孟子大义凛然的个性，表现了孟子雄辩、善辩的才华。他喜欢使用排比的修辞手法，如：“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宫室之美为之；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妻妾之奉为之；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所识穷乏者得我而为之。”本来，这话用一句就可以说完，即“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宫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识穷乏者得我而为之。”但他有意把它分成三句排比起来，加强了气势，增强了感情，显示出说话人的义正词严、理直气壮。其次，为了把道理说得深入浅出、生动有趣，孟子喜欢使用比喻，本篇以具体的鱼和熊掌比喻抽象的生和义，以“舍鱼而取熊掌”巧妙地比喻“舍生取义”，就是一个非常著名的例子。其次，本篇中还大量运用了对比的手法，如把鱼与熊掌对比，把生与义对比，把重义轻生的人与贪利忘义的人对比，把“乡为”与“今为”对比，这样互相比较，道理说得更加清楚，给人的印象特别深刻，加强了文章的说服力。

参考资料：

从“祝贺新婚”方面的鉴赏

　　《诗经》中的“兴”语往往兼有“比”义，《樛木》就是如此。“兴”者起也，“先咏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朱熹《诗集传》）。从这一解说看，“乐只君子，福履绥之”二句，乃是首章所咏之本体；“南有樛木，葛藟累之”二句，则是引起所咏之词的“兴”体。后二章每章只改动二字，大体意思与首章相近，运用的是“国风”常用的“叠章”形式。以反覆咏唱逐层推进，在回环往复中造成浓浓的感情。故从“兴”之引起的“所咏之词”看，这乃是一首为“君子”祝“福”的歌，当无可疑。

　　而这三章中的“兴”语，同时又带有“比”义。“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诗中的“彼物”即“樛木”和“葛藟”，“此物”则是“君子”和“福”——以樛木的得到葛藟缠绕，比君子的常得福禄相随，也实在非常形象。故从各章之“比”义看，这也是一首形象动人的祝福歌。

　　所以透过诗经比兴的手法，从中可以还原在三千多年前一场婚礼宴席上：秋日的黄昏宾客毕集，辘辘的车音自远而近。性急的孩童早从村口奔来，嚷叫着：“接新娘的车子到啦！”欢乐的鼓吹由此压过喜悦的喧声齐鸣。当幸福的“君子”搀扶新娘下车的时候，迎接他们的，便是青年男女们一遍又一遍的热烈歌唱：“南有樛木，葛藟累之。乐只君子，福履绥之……”

　　于是，用“南有樛木，葛藟累之（荒之、萦之）”来比拟、形容新郎新娘的喜悦和美满以及当时的情景，是十分贴切的，也体现了《诗经》表达感情克制而平和的优雅。数次的叠唱将在众宾客心间的祝福之情宣泄的兴奋和浓烈，而《樛木》，正以如此兴奋和浓烈的激情，表现了我们民族淳朴、古老的婚礼祝福习俗。

　　乐只君子，福履绥之，此处的“福”究竟在赞颂什么，诗中的比兴之物给了我们判断的方向。“国风”比兴，常以花草、藤蔓、雌鸟、牝兽喻女子，而以高木、日月、雄狐之类喻男子。其中尤以树木喻男、花草喻女更为常见。如《邶风·简兮》的“山有榛，隰有苓。云谁之思？西方美人”；又如《郑风·山有扶苏》的“山有扶苏，隰有荷华。不见子都，乃见狂且”，都是如比。至于《唐风·葛生》叙妻子对亡夫的哀恋，更有“葛生蒙楚（荆树），蔹蔓于野。予美亡此，谁与独处”之语，以葛藤与荆木的相互依存，抒写了女主人公失去夫君的凄伤之情。通过对这一特点的掌握，则《樛木》进一层的比兴之义亦可迎刃而解：倘若此诗中的“樛木”，喻的是青年男子的话，那么缠绕樛木的翠绿“葛藟”，即比喻着他的美丽新娘。故《毛诗序》旧说：以为此乃歌咏“后妃”“能逮下而无嫉妒之心焉”之作，为对诗歌原意的误读；而方玉润《诗经原始》、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推测此诗“似于夫妇为近”、“喻妇人之托夫家也”，才真正猜着了这首祝福诗的旨意。

其他方面的鉴赏

　　有的学者认为这首诗讲了一位君子在没有嫉妒心之后的所作所为，也就是看到别人有优点的时候，真心的为别人高兴，看到别人有困难或不足的时候，无私的给予帮助和补充，"君子成人之美"。诗描绘了三幅画面：

　　“南有樛木，葛藟纍之。乐只君子，福履绥之。”你是南山一棵弯弯木，由我葛藤来牵附。快乐着的君子呀，一定能安享大福禄。（葛藤是樛木的保护伞）

　　朱熹曰：“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 。本诗还是以" 樛木" 及”葛藟“起兴，然后再讲到君子所应该具备的品行。我们看，下垂的树枝（樛木）让葛藟爬上来快乐的生长和蔓延。以之教化人，君子也以帮助别人而快乐。而君子能够这样帮助别人，是因为他没有嫉妒心。

　　“南有樛木，葛藟荒之。乐只君子，福履将之。”南山有棵弯弯木，全靠葛藤来掩护。快乐着的君子呀，福禄离不开葛藤来扶助。（实现福禄靠葛藤）

　　樛木是指下垂的树枝，并不特定指是什么树上的一根下垂的树枝。也许这棵树，它本身的树叶或花朵并没有多少，可是却有好几根葛藟爬到树上，茂盛的生长并开出美丽的花朵，把整根树枝都覆盖了。

　　“南有樛木，葛藟萦之。乐只君子，福履成之。”南山有棵弯弯木，葛藤萦绕作庇护。快乐着的君子呀，一定能实现大福禄。

　　《樛木》这首祝颂君子安享福禄的叙事诗，蕴藏着人际关系的哲理，而这个人际关系的哲理，是借用“葛藟”的特性来完成的，这就是诗中的比兴。从《樛木》这首诗，我们可以看到保护与被保护的作用。尽管你是一棵弯弯木，不能成其大材，但只要有像葛藤一样组成支持你，牵附你的人际网，也能获得福禄。因为葛藤有错综复杂的网状关系，可以逢凶化吉，遇难呈祥。这就是人际关系的作用。因此，“葛藤萦之”是人生通达的途径，不遵循这条途径，就会陷入举步维艰，孤立无援。这里体现了群体的力量，不可忽视。

　　结语：《樛木》这首诗讲了一位君子在没有嫉妒心之后的所作所为，也就是看到别人有优点的时候，真心的为别人高兴，看到别人有困难或不足的时候，无私的给予帮助和补充，孔子曰：“君子成人之美”。

参考资料：

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纠兮，劳心悄兮。
月出皓兮，佼人懰兮。舒懮受兮，劳心慅兮。
月出照兮，佼人燎兮。舒夭绍兮，劳心惨兮。

　　全诗三章，每章四句。为先秦时代陈地汉族民歌。是一首歌月怀人的诗。这诗描写一个月光下的美丽女子。每章第一句以月起兴，第二句写她的容色之美，第三句写行动姿态之美，末句写诗人自己因爱慕彼人而慅然心动，不能自宁的感觉。《诗经》是汉族文学史上第一部诗歌总集。对后代诗歌发展有深远的影响。

　　“月出皎兮”，天上一轮圆月洒着皎洁的银辉，这夜色显得格外的美丽。这是写景，也是写情。这句交待了诗人活动的背景是在一个月光明丽的夜晚，这本身就富有很大的魅力和诱惑力，容易使人对景生情，发出许多美好的联想。同时，结合下句，这句又有着比兴的作用，以月光的美来比喻所爱人的美，是很恰贴的。

　　“佼人僚兮”反映出这时在诗人的眼前，出现了一个娇美的女子，引起他无限的爱慕和情思。天上有着皎洁的月光，地上有着娇美的女子，此时此刻，此情此景，花好月圆，天惬人意。

　　“舒窈纠兮”一句写诗人仔细端详女子时的感觉。在月光下，她不但显得容貌皎好，而且身材那么苗条、秀美，真让人神颠魄荡；而更吸引人的，是她还有一种气质美，她举止舒缓，雍容大方，性情安静，而这气比外表更富有魅力。“劳心悄兮”，此句是诗人自言其心情的烦闷。月光美，人更美，那窈窕的身姿象那雍容的举止，使得诗人一见钟情，而又无从表白，因而生发出无限的忧愁和感慨。

　　这首诗的景色描写很有特色，“月出皎兮”，“月出皓兮”，“月出照兮”，柔美的月光本身就有无限的情意，而让它作为背景来衬托，则女子的倩影愈发显得秀美。同时，月光朦胧下，一个线条优美的女子在缓缓起步，更增添了几分神秘的色彩，有一种朦胧美的韵味。所以，这一景色很富有画意，而画意又渗透了无限的诗情。

　　《月出》的意境是迷离的。诗人思念他的情人，是从看到冉冉升起的皎月开始的。也许因为月儿总是孤独地悬在无垠的夜空，也许因为它普照一切，笼盖一切，所谓“隔千里兮共明月”（谢庄《月赋》），月下怀人的作品总给人以旷远的感觉。作者的心上人，此刻也许就近在咫尺，但在这朦胧的月光下，又似乎离得很远很远，真是“美人如花隔云端”（李白《长相思》）。诗人“虚想”着她此刻姣好的容颜，她月下踟躅的婀娜倩影，时而分明，时而迷茫，如梦似幻。

　　《月出》的情调是惆怅的。全诗三章中，如果说各章前三句都是从对方设想，末后一句的“劳心悄兮”、“劳心慅兮”、“劳心惨兮”，则是直抒其情。这忧思，这愁肠，这纷乱如麻的方寸，都是在前三句的基础上产生，都由“佼人”月下的倩影诱发，充满可思而不可见的怅恨。其实这怅恨也已蕴含在前三句中：在这静谧的永夜，“佼人”月下独自地长久地徘徊，一任夜风拂面，一任夕露沾衣，她也是在苦苦地思念着自己。这真是“此时相望不相闻，愿逐月华流照君”（张若虚《春江花月夜》）。

　　《月出》的语言是柔婉缠绵的。通篇各句皆以感叹词“兮”收尾，这在《诗经》中并不多见。“兮”的声调柔婉、平和，连续运用，正与无边的月色、无尽的愁思相协调，使人觉得一唱三叹，余味无穷。另外，形容月色的“皎”、“皓”、“照”，形容容貌的“僚”、“懰”、“燎”，形容体态的“窈纠”、“懮受”、“夭绍”，形容心情的“悄”、“慅”、“惨”，可谓一韵到底，犹如通篇的月色一样和谐。其中“窈纠”、“懮受”、“夭绍”俱为叠韵词，尤显缠绵婉约。

　　望月怀人的迷离意境和伤感情调一经《月出》开端，后世的同类之作便源源不断，李白《送祝八》“若见天涯思故人，浣溪石上窥明月”，杜甫《梦太白》“落月满屋梁，犹疑见颜色”，常建《宿王昌龄隐处》“松际露微月，清光犹为君”，王昌龄《送冯六元二》“山月出华阴，开此河渚雾，清光比故人，豁然展心悟”，此类甚多，大抵出自《陈风》。不管它们如何变换着视角，变换着形式，变换着语言，但似乎都只是一种意境，一种情调，即迷离的意境，怅惘的情调。这种意境与情调，最早也可以追溯到《月出》。这些滥觞于《月出》的望月怀人诗赋作品，总能使人受到感动与共鸣，这也正如月亮本身，终古常见，而光景常新。

参考资料：

　　夏，会于葵丘，寻盟，且修好，礼也。

　　王使宰孔赐齐侯胙，曰：“天子有事于文武，使孔赐伯舅胙。”齐侯将下拜。孔曰：“且有后命。天子使孔曰：‘以伯舅耋老，加劳，赐一级，无下拜!”’对曰：“天威不违颜咫尺，小白余敢贪天子之命‘无下拜’!恐陨越于下，以遗天子羞，敢不下拜?”下，拜，登，受。

　　这篇百字短文记述了齐桓公在会晤诸侯时接受周襄王赏赐祭肉的一个场面。粗读似乎平淡无奇，细品则觉别有滋味。

　　依据周朝的规矩，“胙”是不应赐给异姓诸侯的，并且诸侯受赐必须“下拜”。周襄王却破例赐给齐侯“胙”并传令免去“下拜”之礼。这是为什么?齐桓公虽已年迈功高，且当着众诸侯的面，坚持要“下拜”受赐，绝不违礼法，又是为什么?文章围绕“下拜”二字，一波三折，既反映了周王室的衰微，也反映了当时还普遍存在尊周意识。

　　周襄王对齐侯的特殊礼遇，不无讨好巴结之嫌，企盼霸主尊周，以维持周王室的生存与面子。他未必不觉屈辱、难堪，心中酸苦唯有自知。齐桓公为春秋五霸之首，这时已任诸侯盟主数十年，功高年迈，傲视群雄，称霸中原。周天子在他心目中未必有多大分量。但他在接受周天子赏赐时却表现出受宠若惊、诚惶诚恐的情态，非但谦恭有礼，甚至近于肉麻。与其说他的言行带有矫揉的成分，毋宁说他的表演相当成功。霸主尊周，固然是给周王室面子，而他表演的真正目的，则是给在场与不在场的诸侯看，借周天子的名号，使自己的霸权合法化。挟天子以令诸侯，他是后世曹孟德一类奸雄的祖师爷。

　　《左传》刻画人物，往往着墨不多，很少客观地描绘，而是通过人物的语言和行动表现人物性格。本文写齐桓公只有一段话、一套程式化动作，却把一个雄才大略、老谋深算的形象刻画得形神毕肖。

　　附带说一句，《左传》作者评价历史人物的准则与当时儒家“尊王”的宗旨是一致的。所以文章在平稳朴实中仍可见到作者对齐桓公的赞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