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江月·五柳坊中烟绿

政和间，余卜筑宛丘，手植众芗，自号芗林居士。建炎初，解六路漕事，中原俶扰，故庐不得返，卜居清江之五柳坊。绍兴癸丑，罢帅南海，即弃官不仕。乙卯起，以九江郡复转漕江东，入为户部侍郎。辞荣避谤，出守姑苏。到郡少日，请又力焉，诏可，且赐舟曰泛宅，送之以归。己未暮春，复还旧隐。时仲舅李公休亦辞舂陵郡守致仕，喜赋是词。

五柳坊中烟绿，百花洲上云红。萧萧白发两衰翁，不与时人同梦。
抛掷麟符虎节，徜徉江月林风。世间万事转头空，个里如如不动。

　　此词开头两句中的五柳坊、百花洲皆清江附近。起拍描写了词人隐居地仙境般的环境。先写居处所见：柳绿如烟，葱茏翠碧，景物朗润。此写地面之景。苍穹红云，绚丽而璀璨。此写天上之景。一幅夕阳山村之景的画面，展现眼前。这也是仅举一端，美景当不止此。地名中有柳有花，柳以绿濡，愈显其深邃；花以红染，益见其娇艳。词人匠心独运的描写，令人陶醉。

　　三、四句，“萧萧”其意为冷落，指头发花白。此时向子諲自叹年老，岁月蹉跎，世事不正常，固此白发萧萧。两衰翁：子諲其一也；另一位便是序中所说辞舂陵郡守致仕的仲舅李公休了。前三句写景叙事，舒缓有致。第四句“不与时人同梦”，词情转向激昂。

　　五、六句中的麟符、虎节，为君王调兵遣将之信物，受者有殊荣。而子諲言抛言掷，十分坚决。绍兴初年，子諲任鄂州知州，主管荆湖东路安抚司，寻任江州知州、改任江东转运使，进秘阁修撰，徽猷阁待制，徙两浙路都转运使，除户部侍郎，可谓品高位显。当宋金议和时，秦桧等投降派力主和，金使将入境，而子諲坚决不肯拜金诏违背秦桧意，乃被罢官，退隐清江，第五句当言此事。子諲忠节，不取悦于世，又不苟合于世，他这种凛然正气，直冲霄汉。第六句“徜徉江月林风”，和第一、二句暗合。一、二句写清江暮色，此写晚景。插叙往事后，词人接着写此时此境的心情。月朗风清，林中闲适徘徊。初读似写闲情逸致，实则词人的心潮并不平静。屈原《九章·涉江》云：“被明月兮宝路，世溷浊而莫余知兮，吾方高驰而不顾。”屈原所言“明月”，珠名，实借“明”字之音，喻己行为光明磊落，借“月”高洁之义，喻己情操之高尚。向子諲林中信步，徘徊慨叹，和屈原诗句所言，可谓世同，情同，意同。

　　最后两句“世间万事转头空”，指宦海浮沉，犹过眼云烟。这句话表明词人视高官厚禄如草芥的心境。“个里如如不动”，“个里”其意为此中，即心中。“如如不动”，佛家语，指真如常住，圆融而不凝滞的境界。《金刚经》“不取于相，如如不动”，是此句之源。这句话用以表达词人结庐人境，不闻车喧，远污离秽，洁身自好的心境。淡泊明志、宁静致远之意，深蕴其中。词以对人生世事的感悟歇拍，既写出自己的心声，又写出了规劝世人的金玉良言。

　　全词似隐逸闲适之作，实为明志抒愤之词。全词反映了子諲居浊而守洁，远奸佞而守忠的美德。就其艺术性而言，写景，笔染春色，柳绿花红，月朗风清；叙事，笔挟风雷，激情慷慨。这种晴空布雷的手法，自出机杼，独标高格。另外，此词明开暗合，照应缜密，亦见词人匠心。第一、二句柳烟云红，当为暮霭之时，第六句月下林风，是晚间风景。时间之推移，如丝相贯，不见断隙。故是词实是一首耐人寻味的好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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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词开头“送人犹未苦，苦送春、随人去天涯”三句下笔点题：暮春送人。二个“苦”字连用，点出送别的悲伤：词人在苏州仓台为幕僚，送别友人是常有的事，还不觉特别悲苦，但在此暮春季节，风雨送春归之时，友人向着天涯远去，心中顿时生出复杂的、莫名的、沉重的悲凉来。而时间偏偏在暮春这样特别的季节，友人和春天一起离去，春惜别之情一同袭来，使得愁苦愈甚。

　　“片红都飞尽，正阴阴润绿，暗里啼鸦”三句承上“苦送春”而点染暮春景象：百花都已凋零殆尽，浓密绿叶成阴，暮鸦不停地啼叫，俨然一幅春末夏初图画。其中“都”字下得重，说明春光消失得彻底。“正阴阴润绿，暗里啼鸦”暗用苏轼《浣溪沙》“连村绿暗晚藏乌”、周邦彦《渡江云》“千万丝陌头杨柳，渐渐可藏乌”、汪藻《点绛唇》“君知否？乱鸦啼后，归兴浓于酒。”词意。详细刻画出暮春景色，照映了词人惜春伤春之情，恰是“一切景语皆情语”。

　　“赋情顿雪双鬓”一句写词人因送友去杭而怀念起在杭州的那位姬人，便不禁黯然伤神，双鬓一下子变白，“雪”字的活用更增添了一种动感和速度感。“飞梦逐尘沙”则形象地描写在送友时，词人脑中完全被怀念杭州姬人所占据，魂牵梦绕，心驰神往，想追逐杭姬踪影的心情。这两句表达了词人的伤春复伤别之情。

　　“叹病渴凄凉，分香瘦减，两地看花”三句写词人与杭姬劳燕分飞，有情人两地分居的相思之苦。哀叹自己得了消渴病处境十分凄惨悲凉，杭姬也会因与自己分别而玉容瘦损，想象杭姬此时此刻与自己二人此时此刻两地看花，目送春归，互寄眷念思忆之情，显得情深意远，相思之情甚笃。其中“病渴”是词人以司马相如自况，反映词人暮年悲惨孤独的情怀。

　　下片开头“西湖断桥路，想系马垂杨，依旧欹斜”三句，写词人送友人去杭时想起了与杭姬往日欢聚时的情景，往日的浪漫情史，深刻印在记忆之中，难以拂去。联系词人的《渡江云三犯》：“千丝怨碧，渐路入、仙邬迷津。肠漫回，隔花时见，背面楚腰身”、《莺啼序·残寒正欺病酒》：“十载西湖，傍柳系马，趁娇尘软雾。溯红渐招入仙溪，锦儿偷寄幽素”、《莺啼序·荷和赵修全韵》：“西湖旧日，画舸频移，叹几萦梦寐”、《惜秋华·木芙蓉》：“长记断桥外。骤玉骢过处，千娇凝睇。昨梦顿醒，依约旧时眉翠”、《祝英台近·除夜立春》：“归梦湖边，还迷镜中路”等可知词人对西湖旧游的怀恋之深，如今送澹翁友人赴杭，不由地百感交加，浮想联翩。

　　“葵麦迷烟处，问离巢孤燕，飞过谁家”三句，词人对刘禹锡“旧时王谢堂前燕，飞人寻常百姓家”诗意的化用，借以探问杭姬踪迹，从而表达对杭姬的思念与关怀，或希望友人此次去杭代为探寻她的下落。

　　“故人为写深怨，空壁扫秋蛇”两句，写词人在告别友人的酒宴上，或长亭送别之际，词人情绪十分激动，于是在壁上即兴题题词，抒写内心愁怨。

　　“但醉上吴台，残阳草色归思赊”两句，写词人在送友之后独自带醉登上姑苏台，看着眼前一片惨淡荒凉的残阳，愁苦也如夕阳下的草一样，渐行渐远还生，不禁发出归欤之叹，生出了不尽的归思，无限羁旅孤况滋味、思归而不得的惆怅也同时涌上心头。

　　词的上片抒发惜别伤春之情，引出忆旧相思之意。层次清晰，环环相扣，引出“两地看花”的感慨。以“送人犹未苦”、“送春”亦犹未苦，突出了忆别之苦。下片集中写忆旧游、“写深怨”、发“归思”，以思归之叹收尾。“写怨”与上片“赋情”对应。西湖美景依旧，爱姬却已离去。日暮黄昏，身老江湖，无限羁旅孤况滋味，思归而不得的惆怅，一齐涌上心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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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安石早年的诗歌创作学习杜甫关心政洽、同情人民疾苦的现实主义精神，他的诗风也有取于杜诗的“沉郁顿挫”。这首诗在王安石的早期诗作中是颇有代表性的，诗中反映河北人民在天灾人祸双重拆磨下的苦难生活，字字句句饱含血泪，并透露出诗人内心无比的沉痛和人溺己溺的焦虑。这就有几分逼近杜诗的“沉郁”。而诗人因采取转折累益、渐层深入、对比寄慨等表现手法而造成的文势跌宕之美，又可说是得力于杜诗的“顿挫”之妙。

　　“河北民，生近二边长苦辛”两句，开门见山地点明了一篇的题意。辽与西夏是宋朝的敌国，按一般的想法，这一带的人民大概困于连年的战祸，自然难免要“长苦辛”了，但诗人压根儿没有提到这一点。当时北宋王朝用屈辱的妥协换来了苟安局面，边界上本无大的战事，而边民的“辛苦”究竟有哪些，作者分三层来回答这一问题。

　　“家家养子学耕织，输与官家事夷狄。”这是第一层。河北之民，勤劳成习。“家家”者，风气普遍，无一例外之谓也。勤劳是取富之道。男耕女织，勿使相失，按照孟子的说法，可“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孟子·梁惠王上》）可是现在的倩况却不然。劳动所得先交给朝廷，朝廷转手送给辽国与西夏。送的名目，说来痛心，对辽称“纳”，对西夏称“赐”。“赐”字虽然比“纳”字中听些，但没有受人威胁而又“赐”人以物之理，王安石用一个“事”字来概括，可谓得体。用予敌银、绢的办法来御敌，虽然有点荒唐，但这是北宋的一项国策，要长期奉行，因此河北之民只好“长苦辛”了。在这一层中，前后两句在对比中造成转折之势，从而波浪式地把诗意向前推进。

　　“今年大旱千里赤，州县仍催给河役”。这是第二层。大旱之年，赤地千里，哀鸿遍野，作为官府，理应开仓赈济，活彼黎庶，但现实的情况恰恰相反，州县两级官吏不顾人民死活，把最有生产自救能力的丁壮抽去上河工，丢下老弱妇孺不管。“仍”字见官府墨守陈规，赋役杂税，无一减免。“催”字状其急如星火。用字极为精确。对外怯儒畏葸，对内凶狠强横，这也是北宋朝廷长期奉行的国策，因此河北之民又只好“长苦辛”了。在这一层中，前后两句在对照中造成累叠之势，这是诗家所谓的“加一倍写法”，从而使文气旋转而下。以下即写人民不得不离乡背井。

　　“老小相携来就南，南人丰年自无食。”这是第三层。边地既无活命希望，边民只好向南逃荒求生。“老小相携”四字寓无限悲惨之意。因为丁壮既为官府抽调，所剩只有老弱妇孺。在忍饥挨饿的情况下长途跋涉，老弱需要搀扶，妇孺需要照顾，而现在一切都无所巴望，只好老小相携而行。而一个诱人的消息在鼓舞着他们：南方丰收，就食有望。但当他们历尽千辛万苦来到黄河之南以后，竟发现河南人民也在挨饿。希望终于破灭。至此，二边人民的生计完全断绝。他们中间的大部分人必将困饿而死；侥幸活下来的人，则更将“长”伴“苦辛”，永无尽期。在这一层中，前后两句在映衬中造成开拓之势，从而暗示出“长苦辛”不是河北之民所独罹，河南之民以及其他内地之民无不如此；“长苦辛”的原因，不止是因为“近边”、“大旱”，即使是内地与丰年照样不能幸免。这就为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留下了想象空间，扩展了全诗的思想意义。

　　上述三层，紧扣开头“长苦辛”三字而来，一层比一层深入地铺叙了河北之民所受“苦辛”的可悲，字里行间还透露出诗人对这种现象的严重关注和对受苦人民的深切同情。尽管前者是明写，后者是暗寓，但正由于在叙事中有主观的情韵，所以虽然用的是赋法，而感人的力量同样极为强烈。至第三层叙毕，边民的深愁极苦已无以复加，作者的心情也惆怅难述，于是便转换角度，专事气氛的渲染：“悲愁白日天地昏，路旁过者无颜色。”上句为正面描写，形容边民的悲愁之气犹如阴云惨雾，弥漫太空，致使白日为之无光，

　　天地为之昏黑。下句为侧面描写，指出道旁行人见此惨象，也不禁感到悲痛欲绝，色沮神丧。这两句都承上文理路而来，但前者虚，后者实，通过虚实相生，使诗中所写的内容更为惊心动魄，作者的感情脉络也趋于明朗。篇末两句采用古今对比的手法寄托自己的深意：“汝生不及贞观中，斗粟数钱无兵戎！”贞观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年号。贞观十五年（641），唐太宗曾对侍臣谈到自己有二喜：“比年丰稔，长安斗粟直三、四钱，一喜也；北虏久服，边鄙无虎，二喜也。”（《资治通鉴》卷一九六）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和对外退让的情形正好与唐太佘所说的“二喜”构成鲜明对比。王安石用感叹的口吻对流民宣传“贞视之治”的美好，这不仅是对流民的安慰，更是对时政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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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首词题作“桃花”，借写桃花而诉说了一段香艳哀婉的爱情故事，将咏花与怀人结合起来。

　　“东风著意，先上小桃枝。红粉腻，娇如醉，倚朱扉。”开篇便是桃花的动人形象。春光明媚，暖风骀荡，小桃初绽，俊俏芬芳。“红粉腻，娇如醉，倚朱扉。”三句作者以人比花，展现桃花的鲜丽可爱。朵朵桃花，娇嫩鲜美，红香翠意，争艳窗扉，这不恰似浓施粉黛、娇痴似醉、斜倚朱扉的佳人？“腻”字突出了红色之艳，“醉”写出来小桃的妩媚，作者比喻巧妙，别出心裁，却又妥帖自然，精当到位。这样着笔，不仅赋予静物人的丽质和生气，也为下文由花捕写人作了铺垫，再带出“记年时”自然水到渠成。

　　“记年时”到“脸薄拂燕支”都是对佳人的追忆，作者以细腻的手笔铺叙开来。那时，春光旖旎，暖意融融。芳草萋萋，垂柳袅袅，词人正策马而驰，不经意间瞥见了佳人清隽的脸庞，在临水的岸边，隐隐与桃花相映，娇颜新妆，风情万种，他遂“玉勒争嘶”，驻足痴望。“认蛾眉凝笑”两句是佳人的优雅形象，她婉转蛾眉，笑靥如花，略施粉黛，风姿绰约，令作者钟情倾心。但是，作者忽而插入一句“绣户曾窥。恨依依”，值得细细品味欣赏。这暗含了他与佳人曲折的爱情经历，“绣户曾窥”是他寻访、追求佳人的画面；“恨依依”则写他寻人不遇或未能如愿的落寞心绪，作者用语隐约含蓄，正暗合他当时的幽微心绪。

　　下阕由回忆转入现实。“共携手处”三句凄凉幽曲，透露出今昔迥异。当初桃花娇艳馥丽，而今却已香薄似雾、落红随步，失去了往日的美妙风情，直教人怜惜。作者不南埋怨起春之迟暮，因为它带来了太多的伤感。“销瘦损。凭谁问。只花知。泪空垂”是此时词人的怀抱，佳人不见，恋情已远，他却依旧执著追忆，在离愁别一服中变得憔悴。

　　“旧日堂前燕”一句出自唐刘禹锡《乌衣巷》，但作者转化其意，突出的不是“飞人寻常百姓家”的世事变迁，而是“和烟雨，又双飞”的清冷孤单。燕子还能双宿双飞，形影不离，而人却是形单影只、茕茕孑立，对比强烈，摄人心魄。“人自老”三句，又是萧瑟之笔，春光仍好，人却已老去，仕期也只有求诸梦里。“前度刘郎，儿许风流地，化也应悲”暗用了刘禹锡《再游玄都观》的涛句：“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义来。”其中也暗含刘晨重入天台山的典故，又一次扣住桃花，抒发了物是人北的伤逝。经过一番缠绵往复的咏叹，作者最后结以“但茫茫暮霭，目断武陵溪。往事难追”点明了往事堪哀、旧梦难续的主题。“武陵”的出现并不突兀，还是运用的刘晨上天台山的典故，他曾误入武陵溪，后多称他为“武陵人”，如“晨肇蓖来路已迷，碧桃化谢武陵溪”（唐工涣《惆怅诗》），所以这仍与题目“桃花”天合。词人早构建了心灵的美好桃源，承载着他全部的梦，但住一片茫茫的暮霭中，望穿了武陵溪水，也找不回当时的曼妙温情。

　　本词以桃花始，以桃花终，咏花与写人交织衬映，借物抒情，借物怀人，情致婉曲缠绵，语言妩媚动人。词中，词人的回忆也随着季节不断更换，这种时空流转的写法，乃是中国古典诗词的一大特色。

参考资料：

　　这首诗首二句纪行，叙述他自镇江逃脱，回到长江口的艰险经历。末二句抒情，以“磁针石”比喻忠于宋朝的一片丹心。这首诗语言浅近，运用比兴手法，触景生情字，里行间表现出坚定不移的爱国主义精神。

　　诗的首二句纪行，叙述他自镇江逃脱，绕道北行，在海上漂流数日后，又回到长江口的艰险经历。首句的“北海游”。指绕道长江口以北的海域。次句“回从扬子大江头”，指从长江口南归，引起三、四两句。

　　末二句抒情，以“磁针石”比喻忠于宋朝的一片丹心，表明自己一定要战胜重重困难，回到南方，再兴义师，重整山河的决心。“臣心一片磁针石，不指南方不肯休”，表现了他不辞千难万险，赶到南方去保卫南宋政权的决心。忠肝义胆，昭若日月。

　　诗人运用比兴手法，触景生情，抒写了自己心向南宋，不到南方誓不罢休的坚强信念，真实地反映了作者对祖国的坚贞和热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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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义行于君子，而刑戮施于小人。刑入于死者，乃罪大恶极，此又小人之尤甚者也。宁以义死，不苟幸生，而视死如归，此又君子之尤难者也。方唐太宗之六年，录大辟囚三百余人，纵使还家，约其自归以就死。是以君子之难能，期小人之尤者以必能也。其囚及期，而卒自归无后者。是君子之所难，而小人之所易也。此岂近于人情哉?

　　或曰：罪大恶极，诚小人矣；及施恩德以临之，可使变而为君子。盖恩德入人之深，而移人之速，有如是者矣。曰：太宗之为此，所以求此名也。然安知夫纵之去也，不意其必来以冀免，所以纵之乎?又安知夫被纵而去也，不意其自归而必获免，所以复来乎?夫意其必来而纵之，是上贼下之情也；意其必免而复来，是下贼上之心也。吾见上下交相贼以成此名也，乌有所谓施恩德与夫知信义者哉?不然，太宗施德于天下，于兹六年矣，不能使小人不为极恶大罪，而一日之恩，能使视死如归，而存信义。此又不通之论也!

　　然则何为而可?曰：纵而来归，杀之无赦。而又纵之，而又来，则可知为恩德之致尔。然此必无之事也。若夫纵而来归而赦之，可偶一为之尔。若屡为之，则杀人者皆不死。是可为天下之常法乎?不可为常者，其圣人之法乎?是以尧、舜、三王之治，必本于人情，不立异以为高，不逆情以干誉。

　　这是一篇史评，评论唐太宗李世民的假释死刑囚犯，犯人被释归家后又全部按时返回，从而赦免他们的史实。 文章开门见山，警拔有力。从“信义行于君子，而刑戮施于小人”说起，定下了全文的基调，标出全文的主旨。接着从唐太宗纵放死囚的史实，以君子与小人相比较，反复论析，指出唐太宗的做法有悖人情，违反法度，只不过是借此邀取名誉的一种手段。议论纵横，深刻入髓。“上下交相贼以成此名”，而不是什么“施恩德”“知信义”，揭露得可谓明快酣畅。因此，唐太宗的做法不值得效法，不可以作为“天下之常法”，而应该“尧舜三王之治，必本于人情。不立异以为高，不逆情以干誉”。文章据史立论，层层辨析，论证充分，结论高远，警醒人心也。

　　据史书记载，唐太宗曾于632年（贞观六年）下令把等待执行的死囚三百余人放回家中，令与家人团聚，并约定返回狱中的日期。其后三百余入均如期返回，朝廷遂赦免其罪。在欧阳修以前，一般的都把这件事传为“美谈”，认为唐太宗能“施恩德”，囚犯“知信义”。作者独能力排众议，提出了自己的意见。这种敢于创新的精神本身就是可贵的。

　　《纵囚论》最大的特点是逻辑性强，结构严密。全文基本上可以分为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三个部分。在提出问题时，作者肯定地指出，纵囚一事本身就不近人情，这就为下文的展开定下了基调。在分析问题时，作者一针见血地指出，唐太宗之所以这样做，纯粹是为了沽名钓誉。文章从唐太宗、囚犯的不同的心理活动中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这不过是上演了一场“上下交相贼”的闹剧。同时，他还从唐太宗登基六年来并没有消弭小人犯极恶大罪的事实，证明了偶尔的纵囚也解决不了问题。这种“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笔法，确实犀利无比。在解决问题时，作者旗帜鲜明地亮出了自己的观点：不管从事何种工作，“必本子人情”。全文浑然一体，无懈可击。

　　《纵囚论》的反问句较多，有助于增强文章的说服力。第二段中采取问答的形式来论证，又增加了文章的可读性。所有这些，都值得认真揣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