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旱田赋呈上元簿杨明卿

　　这首词调，创自清真。写离别情景，故能随意驰骋，而又与音调协合，具声乐美。

　　词上片写送别，下片写别后之思。词中运用陪衬、反衬、熔情入景、化用前人诗文之语等多种手法，细腻曲折地写出了送别怀人的悲凄与深情。全词所表现的惜别、怀旧之情，显得极为蕴藉，只于写景、叙事、托物上见之，而不直接流露。

　　起两句“河桥送人处，良夜何其？”写送别的地点、时间。时间是夜里，夜是美丽的，又是温馨可念的，故曰“良”；联系后文，地点是靠近河桥的一个旅店或驿站；用《诗。小雅。庭燎》的“夜如何其”问夜到什么时分了，带出后文。“斜月远堕余辉；铜盘烛泪已流尽，霏霏凉露沾衣。”夜是露凉有月的秋夜。但送别情人；依依不舍，故要问“夜何其”，希望这个临别温存的夜晚还未央、未艾。可是这时候，室内铜盘上已是蜡尽烛残，室外斜月余光已渐收坠，霏霏的凉露浓到会沾人衣，居然是“夜向晨”了，即是良夜苦短、天将向晓的时候。这三句以写景回答上文；又从景物描写上衬托临别时人心的凄恻和留恋。“斜、堕、余、凉”，都是带有感情色彩的字：“烛泪”更是不堪。周邦彦词喜运化唐诗。“烛泪”句即运化杜牧《赠别》诗“蜡烛有心还惜别，替人垂泪到天明”，李商隐《无题》诗“蜡炬成灰泪始干”。　

　　“相将散离会，探风前津鼓，树杪参旗。”收束前面描写，再伸展一层，说临别前的聚会，也到了要“散离”的时候，那就得探看树梢上星旗的光影，谛听渡口风中传来的鼓声，才不致误了行人出发的时刻。　

　　“参旗”，星名，它初秋黎明前出现于天东，更透露了夜的季节性。鼓，可能指渡头的更鼓，也可能指开船鼓声，古代开船有击鼓为号的。观察外面动静，是为了多留些时，延迟“散离”，到了非走不可的时候才走，从行动中更细腻的写出临别时的又留恋、又提心吊胆的心情。“花骢会意，纵扬鞭、亦自行迟。”写到出发。大约从旅舍到开船的渡口，还有一段路，故送行者，又骑马送了一段。从骑马，见出送行者是男性；从下文“遗钿”，见出行者是女性。这段短途送行，作者还是不忍即时与情人分别，希望马走得慢点，时间挨得久点。词不直说自己心情，却说马儿也理解人意，纵使人要挥鞭赶它，它也不忍快走，这里用拟人手法，将离情别绪层曲婉转的道出。 　

　　过片“迢递路回清野，人语渐无闻，空带愁归。”三句接写送别后归途。情人一去，作者孤独地带着离愁而归，故顿觉野外寂寞清旷，归途遥行，对同一空间的前后不同感觉，也是细腻地反映送别的复杂心情。“何意重经前地，遗钿不见，斜径都迷。”这三句是一个大的转折，转得无痕，使人几乎难以辨认。读了这几句，才了解上面所写的，全是对过去的回忆，从这里起才是当前之事，这样，才使人感到周词结构上的细微用心，时空转换上的大胆处理，感到这里真能使上片“尽化云烟”。《海绡说词》说“河桥”句是“逆入”，“前地”句是“平出”，“逆”即逆叙以往，“平”即平叙当前。这里的第一句领起后文。直贯到全词结尾；第二句情人去后，不见遗物，更无余香余泽可求；第三句写旧时路径，已迷离难认，“兔葵燕麦，向斜阳、影与人齐。”送别是晚上和天晓时候；重游则傍晚，黄昏中的斜阳，照着高与人齐的兔葵、燕麦的影子。这两句描绘“斜径都迷”之景，有意点出不同期间；又用刘禹锡《再游玄都观》诗序“惟兔葵燕麦，动摇于春风有”的典故，表示事物变迁之大。感慨人去物非的细腻心情，完全寄寓于景，不直接流露，故《艺蘅馆词选》载梁启超评这两句词说：“与柳屯田之‘晓风残月’，可称送别词中双绝，皆熔情入景也。”下面三句：“但徘徊班草，欷歔酹酒，极望天西。”说过去列坐的草地上，徘徊酹酒，向着情人远去的西边方向，望极天边，而欷歔叹息，不能自已。“欷歔”二字，直接摹态抒情。

　　这首词写情细腻、沉着，语句起伏顿挫，结构上层层伸展，时空变幻灵动飞扬，过渡自然，风格上哀怨而浑雅，堪称送别怀人作品中的上乘之作。

　　“辽鹤归来，故乡多少伤心地”，起首二句以比兴发端。将自己比作离家千年的辽东鹤，一旦飞回故乡，事事处处都引起对往昔生活的深情回忆，触发起无限伤感的情怀，“辽鹤”用的是《搜神后记》中丁令威的故事。”“故乡多少伤心地”，《夷坚二志》作“故人多少伤心事。”

　　“寸书不寄，鱼伤空千里”两句。暗用典故。刘向《列仙传》载：“陵阳子明钓得白鱼，腹中有书。“又，古乐府《饮马长城窟行》有句云： “客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呼儿烹鲤鱼，中有尺素书。”这里化用旧典，补叙别后多年了无音们。上句似先写对方不寄书，实足从巳方感觉而后得知。下句直说自己久盼情状。盼而“空”是结果”久盼的全过程，便从这个“空”字透露出来，从这个“空”，才回过头来察觉了本是由于对方的“寸书不寄”。词意平实，却蕴思细致，深有韵味。

　　过片又回到眼前，“凭仗桃根，说与凄凉意”。人事变迁，信音辽邈，重来旧处，不见伊人，欲诉无由。东晋王献之有《桃叶歌》三首，其二云：“桃叶复桃叶，桃叶连桃根。桃叶，献之爱妾名，其妹名桃根。姊妹连枝，凭她说与，作者用比曲说如此虽隔一层，也是有死胜无了。“凄凉意”，《夷坚三志》作“相思意”。“凄凉”也好，“相思”也好，都是指多年积蓄未了情。 “凄凉”二字似乎表达得更深一些。有此二字，亦足以道出满腔幽情了。

　　结尾“愁无际”三字，包含了别来至今，荡漾在自己心中的无尽的悲感。“旧时衣袂，犹有东门泪”写黯然销魂之意，将情感推向极致。词人看到她的旧时衣物至今犹在，内心情感无法抑制，除了泫然泪下之外，再也说不出任何话语。古乐府《东门行》曰：“出东门，不顾归。“”东门”在古典文学中是带有浓厚悲伤色彩和感伤意蕴的送别之所，被赋予“一去不返”的定性。词人在这里化用，足以体现他仿佛认命一般，对于那些离去的人和事不抱任何希冀与期待了。

　　这首词直抒胸臆，虽淡淡写来，亦有深情无限。全篇章法多变，摇曳生姿，起承转合，各具其妙。最妙处当是结句，触物生情，遥应篇首，既绾合全篇，又点透题旨，有语淡情深之余味。

参考资料：

　　先生，汉光武之故人也。相尚以道。及帝握《赤符》，乘六龙，得圣人之时，臣妾亿兆，天下孰加焉？惟先生以节高之。既而动星象，归江湖，得圣人之清。泥涂轩冕，天下孰加焉？惟光武以礼下之。

　　在《蛊》之上九，众方有为，而独“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先生以之。在《屯》之初九，阳德方亨，而能“以贵下贱，大得民也”，光武以之。盖先生之心，出乎日月之上；光武之量，包乎天地之外。微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微光武，岂能遂先生之高哉？而使贪夫廉，懦夫立，是大有功于名教也。

　　仲淹来守是邦，始构堂而奠焉，乃复为其后者四家，以奉祠事。又从而歌曰∶“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历史名人严子陵】
　　近代诗人柳亚子有一首《感事呈毛主席》的诗，诗中有“安得南征驰捷报，分湖便是子陵滩”之句，这子陵滩讲的是东汉高士严子陵不慕 仕 途，隐 居 山野，垂钓富春江的典故，严子陵的故乡则是在浙江宁波余姚。
　　严子陵（公元前37—43），名光，又名遵，字子陵，西汉末余姚人。少年时代就到外地投师，刻苦好学，博学多才，性格耿直。在学时与南阳人刘秀是同学，两人白天探讨奥旨，夜来抵足而眠，结下深厚友谊。当时因朝廷腐败，王莽篡位，赤眉、绿林纷纷起义，严子陵见天下大乱，便 回到余姚，隐居不出。后来刘秀统一天下，做了皇帝，就是东汉开国皇帝光武帝。光武帝知严子陵贤能，便派人四出寻访。有人见他反穿裘皮袄在泽中钓鱼，光武帝急忙派使者，备了华丽的车马，请他入朝为官，但接连三次都被绝然回绝。光武帝没法，便亲自到他的住处去请，岂料他竟躺在床上假寐不起，光武帝走到了他的身边，抚着他的肚腹说：“你这个怪人，难道不肯助我治理天下吗？”他番身坐起，答道：“从前尧帝那样有德有能，也还有巢父那样的隐士不愿出去做官，读书人有自己的志趣，你何必一定要逼我进入仕途呢？”光武帝听了直摇头，说：“子陵，我终究不能说服你吗？”
　　然而，光武帝并没有死心，仍然把他请到洛阳。他虽被安置住在富丽堂皇的大院深宅，却绝不肯与朝廷显贵往来，光武帝去拜见他，他也不行君臣之礼。光武帝对他没有办法，说他是“狂奴故态”。
　　一天光武帝把他请进宫中，促膝谈心，向他请教治国之道。严子陵滔滔不绝，口若悬河。光武帝听他论古涉今，说理精辟，喜得眉飞色舞。两人一直谈到深夜，光武帝便留他同床睡觉。严子陵也不推辞，躺在床上，叉开双腿，沉沉入睡。睡到半夜，竟把一条腿搁到皇帝身上，光武帝为了不惊动他，竟一夜没有睡好。
　　次日清晨，严子陵还在梦乡，光武帝就起了床。只见钦天太监惊慌失措的闯进宫门，奏道：“臣昨夜仰观天象，发现有客星冲犯帝座，恐怕于万岁不利，特进宫面禀”。光武帝沉思片刻，勿而恍然大悟，哈哈大笑道：“那里是什么客星冲犯帝座，是朕与好友子陵同床而眠，他的一条腿搁到了朕身上了。”
　　从此严子陵这个“客星”的雅号就名扬四海。他家乡的山陈山被称为“客星山”，桥被叫作“客星桥”。如今还保留在余姚四碑亭的严子陵碑文中，也有“依然城廓客星高”之句。
　　光武帝十分钦佩严子陵的人品才学，要他担任谏议大夫，这是一个很高的职位，但他还是不肯接受。后来干脆不辞而别，回到家乡余姚隐居。
　　建武十七年（公元48年），光武帝又派使者到了余姚请严子陵进京做官。他听到消息，赶紧躲避起来，使者只得泱泱而返。为了避免朝廷再找麻烦，他索性带着家人，迁居桐庐富春江边种田、钓鱼。他钓鱼的地方后人称之为“子陵滩”。“严子陵钓台”至今遗迹犹在。严子陵回到余姚直至终老，享年八十，死后葬于余姚陈山。南宋丞相史浩有《严先生墓》诗道“玉匣蛟龙已草莱，一邱马髦尚封培，云台若也标名姓，千古谁知有钓台。”陈允平“严墓”诗也写道：“山高石怪水冷冷，三尺孤墓葬客星，遥想陵原松桧色，晓烟暮雨为谁青。”
　　严子陵视富贵如浮云的气节，千百年来一直受到人们的敬仰。北宋名臣范仲淹仰慕严子陵高节，特意为他造了祠堂，并写了一篇传颂千古的《严先生祠堂记》，赞他“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明著名学者徐渭在《严先生祠》诗中写道：“碧水映何深，高踪那可寻，不知天子贵，自识故人心。山霭消春雪，江风洒暮林，如闻流水引，谁听伯牙琴。”

【严子陵钓鱼台】
　　富春山又名严陵山，山麓耸起一双石岩，俗称东台、西台，东台也就是严子陵钓鱼台。严子陵名光，东汉初余姚人，儿时与光武帝刘秀是同窗，刘秀得天下后，邀他出来做官，严光再三谢绝，归隐富春山，钓鱼耕田，打发余生。对他不事权贵的作法，历代是有口皆碑。唐代就建起了严陵祠。宋代又升格，毕恭毕敬的称为严先生祠堂，文学家范仲淹作《严先生祠堂记》，五体投地地说：“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西台姑且称为“谢公台”，它的名气小得多，却自有动人的故事。谢翱字皋羽，南宋诗人，曾从文天祥抗元。文兵败殉国后，谢悲痛欲绝，登临此台致祭，据说他手持竹如意，击石作歌，歌毕竹石俱碎。台上有亭，亭上有联道：“生为信陵流离客，死结严陵寂寞鬼”。亭前竖有石碑一块，上刻有谢翱用生命写成的散文《登西台恸哭记》。在东西两台之间，有一座双清亭，亭柱上的楹联是“拾级拜严子，亮节高风今古还誉：隔江祭谢公，忠心赤胆日月魂。》”

【“高风千古”石坊和严氏宗祠】
　　胡惠瑞
　　“高风千古”石坊和严氏宗祠，位于檀湖山之北，历山之南，亭山之左，柏山之右，329国道南侧三里许。严子陵后裔集居其间，旧称“客星里”，现为“亲堰村”。
　　由北入村，见南北跨江一小桥，曰“皇帝堰古桥”及“为汉徵士子陵先生立”诸字。背面上额镌刻“清节流芳”和“严子陵纪念坊”诸字，并有“钦差提簿军务浙江等处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汉阳尹应元赐建，知余姚事晋江黄琰为汉徵士子 陵 先生立”等字。据传“高风千古”和“清节流芳”八字为汉光武帝刘秀亲书，石坊建于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为重修严子陵墓的同时重建，石坊具有明代典型的艺术风格和石雕建筑艺术，主基稳实，细部镂空浮雕狮子滚绣球及鸟兽等图案，雕刻精巧，栩栩如生，气势宏伟。体现了明代工匠高超的石雕技艺，有着极高的艺术价值。在十年动乱中，因石坊被群众改建房屋当作歇脚凉亭的依靠所遮挡，才得以躲过浩劫之难，保存了这一保贵的石雕精品。为余姚市文物保护单位。
　　坊西首有一广场，西侧还扩建有三间“高风亭”，亭内有一展室。有严子陵先生半身像及生平事迹介绍，供游客参观。
　　牌坊四周集居严氏后裔，是汉徵士子陵公姓氏之源流。村东南偶有严氏宗祠，坐北朝南，前后三进，进距空旷，规模宏大，周以围墙，建筑考究，雕梁画栋，雕刻 细 致，人物生动，有较高的建筑艺术价值。仅南照墙，大门被毁，第一三进有几间 倒 塌，梁檐卧地，周墙残缺，其余尚存。
　　村正南不远处，见青山一色，绿树成荫，气象非凡。曰：“严公山”，俗称“南面山”，先生二十一世孙，唐降州剌史建“严公庙”于此，山巅白云峰有平石阔数丈，刻有“严公山”三个大字于其上。后因子陵墓在客星山。庙徙迁客星山，现仅存遗址。
　　据《下河严氏支谱》，《严子陵公生平考》记载：晋武帝太康四年（283）晋升安太守始建祠于“客星里”，先生为始祖。严氏战国初，避秦虐而改庄姓，至汉武帝时，严公父士恂守会稽遂家也，蔓延至哀帝间（公元前6-1年，避明帝刘庄讳（58），易庄为严，《子陵墓碑略》云：公生元帝永光五年（公元前39年）壬午八月十二，元始元年（公元1年）侍父士恂令新野（今河南新野县）时，与刘秀父亲刘钦尹南顿相善，故公与刘秀同往汝南郑敬处求学。两人白天探讨学问，夜间抵足而眠 ，结下深厚友谊。因王莽篡位（公元9年），赤眉、绿林纷纷起义，公见天下大乱，便回家乡余姚陈山隐居读书。过了十三年（公元23年），刘秀中兴汉室，统一天下，做了东汉开国皇帝，为光武帝。公得知刘秀做了皇帝，便改名换姓，到远处隐居。刘秀知道公的贤德和才能，令人四处查访，请公出来辅佐。后来，齐地有人上书，说有一男子反穿羊裘，在湖泽中钓鱼，可能是公。刘秀即派使者，备了华丽的车马接他到了京城，请他入朝做官。前后接了三次才把他接来。并对他优礼有加。安排住进京城宾舍。大司徒（相当于丞相）与公是旧相识，派人带亲笔信去问候，刘秀亲自命人驾车出宫。拜访公，公睡床上，置之不理。刘秀知道他是假睡，就走到了他身边，抚着他的肚腹说：“你这个怪人，我今日以故人的身份来看望你，难道你不肯助我治理天下吗？”公忽然坐起，答道：从前尧帝那样有德有能，还有巢父那样的隐士不肯出去做官。读书人自有自己的志趣，你何必一定要逼我进入仕途呢？”刘秀听了直摇头。
　　后来，刘秀终于把公请进宫，公也被刘秀的诚意所感动，两人谈天话旧。畅叙不已。刘秀向公请教治国之策，他也诚意相告。一直谈到了深夜，刘秀留他宫中过夜，他也不推辞。就和刘秀同床而睡，他叉开双脚，沉沉睡去。睡到半夜，他一条腿搁到刘秀的肚皮上，刘秀为了不惊动他，竟一夜没有睡好。
　　第二天，刘秀起床上朝，有钦天监出班奏道：“臣昨夜仰观天象，见有客星冲犯帝座，恐于万岁不利。”刘秀听后哈哈一笑：“哪有什么客星冲犯帝座，是我与好友子陵同榻共眠，他将一条腿搁到了我的身上了。”
　　刘秀十分钦佩他的才学人品，任他为谏议大夫，他坚决不受，但深知朝中的处境和自己的秉性不利，他留给刘秀一封辞职谢罪的信，不辞而别，来到了风景秀丽的富春江畔隐居不出。
　　建成武十七年（公元41年，刘秀再次派使者征他进京做官。他听到了消息赶紧回到余姚，躲在陈山脚下的月德寺中，使者闻讯追寻而来，那天正好下大雪，积雪 很 厚，公急中生智，倒穿芒履上了陈山，使者见雪上有脚印，向山脚寻找一番，结果当然没有找着。后人有诗云：“避士入隐志不凡，倒拖芒履上陈山，客星高照古渡在，山高水长仰先贤。”
　　公八十终老于家，刘秀听到了他去世的消息，十分悲伤，令地方政府出钱百万，谷千斛，将他葬于故里陈山。北宋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仰慕他的高节，特为他建成了祠堂，并定《严先生祠堂记》，赞誉道：“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去山指的是严氏宗祠前的严公山，总称白云山。江水是指祠前的环湖带和下河往西注入姚江。

【严子陵有世孙在桐庐】
　　屹立在桐庐县富春江镇的严子陵钓鱼台，是浙江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且已成为著名的旅游胜地。但时隔两千多年，你是否相信在桐庐还有严子陵的世孙呢？
　　近日，桐庐县组织各乡镇文化部门进行文化遗产普查时，钟山乡文化站收集到了一本《严氏宗谱》，并从中发现历史名人严子陵的五十五世、五十六世孙就在桐庐县钟山乡朱边畈村。
　　根据家谱记载，严子陵的五十五世孙有八十岁的严奉复和七十五岁的严奉纯等。五十六世孙有六十岁的严国春和五十五岁的严金华等。家谱中写道：“始祖光，字子陵行云，二世家会稽余姚人，小字狂奴，少有高名，同光武帝同学，两人同窗同座同床三年，互敬互学名列全班前茅。刘秀登基后，三番五次聘他当谏议大夫，严子陵不屈。仍耕于富春山中。后人名其钓处为严子陵钓鱼台，在桐庐有东西二台，各高数百丈。有羊裘轩、客星馆、高风堂等，台上俱有亭。”
　　这本家谱曾两次重修。1945年，才六岁的严国春上了谱，当时集谱时间一年多。圆谱时刚出生的严家末子严金华也补了上去，他成了谱上的最后一位。此谱共六册36卷，朱边畈村珍藏2册，每册六卷，歌舞乡夏塘、潘畈村各藏一册，毕浦乡严村藏一册，建德市罗村乡狮峰村也藏一册。据严国春回忆，“文化大革命”期间，居住在建德市狮峰村的堂叔来到桐庐朱边畈村，将一册家谱悄悄带走，还特地做了只樟木箱珍藏，防止腐烂虫蛀，遗憾的是另一册已被烧毁。后建德堂叔去世，他儿子严康乐在外工作，女儿出嫁时，才将家谱送回朱边畈村，由严国春保管至今。
　　从家谱中可以看出，朝廷官员爱吃桐 庐特产，如豆腐干、梨头等，在南宋时已作为贡品送往朝廷。据统计严氏家谱上严子陵后代共有100人在朝廷任大小不同的官职，其五十世孙还得到过严州（建德）府太爷奖励的一块匾额，上有府太爷的圆印，并书“宽厚平和”四字。因五十世孙住建德时，与人发生纠纷，其宽容的气度使得府太爷很受感动。这块珍贵的匾额原挂在朱边畈村的祠堂里，现被严国春的侄儿收藏。
　　更有意思的是，严国春根据家谱中记载“豆腐干是贡品”这一点，在七八年前开始加工“钟山豆腐干”还真的走红市场，两次走进西博会，多次获奖。

【“庄严一脉”话严姓】
　　说起严姓，就不得不先提到庄姓。
　　庄与严二字，组成庄严一词，表示着一种肃静的意思。奇妙的是，用这两个字来表示的中国姓氏，也有密切的关系。严姓是由庄氏改来的，所以严姓之人，与庄姓根本就是一家人。严氏的姓源，是从楚庄王的谥号“庄”而来，楚庄王的子孙，为了有别于他人，以“谥为姓”，就用“庄”这个谥 号来做了自己家族的姓氏。
　　到了汉代，汉明帝的名字叫刘庄，按封建帝王之制，为避天子之讳，凡有庄姓人氏必须改姓。因为“庄”与“严”两字常连在一起用，都表示相同的意思，大概因此之故，楚庄王的后裔庄氏在传到汉明帝时，就把庄姓改为严姓了。从此，也就在庄氏之中分出了一支严姓的支系，一代一代的传延下来。
　　福州阳岐的严培庸说：“我们阳岐的严家，是在唐朝天佑年间，跟闽王王审之从河南光州固始县来的。所以福州有十多个姓，都是王审之带来的。我的祖先严怀英，怀是胸怀的怀，英是英雄的英，他就是跟着王审之来这里的。他人很正直，很勇敢，会打仗，有功，后来官拜朝议大夫。”
　　严姓的发源地，主要是在湖北的江陵和甘肃的天水。从唐朝天佑年间开始，“严”姓人家一部分就在福建定居下来。
　　现在浙江富阳、桐庐两县，仍保留有许多当年严子陵的踪迹。有“严 子 陵钓鱼台”等。当年，郁达夫游富春江时有诗曰：“家在严陵滩上住，秦时风物晋山川，碧桃三朋花如锦，来往春江有钓船”。
　　追本溯源，庄严两姓，都是春秋时代五霸之一楚庄王的后裔，血缘上是一脉相承，同出一源，实为一家。

　　《满江红·点火樱桃》写作年代已无法考证，也没有其他材料可供参阅，但从此词的意境推测，可能是辛弃疾中年政治失意后的思归之作。

　　此词描写词人因春归而想家的悲凉情绪，它以春景为媒介，充分体现了自家身世和国家命运都很悲惨的感叹，是一首饱含政治色彩的上乘之作。它之所以流传下来，为人所喜欢，不仅在于它饱含深情厚意，更在于作者在写词时不是枯燥地、直通通地诉说，而在生动鲜活的意境描写中创造了幽远深邃的抒情境界。

　　上片即景伤春。词人的艺术触觉是十分敏锐的：词人既欣赏江南之春的美好，又痛惜江南之春的不久长。在词人的笔下，暮春的景致使人眼花缭乱。“点火樱桃，照一架、荼蘼如雪”二句，犹如彩色影片的特写镜头，园林之中灿烂的春色被推到读者的眼前。一株株樱桃，硕果累累，红得像着了火；一架荼正盛开着白雪般的花朵，与火焰般的樱桃交相辉映，整个园林红妆素裹，分外娇艳。“春正好”是一句简洁深情的赞语。春天好，好就好在生机勃勃。春笋穿破了长满青苔的土阶，蓬勃地向上生长；春燕牵引着初产的幼雏，在缓缓地飞翔；流莺呼朋引伴，娇音恰恰，就像奏响了一首首春之抒情曲。可是好景不长，恰如前人的名句“开到荼花事了”所标示的，高潮一过，春姑娘就要回去了，想挽留也挽留不住。也许正是因为预感到春之短暂，乳燕才飞得没有兴致，其翱翔之力“弱”了下来；那些自在的流莺，也因此而歌声不畅，它们的啼音竟然使人有“怯”的感觉。燕之“弱”，莺之“怯”，其实都是词人感伤春天心理的外化，辛弃疾这里则是满腹心事。对于一个政治理想落空、在现实生活中屡受挫折的人来说，春归是象征着希望破灭。自然景观的变化和季节的无情推移，牵动了词人满怀的愁恨，于是词人向春天发出了怨愤之语：“问春归、不肯带愁归，肠千结。”这三句与词人的名篇《祝英台近·晚春》的结拍“是他春带愁来，春归何处，却不解、带将愁去”，用语和含义都很相似，只是这里语调更为急促，意思更为直截了当一些。词人似在对空呼喊道：千愁万恨，都是你春天给引出来的；如今你自个儿走得利索，却把愁留给人不管了，你可知我已经愁肠千结，无法解开。这一串怨春之语，无理之极，然而有情之极，“肠千结”三字，尤能夸张地表达出词人抑郁不堪的烦乱心绪。

　　词的下片，具体而细致地抒写这被春天触动的愁和恨。换头的四个三字句：“层楼望，春山叠；家何在？烟波隔。”承“肠千结”一句而来，点明词人内心所郁积的，并不是春花秋月的哀愁，而是怀念家山的深沉悲痛。词人登高楼而远望家乡，无奈千重万叠的春山遮断了双眼，茫茫无边的烟波阻隔了归路。这春山、这烟波，象征祖国的分裂，象征政局的险恶，象征词人执着追求的抗金恢复大业所遇到的无数艰难险阻。接下来“把古今遗恨，向他谁说”二句，愁怀浩渺，语意悲怆，英雄的孤独感拂拂生于纸面。所谓“古今遗恨”，按字面之义自然是指从古至今的恨事，但怀古是为了伤今，因而这里的“古今”，偏重于指“今”。“今”之恨，莫过于中原沦陷、祖国分裂之恨。

　　由此可见，这两句是向人们说明：词人之“恨”的内容，决非一般文人士大夫风花雪月的小恨，而是深沉悲痛的家国大恨；而词人为雪此大恨而奋斗，响应都寥寥无几，此恨几乎无处可以倾诉，这又是自己满腔愁恨之更深一层。紧接“蝴蝶”二句，化用唐人崔涂的“蝴蝶梦中家万里，子规枝上月三更”一联而变其意。《庄子》上说，庄周梦见自己化为蝴蝶。后来文人就将做梦称为“蝴蝶梦”。千里梦，指自己的想家梦。子规的叫声像是在说“不如归去”。这两句，是就情造境的哀婉之笔，以深夜不寐的痛苦情景，来将上文所抒写的内容进一步向广阔的时空延伸。一个“不传”，一个“叫断”，是点铁成金之语，使得这两句比崔涂原诗更为凄切地表达出思家念远之悲。还须指出的是，从词人的生平、思想及上文的“古今遗恨”等来综合判断，这里的所谓思家，不是思念其江南地区的寓所，而是思念远在北方金人统治之下的山东济南老家。全阕的结拍云：“听声声、枕上劝人归，归难得。”“声声”，承“子规叫断”而来，可谓善于呼应，构锁严密。“劝人归，归难得”二语，修辞学上称为“顶真格”，其作用在于文气贯通地倾泻自己的苦痛之怀。这里以情语结束，但由于与前面的形象描写相联系，并且语意真挚感人，所以这个结尾仍然富有韵味，令人对这位爱国志士有家难归的痛楚油然而生共鸣之感。

　　辛弃疾的政治抒情词，就表达方式而言，可分为直抒与曲达两种。所谓直抒，是指张口畅谈，议论之声滔滔不绝，悲壮之情，慷慨豪迈之志，全盘托出，没有半点含蓄，从不凭借外物，不依靠比兴等手法。所谓曲达，是指心里有急切想说的话，但考虑到自己处境险恶，不敢将心中所想原原本本地畅快淋漓地说出来，而是凭借花鸟山水来抒发自己的忧愤。此词就是属于后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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