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路难·其二

　　“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这个开头与《行路难》的第一首不同。第一首用赋的手法，从筵席上的美酒佳肴写起，起得比较平。这一首，一开头就陡起壁立，让久久郁积在内心里的感受，一下子喷发出来。亦赋亦比，使读者感到它的思想感情内容十分深广。后来孟郊写了“出门如有碍，谁谓天地宽”的诗句，可能受了此诗的启发，但气局比李白差多了。能够和它相比的，还是李白自己的诗，“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这类诗句，大概只有李白那种胸襟才能写得出。不过，《蜀道难》用徒步上青天来比喻蜀道的艰难，使人直接想到那一带山川的艰险，却并不感到文意上有过多的埋伏。而这一首，用青天来形容大道的宽阔，照说这样的大道是易于行路的，但紧接着却是“我独不得出”，就让人感到这里面有许多潜台词。这样，这个警句的开头就引起了人们对下文的注意。

　　“羞逐”以下六句，是两句一组。“羞逐”两句是写诗人的不愿意。唐代上层社会喜欢拿斗鸡进行游戏或赌博。唐玄宗曾在宫内造鸡坊，斗鸡的小儿因而得宠。当时有“生儿不用识文字，斗鸡走狗胜读书”的民谣。如果要去学斗鸡，是可以结交一些纨袴子弟，在仕途上打开一点后门的。但李白对此嗤之以鼻。所以他声明自己羞于去追随长安里社中的小儿。这两句和他在《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中所说的“君不能狸膏金距学斗鸡，坐令鼻息干虹霓”是一个意思。都是说他不屑与“长安社中儿”为伍。至于去和那些达官贵人交往，“曳裾王门不称情，弹剑作歌奏苦声。”“曳裾王门”，即拉起衣服前襟，出入权贵之门。“弹剑作歌”，用的是冯谖的典故。冯谖在孟尝君门下作客，觉得孟尝君对他不够礼遇，开始时经常弹剑而歌，表示要回去。李白是希望“平交王侯”的，而现在在长安，权贵们并不把他当一回事，因而使他像冯谖一样感到不能忍受。这两句是写他的不称意。“淮阴市井笑韩信，汉朝公卿忌贾生。”韩信未得志时，在淮阴曾受到一些市井无赖们的嘲笑和侮辱。贾谊年轻有才，汉文帝本打算重用，但由于受到大臣灌婴、冯敬等的忌妒、反对，后来竟遭贬逐。李白借用了韩信、贾谊的典故，写出在长安时一般社会上的人对他嘲笑、轻视，而当权者则加以忌妒和打击。这两句是写他的不得志。

　　“君不见”以下六句，深情歌唱当初燕国君臣互相尊重和信任，流露他对建功立业的渴望，表现了他对理想的君臣关系的追求。战国时燕昭王为了使国家富强，尊郭隗为师，于易水边筑台置黄金其上，以招揽贤士。于是乐毅、邹衍、剧辛纷纷来归，为燕所用。燕昭王对于他们不仅言听计从，而且屈己下士，折节相待。当邹衍到燕时，昭王“拥篲先驱”，亲自扫除道路迎接，恐怕灰尘飞扬，用衣袖挡住扫帚，以示恭敬。李白始终希望君臣之间能够有一种比较推心置腹的关系。他常以伊尹、姜尚、张良、诸葛亮自比，原因之一，也正因为他们和君主之间的关系，比较符合他的理想。但这种关系在现实中却是不存在的。唐玄宗这时已经腐化而且昏庸，根本没有真正的求贤、重贤之心，下诏召李白进京，也只不过是装出一副爱才的姿态，并要他写一点歌功颂德的文字而已。“昭王白骨萦蔓草，谁人更扫黄金台？”慨叹昭王已死，没有人再洒扫黄金台，实际上是表明他对唐玄宗的失望。诗人的感慨是很深的，也是很沉痛的。

　　以上十二句，都是承接“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对“行路难”作具体描写的。既然朝廷上下都不是看重他，而是排斥他，那就只有拂袖而去了。“行路难，归去来！”在当时的情况下，他只有此路可走。这两句既是沉重的叹息，也是愤怒的抗议。

　　篇末的“行路难，归去来”，只是一种愤激之词，只是比较具体地指要离开长安，而不等于要消极避世，并且也不排斥在此同时他还抱有他日东山再起，“直挂云帆济沧海”的幻想。之心，则何王之门不可曳长裾乎”，指游食于王侯之门。不称（chèn）情：不如意

　　此诗对朝廷权贵扼杀人才深表痛疾不平，对他们遭贬的悲惨境况深表同情，并表达了柳宗元与他们之间相互慰藉、坚贞不屈的知己友情。

　　首四句，为吴武陵这样横遭贬谪的人才而愤激不平。诗意是说，太平世道当然会轻视人才，把他们弃置在边荒的潇湘之边，正如敲石所击出的小小火花，在阳光普照之下毫无用处一样。这是柳宗元满腔愤怒而发出的控诉和辛辣讥讽。在权贵们看来，当时世道太平，阳光普照，根本用不着革新多事，有所作为，这是权贵打击摧残才士的无耻借口。他们竭力掩盖国事的矛盾、弊端和危机，仇视改革，排斥新秀，只知一味地谄谀奉承，沉湎享乐而不以为耻，其腐朽黑暗可想而知，根本没有太平盛世可言，当然也没有阳光普照。其实是权贵们害怕杰出人才参与朝政，有所作为，触动他们的既得利益和地位，所以对那些显露出才华而又不肯屈从的人才，横加指责和挑剔，一开始就进行无情的扼杀和摧残。这四句最突出的地方就是反语讥讽，“理”实为乱，“阳光”实为黑暗。其次是隐喻，前二句与后二句构成比喻关系，但没有使用比喻词。

　　中间八句是对那些坚贞不屈而遭贬的人才的悲惨境况深表同情。诗人将他们比作一群“铩羽”的乌鸦，在寒冷的秋天中饱受风寒的迫害。它们无法逃避是因为乌鸦停集在枯干上，没有遮蔽和凭靠。这里，“穷秋”象征恶劣的时局，“风寒”比喻无情的迫害，而“枯干”比喻才士们没有坚固的政治基础。因为这种情况牵涉到柳宗元自己被迫害的原因，所以这儿只好隐晦一些，用象征手法来表现。可以参看柳宗元的《感遇二首》。同时，由于这些才士能坚持君子的品德，不为所屈，遭受的打击就更为无情，处境悲惨，忧愁日深。

　　最后四句，表达了柳宗元与这些遭贬才士饮酒赋诗，聊以自慰以及所结下的深厚知己之情。为了发泄悲愤，排遣苦闷，遭贬的才士只能以酒消愁，以诗抒怀。放声高歌，权贵们是不会听的，只有他们自己才能欣赏理解。吴武陵北归之后，柳宗元感到少了一个知音，深表惋惜。

　　唐代宗永泰元年（765），杜甫出蜀东下，途经忠州，特地前去观览大禹古庙。首联巧妙地点出了游览的地点和时令。秋风萧瑟之时，诗人前去游览大禹庙，他举目远眺，只见四周群山环抱，草木幽深，而大禹庙就坐落在这空旷寂静的山谷中，残阳正好斜照在大殿之上。颔联移步换景，由远及近地描写了庙宇内部的景色。大禹庙因位于深山之中，常年

　　无人照管，故而房舍残破，杂草丛生，显得荒凉而又冷清。庭院的橘子树和柚子树上挂满了果实，致使树枝低垂，好像要被压垮似的。古庙的墙壁上残留着斜和蛇的图像，依稀可辨。颈联描写大禹庙周围的环境和氛围。天空的浮云在夕阳的映照下变幻着身姿，大禹当年开凿的石壁上云雾缭绕，波涛之声从远处阵阵传来，江水沿着白沙道向东奔流。此联采用拟人的手法，用“嘘”、“走”二字赋予自然景物以人的活力，形象逼真，气势不凡，增强了全诗的艺术感染力。尾联借景抒情，点破本诗的题旨。

　　本诗语言凝练，意境深邃。诗人通过远望近观的视角转换，采用虚实结合、拟人传神等手法，收到了情景交融、韵味悠长的艺术效果，讴歌了大禹治水泽被万代的丰功伟绩，同时也将缅怀英雄、爱国忧民的思想感情抒发了出来。

　　杜甫写的禹庙，建在忠州（治所在今四川忠县）临江的山崖上。杜甫在代宗永泰元年（765）出蜀东下，途经忠州时，参谒了这座古庙。

　　“禹庙空山里，秋风落日斜。”开门见山，起笔便令人森然、肃然。山是“空”的，可见荒凉；加以秋风瑟瑟，气氛更觉萧森。但山空，那古庙就更显得巍然独峙；加以晚霞的涂染，格外鲜明庄严，令人肃然而生敬意。诗人正是怀着这种心情登山入庙的。

　　“荒庭垂桔柚，古屋画斜蛇。”庙内，庭院荒芜，房屋古旧，一“荒”二“古”，不免使人感到凄凉、冷落。但诗人却观察到另一番景象：庭中桔柚硕果垂枝，壁上古画神斜舞爪。桔柚和斜蛇，给荒庭古屋带来一片生气和动感。“垂桔柚”、“画斜蛇”，既是眼前实景，又暗含着歌颂大禹的典故。据《尚书。禹贡》载，禹治洪水后，九州人民得以安居生产，远居东南的“岛夷”之民也“厥包桔柚”——把丰收的桔柚包裹好进贡给禹。又传说，禹“驱斜蛇而放菹（泽中有水草处）”，使斜蛇也有所归宿，不再兴风作浪（见《孟子。滕文公》）。这两个典故正好配合着眼前景物，由景物显示出来；景与典，化为一体，使人不觉诗人是在用典。前人称赞这两句“用事入化”，是“老杜千古绝技”（《诗薮。内篇》卷四）。这样用典的好处是，对于看出它是用典的，固然更觉意味深浓，为古代英雄的业绩所鼓舞；即使看不出它是用典，也同样可以欣赏这古色古香、富有生气的古庙景物，从中领会诗人豪迈的感情。

　　五、六两句写庙外之景：“云气嘘青壁，江声走白沙。”云雾团团，在长满青苔的古老的山崖峭壁间缓缓卷动；江涛澎湃，白浪淘沙，向三峡滚滚奔流。这里“嘘”、“走”二字特别传神。古谓：“云从斜”。从迷离的云雾，奔腾的江流，恍惚间，我们仿佛看到庙内壁画中的神斜，飞到峭壁间盘旋嬉游，口中嘘出团团云气；又仿佛看到有个巨人，牵着长江的鼻子，让它沿着沙道驯服地向东方迅奔。……在这里，神话和现实，庙内和庙外之景，大自然的磅礴气势和大禹治理山河的伟大气魄，迭合到一起了。这壮观的画面，令人感到无限的力与美。

　　诗人伫立崖头，观此一番情景，怎能不对英雄大禹发出衷心的赞美，故结句云：“早知乘四载，疏凿控三巴。”传说禹治水到处奔波，水乘舟，陆乘车，泥乘輴，山乘樏，是为“四载”。三巴指巴郡、巴东、巴西（今四川忠县、云阳、阆中等地）。传说这一带原为泽国，大禹凿通三峡后始控为陆地。这两句诗很含蓄，意思是说：禹啊，禹啊，我早就耳闻你乘四载、凿三峡、疏长江、控三巴的英雄事迹；今天亲临现场，目睹遗迹，越发敬佩你的伟大了！

　　这首诗重点在于歌颂大禹不惧艰险、征服自然、为民造福的创业精神。唐王朝自安史之乱后，长期战乱，象洪水横流，给人民带来了无边的灾难；山“空”庭“荒”，正是当时整个社会面貌的真实写照。诗人用“春秋笔法”暗暗讽刺当时祸国殃民的昏庸统治者，而寄希望于新当政的代宗李豫，希望他能发扬大禹“乘四载”、“控三巴”的艰苦创业精神，重振山河，把国家治理好。

　　在抒情诗中，情与景本应协调、统一。而这首诗，诗人歌颂英雄，感情基调昂扬、豪迈，但禹庙之景却十分荒凉：山空，风寒，庭荒，屋旧。这些景物与感情基调不协调。诗人为解决这个矛盾，巧妙地运用了抑扬相衬的手法：山虽空，但有禹庙之峥嵘；秋风虽萧瑟，但有落日之光彩；庭虽荒，但有桔柚垂枝；屋虽古旧，但有斜蛇在画壁间飞动……。这样一抑一扬，既真实地再现了客观景物，又不使人产生冷落、低沉之感；加以后四句声弘气壮，调子愈来愈昂扬，令人愈读愈振奋。由此可见诗人的艺术匠心。

　　“三良”事最早见于《诗经·秦风·黄鸟》。据《左传》鲁文公六年载，“秦穆公任好卒，以子车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针虎为殉，皆秦之良也。国人哀之，为之赋《黄鸟》。”此后史家、诗人对秦穆公杀害三良一事的评论便络绎不绝，有对具体史实进行加工的，如东汉应劭认为秦穆公与三良约定同生共死，三良自愿殉葬；有由此探讨君臣关系、个体生命价值的，如陶渊明、苏轼等等。

　　柳宗元《咏三良》诗意可分两层来分析。前十句为第一层，是就三良来说。诗人以饱蘸热情之笔，刻画了三良一心报国、忠君以死的义士形象。应该说，这与《黄鸟》一诗的记载是相违背的。《黄鸟》首章云：“交交黄鸟，止于棘。谁从穆公，子车、奄息。维此奄息，百夫之特。临其穴，惴惴其栗。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清马瑞辰曰：“诗以黄鸟之止棘、止桑、止楚，为不得其所，兴三良之从死，为不得其死也。棘、楚皆小木，桑亦非黄鸟所宜止，《小雅·黄鸟》诗‘无集于桑’是其证也。”马说甚是。诗中描绘三良死前是“临其穴，惴惴其栗”，全无视死如归的气概，正是死不得其所的明证。不过宗元反其道而行，也是有所本的。汉末王粲《咏史诗》论三良之死曰：“结发事明君，受恩良不訾。临末要之死，焉得不相随？……人生各有志，终不为此移。同知埋身剧，心亦有所施。”认为他们具有事君以死的志向。二诗对照，无论是“束带值明后”与“结发事明君”的细节描绘，还是“生时亮同体，死没宁分张”与“人生各有志，终不为此移”的死亡价值判断，其相似之处都是惊人的。究其原因，王粲《咏史诗》作于汉献帝建安十六年随曹操西征马超归途中，其时王粲效力于曹氏不久，故宣扬“士为知己者死”的精神，认为三良从穆公而死乃忠义之举。而柳宗元《咏三良》则是借史事来抒己之怀抱，既有对在朝为官时峥嵘岁月的回忆，又有对宪宗者流打击王叔文政治集团行为的讨伐。其《读书》一诗云：“幽沈谢世事，俛默窥唐虞。上下观古今，起伏千万途。遇欣或自笑，感戚亦以吁。”《咏史》之咏叹燕昭王、乐毅，《咏三良》之批判秦康公，无不是由读史而引起的感慨。其《冉溪》诗云：“少时陈力希公侯，许国不复为身谋。”顺宗重用王叔文集团，刘禹锡、柳宗元等人积极参政，使得“人情大悦”，政局为之一新。“生时亮同体，死没宁分张”，正是君臣相得的形象写照。

　　然而若撇开柳宗元《咏三良》诗的政治隐喻不谈，而就其对君臣关系的讨论来看，不得不说此诗的深刻性和陶渊明的同题之作相比是有很大差距的。陶诗虽亦有“出则陪文舆，入必侍丹帷。箴规向已从，计议初无亏”的描述，但“忠情谬获露，遂为君所私”与“厚恩固难忘，君命安可违”的议论，则深刻揭示了为人臣子的无奈与悲哀。事君以忠，为君所赏，本是做臣子的价值体现，但若过于忠诚，连同身家性命都被国君据为己有，那么结果只能是投穴同死。渊明说“忠情谬获露”，“谬”字真是深可玩味：君主的厚恩往往与其对臣子的控制紧紧联系在一起，“君命安可违”实乃“君命不可违”。他对君主专制下的臣子的个人价值进行了深沉的反思。人才乃国之公器，非国君的一己之私，更何况人本身又具有独立存在的价值。这直接启发了苏轼《和〈咏三良〉》“我岂犬马哉？从君求盖帷”中洋溢的对个体独立人格的尊重以及“杀身固有道，大节要不亏”中对为人臣子原则的揭橥。宗元《咏三良》诗在这一点上，和陶渊明相比是一个倒退。

　　《咏三良》诗的后六句为第二层，是就秦康公来说。秦穆公命令三良为自己殉葬，这在礼仪上是不合的，朱熹即云：“史记秦武公卒，初以人从死，死者六十六人。至穆公遂用百七十七人，而三良与焉。盖其初特出于戎翟之俗，而无明王贤伯以讨其罪。于是习以为常，则虽以穆公之贤而不免。”在中原地区人看来，秦穆公以一百七十七人殉葬，自然是极其野蛮的行为，又何况其中还有国家的贤才。穆公死后，秦国的东征有所缓慢，晋、楚相继称霸，这和穆公以贤殉葬、大失人心有一定的关系。《左传》中“君子”即言：“秦穆之不为盟主也宜哉，死而弃民。先王违世，犹诒之法，而况夺之善人乎？……今纵无法以遗后嗣，而又收其良以死，难以在上矣。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复东征也。”宗元所论正是本此。然而他的真正意图并不在批判秦穆公，而是借此讨伐穆公的继任者康公，其策略是拿康公与魏颗进行比较。《左传》鲁宣公十五年记载：“魏武子有嬖妾，无子。武子疾，命颗曰：‘必嫁是。’疾病则曰：‘必以为殉。’及卒，颗嫁之，曰：‘疾病则乱，吾从其治也。’”魏颗在魏武子的不同命令之间选择了改嫁父妾的做法。这样既挽救了父妾的性命，又避免了魏武子背上以人殉葬的骂名。可是在史书有关三良殉死的记载中，却没有康公的声音，甚至让人感觉不到他的存在。穆公的命令明显是错误的，倘若三良从死并非出于自愿而是胁迫所致，康公命令他们不死，不但可以避免父亲残暴的遗命付诸行动，而且还可赢得人心，加强自己的统治基础，甚至可以继续父亲的东征事业。在这种情况下，康公如果选择沉默，即是承认穆公命令的有效性。柳宗元正是在此基础上立论的。应该说宗元的立论角度是颇为新颖的，然而倘若仔细研究，则会发现宗元的论证恰恰是偏颇的。

　　首先，如前朱熹所言，秦国的风俗与中原地区不同，以人殉葬是习以为常之事，穆公父子的行为是合乎旧俗而有违于情理，没有与时俱进。宗元对秦国当时旧俗似乎没有注意到，没有把穆公父子的行为放到特定的环境中去考察。

　　其次，康公与魏颗面对的情况是不同的：魏颗面临着两种选择，即既可以执行武子神智清醒时的使妾改嫁的命令，也可以执行其父神智不清时的使妾殉葬的命令，而康公只有一种选择，在“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论语·学而》）的春秋时期，康公执行父命乃被动行事，无可厚非。当然，康公以三良殉葬，只是一味尽孝而不顾国家利益和生者的性命，也最终毁了父亲的一世英名（他本可以挽救的），宗元就此讨伐他也是对的，这表现了宗元的人道主义精神和时代的进步。不过宗元说“吾欲讨彼狂”，称康公为狂乱之人，大加讨伐，在程度上未免重了些。苏辙以为：“然三良之死，穆公之命也。康公从其言而不改，其亦异于魏颗矣。故黄鸟之诗交讥之也。”与宗元一样，苏辙对康公的处境似乎没有明察，自然也谈不上“了解之同情”了。

　　再次，就此诗的写作意图而言，如前所述，此诗是借讨伐康公来讨伐唐宪宗。柳宗元认为康公与宪宗的共同点是“从邪陷厥父”。这里，他又犯了一个逻辑上的错误。穆公使三良殉葬的命令是错误的，康公如果改变父命，这无疑是正确之举。可是现在宗元以宪宗来类比康公，就诗歌本身来说，应该是责备宪宗没有改变父亲错误的命令，但实际情况是宪宗改变了在宗元看来是正确的命令，因为他把顺宗朝几乎所有的变革措施都废除了，并且残酷打击了所有运动参与者。所以宗元把宪宗和康公相类比是错误的。

参考资料：

　　这是一首政治讽刺诗，锋芒指向了李唐前朝皇帝唐玄宗。

　　一开头夹叙夹议，先用“海外”“更九州”的故事概括方士在海外寻见杨妃的传说，而用“徒闻”加以否定。“徒闻”者，徒然听说也。意思是：玄宗听方士说杨妃在仙山上还记着“愿世世为夫妇”的誓言，“十分震悼”，但这有什么用？“他生”为夫妇的事渺茫“未卜”；“此生”的夫妇关系却已分明结束了。怎么结束的，自然引起下文。

　　次联用宫廷中的“鸡人报晓筹”反衬马嵬驿的“虎旅传宵柝”，昔乐今苦、昔安今危的不同处境和心情已跃然纸上。“虎旅传宵柝”的逃难生活很不安适，这是一层意思。和“鸡人报晓筹”相映衬，暗示主人公渴望重享昔日的安乐，这又是一层意思。再用“空闻”和“无复”相呼应，表现那希望已幻灭，为尾联蓄势，这是第三层意思。“虎旅传宵柝”本来是为了巡逻和警卫，而冠以“空闻”，意义就适得其反。从章法上看，“空闻”上承“此生休”，下启“六军同驻马”。意思是：“虎旅”虽“传宵柝”，却不是为了保卫皇帝和贵妃的安全，而是要发动兵变了。正因为如此，才“无复鸡人报晓筹”，李、杨再不可能享受安适的宫廷生活了。

　　第三联的：“此日”指杨妃的死日。“六军同驻马”与白居易《长恨歌》“六军不发无奈何”同意，但《长恨歌》紧接着写了“宛转蛾眉马前死”，而“此日”即倒转笔锋追述“当时”。“当时”与“此日”对照、补充，不仅其意自明，而且笔致跳脱，蕴含丰富，这叫“逆挽法”。玄宗“当时”七夕与杨妃“密相誓心”，讥笑牵牛、织女一年只能相见一次，而他们两人则要“世世为夫妇”，永远不分离，可在遇上“六军不发”的时候，结果又如何？两相映衬，杨妃赐死的结局就不难于言外得之，而玄宗虚伪、自私的精神面貌也暴露无遗。同时，“七夕笑牵牛”是对玄宗迷恋女色、荒废政事的典型概括，用来对照“六军同驻马”，就表现出二者的因果关系。没有“当时”的荒淫，哪有“此日”的离散？而玄宗沉溺声色之“当时”，又何曾虑及“赐死”宠妃之“此日“！行文至此，尾联的一句已如箭在弦。

　　尾联也包含强烈的对比。一方面是当了四十多年皇帝的唐玄宗保不住宠妃，另一方面是作为普通百姓的卢家能保住既“织绮”、又能“采桑”的妻子莫愁。诗人由此发出冷峻的诘问：为什么当了四十多年的皇帝唐玄宗还不如普通百姓能保住自己的妻子呢？前六句诗，其批判的锋芒都是指向唐玄宗的。用需要作许多探索才能作出全面回答的一问作结，更丰富了批判的内容。

　　这是一首讽刺诗。诗人从各个角度，描绘昔日繁华富丽的华清宫而今荒凉破败的景象，暗寓讽刺和感喟之意。首句写华清宫春夜的凄凉可怖气氛。在月色明媚的春夜，当年华清宫车马合背，宫女如云，灯烛辉煌，歌吹沸天。中唐诗人韦应物这样描写：“玉林瑶雪满寒山，上昇玄阁游绛烟。平明羽卫朝万国，车马合背溢四鄽。蒙恩每浴华池水，扈猎不蹂渭北田。朝廷无事共欢宴，美人丝管从九天。”何等盛况，何等排场。然而，“繁华事散逐轻尘。”（杜牧《金谷园》）而今唯有一轮清冷的春月，照着这荒无人迹的宫苑；从黑黝黝的丛林里，传来阵阵寒鸦的哀鸣。一片凄凉冷落。次句写诗人隔着积满尘土的窗帘，看到宫花仍旧迎春盛开。但无人观赏，显得那样寂寞悲苦。颔联写诗人俯仰所见之景。仰看宫檐，一团团云雾从檐下防鸟雀的红色网络间涌出；俯看御阶，石块在多年风雨剥蚀下已经残破断裂，紫色钱形的苔藓欹斜横生。以上四句，都是诗人眼前所见的实景。颈联境界一变。诗人为使讽刺的意蕴更加尖刻，发挥大胆的想象力，巧妙地创造出亦实亦虚、亦真亦幻的景物意象。“玉椀”是实物。宫殿荒废已久，案上玉椀犹在。椀里即使原先盛满美酒，也早已挥发净尽了。而诗人却设想玉椀里至今仍剩有残酒没有喝完，仿佛还在散发出醉人的芳香。说“残露”而不说“残酒”，含蓄委婉，暗用汉武帝造仙人承露盘以求仙露的典故，隐寓讽意。宫灯也是实物。但灯油或蜡烛决不可能一直燃点不熄。诗人竟想象宫灯还在亮着，昏黄的灯光映照着灯上的旧纱。（“点”作点污解亦可通。但仍是写实，意蕴较浅。）这两笔非常精妙绝伦。诗人从实象中创构出虚幻的意象，并借助这虚幻荒诞的意象，将李隆基惊闻“渔阳鼙鼓动地来”后慌忙出逃的狼狈情状讽刺得淋漓尽致。

　　尾联的讽刺意味更加强烈。“蜀王”指李隆基。唐玄宗逃避入蜀，故称之，而帝不称帝，其意自明。又说他“无近信”，即逃跑之后便毫无信息，对社稷危亡和百姓的苦难不闻不问，无所作为，连帝位也被儿子李亨夺了。这又是绝妙的嘲讽和大胆的揭露。旧时代的注家对李贺嘲笑本朝皇帝为“蜀王”这一点，或有意曲解，或予以指责。比如姚文燮说：“蜀王本梁王愔也，贞观十年徙蜀，好游数畋弋猎，帝怒，遂削封。贺当春夜过此，追诮之。”（《昌谷集注》卷一）他们的歪曲和指斥，更说明李贺反封建的叛逆精神的可贵。结句同上句联系起来看，颇为纤曲，意思是说：玄宗刚奔蜀之时，华清池上便已经长满了水芹；何况历久经年，玄宗再也不来临幸，泉上水芹又在春天里萌发出嫩绿的新芽了。这个结尾，以景结情，即小见大，既表现出华清宫的凄冷、荒寂，又寄寓了诗人“黍离麦秀”之感慨，有言外之意，故颇为方扶南等注家赞赏。

　　《过华清宫》在艺术表现上的显著特色，是意象的组合。全诗八句，仅第七句“蜀王无近信”为托事寓讽，其余七句都是意象的直接呈示。每句以动词联系两个意象合成一个画面镜头。一个个镜头跳跃而出，有远景、中景，也有近景、特写；有实景，也有虚幻之景。它们之间似无联系，也无次序，忽此忽彼，使人眼花缭乱。全篇所写的空间范围是华清宫，其时间范围却包括今与昔，明写今日，暗示往昔。即以写今来说，时间范围也不是特定、确实的。首句点明写“春月夜”，其余各句很难说是写夜景。在这荒山古殿，即使有月亮，诗人也不可能历历分明地见到隔着宫帘的春花、朱络上的云雾、断石上紫色的苔钱、玉椀银灯，还有温泉上初萌的小小芹芽。显然，诗人在描写时根本不考虑特定时间的限制。在李贺的诗歌中，时间和空间经常是错综交织的。也就是说，诗的意象及其组合常常是超越时间和空间的界限而自由地跳跃，不受约束，不拘常法。诗人所遵守的是心理时空而不是物理时空。夜晚与白昼景色的反复变换，使诗境更加迷离恍惚。这正是李贺诗独特的风格和艺术魅力。但这首诗意象组合虽突兀奇谲，却仍有着一条内在的思想感情线索在串连着，这就是通过渲染华清宫荒凉冷落的环境氛围，讽刺“蜀王”李隆基，并抒发诗人对唐王朝的昔盛今衰之感。明人李东阳《麓堂诗话》评李贺诗“通篇读之，有山节藻棁一无梁栋，知非大厦也。”指出李贺诗多绮艳的意象片断而缺乏完整的艺术构思。这一看法是中肯的，却不能一概而论。《过华清宫》意象是跳跃的，却非“百家锦衲”的拼凑，而是诗人用讽刺寄慨的针线编织成的一件璀灿闪光的“金缕玉衣”。

　　由于意象的直接呈示及其跳跃式的组合，意象之间不必用虚词连接，也省略了交代、解释、联系的笔墨，使这首诗显得格外凝炼简约，言少而意丰。诗中用词准确、新鲜、奇峭。如“紫钱斜”的“斜”字，真实地写出诗人俯视石阶见到紫色苔藓斜复于断石上的直觉印象，“点”字则大胆地传达了诗人的主观幻觉。中间两联，用暗淡的“朱”、深浓的“紫”同明亮夺目的“玉”色“银”光相互映衬，也体现李贺诗歌色彩冷艳的特色。

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