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抵伊犁追忆道中闻见率赋六首

　　马伶者，金陵梨园部也。金陵为明之留都，社稷百官皆在，而又当太平盛时，人易为乐。其士女之问桃叶渡、游雨花台者，趾相错也。梨园以技鸣者，无虑数十辈，而其最著者二：曰兴化部，曰华林部。

　　一日，新安贾合两部为大会，遍征金陵之贵客文人，与夫妖姬静女，莫不毕集。列兴化于东肆，华林于西肆，两肆皆奏《鸣凤》，所谓椒山先生者。迨半奏，引商刻羽，抗坠疾徐，并称善也。当两相国论河套，而西肆之为严嵩相国者曰李伶，东肆则马伶。坐客乃西顾而叹，或大呼命酒，或移座更近之，首不复东。未几更进，则东肆不复能终曲。询其故，盖马伶耻出李伶下，已易衣遁矣。马伶者，金陵之善歌者也。既去，而兴化部又不肯辄以易之，乃竟辍其技不奏，而华林部独著。

　　去后且三年而马伶归，遍告其故侣，请于新安贾曰：“今日幸为开宴，招前日宾客，愿与华林部更奏《鸣凤》，奉一日欢。”既奏，已而论河套，马伶复为严嵩相国以出，李伶忽失声，匍匐前称弟子。兴化部是日遂凌出华林部远甚。其夜，华林部过马伶：“子，天下之善技也，然无以易李伶。李伶之为严相国至矣，子又安从授之而掩其上哉？”马伶曰：“固然，天下无以易李伶；李伶即又不肯授我。我闻今相国昆山顾秉谦者，严相国俦也。我走京师，求为其门卒三年，日侍昆山相国于朝房，察其举止，聆其语言，久乃得之。此吾之所为师也。”华林部相与罗拜而去。

　　马伶，名锦，字云将，其先西域人，当时犹称马回回云。

　　侯方域曰：异哉，马伶之自得师也。夫其以李伶为绝技，无所干求，乃走事昆山，见昆山犹之见分宜也；以分宜教分宜，安得不工哉?（呜乎！耻其技之不若，而去数千里为卒三年，倘三年犹不得，即犹不归耳。其志如此，技之工又须问耶？

　　1639年（崇祯十二年），侯方域游历南方，后来居留南京，参加复社，与魏党余孽阮大钺进行过斗争。这篇人物小传，是他寓居南京时写就。

　　这篇文章讲述了马伶努力提升自己的表演能力的故事。作者通过张扬马伶其人其事，并将矛头指向顾秉谦，旁敲侧击，来讥讽阮大钺。

　　这篇人物传记把笔墨集中在结果截然相反的两场演出对垒上。第一次马伶对垒中失败，负气出走，到实际生活中去学习，三年后技艺大进，在第二次竞赛中获得成功。作者通过记叙马伶这一件事，显示了马伶好胜、自强的性格特征。

　　文中讲述了马伶为提高自己的表演艺术，不断刻苦学习、努力探索的故事。马伶作为一位有名的演员，在经历一次演出失败之后，他并没有气馁，而是励志奋发，远走几千里，不惜为人奴仆去深入生活，观察人物的言行举止、体验人物的思想感情，终于塑造出了深受观众赞赏的舞台形象。这个故事表明，艺术是现实生活的反映，艺术家要想获得成功就必须深入生活，不断地进行学习和探索，闭门造车是不能取得高度成就的。文章选材集中，简繁得当，先叙两次会演，马伶始败终胜，后借马伶答同叙其缘由，颇有章法。

　　诗歌描绘了富春江沿途山明水秀的动人景色，犹如一幅充满诗情画意的山水画。语言清晰明朗，比喻贴切生动。　斜阳下，一只篷船驶行在富春江中，两岸景色吸引了坐在船中的诗人。他不禁推开船篷，想使两岸景色尽收眼底。富春江山水最鲜明的特点是一片青翠碧绿：两岸山峦林木茂密；江中绿水涟漪。这里简直无处不绿，使作者感到这一片翠色正在紧紧地追随着他，甚至似乎涌上了船头。这两句诗清新而活泼，写出了富春江山水活的生命。

　　上阕中写春色正浓，在这个时候横鞭策马，还有佳人含情的目光，一双“嫩水吴姬眼”把女子的美貌描绘得生动形象。“鞭影”、“绿障”、“春堤”、“菱丝”、“嫩水”，各种充满了动感、孕育着生命力的事物重合，将词人激动的心情，舒畅的感受表达得淋漓尽致。

　　下阙承接写至“归”。“归”为“啮膝带香归”，踏尽繁花，享受了众人艳羡的目光，即使归来，依旧满身余香。而为了迎接归来，又有人备好了“樱桃宴”，觥筹交错，均是庆贺之词，烛光闪烁，天色已晚，流年似水，这场宴会不知举办过多少次了，但今年却是轮到“新燕”。“蜡泪”本多为悲凉之意象，但在此，一个“恼”字却将红烛也写得俏皮了起来，红烛不再是孤独垂泪，顾影自怜，却似怨恼东风不该，更为人性化，与“东风”恰似一对冤家。最后一句以“新”“旧”对比，暗喻光阴流逝，“旧垒”住进“新燕”，虽有感慨，却依旧积极明媚，因为今年的词人，正是入眠的新燕，也正是如此循环往复，世界才得以生生不息 。

　　《生查子》作为纳兰前期的代表作之一，可以从中看到年少的他意气风发，与往后纳兰厌倦官场后的缱绻之词有很大的差异，也正是这种差异，才可以看得出一个人的成长历程。

参考资料：

　　江北之山，蜿蜒磅礴，连亘数州，其奇伟秀丽绝亘之区，皆在吾县。县治枕山而起，其外林壑幽深，多有园林池沼之胜。出郭循山之麓，而西北之间，群山逶逦，溪水潆洄，其中有径焉，樵者之所往来。数折而入，行二三里，水之隈，山之奥，岩石之间，茂树之下，有屋数楹，是为潘氏之墅。余褰裳而入，清池湫其前，高台峙其左，古木环其宅。于是升高而望，平畴苍莽，远山回合，风含松问，响起水上。噫!此羁穷之人，遁世远举之土，所以优游而自乐者也，而吾师木崖先生居之。

　　夫科目之贵久矣，天下之士莫不奔走而艳羡之，中于膏盲，人于肺腑，群然求出于是，而未必有适于天下之用。其失者，未必其皆不才；其得者，未必其皆才也。上之人患之，于是博搜遍采，以及山林布衣之士，而士又有他途，捷得者往往至大官。先生名满天下三十年，亦尝与诸生屡试于有司。有司者，好恶与人殊，往往几得而复失。一旦弃去，专精覃思，尽究百家之书，为文章诗歌以传于世，世莫不知有先生。间者求贤之令屡下，士之得者多矣，而先生犹然山泽之癯，混迹于田夫野老，方且乐而终身，此岂徒然也哉？

　　小子怀遁世之思久矣，方浮沉世俗之中，未克遂意，过先生之墅而有慕焉，乃为记之。

　　这篇散文借记河墅之景，颂扬隐居山林，高洁不污的河墅主人——他的老师潘木崖先生。思想内容十分可取，艺术手法独具亘色。

　　文章分为三段，首段记游写景，中段议论抒情，最后统括全篇，卒章显志。外在形式与思想内容高度统一，实为桐文讲究“义法”之范文。文章“因声求气”，造句上以四言为主，杂以三，五、七言，既有古歌行韵味，又有韩柳遗风，音律俱佳，字句传神。如第一段写河墅眭境，文笔清新优美，富有诗情画意。开头两句：“江北之山......多有园林池沼之胜。”是闲大写意的笔法把桐城河山和盘托出，有如登高鸟瞰，全景尽收眼底。接着避虚就实，去粗取精，细描木崖住宅环境，如“出郭循山之麓......是为潘氏之墅。”如此由表及里，精雕细刻，还嫌语不惊人，又“升高而望”，用远景烘托渲染，如“平畴苍莽，远山回合，风含松间，响起水上。”近于泼墨。翘首远望，景色错落，十分开阔壮观；侧耳静听，风啸水吼，难以捉摸的大自然之声写得渐沥萧飒，奔鹃澎湃，可听，可感，可见。至此，大丈夫不遇于时的安适生活环境描画得美不胜美。先秦的哲学家荀子在他的《乐论》中说：“不全不粹不胜美。”看来，戴氏对前人的这个美学观念是心领神会的。他在描写河墅时，既丰富地全面地表现自然环境，又去粗取精，经过锤炼、提高、集中，更典型，更具普遍性地表现自然环境，难爱是很大的。“全”和“粹”是一对矛盾的统一体。只远望求“全”，不近观颐“粹”，是自然主义，只讲“粹”而不反映“全”，又容易走上抽象的臣式主义的道路。

　　《河墅记》的写作，求全而不失粹，确切地说，是概“全”以精“粹”。如果我们再将第一段把玩一番，我们就会发现戴氏笔下的河墅，如同一幅出神入化的“龙图”，云中虽只露出一鳞一爪，然而全貌宛然可见。戴氏把握“全”与“粹”的关系如此之娴熟，自然得益于桐文的“义法”之说。因为桐城古文义法本身就有两种意义：“就文之整体言之，则包括内容与形式的调剂，而融合以前道学家与古文家之文论。就文之局部而言之，即专就学文方式而言，则又能融合秦汉派之从声音证人以摹拟昔人之语言，与唐宋派之从规矩证人以摹拟昔人之体式”。中国的山水散文萌芽于两晋，产生于南北朝，鼎盛于唐宋，戴名世继承了前人记游记景的散文传统，模山范水，体物图貌，技巧很高，为桐城散文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这篇散文还不同于当时士大夫娱情山水的闲情逸致，风雅倜傥之作，戴氏在这篇文章中弃铺陈擒藻之常法，求淡描点画之奇功，其目的在于债河墅之美，赞颂河墅主人潘木崖光明峻洁的人格和独立不群、不同世俗的高尚品质。潘先生应试不第后，从科场回到山庄，托怀玄胜，远咏老庄，过上清淡、闲适、幽雅的生活，与世俗之徒断绝了来往，这也是戴氏所倾慕的。在他看来，介人迫名逐利的官场，“与其有誉于前，孰若无毁于其后；与其有乐于身，孰若无忧于其心”。既然科场失意，弃绝了入仕的念头，“结庐在入境，而无车马喧”，有何不好。

　　他在文章的第二段中的议论，情绪激昂，气势恣纵，他为先生的际遇鸣不平，矛头直指贻误人才的科举制度。如“夫科目之贵久矣，天下之土莫不奔走而艳羡之，中于膏盲，人于肺腑”，寥寥数笔，使那些追名逐利的官迷丑态毕现；而“犹然山泽之瘤，混迹于田夫野老，方且乐而终身”，则赞扬了潘木崖不为利禄所诱惑的高洁风貌。“其失者未必其皆不才，其得者未必其皆才也。”持论公允，爱憎分明，作者在描写这种超脱尘俗的河墅之中，也流霡了磊落不平之气，深化了自己的思想。

　　最后“小于怀遁世之恩久矣，方浮沉世俗之中，未克遂意”，升华了文章的主旨。作为一个封建知识分子不逃避现实，为将胸中书数百卷形成文字而奔走四方，历岁逾时而不罢手，单就这点精神，也是难能可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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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玄宗李隆基与贵妃杨玉环之间悲欢离合的故事，引发了很多文人墨客的诗情文思。白居易的《长恨歌》，在揭示唐玄宗宠幸杨贵妃而造成政治悲剧的同时，也表达了对二人爱情悲剧的同情。袁枚此诗却能不落俗套，另翻新意，将李、杨爱情悲剧放在民间百姓悲惨遭遇的背景下加以审视，强调广大民众的苦难远非帝妃可比。《长恨歌》和《石壕吏》是有名的诗篇，其创作背景均为安史之乱。它们一以帝王生活为题材，一以百姓遭遇为主旨，恰好构成鲜明的对照。

　　“莫唱当年长恨歌”，莫唱是因为《长恨歌》写的是唐玄宗和杨贵妃的爱情悲剧，对杨贵妃之死，对唐玄宗之无奈，表示了深切的同俏，并歌颂了他们的爱悄专一，为后代小说、戏曲创作提供了题材，如宋乐史的《杨太真外传》、元白朴的《梧桐雨》，明吴世美的《惊鸿记》、清洪异的《长生殿》等等，莫不受其影响。与其大书特书皇帝的悲欢离合，不如深入细致地描写人民群众的生离死别，故“莫唱”二字又引出了第二句“人间亦自有银河”。“人间”就将银河这个民间传说引入现实生活中来。在唐玄宗统治时期，战争频繁，有开边之战，也有内战，其中规模大的，如用兵吐蕃，讨伐南诏，尤其是安史之乱，伤亡惨重，丁壮或死于战场，或死于摇役，或久戍不归，在人间划出了无数条银河，而最令作者痛心的，要数石壕村的一对老夫妻了。“老翁逾墙走”，老妇河阳役的惨状。杜甫还在同一时期作品《新婚别》中拟写一个“席不暖君床”的新娘子，送别刚刚结婚的新郎官应征入伍，造成一对新婚夫妇“暮婚晨告别”的痛苦。在《垂老别》中，又描写了一个“子孙阵亡尽”的老翁，在风烛残年之时还要应征入伍，与其老伴依依借别、“塌然摧肺肝”的情景。由此可见，“石壕村里夫妻别”是当时极其普遍的社会现象，所以作者感叹地说：“泪比长生殿上多。”长生殿上泪，唐玄宗与杨贵妃的泪没有多少，而要大书特书，深表同情，而不书及比长生殿上泪更多的石壕村。这里，作者严肃地批评了白居易，自有其道理在。似乎可以这样悦，袁枚的这首《马嵬》诗，高出于前人所有咏马嵬之事者。

　　这首诗借吟咏马嵬抒情，提倡诗歌要多反映人民苦难生活的主张，表现了作者进步的文学创作观点。此诗虽为抒情之作，实际是议论之诗。前两句借马嵬为题提出论点，后面两句借用典故论证上述观点。论点和论据的材料本来都是旧的，但作者化陈腐为新奇，使其为自己提出新的观点服务，旧的也变为新的，颇有点铁成金之妙。全诗正如作者自己所云：“借古人往事，抒自己之怀抱”。（《随园诗话》）

　　这首诗最大的艺术特色是比照。全诗两组比照：一组是《长恨歌》与牛郎织女故事的比照。这一比照，不仅批判了白居易的《长恨歌》，而且突出了人间牛郎织女才值得同情。值得注意的是作者运用“银河”，对唐玄宗与杨贵妃讥笑牛郎织女攀进行了再讥笑，很有情趣。第二组是石壕村与长生殿比照。石壕村是人民群众的材落，长生殿是皇帝皇后的夜殿，这一比照，暗示出村里泪是殿上人造成的，马嵬事变，恶果自食，不值得同情，值得同情的倒是劳动人民。这两组比照又有不同，前者深沉，后者浅近，前者重在映照，后者重在对比。两相配合，共同表达了作者民为贵、君为轻的民本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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