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征延平道中偶成

　　这是一首咏物词。词人移情杨花，赋予它人性，借花之飘零写自己流离失所的悲哀。

　　上阕写自己飘零四海，无处寄身的亡国之叹，“似东风老大，那复有当时风气。”起笔写东风无力，失去当时活力，哀情流露。“有情不收，江山身是寄，浩荡何世？”杨花此时本是柔情万种的，然而作者眼中看到却终须飘零。对比的反差反映了作者眼中皆悲色，反映出心境的悲凉。“但忆临官道，暂来不住，便出门千里。痴心指望回风坠，扇底相逢，钗头微缀。”，词人借杨花之口回忆起当年“临官道”的无忧生活。然而这种都城之内的逸乐并没有持续多久，国家就灭亡了，触景生情，以欢喜之物衬托出内心的无限悲伤。又用比喻的手法将自己比作无根的蓬团，然而依然盼望“扇底相逢，钗头微缀”，对偶的修辞突出了作者它希望能重回都城，重温那轻歌曼舞的快乐时光，此时作者又笔锋一转，“他家万条千缕，解遮亭障驿，不隔江水。”这几句写杨柳万千枝条能够遮蔽亭台驿站，却不能隔断滔滔江水。表达了词人的思归之情正似这滔滔江水，不可遏止。

　　下阕写词人浪迹萍踪、前途灰暗的感叹。“瓜洲曾舣，等行人岁岁，日下长秋，城乌夜起。帐庐好在春睡，共飞归湖上，草青无地。”词人巧妙的利用借杨花之口说明自己曾在扬州客居，“等行人岁岁”则用叠字突出了作者寄居时间之长和内心忧伤，盼望着春风将它带回京城。“愔愔雨、春心如腻，欲待化”作者将细雨、柳絮、杨花三种意向结合在一起，衬托内心的失望和对故土的想念，“点点抟作、雪绵松润”，将生命比作雪球，将借景抒情和直接抒情相结合，进一步升华了词人的哀怨和悲痛。整句词写得十分悲哀，词人将亡国之痛、羁旅之愁，以及对未来的迷茫，对前途的绝望，借杨花的遭遇娓娓道出，哀怨缠绵，十分感伤。

　　该词深婉含蓄，运用象征手法，构思立意均模仿苏轼《水龙咏》“咏杨花”一词，但笔力稍逊，词意也较晦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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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望朱雀门，北望宣德楼，皆旧御路也。

州桥南北是天街，父老年年等驾回。
忍泪失声询使者，几时真有六军来？

　　此诗为过汴京时所作，作者以白描手法，撷取了一个特写镜头，表现了沦陷区人民盼望光复的殷切心情，隐晦地流露了作者对议和不战政策的不满。全诗在朴素的语言中把遗民盼望王师北返的急切而又失望的心情刻画得极为真实感人。

　　此诗四句，截取了一个生动的场面，有人物、有环境、 有情节、有对话，完全可以作为一篇小小说来看。环境背景，是第一句的交代，州桥，是一个特定的环境，因为其南北是御路，作者经过此地，不直写自己内心的亡国之痛，而是从对面写来，写中原父老的感情。丧国的痛楚，沦为异邦蹂躏的凄惨，令中原父老苦不欲生。这里，“父老”是宋金两个时期的人，他们对故国的怀念远比青年人深切，所以让其出场很典型；同时，这也是实情。他们盼啊盼，盼了几十年，忽然见到宋朝使者，一时间该有多少话要说、有多少泪欲流啊！可他们强行忍住，因为屈辱的遭遇虽然难堪，盼望官军的情绪最是激烈。

　　接下来，两句忍泪失声的询问，是这个场面的高潮，然突然收结。从内容上看，这样更深刻地表现了中原人民盼望北伐的心情；从艺术上说， 在感情的顶点收结是诗歌创作的妙法， 往往起到语尽不尽的效果。此诗正是如此，诗在到达顶点时戛然而止，可是并非语意都尽，而是余音袅袅。诗人没有以使者身份回答“父老”的问题，也没有以作者口吻发表议论；但他的感情已经与诗笔叙说的事实、描绘的形象融合为一了。如果一定要作想象的话，那范成大可能只是无言以对，因为南宋统治者的既定政策根本不想收复失地，这是十分可悲的。因此此诗对南宋王朝的投降政策也有一定的批判。

　　诗歌的创作多用比、兴，然而“赋”──直接叙述或描写也是不可少的。尤其是直接叙述，往往比描写更难驾御，这就要求诗人要有敏锐的目光，能抓住典型环境中的典型细节，将感情倾注于其中。这首诗的特色就在于此。诗中的典型细节在于两个字──“等”和“询”。父老岁岁年年在等着“王师北定中原日”，几乎到了望穿双眼，几乎要化作“望驾石”，其强烈的愿望和痛苦的心情自然就融于“等”字中。而含泪失声的“询”则惟妙惟肖地描绘出父老的神情，那颤颤巍巍的身影，如在眼前，那哽哽咽咽的声调，尤在耳旁，真是“沉痛不可多读”。而“几时真有”更是意味深长，早也盼，晚也盼，朝思暮想，朝朝暮暮州桥畔，伫立凝眸，企首悬望，父老们的急切心情溢于言表。“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这是他们的弦外之音，因为他们的热切盼望一次又一次地变成失望。而诗人的无言以对，可谓“此时无声胜有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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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作者为友人程公辟赠别之作而写的和词，也是一首富含民歌风味的词。

　　上片点染相别的时地境象。起句点时地，“巴子城头”，点出送别的地点。青草萋萋，天色向晚，点明送别的季节、时间。下两句宕开渲染。巴山重峦叠嶂，渲染词人与友相逢相别地方的境象。燕子觅巢，春花辞树，既渲染了分别时节的景象，亦隐喻彼此的一去一留。杂花生树，落英缤纷的景色，也只以“花脱树”一语尽之。“脱”字避熟就生，亦有妙趣。相逢在异乡，相别又当春暮。“杯且举”两句，述临歧殷勤劝酒并话及旅途险恶。瞿唐峡，山高水急，自古行舟艰难。暗示双方入川出川之不易，倍增此时的感慨。

　　下片抒写惜别的情怀，首言自己所去之地。古代交通不便，从四川到江、浙，道路遥远，放觉如在天外。下句点出友人家园所在。宋平江军吴郡和湖州吴兴郡同属两浙路，隔太湖南北相望。从道阻且长写到家乡密迩，不仅上下片意脉联贯，更便于巧妙地为全篇作结。他首先感谢友人的赠柳情深。接着表明珍重这一友谊，要将春意盎然的柳枝带回到彼此的故乡——江南，让它发荣滋长，象征着友谊长青。结尾三句宛转其意。作者自注曰：“来词云‘折柳赠君君且住’。”折柳赠别，意挽留。作者为了感激其深情厚谊，所以要把所赠的柳枝和无限乡思带回那草长莺飞的江南。这里的“江南”，承上“君家正吴门住”句，意指“吴门”。

　　词语言真挚，明白流利而词句却委婉，多低徊不尽之意，情意深厚有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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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义行于君子，而刑戮施于小人。刑入于死者，乃罪大恶极，此又小人之尤甚者也。宁以义死，不苟幸生，而视死如归，此又君子之尤难者也。方唐太宗之六年，录大辟囚三百余人，纵使还家，约其自归以就死。是以君子之难能，期小人之尤者以必能也。其囚及期，而卒自归无后者。是君子之所难，而小人之所易也。此岂近于人情哉?

　　或曰：罪大恶极，诚小人矣；及施恩德以临之，可使变而为君子。盖恩德入人之深，而移人之速，有如是者矣。曰：太宗之为此，所以求此名也。然安知夫纵之去也，不意其必来以冀免，所以纵之乎?又安知夫被纵而去也，不意其自归而必获免，所以复来乎?夫意其必来而纵之，是上贼下之情也；意其必免而复来，是下贼上之心也。吾见上下交相贼以成此名也，乌有所谓施恩德与夫知信义者哉?不然，太宗施德于天下，于兹六年矣，不能使小人不为极恶大罪，而一日之恩，能使视死如归，而存信义。此又不通之论也!

　　然则何为而可?曰：纵而来归，杀之无赦。而又纵之，而又来，则可知为恩德之致尔。然此必无之事也。若夫纵而来归而赦之，可偶一为之尔。若屡为之，则杀人者皆不死。是可为天下之常法乎?不可为常者，其圣人之法乎?是以尧、舜、三王之治，必本于人情，不立异以为高，不逆情以干誉。

　　这是一篇史评，评论唐太宗李世民的假释死刑囚犯，犯人被释归家后又全部按时返回，从而赦免他们的史实。 文章开门见山，警拔有力。从“信义行于君子，而刑戮施于小人”说起，定下了全文的基调，标出全文的主旨。接着从唐太宗纵放死囚的史实，以君子与小人相比较，反复论析，指出唐太宗的做法有悖人情，违反法度，只不过是借此邀取名誉的一种手段。议论纵横，深刻入髓。“上下交相贼以成此名”，而不是什么“施恩德”“知信义”，揭露得可谓明快酣畅。因此，唐太宗的做法不值得效法，不可以作为“天下之常法”，而应该“尧舜三王之治，必本于人情。不立异以为高，不逆情以干誉”。文章据史立论，层层辨析，论证充分，结论高远，警醒人心也。

　　据史书记载，唐太宗曾于632年（贞观六年）下令把等待执行的死囚三百余人放回家中，令与家人团聚，并约定返回狱中的日期。其后三百余入均如期返回，朝廷遂赦免其罪。在欧阳修以前，一般的都把这件事传为“美谈”，认为唐太宗能“施恩德”，囚犯“知信义”。作者独能力排众议，提出了自己的意见。这种敢于创新的精神本身就是可贵的。

　　《纵囚论》最大的特点是逻辑性强，结构严密。全文基本上可以分为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三个部分。在提出问题时，作者肯定地指出，纵囚一事本身就不近人情，这就为下文的展开定下了基调。在分析问题时，作者一针见血地指出，唐太宗之所以这样做，纯粹是为了沽名钓誉。文章从唐太宗、囚犯的不同的心理活动中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这不过是上演了一场“上下交相贼”的闹剧。同时，他还从唐太宗登基六年来并没有消弭小人犯极恶大罪的事实，证明了偶尔的纵囚也解决不了问题。这种“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笔法，确实犀利无比。在解决问题时，作者旗帜鲜明地亮出了自己的观点：不管从事何种工作，“必本子人情”。全文浑然一体，无懈可击。

　　《纵囚论》的反问句较多，有助于增强文章的说服力。第二段中采取问答的形式来论证，又增加了文章的可读性。所有这些，都值得认真揣摩。

蔗庵小阁名曰“卮言”，作此词以嘲之。

卮酒向人时，和气先倾倒。最要然然可可，万事称好。滑稽坐上，更对鸱夷笑。寒与热，总随人，甘国老。
少年使酒，出口人嫌拗。此个和合道理，近日方晓。学人言语，未会十会巧。看他们，得人怜，秦吉了。

　　开篇两句，辛弃疾将人比作酒器，形象生动地描绘出那些见风使舵、阿谀奉承之人的可笑姿态。一个“先”字将官场小人低眉顺目，争先恐后吹捧的动作充分表现出来。接下来两句，词人进一步从语言上进行描写官员们笑眯眯，点头哈腰，顺从统治者，凡事都说“好、好、好”的谄媚之态。

　　“滑稽坐上，更对鸱夷笑。”这两句描绘出腐败官场上人们应酬中相互吹捧、言谈虚情假意的场面。“寒与热，总随人，甘国老。”词人在此用来指那些没有原则，一味跟从，和稀泥的人。

　　下阕开头中的少年指词人自己。史书记载，辛弃疾二十二岁就在抗金前线冲阵杀敌，可称少年英雄，但因其为人正直，不善奉承而遭人排挤，正如其说的“出口人嫌拗”。“此个和合道理，近日方晓。学人言语，未会十会巧。”在官场中要顺从、虚伪才能讨得君主的欢心，这个道理，“我”现在才明白，但是要效仿这些人，“我”却正好不擅长。词人此处的自嘲和上文那些趋炎附势的小人形象形成鲜明对比，突出词人不与世俗同流合污、洁身自好的高尚品格。

　　结尾三句中，词人以幽默的笔调调侃：看他们那些得宠的人，都是像学舌鸟一样会唯命是从，攀附权势。

　　辛弃疾用诙谐的口吻描述了一场“物”的狂欢，这些物都有着南宋官场得宠之人相似的特质：随人俯仰、圆滑虚伪、碌碌无为。当时南宋正处于山河破碎、民不聊生之时，可朝廷却只一味偏安，宠信小人。词人正是通过揭露当时朝廷官员的丑恶嘴脸来反衬自己的正直和有为，但正是因为这样，他才得不到重用，因而内心充满悲痛与不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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