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楼

　　上片，写王朝云与苏轼一样过着艰苦的生活，以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开头两句，以发问的句式，突出王朝云这位“江南游女”的憧憬，问苏轼“何年归得去”朝廷？文后并未立即回答，为下片的行文留下了回味的伏笔。接着第三、四句，采用特写细节的笔法，通过“两足如霜”这些细节，以小见大地突出“江南游女”王朝云饱尝风雨，与苏轼患难与共的坚强性格。

　　下片，以梦幻与现实相结合的手法，再现了王朝云与苏轼美好的夜话。“江亭夜语，喜见京华新样舞，莲步轻飞”。先推出“夜语”的背景“江亭”。这是极为美丽的长江线上的景观。再推出梦幻般的昔日风流镜头：“喜见京华新样舞，莲步轻飞”。“新样舞”令他们眼花缭乱，“莲步轻飞”，令他们神魂颠倒。一个“喜”字，生动地传达了他们当年的荣耀，一个“见”字，准确地重现出昔日的风光。正因如此，“迁客今朝始是归”就暗含了苏轼的人生命运将被改变，令人感到万幸。“迁客今朝始是归”恰好与词的开头“何年归得去”问语相呼应，王朝云的欲归去的美好心愿得以满足。事实上，苏轼离黄赴汝并不很久，第二年又奉宋神宗之命复朝奉郎赴登州，接着任尚书礼部郎中、起居舍人、中书舍人等职。

　　全词，以苏轼与王朝云之间的对答为中心线，疏解了苏轼积郁四年多的愁情。尤其 “江亭夜语”，更使苏轼风流蕴藉，心旷神怡。从与王朝云的“夜语”到他们“始是归”的现实，既是苏轼宣布贬居生涯的终结，更是苏轼写作离别诗词艺术境界的升华。以点代面，淋漓尽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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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词描写春闺少妇怀人之情，也亦写寄托之情也就是托词中少妇的怀人之情寄作者本人的爱君之意。词分为上下两阙描写的情景十分真切，是组词中艺术价值最高的一篇。

　　“楼阴缺。阑干影卧东厢月。东厢月，一天风露，杏花如雪。”词的上阙写楼外月色夜景。楼阴缺处，月光向东厢投下了栏杆的影子。影向东，则月偏西；月偏西，则夜已深。“东厢月”三字，按词牌格式规定，须重出。后出三字属下句，则浩然风露，似雪杏花，尽被包容在这月光下的银色世界里。“杏花”，为点季节，也是春夜外景迷人画面的主体，青春寂寞之怜惜情绪，已暗暗蕴含其中。李白以“床前明月光”引发故乡之思，这里写深夜月色，也为后半首写闺阁愁思不眠，先作环境和心情的烘染。

　　“隔烟催漏金虬咽，罗帏暗淡灯花结。灯花结，片时春梦，江南天阔。”词的下阕写到的那位怀人念远的闺中少妇，深藏在这座幽雅的园林之中，其风姿的秀美、心性的柔静和心情的惆怅，也就可想而知了。给人一种见其景感其人的感觉。所以，上下阕之间看似互不相属，实际上还是非常一致的。然后转写少妇的愁思。她独卧罗帏之中，心怀远人，久不能寐。此时燃膏将尽，灯芯结花，室内光线越来越暗淡，室外则夜露已落，一切都这么沉寂，只有漏壶上的铜龙透过烟雾送来点点滴滴的漏声。在愁人听来，竟似声声哽咽。作者这里并不直接写人的神态，而是更深一层，借暗淡的灯光和哽咽的漏声造成一种幽怨的意境，把人的愁苦表现得十分真切。特别是“隔烟催漏金虬咽”找人一句，尤见移情想象的奇思。又写少妇的幽梦，又重叠前句末三字，突出灯光的昏暗，然后化用岑参《春梦》诗“枕上片时春梦中，行尽江南数千里”二语，表现少妇的迷离惝恍之情。

　　人倦灯昏，始得暂眠片刻，梦魂忽到江南，境界顿觉开阔。然而所怀念的人又在哪？梦中是否能见到？作者却不写出来，让读者自去想象。这样写，比韦庄《木兰花》中的这句 “千山万水不曾行，魂梦欲教何处觅”意思更含蓄，更意味深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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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首送别词，作于作者的诗友欲赴九华走马上任之际。九华：地名，在今安徽省。

　　词的上阕从送别时的天气、时节写起，借早春的残梅加以发挥，谓梅花不肯轻落，是有意要等待这位品格清逸的诗翁，为他送行。下阕借早春的杨柳抒发自己对友人的挽留惜别之情。河桥的杨柳尚未绽芽吐绿，所以不能留人，若以赠别，徒留伤心，只能等到对方归来之 时，长条千缕，方能留得住他。

　　“霭芳阴未解，乍天气，过元宵。讶客袖犹寒，吟窗易晓，春色无聊。”开头几句写词人与诗友吟诗至晓，时值送别，既伤感又无绪。词人开篇渲染送别时的清冷无绪，为下文梅的出现作好了铺垫。

　　“梅梢，尚留顾藉，滞东风，未肯雪轻飘。知道诗翁欲去，递香要送兰桡。”这几句由“春色无聊”骤然而写到“未肯雪轻飘”的早梅，给人以眼前一亮的感觉，并以梅的等待和相送，赞美了友人品格文采之高迈。

　　“清标，会上丛霄。千里阻，九华遥。料今朝别后，他时有梦，应梦今朝。”这几句先承赞颂之意，然后又抒发对友人的依依惜别之情。这几句直接抒怀，表达对朋友的敬重和对分别的伤感，对别后的设想则更细腻地抒发了自己对友谊的珍惜。

　　“河桥，柳愁未醒，赠行人，又恐越魂销。留取归来系马，翠长千缕柔条。”这几句借柳抒怀，表达对友人的惜别挽留之意。这几句表意细腻而委婉，充分利用“柳”和“留”的谐音，把一腔离情抒发得淋漓尽致而又耐人寻味。

　　在中国古典诗歌的传统中，梅花是品格的象征，柳枝是感情的象征。词人以梅花颂人，写残梅有心;以柳条送客，写早柳未发，故无法留住远行之人。既切合刚过元宵的早春时节，为送别实见之景，又巧妙地托物为喻，传达出自己的思想感情。总体来说，词人将一个送别的传统题材寄托于对梅柳的刻画中，可以说是别具一格，清雅脱俗。

　　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

　　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长其长；慈孤弱，所以幼其幼；圣，其合德；贤，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残疾、惸独、鳏寡，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

　　于时保之，子之翼也；乐且不忧，纯乎孝者也。违曰悖德，害仁曰贼，济恶者不才，其践形，惟肖者也。

　　知化则善述其事，穷神则善继其志。不愧屋漏为无忝，存心养性为匪懈。恶旨酒，崇伯子之顾养；育英才，颍封人之锡类。不弛劳而厎豫，舜其功也；无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体其受而归全者，参乎！勇于从而顺令者，伯奇也。

　　富贵福泽，将厚吾之生也；贫贱忧戚，庸玉汝于成也。存，吾顺事；没，吾宁也。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宋]张载）。作为儒学的经典文献之一，张载的《西铭》在传统社会即备受赞誉而传诵不绝，其根本原因在于，这篇铭文虽然仅有250余字，但却为人们安身立命之道的确立构筑了一个共有的精神家园，而且为社会理想蓝图的构建提供了一个弘阔的境界。直到今天，这篇铭文所描述的价值理想，所展现的人生追求，仍然有着积极而丰富的意义。

　　张载认为，佛老的盛行和儒学的衰微，是导致当时社会价值体系多元冲突的思想根源。张载批评佛道二教，“彼语寂灭者往而不反，徇生执有者物而不化，二者虽有间矣，以言乎失道则均焉”。佛教否定现实世界的实存性而追求自我的涅槃寂静，道教否定现实世界的运动性而追求个体的长生久视，虽然二者立言本旨有所差异，但都否认社会存在的整体性、实存性，失却对社会现实的关怀，抛弃了对社会责任的担当，因而不是合乎世界本真和社会需要的价值观，要解决社会问题，就要弘扬积极入世、关怀现实的儒学价值观。故张载以千古寥寥之勇，造道关中，与佛老计得失，为儒学阐新命，他仰思俯读，博闻强记，稽天穷地，探赜索隐，终其一生而未尝止息，最终立足于当时的社会实际，确立了以儒学为价值本位、以“天人合一”为理论特色的哲学体系。《西铭》正是张载哲学思想和价值理念的集中表现。

　　张载以社会现实为终极关怀，他所要继承的，是以孔孟六经为代表的儒学价值观，他所要确立的，是以博大胸襟关怀社会、关注民生的现世主义。孔子道“仁”，孟子言“善”，张载则认为“仁”是人的价值本性，提倡以“仁”为本的价值取向，这是张载对孔子仁学和孟子性善论的综合发展。在张载看来，“仁”并不仅仅意味着对与自我有亲缘关系之人的孝悌友爱，而是对包括自我、家庭、社会、自然等所有存在的无限的、普遍的关爱，将这种源于自然、发自内心的真挚情感推及社会中所有人乃至宇宙万物，是张载价值理念的基本取向。

　　为了实现社会全体对“仁”的价值理念的认同，张载主张发挥自我心灵的知性作用，面向宇宙寻求人的价值本性的根源。他明确提出“天人合一”的理论命题，并在宇宙观的基础上论证了其价值观的真实性、合理性。在张载看来，整个宇宙是充满“太和”之气的整体实在，天地万物的品类咸亨，皆是“气”大化流行的结果，故个体之我不仅和他人，而且和宇宙中一切存在，本质上都是同一的“气”。张载的“气”论，肯定了宇宙万物存在的实在性、整体性、运动性、和谐性，是对虚妄的、孤立的、静止的、对立的佛道世界观的有力批驳，这种万物一体的宇宙观，是张载“仁”学的宇宙论基础。

　　在此基础上，张载建构了一个“天下一家”、“中国一人”的宇宙社会观。在《西铭》开篇，张载讲“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乾卦至健，代表自强不息的精神；坤卦至顺，代表厚德载物的品性；乾坤精神是宇宙演化运动的内在动力，万物生生不息的终极根源。在宇宙万物之中，天地相互交感而创生万物，至诚无私的庇养万物，是乾坤精神的最伟大体现者，故堪称人类万物共同的父母；人类和万物则共同禀受天地而生，故自我和他人为相互依存的血脉同胞，万物和人类是亲密无间的友好伙伴。张载重构了宇宙中一切存在者的亲和关系，对现代和谐社会的建构具有启示作用。

　　为了高扬以仁为本的价值理性，张载还从宇宙论的角度来说明人物之性的问题。张载认为，万物在气化生成过程中，不仅获得了不同的“形”，而且禀受了共同的“性”。人和物的禀性是同一的，既有来自于“气”散之本原状态的“天地之性”，又有来自于“气”聚之暂时形态的“气质之性”。“天地之性”是价值本性，“气质之性”是人的自然属性，“故气质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由于人类和万物禀受之“气”有清浊、偏正的不同，故在宇宙中有不同的地位。在所有的存在之中，“得天地之最灵为人”，只有人得天地正气而与之并参，故只有人才能发扬“天地之性”，这就是人的价值使命。张载的性论，不仅说明了现实中人物之性的二重化特征，说明了“仁”作为价值本体的终极依据，而且为人发扬这种价值本性关照万物确立了基础。

　　当然，对社会伦理的构建是张载价值观的主题内容。张载认为，对天地的“孝”落实到现实的社会生活中，就是要尽职尽责做好自己的事，尽心尽力关照他人和社会。张载借助传统宗法关系描述了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和职责：“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长其长；慈孤弱，所以幼吾幼。圣其合德，贤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残疾、惸独鳏寡，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在张载看来，自我和他人虽然是同胞关系，但由于各自存在境遇、社会地位不同，所以在社会上的具体职责也不同。但所有的人也应该尊重圣贤，并以之为榜样，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成就自我人格和社会公德。

　　张载还从宇宙观的角度论述了人的“命”和“遇”的问题。在张载看来，“命”是上天赋予，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价值本性，对此，人应该修身以俟之；而“遇”则是气质所禀，是富贵贫贱、福祸寿夭等生存境遇，对此，人应该超然以待之，“富贵福泽，将厚吾之生也；贫贱忧戚，庸玉女于成也，”人生的顺境，是上天对我的恩泽，人生的困境，是上天对我的考验，“不愧屋漏为无忝，存心养性为匪懈”，“存，吾顺事，没，吾宁也”，只有坦然地对待生平所遇，坚持不懈地完善自己的价值本性，才能超越外在境遇对自我的困扰，达到人生的永恒安宁。

　　张载哲学的终极目的，是实现自我和他人、家庭和社会、人类和自然的统一和谐，要实现这种社会理想，首先要在对宇宙无限性、整体性、和谐性的认同的基础上，确立宇宙的基本精神也即自我的价值本性，只有认同了天地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广大仁性，并在现实的社会实践中尽职尽责地承担自己的社会责任，尽心尽力地去关照社会中的每一个成员，才算是发挥了天地之性，而无愧于天地之间。这是张载为中国人构建的具有儒家情怀的精神家园，也是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优秀传统文化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