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江月·一是金丹总数

　　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

　　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长其长；慈孤弱，所以幼其幼；圣，其合德；贤，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残疾、惸独、鳏寡，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

　　于时保之，子之翼也；乐且不忧，纯乎孝者也。违曰悖德，害仁曰贼，济恶者不才，其践形，惟肖者也。

　　知化则善述其事，穷神则善继其志。不愧屋漏为无忝，存心养性为匪懈。恶旨酒，崇伯子之顾养；育英才，颍封人之锡类。不弛劳而厎豫，舜其功也；无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体其受而归全者，参乎！勇于从而顺令者，伯奇也。

　　富贵福泽，将厚吾之生也；贫贱忧戚，庸玉汝于成也。存，吾顺事；没，吾宁也。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宋]张载）。作为儒学的经典文献之一，张载的《西铭》在传统社会即备受赞誉而传诵不绝，其根本原因在于，这篇铭文虽然仅有250余字，但却为人们安身立命之道的确立构筑了一个共有的精神家园，而且为社会理想蓝图的构建提供了一个弘阔的境界。直到今天，这篇铭文所描述的价值理想，所展现的人生追求，仍然有着积极而丰富的意义。

　　张载认为，佛老的盛行和儒学的衰微，是导致当时社会价值体系多元冲突的思想根源。张载批评佛道二教，“彼语寂灭者往而不反，徇生执有者物而不化，二者虽有间矣，以言乎失道则均焉”。佛教否定现实世界的实存性而追求自我的涅槃寂静，道教否定现实世界的运动性而追求个体的长生久视，虽然二者立言本旨有所差异，但都否认社会存在的整体性、实存性，失却对社会现实的关怀，抛弃了对社会责任的担当，因而不是合乎世界本真和社会需要的价值观，要解决社会问题，就要弘扬积极入世、关怀现实的儒学价值观。故张载以千古寥寥之勇，造道关中，与佛老计得失，为儒学阐新命，他仰思俯读，博闻强记，稽天穷地，探赜索隐，终其一生而未尝止息，最终立足于当时的社会实际，确立了以儒学为价值本位、以“天人合一”为理论特色的哲学体系。《西铭》正是张载哲学思想和价值理念的集中表现。

　　张载以社会现实为终极关怀，他所要继承的，是以孔孟六经为代表的儒学价值观，他所要确立的，是以博大胸襟关怀社会、关注民生的现世主义。孔子道“仁”，孟子言“善”，张载则认为“仁”是人的价值本性，提倡以“仁”为本的价值取向，这是张载对孔子仁学和孟子性善论的综合发展。在张载看来，“仁”并不仅仅意味着对与自我有亲缘关系之人的孝悌友爱，而是对包括自我、家庭、社会、自然等所有存在的无限的、普遍的关爱，将这种源于自然、发自内心的真挚情感推及社会中所有人乃至宇宙万物，是张载价值理念的基本取向。

　　为了实现社会全体对“仁”的价值理念的认同，张载主张发挥自我心灵的知性作用，面向宇宙寻求人的价值本性的根源。他明确提出“天人合一”的理论命题，并在宇宙观的基础上论证了其价值观的真实性、合理性。在张载看来，整个宇宙是充满“太和”之气的整体实在，天地万物的品类咸亨，皆是“气”大化流行的结果，故个体之我不仅和他人，而且和宇宙中一切存在，本质上都是同一的“气”。张载的“气”论，肯定了宇宙万物存在的实在性、整体性、运动性、和谐性，是对虚妄的、孤立的、静止的、对立的佛道世界观的有力批驳，这种万物一体的宇宙观，是张载“仁”学的宇宙论基础。

　　在此基础上，张载建构了一个“天下一家”、“中国一人”的宇宙社会观。在《西铭》开篇，张载讲“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乾卦至健，代表自强不息的精神；坤卦至顺，代表厚德载物的品性；乾坤精神是宇宙演化运动的内在动力，万物生生不息的终极根源。在宇宙万物之中，天地相互交感而创生万物，至诚无私的庇养万物，是乾坤精神的最伟大体现者，故堪称人类万物共同的父母；人类和万物则共同禀受天地而生，故自我和他人为相互依存的血脉同胞，万物和人类是亲密无间的友好伙伴。张载重构了宇宙中一切存在者的亲和关系，对现代和谐社会的建构具有启示作用。

　　为了高扬以仁为本的价值理性，张载还从宇宙论的角度来说明人物之性的问题。张载认为，万物在气化生成过程中，不仅获得了不同的“形”，而且禀受了共同的“性”。人和物的禀性是同一的，既有来自于“气”散之本原状态的“天地之性”，又有来自于“气”聚之暂时形态的“气质之性”。“天地之性”是价值本性，“气质之性”是人的自然属性，“故气质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由于人类和万物禀受之“气”有清浊、偏正的不同，故在宇宙中有不同的地位。在所有的存在之中，“得天地之最灵为人”，只有人得天地正气而与之并参，故只有人才能发扬“天地之性”，这就是人的价值使命。张载的性论，不仅说明了现实中人物之性的二重化特征，说明了“仁”作为价值本体的终极依据，而且为人发扬这种价值本性关照万物确立了基础。

　　当然，对社会伦理的构建是张载价值观的主题内容。张载认为，对天地的“孝”落实到现实的社会生活中，就是要尽职尽责做好自己的事，尽心尽力关照他人和社会。张载借助传统宗法关系描述了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和职责：“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长其长；慈孤弱，所以幼吾幼。圣其合德，贤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残疾、惸独鳏寡，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在张载看来，自我和他人虽然是同胞关系，但由于各自存在境遇、社会地位不同，所以在社会上的具体职责也不同。但所有的人也应该尊重圣贤，并以之为榜样，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成就自我人格和社会公德。

　　张载还从宇宙观的角度论述了人的“命”和“遇”的问题。在张载看来，“命”是上天赋予，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价值本性，对此，人应该修身以俟之；而“遇”则是气质所禀，是富贵贫贱、福祸寿夭等生存境遇，对此，人应该超然以待之，“富贵福泽，将厚吾之生也；贫贱忧戚，庸玉女于成也，”人生的顺境，是上天对我的恩泽，人生的困境，是上天对我的考验，“不愧屋漏为无忝，存心养性为匪懈”，“存，吾顺事，没，吾宁也”，只有坦然地对待生平所遇，坚持不懈地完善自己的价值本性，才能超越外在境遇对自我的困扰，达到人生的永恒安宁。

　　张载哲学的终极目的，是实现自我和他人、家庭和社会、人类和自然的统一和谐，要实现这种社会理想，首先要在对宇宙无限性、整体性、和谐性的认同的基础上，确立宇宙的基本精神也即自我的价值本性，只有认同了天地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广大仁性，并在现实的社会实践中尽职尽责地承担自己的社会责任，尽心尽力地去关照社会中的每一个成员，才算是发挥了天地之性，而无愧于天地之间。这是张载为中国人构建的具有儒家情怀的精神家园，也是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优秀传统文化遗产。

　　阳历四月四日或五日为清明节。清明前后正是中春，以后就步入暮春了。清明前后春意盎然是踏青赏春的佳时。吴惟信这首诗描写了清明时西湖美丽的苏堤和游人游春热闹的场面以及游人散后幽美的景色。清明是美的，西湖的清明更美。

　　《苏堤清明即事》虽短小，容量却大，从白天直写到日暮。春光明媚、和风徐徐的西子湖畔，游人如织。到了傍晚，踏青游湖人们已散，笙歌已歇，但西湖却万树流莺，鸣声婉转，春色依旧。把佳节清明的西湖，描绘得确如人间天堂，美不胜收

　　首句“梨花风起正清明”诗人点明了节令正在清明。梨花盛开，和风吹拂，时值清明。天气有何等的温暖也不必说了。梨花开在杏花，桃花的后面，一盛开就到了四月。风吹花落，那白白的梨花有的在枝头，有的随风飘落，仿佛是为了清明的祭祀而飘落的。清明时节，人们也忙碌着。

　　游子寻春半出城。人们游春赏玩，大多数人都出了城来到西湖苏堤上。一个半字点出了出城游玩的人很多。西湖边又是多么热闹。

　　后两句“日暮笙歌收拾去，万株杨柳属流莺。”是说，日暮人散以后，景色更加幽美，那些爱赶热闹的人既然不知道欣赏，只好让给飞回来的黄莺享受去了。运用侧面描写， 反映了清明时节郊游踏青的乐趣：“梨花风起正清明，游子寻春半出城。日暮笙歌收拾去，万株杨柳属流莺。”江南三月正是“梨花万朵白如雪”的季节，青年人结伴出城，踏青寻春，笙笛呜咽，歌声袅袅，微风拂面，杨柳依依，真是“心旷神怡，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写出了西湖风景的优美宜人。

　　这是一幅淑女赏春图，画面丰富、生动，意则有所深折。图中女子，背斜阳而倚楼栏，珠帘半卷，新妆乍露，纵目观赏眼前一派春光。

　　占据画面中心的是一河春水。清碧高涨，拍提舐岸，岸柳垂绦，拂水掠波，又好象蘸着春澜在写、在画。垂杨于水，本是主动去沾惹，词人却说是水浸润柳枝，突出了水的活泼。第二句，让人推想，岸边除绿柳成行，还有红紫芬芳，正是春深时候，落红成阵，水面流芳泛彩，清香远播。三四句，女主人公看到了更其富于生命的嬉戏：小小鸳鸯，追啄着水面的花瓣，咬弄着抚水的柳叶，成双成对，追随不舍。拍、蘸、流、弄、噆、随，连下六动词，都由女子注视、感受所串连。我们仿佛随她一起听到了春潮涌动，噬岸有声，鸳鸯啄花啜柳喋喋呷呷；看到了水与柳与花，鸳鸯和花和柳，鸳鸯并鸳鸯之间亲密的厮缠，浑然的生命依恋；看到了水的清碧，柳的翠绿，花的多彩，女子的淡雅衣装，鸳鸯的明艳羽翼；还闻到了满泛一河的花香。

　　这生动、繁富和美丽，明明合奏着春的欢乐，春的勃郁生机，而赏春人却黯然“肠断。”　上片那满目春光的表相下面深潜的意念，都涌动起来。垂杨蘸水，丝绦千缕，“长安陌上无穷树，惟有垂杨管别离”（刘禹锡），昔日折柳送人，如今人在何处，怎不让伊目思怀？“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王昌龄），或者这丝绦已老的柳，竟让伊怨怼于深闺独守。往下，落花流水意的传统蕴含，“水流花谢两无情”的沉重叹息，也许又勾动她生命花衰青春水逝的怜惧。词人的《南柯子》云：“晓绿千层出，春红一半休。门前溪水泣花流”，一个“休”字，正是流水泣花内涵的清楚注脚，与此词同读，正见词人赋予人物的生命怜惧意识的反复出现。待到鸳鸯鸟出现于眼前，它们成双作对，棒打不散，逐水弄花，自在而欢畅，词中人更加难于禁持了。词人《阮郎归·春思》曰“贪凭雕槛看鸳鸯”；《一落索·春怀》曰“清晓莺啼红树，又一双飞去”，词人让词中人一再关切成对的鸳鸯，双飞的莺燕。自然物尚两性相守，阴阳偕合，人呢，形单影只，索寞兰闺，岂不让人难以为情。“得成比目何辞死，愿作鸳鸯不羡仙”，这春光中最富生命的跃动，怎不使她腾起生命追求的热切！于是，因而才有这一片明媚春阳下的“断肠”和“暗”。

　　题为春景，实是春怨、春思、伤春。上片明丽轻快，恰是下片“帘半卷”的慵懒、“背斜阳”的幽悄、“暗断肠”的伤情的缘由，不协调中正含着统一。

参考资料：

　　苏轼词在豪放以外，也显婉约含羞，《蝶恋花》词中即写闺怨女子，缠绵动人。这首词以种种柔美的意象，塑造出一个多愁善感的伤春少女形象；以春意阑珊的景象，烘托出少女伤春的复杂心绪。

　　上阕由写景过渡到写人。全词以哀景引入，“懒、慵”乃倦怠样，“蝶、莺”本为无情动物，词人却以主观情感灌入，描画了两物的慵懒散漫。后以“花落狂风”承接，更于慵懒外平添萧瑟，“残”为花落凌乱之形，暗含残败颓靡；“满”字作结，残红遍地，满布小院的情状即刻呈现眼前。全词前三句写景，由蝴蝶、黄莺的慵懒，转入花落残红的寂寥，为下文写人作铺垫，奠定了哀怨凄楚的氛围。面对这“风雨送春归”、“无计留春住”的情景，心事重重的少女，不免触目伤情，倍添寂寥之感。

　　“午醉未醒红日晚，黄昏帘幕无人卷”，这两句由景及人，主人公午醉未醒，红日已晚，黄昏及至，帘幕低垂。此乃日落黄昏时分，抒情主人公应为一名女子，睡眼惺忪之时，天已慢慢暗沉下来，“帘幕无人卷”从侧面写出女子慵懒倦怠之象。景中含情，人中显意，全词上阕由景及人，细致描摹出一幅残败寂寥的少女闺怨图，色调浓郁低沉。

　　下阕直入，展开对人物外表与内心的描写，细腻地展现出主人公独居闺房之中的情形。“云鬓箭松眉黛浅”，首句以形写神，写因伤春而懒于梳洗，以下承上刻画愁思之重。鬓发散乱，眉间黛墨浅淡，不饰打扮、素面朝天的女子形象显露无疑。这个女子之所以不修边幅，乃是“愁”字作祟，无尽愁怨，无处倾诉。“总”是起领，将女子悠悠“愁媒”一语道尽，见景思愁，见人思愁，万事万物在女子眼中“总是愁媒”。而这愁却无人可排遣，“欲诉”写尽女子渴望倾诉、渴望排遣的心理，但是“谁消遣”的疑问却暗含“无人消遣”的答案，五字将少女悲凉沉重的心情入木三分地刻画出来，凄楚难耐。

　　“未信此情难系绊，杨花犹有东风管”一句，以否定词“未信”领起，虽明言“未信”，却隐隐传递出“信”意，女子的孤单寂寞在这断言般的词句中传达而出。随后女子自比杨花，“杨花犹有东风管”，杨花似花非花，在花中身价不高，且随风飘荡，有似薄命红颜，一无依托。这里即景取喻，自比杨花，悲凉之情以旷语出之，愈觉凄恻动人。女人以花喻人，命薄如杨花，将其女子无所依傍、“难系绊”的深情道出。

　　词的结尾耐人寻味，创造出新意境，写出了少女的消极伤感与天真大胆交织的矛盾心理，显得不同凡响，别具一格。全词以种种柔美的意象，塑造出一个多愁善感的伤春少女形象；以春意阑珊的景象，烘托出少女伤春的复杂心绪，表达对妻子的怀念。

参考资料：

东风知我欲山行，吹断檐间积雨声。
岭上晴云披絮帽，树头初日挂铜钲。
野桃含笑竹篱短，溪柳自摇沙水清。
西崦人家应最乐，煮芹烧笋饷春耕。

身世悠悠我此行，溪边委辔听溪声。
散材畏见搜林斧，疲马思闻卷旆钲。
细雨足时茶户喜，乱山深处长官清。
人间岐路知多少，试向桑田问耦耕。

　　这两首诗是苏轼在去往新城途中，对秀丽明媚的春光，繁忙的春耕景象的描绘。第一首诗主要写景，景中含情。第二首着重抒情，情中有景。

　　清晨，诗人准备启程了。东风多情，雨声有意。为了诗人旅途顺利，和煦的东风赶来送行，吹散了阴云；淅沥的雨声及时收敛，天空放晴。“檐间积雨”，说明这场春雨下了多日，正当诗人“欲山行”之际，东风吹来，雨过天晴，诗人心中的阴影也一扫而光，所以他要把东风视为通达人情的老朋友一般了。出远门首先要看天色，既然天公作美，那就决定了旅途中的愉悦心情。出得门来，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那迷人的晨景：白色的雾霭笼罩着高高的山顶，仿佛山峰戴了一顶白丝绵制的头巾；一轮朝阳正冉冉升起，远远望去，仿佛树梢上挂着一面又圆又亮的铜钲。穿山越岭，再往前行，一路上更是春光明媚、春意盎然。鲜艳的桃花，矮矮的竹篱，袅娜的垂柳，清澈的小溪，再加上那正在田地里忙于春耕的农民，有物有人，有动有静，有红有绿，构成了一幅画面生动、色调和谐的农家春景图。雨后的山村景色如此清新秀丽，使得诗人出发时的愉悦心情有增无减。因此，从他眼中看到的景物都带上了主观色彩，充满了欢乐和生意。野桃会“含笑”点头，“溪柳”会摇摆起舞，十分快活自在。而诗人想象中的“西崦人家”更是其乐无比：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田间小憩，妇童饷耕；春种秋收，自食其力，不异桃源佳境。这些景致和人物的描写是作者当时欢乐心情的反映，也表现了他厌恶俗务、热爱自然的情趣。

　　第二首继写山行时的感慨，及将至新城时问路的情形，与第一首词意衔接。行进在这崎岖漫长的山路上，诗人联想到人生的旅途同样是这样崎岖而漫长。有山重水复，也有柳暗花明；有阴风惨雨，也有雨过天晴。诗人不知不觉中放松了缰绳，任马儿沿着潺潺的山溪缓缓前行。马背上的诗人低头陷入了沉思。三、四两句颇见性情，很有特色，脍炙人口。“散材”、“疲马”，都是作者自况。作者是因为在激烈的新、旧党争中，在朝廷无法立脚，才请求外调到杭州任地方官的。“散材”，是作者自喻为无用之才。“搜林斧”，喻指新、旧党争的党祸。即使任官在外，作者也在担心随时可能飞来的横祸降临，即便是无用之材，也畏见那搜林的利斧。作者对政治斗争、官场角逐感到厌倦，就像那久在沙场冲锋陷阵的战马，早已疲惫不堪，很想听到鸣金收兵的休息讯号。所以，作者对自己此时这样悠然自在的生活感到惬意。他在饱览山光水色之余，想到了前几日霏霏春雨给茶农带来的喜悦，想到了为官清正的友人新城县令晁端友。临近新城，沉思之余，急切间却迷了路。诗的最末两句，就写诗人向田园中农夫问路的情形，同时也暗用《论语·微子》的典故：两位隐士长沮、桀溺祸耦而耕，孔子命子路向他们问路，二人回答说：“滔滔者，夭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且而与其从避人之士也，岂若从避世之士哉？”诗人以此喻归隐之意。

　　两首诗以时间先后为序，依原韵自和，描绘“道中”所见所闻所感，格律纯熟，自然贴切，功力深厚。尤其是第一首“野桃”、“溪柳”一联倍受后人激赏，汪师韩以为是“铸语神来之笔，“常人得之便足以名世”（《苏诗选评笺释》卷二）。其实不仅此联，即如“絮帽”“铜钲”之比拟恰切，“散材”、“疲马”之颇见性情，也是诗中妙对。

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