蝶恋花（山茶）

　　此词首先描绘了梅花的迷人外形，以传说中的美好事物来比喻其树、枝、须；之后突出其特有的风范和姿态，把梅花写得清新高洁，一种“更堪怜”的花卉以鲜明的形象出现在读者面前，从而间接地表达了词人本身不甘沉沦，积极向上内心世界。此词独出心裁，立意深远，表意含而不露，多处用典，采用各种反衬意象烘托，可谓别具一格。

　　上片的开头两句“春乍透，香早暗偷传”，起到了提纲挈领的作用。黄庭坚《蓦山溪》词里有“春未透，花枝瘦”的句子，可证“透”字之意。次句化用林逋咏梅名句“暗香浮动月黄昏”，写出了梅花的特色：春色忽然转浓，到了百花吐艳的时候，而梅花早在春尚未透之前，它的芳香已经暗暗传播开来。作者另一首《汉宫春》咏早梅的词说：“群葩如绣，到那时争爱春长。须知道、未通春信，是谁饱试风霜。”可以和这两句相参证。“深院落，斗清妍。”“深”字表明了梅花所处的幽静之地：“清”字表明它不同凡响，它们在幽静的院落里，以自己的清高绝俗的标格，斗奇争妍。到这里，已经把梅花特有的气质抒写出来。

　　下边从外貌上加以描绘：“紫檀枝似流苏带，黄金须胜辟寒钿。”它的紫檀色般的枝干，下垂有如流苏；它的金黄色的须蕊，胜过辟寒金做成的花钿。这种外貌的描写是为表现它的内在的美服务的。大诗人屈原在《九章·涉江》里对自己的服饰的描写是：“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带长铗之陆离兮，冠切云之崔嵬”，也就是这个意思。从梅花的外貌来看，它不仅具有清高绝俗的品格，且具有不加人工雕饰的天然的高贵仪态，两者构成了梅花的完整的形象，足以独占花苑，压倒众芳。

　　“更朝朝，琼树好，笑当年。”陈后主（叔宝）爱艳曲，创新声，他的《玉树后庭花》曲里有这样的两句：“璧月夜夜满，琼树朝朝新”。在词里，琼树是作为反衬的形象来引用的，认为它虽华贵，却只值得一笑，比不上高洁的梅花。

　　下片起首的“花不向沉香亭上看；树不着唐昌宫里玩”两句，讲的是两个典故。前一句讲的是唐人李濬的《松窗杂录》中记载的故事：唐明皇带着杨贵妃在沉香亭上赏牡丹花，并召李白作《清平》三首，其中牡丹被作为反衬形象来引用，说即使牡丹为帝王所观赏，高洁的梅花也不愿与之同流合污。后一句讲的是唐人康骈的《剧谈录》中记载之事：长安安禁坊唐昌观有玉蕊花，花开之时极为美艳，前来游赏的人不绝如缕，其中玉蕊花也被作为反衬形象，认为它虽被万千游人所爱，但高洁的梅花也不愿与之为伍。词人在此处别有匠心地借用这两个典故来反衬梅花的高洁。

　　后面的“衣带水，隔风烟”二句，仍是对梅花的称赞，说能够与其并列的形象都与其有着一衣带水的联系，只是还隔着蒙蒙的风烟，极力说明梅花的高不可攀。在紧接着的“铅华不御凌波处，蛾眉淡扫至尊前”两句中，词人指明了与梅花“衣带水”的具体形象，有洗尽铅华呈素姿的宓妃和蛾眉淡描的虢国夫人。词人在此处宓妃和虢国夫人自比，说她们都能够得到宠幸，而今日的皇帝任用的都是昏庸之徒，暗喻自己的怀才不遇。

　　结拍的“管如今，浑似了，更堪怜”三句，空相似而遭遇不同，“堪怜”的不是梅花，而是自己虽怀绝代之才，而终将老于乡土。词人说自己与她们看似相同，但际遇却相差甚远，对比之下，更显得自己的可怜。词在下片通过借用典故，赞扬了梅花的高洁情操，并抒发自己不愿与世俗同流合污的高尚追求以及怀才不遇的忧愤。

参考资料：

　　苏东坡的诗词，以风格豪放、气势雄浑、激情奔放、想象丰富、意境清新而著称于宋代诗坛。在这首诗中，他以清新的笔致描写了春夜里迷人的景色，写花香，写月色，写高楼里传出的幽幽细吟的歌乐声，也写富贵人家为了不让美好的时光白白过去，都在尽情地寻欢作乐，充分体现了他的卓越才华。

　　“春宵一刻值千金，花有清香月有阴”着两句写的是春夜美景、光阴的珍贵。春天的夜晚，是那样宝贵，因为花儿散放着醉人的清香，月亮也有朦胧的阴影之美。这两句诗构成因果关系，前句为果，后句为因。这里不仅写出了夜景的清丽幽美，景色宜人，更是在告诉人们光阴的宝贵。

　　“歌管楼台声细细，秋千院落夜沉沉”这两句写的是官宦贵族阶层的人们在抓紧一切时间戏耍、玩乐、享受的情景。诗人描绘那些留连光景，在春夜轻吹低唱的人们正沉醉在良宵美景之中。对于他们来说，这样的良夜春景，更显得珍贵。这样的描写也反映了官宦贵族人家纸醉金迷的奢侈生活，不无讽刺意味。

　　这首诗写得明白如画却又立意深沉。在冷静自然的描写中，含蓄委婉地透露出作者对醉生梦死、贪图享乐、不惜光阴的人的深深谴责。诗句华美而含蓄，耐人寻味。特别是“春宵一刻值千金”，成了千古传诵的名句，人们常常用来形容良辰美景的短暂和宝贵。

　　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坐观其变，而不为之所，则恐至於不可救；起而强为之，则天下狃於治平之安而不吾信。惟仁人君子豪杰之士，为能出身为天下犯大难，以求成大功；此固非勉强期月之间，而苟以求名之所能也。

　　天下治平，无故而发大难之端；吾发之，吾能收之，然后有辞於天下。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使他人任其责，则天下之祸，必集於我。

　　昔者晁错尽忠为汉，谋弱山东之诸侯，山东诸侯并起，以诛错为名；而天子不以察，以错为之说。天下悲错之以忠而受祸，不知错有以取之也。

　　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昔禹之治水，凿龙门，决大河而放之海。方其功之未成也，盖亦有溃冒冲突可畏之患；惟能前知其当然，事至不惧，而徐为之图，是以得至於成功。

　　夫以七国之强，而骤削之，其为变，岂足怪哉？错不於此时捐其身，为天下当大难之冲，而制吴楚之命，乃为自全之计，欲使天子自将而己居守。且夫发七国之难者，谁乎？己欲求其名，安所逃其患。以自将之至危，与居守至安；己为难首，择其至安，而遣天子以其至危，此忠臣义士所以愤怨而不平者也。

　　当此之时，虽无袁盎，错亦未免於祸。何者？己欲居守，而使人主自将。以情而言，天子固已难之矣，而重违其议。是以袁盎之说，得行於其间。使吴楚反，错已身任其危，日夜淬砺，东向而待之，使不至於累其君，则天子将恃之以为无恐，虽有百盎，可得而间哉？

　　嗟夫！世之君子，欲求非常之功，则无务为自全之计。使错自将而讨吴楚，未必无功，惟其欲自固其身，而天子不悦。奸臣得以乘其隙，错之所以自全者，乃其所以自祸欤！

　　苏轼在其人物史论中写了大量的翻案文章，立意新颖深刻，高远幽邃。治国之策，行事之则；爱民之心，嫉恶之恨；他人之思，自我之省，都别出新见，发人之所未见，启人之所未思。晁错曾提出“削藩”建议，后被汉景帝所杀。“晁错之死，人多叹息”，苏轼却翻空出奇，以独特的视角，一家之言，阐述了晁错受祸原因，提出了仁人君子、豪杰之士应“出身为天下犯大难，以求成功”的主张。

　　文章开篇为泛泛概说：“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起句看似虚写，实则却在暗说汉景帝时国泰民安中隐含着的诸侯之患。接着，作者便围绕“患”字，从“坐”、“起”两方面进行分说。“坐观其变”而不对祸患采取措施，那么祸患便会蔓延得无可救药；“起而强为之”而不等待时机，则天下也同样不能保持治平安定的局面。作者说的“起而强为之”，暗指晁错的削落。下面，文章又结止上两句的意思。引出“仁人君子豪杰之行”的作为，以此而暗与晁错柑比。用“此固非勉强期月之间。而苟以求名者之所能也。”概写出历史上的失败者、又具体落实在晁错身上，暗含着对晁错失败原因的评论。这两句堪称全篇关键之处，是作者论说的中心。在此处，它还有承上启下的妙用：“此固非勉强期月之间”，上承“起而强为之”;“苟以求名者”，下启“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后面，“天下治平”几句，暗写景帝时的“七国之乱”；“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几句，又虚写七国起兵后晁错的态度。因此，首段虽没直接点出晁错，但却句句在写晁错。抽象中有具体，虚写里含实写，虚实相生中既使后面的论述高屋建扳，又让文章排宕开闺，具有一种滔滔的气势。

　　第二段，文章在前面基础上较而易举地由抽象而具体，由隐而显。由历史的抽象概说，过渡到具体的史事论述。西汉社会诸侯的割据势力严重威胁着封建的中央集权、晁错继贾谊之后，屡次建议景帝“削藩”。他说诸侯王“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呕，祸小；不削之，其反迟，祸大。”汉景帝用其策，于是出现了“七国之乱”。后来因谗言晁错被杀，后代之人多悲叹晁错的尽忠而蒙害。但苏轼这里却一反传统老调，认为晁错获罪是由于“有以取之也”，从而使文章蹊径独辟、不同凡响。

　　第三段，作者一方面紧扣史事，另一方面却把笔触拉开，先提出“古之立大事者，不唯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介的观点。然后便旁征博引用大禹治水的凿龙门、决江河和溃冒冲突来举例论证，提出“事至而不惧”、“徐为之所”才能使大事成功，以此而暗中指责晁错的临危而逃。

　　第四段是全篇的主体，这一段议论变得丰富，行文也变得曲折。这一段通过有力的论说鞭辟近里地阐述了晁错取祸的原因。“夫以七国之强而骤削之，其为变岂足怪哉！”苏轼认为“削藩”应该逐步进行，徐为之所”，而不应“骤削之”，骤削则必然导致“七国之乱”，这便是“无故而发大难之端”。仁人君子豪杰却于此时挺身而出，所以能成大业，但晁错不在此时捐身，力挡大难，击溃七国，反而临危而逃，“使他人任其责”，那么“天下之祸”自然便集中在晁错身上了。文章至此。所议之事、所立之沦虽与前文相近，但观点与史事却逐渐由隐而显、由暗而明。文章的气势也慢慢由弱而强、由平易而近汹涌。紧接着，作者又连用了两个反问句，把文章的气势推向了的顶峰。“且夫发七国之难者，谁乎？”是谁引发出七国之难而又临危而逃了选择最安全的处所，把天子陷入至危的境地，这是忠义之士所愤惋之人，既使无袁盎的谗一也不会幸免十祸。这样的结局的原因是“己欲居守，而使人主自将。”这两个问句一波未平又起一波，使文覃呈现出汪洋惩肆的特征。然而苏轼并不就此搁笔，他用两个条件再从反面假设晁错，把文章跳起的高浪又推向了深远广阔。“使吴、楚反，错以身任其危，日夜淬砺，东向而待之”，这是假设晁错不临危而逃；“使不至于家其君。则天子将恃之以为无恐”，这是假设晁错不使人主自将。那么即使有一百个袁盎也不能使晁错获祸。

　　最后一段，文章的气势渐渐平缓，在感叹历史之时，再一次指出临危而逃自固其身是晁错取祸的原因，从而增重了题旨的作用。

　　作者生活时代，治平已久，文恬武嬉，积贫积弱，作者思治，故此论实为有感而发。起首议论雄深浑徽，有很强的针对性。全篇文章由虚而实，由实而气势滔滔，由气势滔滔而渐渐平缓，把舒缓与紧凑有机地融为一体。

参考资料：

　　这首诗是诗人过苏州时流连光景之作。作品不仅描摹了苏州的明媚风光，也抒发了诗人达观不羁的情怀。

　　首联总写苏州风光之明媚爽目和“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之江南景物特色：“东出盘门刮眼明，萧萧疏雨更阴晴”，这两句是说：行舯东出盘门，一片清雅明媚之色，此刻，刚下过一阵细雨，天也放晴了。不说景物如何明媚，而说“刮眼明”，一个“刮”字的妙用，使人具体感受到大地如洗的新美，爽气得沁人肺腑。

　　首联是写总体感受，颔联承此而写具体景物：“绿杨萧鹭俱自得，近水远山皆有情”，清风徐来，绿柳依依，宛如舞姿婆娑；春水泱泱，萧鹭相随，宛如爱侣为伴，以说它们“俱自得”。近水如镜，既照着城头的雉堞、纹关石，又照着绿杨、萧鹭和透行舟，好象要把世上的一切美秀都收于一镜之中；远山葱翠，或如玉簪亭亭，或发如鬟髻对起，似与近水媲美，所以说它们的喜爱。这一联不仅上下句对仗，而且是句中对偶（如“绿杨”对“萧鹭”、“近水”对“远山”），这就使得韵致更谐美，画面更生动。这一联显然是从李商隐《二月二日》“花须柳眼各无赖，紫蝶黄蜂俱有情”两句化来，而一经点染，则别有韵致。这联诗还可以说是诗中有画，而且色彩鲜明，风光漪旎，生机盎然，韵味无穷。

　　处于这样“俱自得”、“皆有情”的环境中，诗人不能不对影自怜而生感慨，于是写出了“万物盛衰天意在，一身羁苦俗人轻”这样语意双关的话。大自然诚然美好，但它既有“盛”，必有“衰”，而这种盛衰又不是主观意志所能主宰得了的，所以说在乎“天意”。“天意在”三字，表面是对造物主而发，实则也是对人世的主宰者而言。这事物的错综颠倒怎能不使人产生“万物盛衰”在“天意”之想。“一身羁苦俗人轻”是对世俗的讽刺。诗人四方漂泊，故曰“羁”；沉沦不僚，不得安闲舒适，故曰“苦”。合观“羁苦”，它兼指羁宦羁旅之苦。世俗之眼，只认荣华富贵，不识道德学问，羁苦之身，萧为俗人所轻。诗人被借故劾免之后，曾向欧阳修写信说：“舜钦年将四十，齿摇发苍，才为大理评事。廪禄所人，不足充衣食，性复不能与凶邪之人相就近。今脱去仕籍，非不幸也。”（费衮《梁溪漫志》引）这段话可说是对“一身羁苦”的注脚，也是不畏世欲轻视的自萧。

　　尾联总收一笔：“无穷好景无缘住，旅棹区区暮亦行。”“无穷好景”回应上边所写美景；“旅棹”回应“羁苦”，表明临去时对苏州的眷恋之情。钱钟书先生曾指出：宋诗“爱讲道理，发议论；道理往往粗浅，议论往往陈旧，也煞费笔墨，去发挥申说。”这一缺陷也可以从这首诗中（尤其是尾联）找到──煞费笔墨议论，而在议论中又缺少形象思维。

　　刘克庄在《后村诗话·前集》中说“苏子美歌行，雄放于圣俞（梅尧臣），轩不羁，如其为人。”其实轩昂不羁的，不只是他和歌行体，像这首律诗，虽以清切闲淡为主，却也散发着俊快不羁之气。诗之佳处，正在于此。

参考资料：

　　这是一首描写暮春农村景色的诗歌，描绘了一幅春意盎然的景象。

　　第一句是纯景物的静态描写。篱笆和小路，点明这是农村，“篱落”是有宽度的，用“疏疏”指出它的状态，显见其中有间隔，才能看见篱笆外面的山道。“一径深”，表明山道只有一条，并且很长很长，延伸向远方。宽广的篱落与窄小的一径相对照，稀稀疏疏与绵绵长长相对照，互相映衬，突出了农村清新与宁静。

　　第二句也是纯景物的静态描写。路旁，树枝上的桃花、李花已经落了，但树叶还没有长得茂密，展示出农村自然、朴素的风貌。

　　第三句是人物动态描写。“急走”与“追”相结合，儿童们那种双手扑扑打打，两脚跌跌撞撞追蝶的兴奋、欢快场面就历历在目了，反映了儿童们的天真活泼。

　　第四句，菜花是黄的，又是繁茂的一片，一只小小的蝴蝶，飞入这黄色的海洋里，自然是无处寻了。读者可以想象，这时儿童们东张西望，四处搜寻的焦急状态，以及搜寻不着的失望情绪等等，更表现出儿童们的天真和稚气。

　　本诗通过对春末夏初季节交替时景色的描写，体现了万物勃发的生命力。全诗所摄取的景物极为平淡，所描绘人物的活动也极为平常，但由于采取景物与人物相结合，动静相间的写作手法，成功地刻画出农村恬淡自然，宁静清新的暮春风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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