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吟

　　此词是陈与义在公元1129年（建炎三年）所作，这一年，陈与义流寓湖南、湖北一带；据《简斋先生年谱》记载：“建炎三年己酉春在岳阳，四月，差知郢州；五月，避贵仲正寇，入洞庭。六月，贵仲正降，复从华容还岳阳。”又《宋史。陈与义传》载：“及金人入汴，高宗南迁，遂避乱襄汉，转湖湘，踚岭桥。”这首《临江仙》所反映的是国家遭受兵乱时节，作者在端午节凭吊屈原，旧怀伤时，借此来抒发自己的爱国情怀。

　　词一开头，一语惊人。“高咏楚词”，透露了在节日中的感伤必绪和壮阔，胸襟，屈原的高洁品格给词人以激励，他高昂地吟诵楚辞，深感流落天涯之苦，节序匆匆，自己却报国无志。陈与义在两湖间流离之际，面对现实回想过去，产生无穷的感触，他以互相映衬的笔法，抒写“榴花不似舞裙红”，用鲜艳灿烂的榴花比鲜红的舞裙，回忆过去春风得意、声名籍籍时的情景。公元1122年（宣和四年），陈与义因《墨梅》诗为徽宗所赏识，名震一时，诸贵要人争相往来，歌舞宴会的频繁，可想而知。而现在流落江湖，“兵甲无归日，江湖送老身”（《晚晴野望》），难怪五月的榴花会如此触动他对旧日的追忆。但是，“无人知此意，歌罢满帘风”，有谁能理解他此刻的心情呢？高歌《楚辞》之后，满帘生风，其慷慨悲壮之情，是可以想象的，但更加突出了作者的痛苦心情。从“高咏”到“歌罢”一曲《楚辞》的时空之中，词人以一“酬”字，交代了时间的过渡。酬即对付、打发，这里有度过之意（杜牧《九日齐山登高》诗：“但将酩酊酬佳节”）。在这值得纪念的节日里，词人心灵上的意识在歌声中起伏流动。“节序匆匆”的感触，“榴花不似舞裙红”的怀旧，“无人知此意”的感喟，都托诸于激昂悲壮的歌声里，而“满帘风”一笔，更显出作者情绪的激荡，融情入景，令人体味到一种豪旷的气质和神态。

　　词的下阕，基调更为深沉。“万事一身伤老矣”，一声长叹，包涵了作者对家国离乱、个人身世的多少感慨之情！人老了，一切欢娱都已成往事。正如他在诗中所咏的，“老矣身安用，飘然计本”（《初至邵阳逢入桂林使作书问其地之安危》），“孤臣霜发三千丈，每岁烟花一万重”（《伤春》），其对自己岁数的悲叹，与词同调。“戎葵凝笑墙东”句，是借蜀葵向太阳的属性来喻自己始终如一的爱国思想。墙边五月的葵花，迎着东方的太阳开颜。“戎葵”与“榴花”，都是五月的象征，词人用此来映衬自己旷达豪宕的情怀。“戎葵”虽为无情之物，但“凝笑”二字，则赋予葵花以人的情感，从而更深刻地表达作者的思想感情。虽然年老流落他乡，但一股豪气却始终不渝。这“凝笑”二字，正是词人自己的心灵写照，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最后三句写此时此刻的心情。满腔豪情，倾注于对屈原的怀念之中。“酒杯深浅”是以这一年之酒与前一年之酒比较，特写时间的流逝。酒杯深浅相同，而时非今日，不可同日而语，感喟深远。用酒杯托意而意在言外，在时间的流逝中，深化了“万事一身伤老矣”的慨叹。突出了作者的悲愤之情。情绪的激荡，促使词人对诗人屈原的高风亮节的深情怀念，“试浇桥下水，今夕到湘中。”面对湘江作者祭酒的虔诚，加上这杯中之酒肯定会流到汨罗江的联想，因而滔滔江水之中，融合了词人心灵深处的感情。从高歌其辞赋到酹酒江水，深深地显示出词人对屈原的凭吊，其强烈的怀旧心情和爱国情感，已付托于这“试浇”的动作及“桥下水，今夕到湘中”的遐想之中。

　　元好问在《自题乐府引》中说：“世所传乐府多矣，如……陈去非《怀旧》云：‘忆昔午桥桥下（应作上）饮……’又云‘高咏楚辞酬午日……’如此等类，诗家谓之言外句。含咀之久，不传之妙，隐然眉睫间，惟具眼者乃能赏之。”以此词而论，吐言天拔，豪情壮志，意在言外，确如遗山所说“含咀之久，不传之妙，隐然眉睫间”。读者从对“天涯节序匆匆”的惋惜声中，从对“万事一身伤老矣”的浩叹中，从对“酒杯深浅去年同”的追忆里，可以领略到词人“隐然眉睫间”的豪放的悲壮情调。黄升说《无住词》“语意超绝，识者谓其可摩坡仙之垒也”（《中兴以来绝句妙词选》卷一），指的也是这种悲壮激烈的深沉格调。

　　上片感叹广大的中原大地，没有御寇的统帅，也没有坚强能战的军队作保卫国家的长城，致使胡马的铁蹄三次入侵，直捣京阙，百姓奔走逃难，徽钦二帝被掳幽陷。表达了词中对国势衰颓及朝中人材平庸无能表示忧虑。“胡马长靡三犯阙，谁作长城坚壁”两句把不满直接指向尸位素餐的文武百官，也企盼出现一位挽狂澜于既倒的“长城坚壁”。“草庐三顾，岂无高卧贤杰”两句，则委婉地劝诫朝廷要像刘备三顾茅庐延请诸葛亮出山一样，延揽人材，中兴宋室天下。当时许多词人都抒发过对入侵者的强烈愤怒，但到此时，由于投降派的得逞，致使抗战受到阻挠，那愤怒的忧国之音，无可奈何地降低了音调，从愤于外患而转向愤于内患。

　　下片“天意眷我中兴，吾皇神武，踵曾孙周发。河海封疆俱效顺，狂虏何劳灰灭？”五句对敌我双方的实力条件作了详尽的分析，指出新皇帝上应天时，下顺民心，又占尽地利，打败狂傲的敌人大局已定。“翠羽南巡，叩阁无路，徒有冲冠发”三句是一大转折，“翠羽南巡”四个字似褒实贬，对高宗置大局于不顾，闻风丧胆渡江南逃，贻误了中兴的大好时机表示深切的痛惜和强烈的不满、后两句则是在宣泄自己空怀一腔热血报国无门，“叩阍无路”的无不奈何的悲衰。结尾两句“孤忠耿耿，剑锥冷浸秋月”似乎是在表明词人杀敌报国之心不泯，随时准备挥剑上阵，杀退金虏，中兴大宋王朝的夙愿。

　　全词表现了词人对朝廷无人、恢复无期的无比愤慨和对国家的耿耿忠心。词人的感情“高”而不“亢”，“壮”而不“强”，“愤”而含“悲”，为祖国的前途和民族的命运充满了危机感和焦灼感，使读者可以感受到作者那被压抑的豪放，和深沉的悲凉。上片多用问句， “谁作长城坚壁？” “此恨何时雪？”淋漓尽致地宣泄心中的愤激之情。“岂无高卧贤杰”与下片“叩阍无路，徒有冲冠发”对应，写出“孤忠耿耿”、报国无门之痛。全词前后贯通，起伏跌宕，一气呵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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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阕写自己背井离乡，像“旅雁孤云”一般凄苦，回首中原战火纷飞，不觉涕泪沾巾。

　　起首二句叙事即景自寓身世经历。乘一叶扁舟，到江南去避难作客，仰望那长空中失群的旅雁和孤零飘荡的浮云，不禁深感自己的境遇正复相类。两句融叙事、写景、抒情为一体，亦赋亦比亦兴，起得浑括自然。“万里烟尘，回首中原泪满巾”，两句写回首北望所见所感。中原失守，国士同悲。这两句直抒情怀，略无雕饰，取景阔大，声情悲壮。

　　下阕写眼前萧条的秋色，更增添了旅人辞乡去国的愁思。

　　过片“碧山对晚汀洲冷，枫叶芦根”两句，收回眼前现境。薄暮时分，泊舟矶畔，但见江中的碧山正为暮霭所笼罩，矶边的汀洲，芦根残存，枫叶飘零，满眼萧瑟冷落的景象。这里写矶边秋暮景色，带有浓厚的凄清黯淡色彩，这是词人国家残破、颠沛流离中的情绪的反映。“日落波平，愁损辞乡去国人”，两句总收，点明自己“辞乡去国”以来的心情。日落时分，往往是增加羁旅者乡愁的时刻，对于作者这样一位仓皇避难的旅人来说，他的寂寞感、凄凉感不用说是更为强烈了。渐趋平缓的江波，这里恰恰反托出了词人不平静的心情。

　　全篇以景寄情，动静交错，色调苍暗。用“扁舟”、 “旅雁”、“孤云”、 “汀洲冷”、 “枫叶芦根”等典型的深秋景物，烘托出诗人的凄楚情怀，同时也流露出了对国事的忡忡忧虑，唱出了时代的悲凉之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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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首抒写与友饯别的令词。全篇表达了词人傲视世俗的耿介个性，是他主动向社会发动“攻击”的狂放表现。语极夸张，情极大胆，豪爽、超迈，淋漓酣畅。

　　上片写临行前的情景——刘克庄连夜起程，王迈为其送行。先写自己将在天亮之前拿着火把，走十多里的路，不可背负过重，便把衣囊抛弃，只挑着诗囊上路。豪爽的性格与嗜诗如命的心情于此可见。“宵行”已露旅途之苦。

　　起句“束缊宵行十里强”，开门见山地描写连夜而行的情状。一枝火把引路，来到十里长亭，点出饯别之意。

　　“挑得诗囊，抛了衣囊。”表现了书生本色，诗囊里都是他的心血结晶，自然不肯轻易抛掉。诗囊里装着他的诗篇，也装着他的一腔豪情满腹抑郁。

　　“天寒”三句，先从自然条件的恶劣写旅途之艰苦，再点友人相送之谊。“天寒路滑马蹄僵”，一个“僵”字，写尽了艰苦之状。虽在说马，但行人颠簸于马背，冒着寒风，艰难赶路的情景，已跃然纸上。“王郎”送“刘郎”，用典巧妙。“王郎”暗指友人系“王谢”望族之后，而“刘郎”则为被贬谪者的代称。

　　下片写饯别情景。二人分手在即，却并不伤别感慨，而是痛饮酒酣，豪情满怀，谈文论诗，睥睨世俗，狂放不羁。二人高谈阔论，以致惊动了东邻西舍。词人曾以《落梅》诗受谤免官，他对此十分不平，所以最后三句写道：当别人笑他疏狂时，他满不在乎地回答他们，并不以疏狂为意。这正是对当时束缚思想的、严酷的礼法制度的挑战和抗议。

　　“酒酣耳热说文章”，从结构上说，是上片情节的结局。又是可作为下片的开端，顺势翻出新的情节，安排颇显匠心。“酒酣耳热”表现了酒逢知己的欢乐，同时又是词人热情奋发，兴会正浓的时刻。词人避开朋友间碰杯换盏的次要情节，而径直写出“说文章”的一幕，可谓善于剪裁。“说文章”极含蓄地暗示他们对时事的评论、理想的抒发，以及对忧愤的倾泄。

　　王实之秉性刚直，豪气干云人称子昂、太白。刘克庄也是言谈雄豪，刚直无畏。“惊倒邻墙，推倒胡床”两句，正是他们这种英豪气质的形象表现。前句写客观反响，后句写人物举动。两个狂士捋袖豁拳，乘着酒兴指点江山，语惊四座，全无顾忌，邻座惊傻观者竖发，全与我无关。这种形象的夸饰淋漓尽致地张扬了二人的豪气。

　　“旁观拍手笑疏狂”，作者设想，若有旁观者在此，必定拍手笑我二人疏狂。“拍手笑”是一种不被他人理解的表现，对狂者来说不足惧，倒起着反衬作用。刘克庄与王实之在志士受压、报国无门的时代，将心头的积郁，化为激烈的言词、不平常的行动，自然会被称为“疏狂”。“疏又何妨，狂又何妨！”态度明确坚定，可谓狂上加狂，雄放恣肆，豪情动人。有此一句，通篇振起。

　　这首词体现了刘克庄词风雄伟豪放的一面，也反映出他继承了辛弃疾的革新精神，同时又发展了词的散文化、议论化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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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标题看，这首诗是记游之作。记游诗可以写景状物，也可以因景生发，别有寄托，内容是不可限止的。如果说唐人的记游诗多强调图形绘影，情寓景中，宋人的记游诗多注重借景生发，述志明理。那么，这首诗则正是符合后一特点的。

　　“寺里”一联，两句各写一种景观。前一句虚出，后一句实录，构成形象鲜明的对比。但二者所写的对象又是同一的，这样就把花山寺“名”与“实”相离的现状突出了。生活中名实不符的事常有之，但诗人所见所写的情况也实在太刺眼，这就使人读了这两句诗后不能不激动，激动的同时也必然要想：寺名是因为寺里山中有花才得，而眼前却无花可赏，必然会引起人们思索玩味的兴趣，于是，作为一首诗的“发人深思"的艺术目的，也就自然实现了。作者当然是有着自己的答案的。他显然深信命名之谬，寺里和山中本来是确实有花的，之所以“繁英不见草纵横”，是因为有主、客观两方面的原因。从客观上说，“花易凋零草易生”，这是自然界的客观规律，所谓“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白居易《古原草》），正是有感于它的旺盛的生命力。俗语说：“有心栽花花不发”，也正是对种花不易的真实感叹。无疑，从主观上说，是“栽培剪伐”不“勤力”，助长了草势的疯狂，而且从诗人对这两句次序的安排上看，显然是特别强调人的主观原因的。草本无罪，剪伐不力则是无可推卸的责任。

　　不过，诗人在作出这一结论的时候，情感色彩却并不十分强硬，因为诗没有说“为何剪伐不尽力”，而是既讲到对草要“剪伐”，又讲到对花要“栽培”，中间加一个“须"字，就把他对剪伐不力的愤懑，变为必须要剪伐的规劝，因此，惋惜大于愤慨，警告少于劝诫的这种感情色彩，就表明了诗人在诗歌创作中，是遵循着传统的“明劝诫，著升沉”（南齐·谢赫《古画品录》）和“美刺"的美学思想和原则的。

　　这是结合诗人具体的经历和思想所作出的思想内容上的理解。但是，由于这首诗毕竟是从自然景观的描写而来，从社会生活的现象而来，所以这首诗的思想内容，又不仅限于社会政治方面。尽管也可以把诗中的“花”理解为贤臣，“草”，理解为奸佞，因而说诗的题旨是对革新除弊的企望。因此，从这方面来看，这首诗就不是一般的政治诗，而是对生活中某一方面的经验进行了深刻总结的具有相当的哲理的醒世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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