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
今人嗤点健传赋，不觉前贤畏后生。

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
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健。

纵使卢王操翰墨，劣于汉魏近风骚。
龙文虎脊皆君驭，历块过都见尔曹。

才力应难夸数公，凡今谁是出群雄。
或看翡翠兰苕上，未掣鲸鱼碧海中。

不薄今人爱古人，清词丽句必为邻。
窃攀屈宋宜方驾，恐与齐梁作后尘。

未及前贤更勿疑，递相祖述复先谁。
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

　　清人李重华在《贞一斋诗话》里有段评论杜甫绝句诗的话：“七绝乃唐人乐章，工者最多。……李白、王昌龄后，当以刘梦得（注：指刘禹锡）为最。缘落笔朦胧缥缈，其来无端，其去无际故也。杜老七绝欲与诸家分道扬镳，故尔别开异径。独其情怀，最得诗人雅趣。”他说杜甫“别开异径”，在盛唐七绝中走出一条新路子，这是熟读杜甫绝句的人都能感觉到的。除了极少数篇章如《赠花卿》、《江南逢李龟年》等外，他的七绝确是与众不同。

　　首先，从内容方面扩展了绝句的领域。一切题材，感时议政，谈艺论文，纪述身边琐事，凡是能表现于其它诗体的，杜甫同样用来写入绝句小诗。其次，与之相联系的，这类绝句诗在艺术上，它不是朦胧缥缈，以韵致见长的作品；也缺乏运用于管弦的唱叹之音。它所独开的胜境，在于触机成趣，妙绪纷披，显得情味盎然，如同和读者围炉闲话，剪烛谈心；无论是感慨唏嘘也好，或者嬉笑怒骂也好，都能给人以亲切、真率、恳挚之感，使读者如见其人，如闻其声。朴质而雅健的独特风格，是耐人咀嚼不尽的。

　　《戏为六绝句》（以下简称《六绝句》）就是杜甫这类绝句诗标本之一。以诗论诗，最常见的形式是论诗绝句。它，每首可谈一个问题；把许多首连缀成组诗，又可表现出完整的艺术见解。在中国诗歌理论遗产中，有不少著名的论诗绝句，而最早出现、最有影响的则是杜甫的《六绝句》。《六绝句》前三首评论作家，后三首揭示论诗宗旨。其精神前后贯通，互相联系，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戏为六绝句》第一首论庾信。杜甫在《春日忆李白》里曾说，“清新庾开府”。此诗中指出庾信后期文章（兼指诗、赋），风格更加成熟：“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健笔凌云，纵横开阖，不仅以“清新”见长。唐代的“今人”，指手划脚，嘲笑、指点庾信，足以说明他们的无知。因而“前贤畏后生”，也只是讽刺的反话罢了。

　　第二、三首论初唐四杰。初唐诗文，尚未完全摆脱六朝时期崇尚辞藻浮华艳丽的余习。第二首中，“轻薄为文”，是当时的人讥笑“四杰”的话。史炳《杜诗琐证》解释此诗说：“言四子文体，自是当时风尚，乃嗤其轻薄者至今未休。曾不知尔曹身名俱灭，而四子之文不废，如江河万古长健。”第三首，“纵使”是杜甫的口气，“卢王操翰墨，劣于汉魏近风骚”则是当时的人讥笑四杰的话（诗中以“卢王”来指四杰）。杜甫引用了他们的话而加以驳斥，所以后两句才有这样的转折。意思是即便如此，但四杰能以纵横的才气，驾驭“龙文虎脊”般瑰丽的文辞，他们的作品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

　　这三首诗的用意很明显：第一首说，观人必须全面，不能只看到一个方面，而忽视了另一方面。第二首说，评价作家，不能脱离其时代的条件。第三首指出，作家的成就虽有大小高下之分，但各有特色，互不相掩。应该恰如其分地给以评价，要善于从不同的角度向前人学习。杜甫的这些观点是正确的。但这三首诗的意义，远不止这些。

　　第四首诗继续第三首诗意，对那些不负责任地胡乱糟蹋前贤现象的批评，指责这些人自己的作品不过是一些翡翠戏兰苕一般的货色，而没有掣鲸鱼于碧海那样的伟著。

　　“不薄今人爱古人”中的“今人”，指的是庾信、四杰等作家。杜甫之所以“爱古”而不“薄今”，是从“清词丽句必为邻”出发的。“为邻”，即引为同调之意。在杜甫看来，诗歌是语言的艺术，“清词丽句”不可废而不讲。更何况庾信、四杰除了“清词丽句”而外，尚有“凌云健笔”、“龙文虎脊”的一面，因此他主张兼收并蓄：力崇古调，兼取新声，古、今体诗并行不废。“不薄今人爱古人，清词丽句必为邻”，应当从这个意义上去理解。

　　但是，仅仅学习六朝，一味追求“翡翠戏兰苕，容色更相鲜”一类的“清词丽句”，虽也能赏心悦目，但风格毕竟柔媚而浅薄；要想超越前人，必须以恢宏的气度，充分发挥才力，才能在严整的体格之中，表现出气韵飞动的巧妙；不为篇幅所困，不被声律所限，在法度之中保持从容，在规矩之外保持神明。要想达到这种艺术境界，杜甫认为只有“窃攀屈宋”。因为《楚辞》的精彩绝艳，它才会成为千古诗人尊崇的典范，由六朝而上一直追溯到屈原、宋玉，才能如刘勰所说：“酌奇而不失其真，玩华而不坠其实，则顾盼可以驱辞力，咳唾可以穷文致”（《文心雕龙·辨骚》），不至于沿健失源，堕入齐、梁时期那种轻浮侧艳的后尘了。而杜甫对六朝文学既要继承、也要批判的思想，集中表现在“别裁伪体”、“转益多师”上。

　　《六绝句》的最后一首，前人说法不一。这里的“前贤”，是泛指前代有成就的作家（包括庾信、四杰）。“递相祖述”，意思是因袭成风。“递相祖述”是“未及前贤”的根本原因。“伪体”之所以伪，症结在于以模拟代替创造。真伪相混，则伪可乱真，所以要加以“别裁”。创造和因袭，是杜甫区别真、伪的分界线。诗人只有充分发挥创造力，才能直抒襟抱，自写性情，写出真的文学作品。庾信的“健笔凌云”，四杰的“江河万古”，就在于此。反过来，拾人牙慧，傍人门户，必然是没有生命力的。堆砌词藻，步齐、梁时期的后尘，固然是伪体；而一味模仿汉、魏时期古人的作品，也是伪体。在杜甫的心目中，只有真、伪的区别，并无古、今的成见。

　　“别裁伪体”和“转益多师”是一个问题的两面。“别裁伪体”，强调创造；“转益多师”，重在继承。两者的关系是辩证的。“转益多师是汝师”，意思是无所不学，没有固定的学习对象。这话有好几层意思：只有“无所不师”，才能兼取众长；没有固定的学习对象，不限于一家，虽然有所继承、借鉴，但并不妨碍诗人自己的创造性，这是第一层意思。只有在“别裁伪体”，区别真伪的前提下，才能确定“师”谁，“师”什么，才能真正做到“转益多师”，这是第二层意思。要做到“无所不师”而没有固定的学习对象，就必须善于从不同的角度学习别人的成就，在吸取的同时，也就有弘扬和舍弃的地方，这是第三层意思。在既批判又继承的基础上，进行创造，熔古今于一炉，创作出诗人自己的佳句，这就是杜甫“转益多师”、“别裁伪体”的精神所在。

　　《六绝句》虽然主要是谈艺术方面的问题，但和杜甫总的创作精神是分不开的。诗中“窃攀屈宋”、“亲风雅”则是他创作的指导思想和论诗的宗旨。这六首小诗，实质上是杜甫诗歌创作实践经验的总结，诗论的总纲；它所涉及的是关系到唐诗发展中一系列的重大理论问题。在这类小诗里发这样的大议论，是前所未有的。诗人通过各种事例来总结出一系列的要点，将严正的笔意寄寓在轻松幽默的笔调中，娓娓道来，庄谐杂出。李重华说杜甫七绝“别开异径”，正在于此。明白了这一点，这组诗之所以标为《戏为六绝句》，读者也就不难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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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咏怀古迹五首》中的最末一篇。当时诗人瞻仰了武侯祠，衷心敬慕，发而为诗。作品以激情昂扬的笔触，对其雄才大略进行了热烈的颂扬，对其壮志未遂叹惋不已!

　　“诸葛大名垂宇宙”，上下四方为宇，古往今来曰宙，“垂于宙”，将时间空间共说，给人以“名满寰宇，万世不朽”的具体形象之感。首句如异峰突起，笔力雄放。次句“宗臣遗像肃清高”，进入祠堂，瞻望诸葛遗像，不由肃然起敬，遥想一代宗臣，高风亮节，更添敬慕之情。“宗臣”二字，总领全诗。

　　接下去进一步具体写诸葛亮的才能、功绩。从艺术构思讲，它紧承首联的进庙、瞻像，到看了各种文物后，自然地对其丰功伟绩作出高度的评价：“三分割据纡筹策，万古云霄一羽毛。”纡，屈也。纡策而成三国鼎立之势，此好比鸾凤高翔，独步青云，奇功伟业，历代敬仰。然而诗人用词精微，一“纡”字，突出诸葛亮屈处偏隅，经世怀抱百施其一而已，三分功业，亦只雄凤一羽罢了。“万古云霄”句形象有力，议论达情，情托于形，自是议论中高于人之处。

　　想及武侯超人的才智和胆略，使人如见其羽扇纶巾，一扫千军万马的潇洒风度。感情所至，诗人不由呼出“伯仲之间见伊吕，指挥若定失萧曹”的赞语。伊尹是商代开国君主汤的大臣，吕尚辅佐周文王、武王灭商有功，萧何和曹参，都是汉高祖刘邦的谋臣，汉初的名相，诗人盛赞诸葛亮的人品与伊尹、吕尚不相上下，而胸有成竹，从容镇定的指挥才能却使萧何、曹参为之黯然失色。这，一则表现了对武侯的极度崇尚之情，同时也表现了作者不以事业成败持评的高人之见。刘克庄曰：“卧龙没已千载，而有志世道者，皆以三代之佐许之。此诗侪之伊吕伯仲间，而以萧曹为不足道，此论皆自子美发之。”黄生曰：此论出，“区区以成败持评者，皆可废矣。”可见诗人这一论断的深远影响。

　　最后，“运移汉祚终难复，志决身歼军务劳。”诗人抱恨汉朝“气数”已终，长叹尽管有武侯这样稀世杰出的人物，下决心恢复汉朝大业，但竟未成功，反而因军务繁忙，积劳成疾而死于征途。这既是对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高尚品节的赞歌，也是对英雄未遂平生志的深切叹惋。

　　这首诗，由于诗人以自身肝胆情志吊古，故能涤肠荡心，浩气炽情动人肺腑，成为咏古名篇。诗中除了“遗像”是咏古迹外，其余均是议论，不仅议论高妙，而且写得极有情韵。三分霸业，在后人看来已是赫赫功绩了，而对诸葛亮来说，轻若一羽耳；“萧曹”尚不足道，那区区“三分”就更不值挂齿。如此曲折回宕，处处都是抬高了诸葛亮。全诗议而不空，句句含情，层层推选：如果把首联比作一雷乍起，倾盆而下的暴雨，那么，颔联、颈联则如江河奔注，波涛翻卷，愈涨愈高，至尾联蓄势已足，突遇万丈绝壁，瀑布而下，空谷传响──“志决身歼军务劳”──全诗就结于这动人心弦的最强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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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篇
　　秦孝公据崤函之固，拥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窥周室，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当是时也，商君佐之，内立法度，务耕织，修守战之具；外连衡而斗诸侯。于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

　　孝公既没，惠文、武、昭襄蒙故业，因遗策，南取汉中，西举巴、蜀，东割膏腴之地，北收要害之郡。诸侯恐惧，会盟而谋弱秦，不爱珍器重宝肥饶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从缔交，相与为一。当此之时，齐有孟尝，赵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智而忠信，宽厚而爱人，尊贤而重士，约从离衡，兼韩、魏、燕、楚、齐、赵、宋、卫、中山之众。于是六国之士，有宁越、徐尚、苏秦、杜赫之属为之谋，齐明、周最、陈轸、召滑、楼缓、翟景、苏厉、乐毅之徒通其意，吴起、孙膑、带佗、倪良、王廖、田忌、廉颇、赵奢之伦制其兵。尝以十倍之地，百万之众，叩关而攻秦。秦人开关延敌，九国之师，逡巡而不敢进。秦无亡矢遗镞之费，而天下诸侯已困矣。于是从散约败，争割地而赂秦。秦有余力而制其弊，追亡逐北，伏尸百万，流血漂橹。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山河。强国请服，弱国入朝。延及孝文王、庄襄王，享国之日浅，国家无事。

　　及至始皇，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敲扑而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为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俯首系颈，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筑长城而守藩篱，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报怨。于是废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隳名城，杀豪杰，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销锋镝，铸以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然后践华为城，因河为池，据亿丈之城，临不测之渊，以为固。良将劲弩守要害之处，信臣精卒陈利兵而谁何。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为关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也。

　　始皇既没，余威震于殊俗。然陈涉瓮牖绳枢之子，氓隶之人，而迁徙之徒也；才能不及中人，非有仲尼、墨翟之贤，陶朱、猗顿之富；蹑足行伍之间，而倔起阡陌之中，率疲弊之卒，将数百之众，转而攻秦，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天下云集响应，赢粮而景从。山东豪俊遂并起而亡秦族矣。

　　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崤函之固，自若也。陈涉之位，非尊于齐、楚、燕、赵、韩、魏、宋、卫、中山之君也；锄耰棘矜，非铦于钩戟长铩也；谪戍之众，非抗于九国之师也；深谋远虑，行军用兵之道，非及向时之士也。然而成败异变，功业相反，何也?试使山东之国与陈涉度长絜大，比权量力，则不可同年而语矣。然秦以区区之地，致万乘之势，序八州而朝同列，百有余年矣；然后以六合为家，崤函为宫；一夫作难而七庙隳，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

中篇
　　秦灭周祀，并海内，兼诸侯，南面称帝，以养四海。天下之士，斐然向风。若是，何也？曰：近古之无王者久矣。周室卑微，五霸既灭，令不行于天下。是以诸侯力政，强凌弱，众暴寡，兵革不休，士民罢弊。今秦南面而王天下，是上有天子也。既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虚心而仰上。当此之时，专威定功，安危之本，在于此矣。

　　秦王怀贪鄙之心，行自奋之智，不信功臣，不亲士民，废王道而立私爱，焚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夫兼并者高诈力，安危者贵顺权，此言取与守不同术也。秦离战国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无异也。孤独而有之，故其亡可立而待也。借使秦王论上世之事，并殷、周之迹，以制御其政，后虽有淫骄之主，犹未有倾危之患也。故三王之建天下，名号显美，功业长久。

　　今秦二世立，天下莫不引领而观其政。夫寒者利裋褐，而饥者甘糟糠。天下嚣嚣，新主之资也。此言劳民之易为仁也。向使二世有庸主之行而任忠贤，臣主一心而忧海内之患，缟素而正先帝之过；裂地分民以封功臣之后，建国立君以礼天下；虚囹圄而免刑戮，去收孥污秽之罪，使各反其乡里；发仓廪，散财币，以振孤独穷困之士；轻赋少事，以佐百姓之急；约法省刑，以持其后，使天下之人皆得自新，更节修行，各慎其身；塞万民之望，而以盛德与天下，天下息矣。即四海之内皆欢然各自安乐其处，惟恐有变。虽有狡害之民，无离上之心，则不轨之臣无以饰其智，而暴乱之奸弭矣。

　　二世不行此术，而重以无道：坏宗庙与民，更始作阿房之宫；繁刑严诛，吏治刻深；赏罚不当，赋敛无度。天下多事，吏不能纪；百姓困穷，而主不收恤。然后奸伪并起，而上下相遁；蒙罪者众，刑戮相望于道，而天下苦之。自群卿以下至于众庶，人怀自危之心，亲处穷苦之实，咸不安其位，故易动也。是以陈涉不用汤、武之贤，不借公侯之尊，奋臂于大泽，而天下响应者，其民危也。

　　故先王者，见终始不变，知存亡之由。是以牧民之道，务在安之而已矣。下虽有逆行之臣，必无响应之助。故曰：“安民可与为义，而危民易与为非”，此之谓也。贵为天子，富有四海，身在于戮者，正之非也。是二世之过也。

下篇
　　秦兼诸侯山东三十余郡，脩津关，据险塞，缮甲兵而守之。然陈涉率散乱之众数百，奋臂大呼，不用弓戟之兵，鉏耰白梃，望屋而食，横行天下。秦人阻险不守，关梁不闭，长戟不刺，强弩不射。楚师深入，战于鸿门，曾无藩篱之难。于是山东诸侯并起，豪俊相立。秦使章邯将而东征，章邯因其三军之众，要市于外，以谋其上。群臣之不相信，可见于此矣。子婴立，遂不悟。借使子婴有庸主之材而仅得中佐，山东虽乱，三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庙之祀宜未绝也。

　　秦地被山带河以为固，四塞之国也。自缪公以来至于秦王二十余君，常为诸侯雄。此岂世贤哉？其势居然也。且天下尝同心并力攻秦矣，然困于险阻而不能进者，岂勇力智慧不足哉？形不利、势不便也。秦虽小邑，伐并大城，得阨塞而守之。诸侯起于匹夫，以利会，非有素王之行也。其交未亲，其民未附，名曰亡秦，其实利之也。彼见秦阻之难犯，必退师。案土息民以待其弊，收弱扶罢以令大国之君，不患不得意于海内。贵为天子，富有四海，而身为禽者，救败非也。

　　秦王足己而不问，遂过而不变。二世受之，因而不改，暴虐以重祸。子婴孤立无亲，危弱无辅。三主之惑，终身不悟，亡不亦宜乎？当此时也，也非无深谋远虑知化之士也，然所以不敢尽忠指过者，秦俗多忌讳之禁也，——忠言未卒于口而身糜没矣。故使天下之士倾耳而听，重足而立，阖口而不言。是以三主失道，而忠臣不谏，智士不谋也。天下已乱，奸不上闻，岂不悲哉！先王知壅蔽之伤国也，故置公卿、大夫、士，以饰法设刑而天下治。其强也，禁暴诛乱而天下服；其弱也，王霸征而诸侯从；其削也，内守外附而社稷存。故秦之盛也，繁法严刑而天下震；及其衰也，百姓怨而海内叛矣。故周王序得其道，千余载不绝；秦本末并失，故不能长。由是观之，安危之统相去远矣。

　　鄙谚曰：“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也。”是以君子为国，观之上古，验之当世，参之人事，察盛衰之理，审权势之宜，去就有序，变化因时，故旷日长久而社稷安矣。

　　《过秦论》共有三篇。其中写得最好、影响最大的是第一篇。它最早附见于《史记·秦始皇本纪》篇末，列为第二篇；后来褚少孙补《史记》，又把它单独附在《陈涉世家》的篇末。《汉书》《文选》也都选录了这一篇。今传贾谊所撰专著《新书》，当由后人搜辑而成，对此文则明确标出它是三篇中的“上篇”。在《史》《汉》《新书》《文选》四部书中，本篇凡五见，文章字句颇有出入。

　　从明、清到当代，几乎所有的古文选本都选了这篇《过秦论》（上），因此前人对它的评语也很多。如清人姚鼐在《古文辞类纂》中评它为“雄骏宏肆”，近人吴闿生在《古文范》的夹批中评它“通篇一气贯注，如一笔书，大开大阖”。归纳大多数评论者的意见，主要说这篇文章气势充沛，一气呵成，是古今第一篇气“盛”的文章。因此吴闿生的意见是比较有代表性的。

　　从语言的角度看，所谓气盛的文章，多用排比句或对偶句，本篇固不例外（如第2段中从“于是六国之士”以下，先用一“有”字领起，贯穿下面三句，罗列了大量人名，就是排比句式；如“蒙故业”以下四句，每两句一对仗，就是对偶句式。也有排比兼对偶的句式，如开头说秦孝公“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即是）。但这还只是从表面现象去理解。在古典散文名篇中，用排比句或对偶句的文章并不少，却不一定篇篇气盛。如孔稚圭的《北山移文》，造句或排或偶，比比皆是，然而读起来并不感到气很盛。可见用排比句和对偶句只是使文章气盛增加的因素之一，是属于外在的艺术技巧，而不是主要因素。

　　本篇之所以以气盛为特点而传诵不朽，之所以使人觉得有说服力，有三个原因。第一个是最主要的，即这篇文章虽是说理文，其中却用了十之七八的篇幅来叙事。用叙事来说理，可以说是本篇最大的特点。作者用千把字的篇幅概括了从秦孝公到秦亡国这一百多年来的历史，概括地说明了秦之由盛而衰的全过程和主要现象，同时还贯穿了作者本人的观点来说明其所以兴衰的关键所在。这就帮助我们对这一段历史事实有比较清楚的认识。这个特点为什么就能使文章读起来有气势呢？关键在于：一、作者既能用概括扼要的笔墨来表达丰富的内容，让读者感到短短一篇文章竟然包涵了这许多东西，自然觉得文章饱满充沛，读起来思路自然而然跟着作者的笔锋走，那当然会显得气“盛”了；二、贾谊对秦国由盛而衰、由兴而亡的叙述是很有条理的，上来抓住一条纵的线，即从秦孝公之兴到秦王朝之亡，始终是按照时间的顺序来安排文章的层次先后的；而对某一特定时间内的某一点，又突出地加以铺陈发挥，使人不仅看到“线”，还看到“线”上的一个个用浓墨重彩着重描述的“点”。于是你不由自主地会顺着作者所安排的次序往下推，往下读，他不中断，你就不能中断，他不节外生枝，你就不能旁及其余。因此，这也给人带来了气盛的感觉。

　　第二个使读者感到文章气盛的原因，亦即本篇所具有的另一特点：贾谊在用写赋的手法来写说理散文。写赋是需要铺张和夸大的，贾谊写这篇文章可以说通篇都采用了这种手法。比如第1段“有席卷天下”四句，“席卷”“包举”“囊括”“并吞”等词，基本上都同义；“天下”“宇内”“四海”和“八荒”，也都是同一个意思。同一个意思而一连写上好几句，既有排比又有对仗，这就是写赋的夸张手法。下面第2、第4、第5等段中，都有类似的句子，不胜枚举。所谓“铺张扬厉”，主要就是指的这一类句子。这样，气势自然就充沛了，自然让读者感受到作者的笔锋锐不可当，咄咄逼人，读起来有劲头，有说服力，而且有欲罢不能之感。这是由于作者本人原是一位辞赋作家的缘故。作为作家，贾谊不仅是政治家，也是文学家；作为作品，《过秦论》同样具有文学作品的艺术特色。

　　还有第三个原因，也是这篇文章所具有的第三个特点，即作者用全篇对比到底的手法写出了他的论点。对比手法并没有什么希奇，而本篇精彩处却在于作者用了四个方面的对比：即秦国本身先强后弱、先盛后衰、先兴旺后灭亡的对比；秦与六国的对比；秦与陈涉的对比；陈涉与六国的对比。几种对比交织在一起，结构自然宏伟，气势也自然磅礴，话也显得更有分量了。主客观形势的不同，强弱盛衰难易的不同，都从几方面的对比中显现出来。而文章气盛的道理，也就不难理解了。

　　前三段，主要写三个方面：一、秦国世世代代有野心；二、秦国实力愈来愈强大；三、由于靠实力，秦国统一天下并不很难。第1段着重写有野心，第2段着重写有实力，第3段兼而写之。全篇的铺排和对比都从这三方面入手，把具体事实贯穿进去，用概括的语言勾画出大的轮廓来，使叙述的内容有了倾向性，有了作者自己的观点。如说“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秦无亡矢遗镞之费”和第3段结束处写“始皇之心，自以为关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也”等等，都是极写秦之野心和实力，极写得天下并不难。与此同时，作者也写了另一方面，如“四君”“九国之师”“六国之士”等等，愈写对方强大也就愈反衬秦之强大，这是烘云托月的手法。但我们却感到：愈写秦之强大，就愈见秦之骄横愚昧；愈写秦之自信太强，就愈见秦之主观片面；愈写秦之野心极大，就愈见秦之眼光短浅。作者虽处处叙而不论，却处处为最后一段的议论在“蓄势”。这样的文章，读起来自然感到饱满酣畅了。

　　第3段开头只说了九个字：“享国之日浅，国家无事”。这当然是事实。但也并非一点可写的事都没有。可是作者不准备在这里多费笔墨，只把那一条贯穿于秦之各个时期的纵线画出来就够了。从行文方面来说，一篇气盛的文章也不能一点不喘息。第3段开头的十几个字，就给全篇形成一个短暂的停顿。明代古文家归有光就说过，这是“如人吐气”（见归有光《评点史记》）。我们固然不能形式主义地看问题，硬要在一气呵成的文章里安插一个“气口”；但文章写到这里，自然有了一个喘息的机会，“如人吐气”，还是必要的，也是学写作的人应予注意的。（或许此文作者的版本 “享国之日浅，国家无事”位于第三段初。）

　　第3段写秦始皇：野心与实力，兼而写之。但第3段与第2段还不一样。第2段是用正反对比手法两面写，第3段却全从正面写，把秦始皇的实力和野心描绘得淋漓尽致，愈写愈足，愈写愈神气。甚至到了第4段开头处，还要找补两句：“始皇既没，余威震于殊俗”。吴闿生夹批：“再加二句，十分酣恣。”这就像给皮球或车轮打气，打到最大限度，再加上两下，自然球胎或轮胎就非爆裂不可了。然后一下子反跌下来，改从陈涉方面写起，却又处处对陈涉寓褒于贬，这就更加写出秦之灭亡实有自取其祸之道了。

　　最末一段是“论”和“断”，仍用对比手法把几个方面综合到一起，然后得出结论，即所谓“断”。为了使结论下得郑重，于是又把秦重新提起总说一遍，才以“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收尾。文章须能放能收，能开能合，始见本领。贾谊在这篇杰作中完全做到了这一点。

　　金圣叹在《才子古文》（历朝部分）卷二中对本篇加批语说：“《过秦论》者，论秦之过也。秦过只是末句‘仁义不施’一语便断尽，此通篇文字。……至于前半有说六国时，此只是反衬秦；后半有说秦时，此只是反衬陈涉，最是疏奇之笔。”这是说得相当扼要的。

　　这篇文章在当时确实起了好影响。贾谊作为士大夫，固然站在封建统治阶级立场为汉王朝出谋划策；但他却能认识到农民起义的力量，认识到秦王朝灭亡的关键在于失掉民心和过分迷信武力，封建统治者野心大而虐待人民，终于被人民灭亡。有了这个认识，统治阶级才开始考虑如何缓和社会矛盾，以巩固自己的统治政权。这才说明农民起义真正推动了历史前进的车轮。有了贾谊这一番描绘，汉朝的皇帝才能真正总结秦代由盛而衰、由强而弱的经验教训。

　　总结：《过秦论》主旨在于分析“秦之过”，旧分上中下三篇，其实本是一篇，最广为流传的《过秦论》是文章的前三分之一，它通过对秦国兴盛历史的回顾，指出秦国变法图强而得天下，“仁义不施”而不能守天下。而在中篇和下篇，作者则具体地论述了秦统一之后的种种过失。中篇指出秦统一天下，结束了多年的战乱，本来处在很好的形势中，但秦始皇并没有制定出正确的政策，反而焚书坑儒，以暴虐治天下；到了二世时，也不能改正原先的过失，终致国家倾覆。《过秦论》的下篇后部分，作者承接前文，指出在“诸侯并起，豪俊相立”的时候，如果子婴能改变原来错误的政策，“闭关据厄”，“荷戟而守之”，是可以守住三秦之地的，以后“安土息民”，徐图发展，甚至也可以重新恢复国家的统一，但是遗憾的是，秦朝钳口闭言的一贯政策，导致上下“雍闭”，子婴孤立无亲，终于不免灭亡的命运。

　　谊为长沙王傅三年，有鵩飞入谊舍。鵩似鸮，不祥鸟也。谊即以谪居长沙，长沙卑湿，谊自伤悼，以为寿不得长，乃为赋以自广也。其辞曰：

　　单阏之岁兮，四月孟夏，庚子日斜兮，鵩集予舍。止于坐隅兮，貌甚闲暇。异物来萃兮，私怪其故。发书占之兮，谶言其度，曰：“野鸟入室兮，主人将去。”请问于鵩兮：“予去何之？吉乎告我，凶言其灾。淹速之度兮，语予其期。”鵩乃叹息，举首奋翼；口不能言，请对以臆：

　　“万物变化兮，固无休息。斡流而迁兮，或推而还。形气转续兮，变化而蟺。沕穆无穷兮，胡可胜言！祸兮福所依，福兮祸所伏；忧喜聚门兮，吉凶同域。彼吴强大兮，夫差以败；越栖会稽兮，勾践霸世。斯游遂成兮，卒被五刑；傅说胥靡兮，乃相武丁。夫祸之与福兮，何异纠纆；命不可说兮，孰知其极！水激则旱兮，矢激则远；万物回薄兮，振荡相转。云蒸雨降兮，纠错相纷；大钧播物兮，坱圠无垠。天不可预虑兮，道不可预谋；迟速有命兮，焉识其时。

　　且夫天地为炉兮，造化为工；阴阳为炭兮，万物为铜。合散消息兮，安有常则？千变万化兮，未始有极，忽然为人兮，何足控抟；化为异物兮，又何足患！小智自私兮，贱彼贵我；达人大观兮，物无不可。贪夫殉财兮，烈士殉名。夸者死权兮，品庶每生。怵迫之徒兮，或趋西东；大人不曲兮，意变齐同。愚士系俗兮，窘若囚拘；至人遗物兮，独与道俱。众人惑惑兮，好恶积亿；真人恬漠兮，独与道息。释智遗形兮，超然自丧；寥廓忽荒兮，与道翱翔。乘流则逝兮，得坻则止；纵躯委命兮，不私与己。其生兮若浮，其死兮若休；澹乎若深渊之静，泛乎若不系之舟。不以生故自宝兮，养空而浮；德人无累兮，知命不忧。细故蒂芥兮，何足以疑！”

　　第一段是简单的叙事。当一个人有着无法释怀的疑问时，总是希望有人倾听，即使得不到答案，也是一种慰藉。贾谊谪居独处，找不到别的倾听者，他只能向这只带来死亡之兆的鸟儿诉说，而这只鸟是注定无法给出答案的，它甚至也无法表示些许的同情，可见一个人面对死亡时是如此的孤独无助。鵩鸟虽然无法开口说话，但是贾谊让它具备了高妙的智慧，并且让自己能够洞透这只鸟儿的想法，这是汉赋里对话体的开始。鵩鸟所具有的思想不过是贾谊自己的思想，贾谊之所以要用这么曲折的手法来表达自己的想法，是因为这样一来他就具有了诉说者与安慰者的双重身份，也就是这篇赋序里所说的“为赋以自广”。诉说者所提出的问题是：他要到哪儿去，是凶还是吉？而安慰者却避而不答这个问题，它所回答的是：死亡不过是万物变化的一种，不值得为生留恋，为死悲伤。在这种答非所问中，贾谊其实是在强调自己对于死亡的预感。这也许是最后一次诉说，最后一次安慰自己：也许死并不那么可怕。

　　第二大段是虚拟的鵩鸟的回答，实际上是贾谊在阐发自己的思想。其中引用了很多的道家思想，如物相转化、福祸无常等；生命的偶然性和死亡的超然性等；大人至人与世俗之人对人生追求的不同看法等。似乎都在渲染一种人生短暂，生命渺小和具有不确定性的人生感受；一种无欲无求，幽远宁静的生活态度；表现的是乐观而豁达的精神境界。

　　这位安慰者提起了几部道家著作对于福祸、吉凶的看法，世间万物总是变动迁流，吉与凶、祸与福也总是互相转化，它举了历史上的三个例子：夫差国强而败勾践势弱而称霸、李斯游说成功而被五刑，傅说胥靡乃相武丁。作为一个政治家，这些正是贾谊关心的，第一个例子是帝王的兴衰史，后面两个，则是与贾谊身份相当的士大夫的悲喜剧。年未届而立的贾谊，在他迅速崛起又迅速衰落的仕途生涯中早已尝到了这种大喜大悲的滋味，此时，在困顿之中，他产生了一种无力感，“命不可说兮，孰知其极”，“天不可与虑兮，道不可与谋”。人对于这个世界是无力把握的，既然天道深远精妙无从探究，则不如顺应万物的变化，或者走向另一种超越——相信人处在一种无所不在的相对转化之中，在齐同万物、泯灭生死之中逍遥自得。接着贾谊从大人、至人、真人与一般凡夫俗子的人生追求中得出的对比，可以看作是窥破生命，看透人生的一种感叹，表现自己要遗世独立，顺应自然的恬淡安然。“忽然为人兮，何足控抟。化为异物兮，又何足患”，在道家的经典里，这些道理早已说得很清楚。人面对死亡的态度是“纵躯委命兮，不私与己”。在活着的时候，如果已将好恶之心去除，那么死亡到来的那一刻，就寻常得跟生命中的其他时刻一样了。吉祥之兆与不祥之兆也没有什么区别。这仿佛是死神的使者所作的演说，这只不祥之鸟的面目没有狰狞，没有残忍，也许死亡就是这么安详。中国古人对死亡的看法不是在信仰里找到归宿，而是在智慧里找到归宿。

　　这篇赋引用了很多道家思想，比如第二段中的物相转化、福祸无常等，而第三段中熔炉的比喻，则来自于庄子，庄子在《大宗师》中引述了一则寓言：“有个铜匠在冶炼铜汁，铜汁突然跳起来说‘我将要成为干将、莫邪那样的宝剑！’铜匠一定认为是不祥的金属，将把它弃去不用。现在天地就像个大熔炉，万物都在里头熔炼，偶尔幻化人形，就跳起来大叫‘我是人！我是人！’天地也会认为是不祥的人，将弃去不用。”其中的思想可以用一句人们熟知的话来概括：“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实际上，整个第三段都是在渲染一种无欲无求、悠逸宁静的生活态度，表现的是乐观而豁达的精神世界。

　　贾谊在《鵩鸟赋》一文中虽然含有道家对生死的看法，但又有所不同。虽然在文章中潇潇洒洒、海阔天空，贾谊的真实状态却完全不是这样：为怀才不遇而悲愤、为身心疲惫而感伤、为前途未卜而惆怅。可以感悟到作者当时的心境是一种出离的悲愤，正是这悲愤促使其在文章中处处反其道而行之，于是写得越欢娱，就越是衬出现实的凄凉；写得越洒脱，就越是衬出无力割舍的迷茫；写得越圆满，就越是衬出那颗颠沛潦倒的心，早已支离破碎。

　　在艺术上，《鵩鸟赋》的形式十分奇特，它以人鸟对话而展开。这种形式是受到庄子寓言的影响，同时也开汉赋主客问答体式之先河。此赋最突出的特点是以议论为主，以议论来抒写对生命忧患的思考，来阐发人生的哲理。议论之中也常运用一些贴切的比喻，来增强议论的形象性，也常用感叹语气来加强议论的情感性。此赋语言凝炼精警，形式上以整齐的四言句为主，也有散文化的倾向，体现着向汉大赋的过渡。

参考资料：

　　秦孝公据崤函之固，拥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窥周室，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当是时也，商君佐之，内立法度，务耕织，修守战之具，外连衡而斗诸侯。于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

　　孝公既没，惠文、武、昭襄蒙故业，因遗策，南取汉中，西举巴、蜀，东割膏腴之地，北收要害之郡。诸侯恐惧，会盟而谋弱秦，不爱珍器重宝肥饶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从缔交，相与为一。当此之时，齐有孟尝，赵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智而忠信，宽厚而爱人，尊贤而重士，约从离衡，兼韩、魏、燕、楚、齐、赵、宋、卫、中山之众。于是六国之士，有宁越、徐尚、苏秦、杜赫之属为之谋，齐明、周最、陈轸、召滑、楼缓、翟景、苏厉、乐毅之徒通其意，吴起、孙膑、带佗、倪良、王廖、田忌、廉颇、赵奢之伦制其兵。尝以十倍之地，百万之众，叩关而攻秦。秦人开关延敌，九国之师，逡巡而不敢进。秦无亡矢遗镞之费，而天下诸侯已困矣。于是从散约败，争割地而赂秦。秦有余力而制其弊，追亡逐北，伏尸百万，流血漂橹；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山河。强国请服，弱国入朝。延及孝文王、庄襄王，享国之日浅，国家无事。

　　及至始皇，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敲扑而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为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俯首系颈，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筑长城而守藩篱，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报怨。于是废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隳名城，杀豪杰；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销锋镝，铸以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然后践华为城，因河为池，据亿丈之城，临不测之渊，以为固。良将劲弩守要害之处，信臣精卒陈利兵而谁何。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为关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也。

　　始皇既没，余威震于殊俗。然陈涉瓮牖绳枢之子，氓隶之人，而迁徙之徒也；才能不及中人，非有仲尼，墨翟之贤，陶朱、猗顿之富；蹑足行伍之间，而倔起阡陌之中，率疲弊之卒，将数百之众，转而攻秦；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天下云集响应，赢粮而景从。山东豪俊遂并起而亡秦族矣。

　　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崤函之固，自若也。陈涉之位，非尊于齐、楚、燕、赵、韩、魏、宋、卫、中山之君也；锄櫌棘矜，非铦于钩戟长铩也；谪戍之众，非抗于九国之师也；深谋远虑，行军用兵之道，非及向时之士也。然而成败异变，功业相反，何也？试使山东之国与陈涉度长絜大，比权量力，则不可同年而语矣。然秦以区区之地，致万乘之势，序八州而朝同列，百有余年矣；然后以六合为家，崤函为宫；一夫作难而七庙隳，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

　　这篇先讲述秦自孝公以迄始皇逐渐强大的原因：具有地理的优势、实行变法图强的主张、正确的战争策略、几世秦王的苦心经营等。行文中采用了排比式的句子和铺陈式的描写方法，富有气势；之后则写陈涉虽然本身力量微小，却能使强大的秦国覆灭，在对比中得出秦亡在于“仁义不施”的结论。

　　主要说这篇文章气势充沛，一气呵成。多用排比句或对偶句，本篇固不例外（如第2段中从“于是六国之士”以下，先用一“有”字领起，贯穿下面三句，罗列了大量历史人物，就是排比句式；如“蒙故业”以下四句，每两句一对仗，就是对偶句式。也有排比兼对偶的句式，如开头说秦孝公“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即是）。但这只是从表面现象去理解，在古典散文名篇中，用排比句或对偶句的文章并不少，却不一定篇篇气盛。如孔稚圭的《北山移文》，造句或排或偶，然而读起来并不感到气势磅礴。可见用排比句和对偶句只是增强文章气势的因素之一，属于外在的艺术技巧，而不是主要因素。

　　该篇之所以气盛而传诵不朽，之所以使人觉得有说服力，有三个原因。第一个是最主要的，即这篇文章虽是议论文，其中却用了十之七八的篇幅来叙事。用叙事来议论，是本篇最大的特点。作者用千余字的篇幅叙述了从秦孝公到秦亡国这一百多年来的历史，概括地说明了秦由盛而衰的全过程和主要现象，同时还贯穿了作者本人的观点来说明其兴衰的关键所在，这就帮助我们对这一段历史有比较清楚的认识。这个特点为什么能使文章读起来有气势呢？关键在于：

　　一、作者既能用概括扼要的笔墨来表达丰富的内容，让读者感到短短一篇文章竟然内容丰富，自然觉得它饱满充沛，思路自然而然地跟随着作者的笔锋，因此会显得气“盛”；

　　二、贾谊对秦国由盛而衰、由兴而亡的叙述条理清晰，他抓住一条纵的线，即从秦孝公之兴到秦王朝之亡，始终是按照时间的顺序来安排文章的层次先后的；而对某一特定时间内的某一点，又突出地加以铺陈发挥，使人不仅看到“线”，还看到“线”上的一个个用浓墨重彩着重描述的“点”。于是读者会不由自主地顺着作者所安排的次序往下推，往下读，作者不中断，读者便不能中断，作者不节外生枝，读者就不能旁及其余。因此，这也给人带来了气盛的感觉。

　　第二个使读者感到文章气盛的原因，亦即该篇所具有的另一特点：贾谊在用写赋的手法来写说议论文。写赋是需要铺张和夸大的，这篇文章通篇都采用了这种手法。比如第1段“有席卷天下”四句，“席卷”“包举”“囊括”“并吞”等词，基本同义；“天下”“宇内”“四海”和“八荒”，也是同一个意思。同一个意思而一连写上好几句，既有排比又有对仗，这就是写赋的夸张手法。下面第2、第4、第5等段中，都有类似的句子，不胜枚举。所谓“铺张扬厉”，主要就是指的这一类句子。这样，气势自然就充沛了，自然让读者感受到作者的笔锋锐不可当，咄咄逼人，读起来有劲头，有说服力，而且有欲罢不能之感。这是由于作者本人原是一位辞赋作家。作为作家，贾谊不仅是政治家，也是文学家；作为作品，《过秦论》同样具有文学作品的艺术特色。

　　第三个原因，也是这篇文章所具有的第三个特点，即作者用全篇对比的手法写出了他的论点。对比手法并不稀奇，而本篇精彩处却在于作者用了四个方面的对比：即秦国本身先强后弱、先盛后衰、先兴旺后灭亡的对比；秦与六国的对比；秦与陈涉的对比；陈涉与六国的对比。几种对比交织在一起，结构自然宏伟，气势也自然磅礴，话也显得更有分量了。主客观形势的不同，强弱盛衰难易的不同，都从几方面的对比中显现出来。而文章气盛的道理，便不难理解了。

　　前三段，主要写三个方面：一、秦国世世代代有野心；二、秦国实力愈来愈强大；三、由于靠实力，秦国统一天下并不很难。第1段着重写秦有野心，第2段着重写有实力，第3段兼而写之。全篇的铺排和对比都从这三方面入手，把具体史实贯穿进去，用概括的语言勾画出大的轮廓来，使叙述的内容有了倾向性，有了作者自己的观点。如说“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秦无亡矢遗镞之费”和第3段结束处写“始皇之心，自以为关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也”等，都是极写秦之野心和实力，极写其得天下并不难。与此同时，作者也写了另一方面，如“四君”“九国之师”“六国之士”等，愈写对方强大也就愈衬托秦之强大，这是烘云托月的手法。但我们却感到：愈写秦之强大，就愈见秦之骄横愚昧；愈写秦之过度自信 ，就愈见秦之主观片面；愈写秦之野心极大，就愈见秦之眼光短浅。作者虽处处叙而不论，却处处为最后一段的议论在“蓄势”。这样的文章，读起来自然感到饱满酣畅了。

　　第二段结尾只说了九个字：“享国之日浅，国家无事”。这当然是事实，但也并非一点可写的事件都没有。然而，作者不准备在这里多费笔墨，只把那一条贯穿于秦各个时期的纵线画出来便止。从行文方面来说，一篇气盛的文章也不能毫不喘息。第3段开头的十几个字，就给全篇形成一个短暂的停顿。明代古文家归有光就说过，这是“如人吐气”（见归有光《评点史记》）。我们固然不能形式主义地看问题，硬要在一气呵成的文章里安插一个“气口”；但文章写到这里，自然有了一个喘息的机会，“如人吐气”还是有必要的。

　　第三段写秦始皇：野心与实力，兼而写之。但第3段与第2段不一样。第2段是用正反对比手法两面写，第3段却全从正面写，把秦始皇的实力与野心描绘得淋漓尽致，愈写愈足。甚至到了第4段开头处，还要找补两句：“始皇既没，余威震于殊俗”。吴闿生夹批：“再加二句，十分酣恣。”然而，作者笔锋一转 ，又改从陈涉写起，却处处对陈涉寓褒于贬，这就更加体现出秦之灭亡实有自取其祸之道了。

　　最末一段是“论”和“断”，仍用对比手法把几个方面综合到一起，然后得出结论，即所谓“断”。为了使结论下得郑重，便又把秦重新提起总说一遍，才以“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收尾。文章须能放能收，能开能合，始见本领。

　　这篇文章在当时确实起了积极的影响。贾谊作为士大夫，固然站在封建统治阶级立场为汉王朝出谋划策。但他却能认识到农民起义的力量，认识到秦王朝灭亡的关键在于失掉民心和过分迷信武力，封建统治者野心大而虐待人民，终于被人民灭亡。有了这个认识，统治阶级才开始考虑如何缓和社会矛盾，以巩固自己的统治政权。这才说明农民起义真正推动了历史前进的车轮。有了贾谊这一番描绘，汉朝的皇帝才能真正总结秦代由盛而衰、由强而弱的经验教训。

　　江北之山，蜿蜒磅礴，连亘数州，其奇伟秀丽绝亘之区，皆在吾县。县治枕山而起，其外林壑幽深，多有园林池沼之胜。出郭循山之麓，而西北之间，群山逶逦，溪水潆洄，其中有径焉，樵者之所往来。数折而入，行二三里，水之隈，山之奥，岩石之间，茂树之下，有屋数楹，是为潘氏之墅。余褰裳而入，清池湫其前，高台峙其左，古木环其宅。于是升高而望，平畴苍莽，远山回合，风含松问，响起水上。噫!此羁穷之人，遁世远举之土，所以优游而自乐者也，而吾师木崖先生居之。

　　夫科目之贵久矣，天下之士莫不奔走而艳羡之，中于膏盲，人于肺腑，群然求出于是，而未必有适于天下之用。其失者，未必其皆不才；其得者，未必其皆才也。上之人患之，于是博搜遍采，以及山林布衣之士，而士又有他途，捷得者往往至大官。先生名满天下三十年，亦尝与诸生屡试于有司。有司者，好恶与人殊，往往几得而复失。一旦弃去，专精覃思，尽究百家之书，为文章诗歌以传于世，世莫不知有先生。间者求贤之令屡下，士之得者多矣，而先生犹然山泽之癯，混迹于田夫野老，方且乐而终身，此岂徒然也哉？

　　小子怀遁世之思久矣，方浮沉世俗之中，未克遂意，过先生之墅而有慕焉，乃为记之。

　　这篇散文借记河墅之景，颂扬隐居山林，高洁不污的河墅主人——他的老师潘木崖先生。思想内容十分可取，艺术手法独具亘色。

　　文章分为三段，首段记游写景，中段议论抒情，最后统括全篇，卒章显志。外在形式与思想内容高度统一，实为桐文讲究“义法”之范文。文章“因声求气”，造句上以四言为主，杂以三，五、七言，既有古歌行韵味，又有韩柳遗风，音律俱佳，字句传神。如第一段写河墅眭境，文笔清新优美，富有诗情画意。开头两句：“江北之山......多有园林池沼之胜。”是闲大写意的笔法把桐城河山和盘托出，有如登高鸟瞰，全景尽收眼底。接着避虚就实，去粗取精，细描木崖住宅环境，如“出郭循山之麓......是为潘氏之墅。”如此由表及里，精雕细刻，还嫌语不惊人，又“升高而望”，用远景烘托渲染，如“平畴苍莽，远山回合，风含松间，响起水上。”近于泼墨。翘首远望，景色错落，十分开阔壮观；侧耳静听，风啸水吼，难以捉摸的大自然之声写得渐沥萧飒，奔鹃澎湃，可听，可感，可见。至此，大丈夫不遇于时的安适生活环境描画得美不胜美。先秦的哲学家荀子在他的《乐论》中说：“不全不粹不胜美。”看来，戴氏对前人的这个美学观念是心领神会的。他在描写河墅时，既丰富地全面地表现自然环境，又去粗取精，经过锤炼、提高、集中，更典型，更具普遍性地表现自然环境，难爱是很大的。“全”和“粹”是一对矛盾的统一体。只远望求“全”，不近观颐“粹”，是自然主义，只讲“粹”而不反映“全”，又容易走上抽象的臣式主义的道路。

　　《河墅记》的写作，求全而不失粹，确切地说，是概“全”以精“粹”。如果我们再将第一段把玩一番，我们就会发现戴氏笔下的河墅，如同一幅出神入化的“龙图”，云中虽只露出一鳞一爪，然而全貌宛然可见。戴氏把握“全”与“粹”的关系如此之娴熟，自然得益于桐文的“义法”之说。因为桐城古文义法本身就有两种意义：“就文之整体言之，则包括内容与形式的调剂，而融合以前道学家与古文家之文论。就文之局部而言之，即专就学文方式而言，则又能融合秦汉派之从声音证人以摹拟昔人之语言，与唐宋派之从规矩证人以摹拟昔人之体式”。中国的山水散文萌芽于两晋，产生于南北朝，鼎盛于唐宋，戴名世继承了前人记游记景的散文传统，模山范水，体物图貌，技巧很高，为桐城散文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这篇散文还不同于当时士大夫娱情山水的闲情逸致，风雅倜傥之作，戴氏在这篇文章中弃铺陈擒藻之常法，求淡描点画之奇功，其目的在于债河墅之美，赞颂河墅主人潘木崖光明峻洁的人格和独立不群、不同世俗的高尚品质。潘先生应试不第后，从科场回到山庄，托怀玄胜，远咏老庄，过上清淡、闲适、幽雅的生活，与世俗之徒断绝了来往，这也是戴氏所倾慕的。在他看来，介人迫名逐利的官场，“与其有誉于前，孰若无毁于其后；与其有乐于身，孰若无忧于其心”。既然科场失意，弃绝了入仕的念头，“结庐在入境，而无车马喧”，有何不好。

　　他在文章的第二段中的议论，情绪激昂，气势恣纵，他为先生的际遇鸣不平，矛头直指贻误人才的科举制度。如“夫科目之贵久矣，天下之土莫不奔走而艳羡之，中于膏盲，人于肺腑”，寥寥数笔，使那些追名逐利的官迷丑态毕现；而“犹然山泽之瘤，混迹于田夫野老，方且乐而终身”，则赞扬了潘木崖不为利禄所诱惑的高洁风貌。“其失者未必其皆不才，其得者未必其皆才也。”持论公允，爱憎分明，作者在描写这种超脱尘俗的河墅之中，也流霡了磊落不平之气，深化了自己的思想。

　　最后“小于怀遁世之恩久矣，方浮沉世俗之中，未克遂意”，升华了文章的主旨。作为一个封建知识分子不逃避现实，为将胸中书数百卷形成文字而奔走四方，历岁逾时而不罢手，单就这点精神，也是难能可贵的。

参考资料：

　　君子曰：学不可以已。

　　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冰，水为之，而寒于水。木直中绳，輮以为轮，其曲中规。虽有槁暴，不复挺者，輮使之然也。故木受绳则直，金就砺则利，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知明而行无过矣。

　　故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临深溪，不知地之厚也；不闻先王之遗言，不知学问之大也。干、越、夷、貉之子，生而同声，长而异俗，教使之然也。诗曰：“嗟尔君子，无恒安息。靖共尔位，好是正直。神之听之，介尔景福。”神莫大于化道，福莫长于无祸。

　　吾尝终日而思矣，不如须臾之所学也；吾尝跂而望矣，不如登高之博见也。登高而招，臂非加长也，而见者远；顺风而呼，声非加疾也，而闻者彰。假舆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绝江河。君子生非异也，善假于物也。(君子生 通：性)

　　南方有鸟焉，名曰蒙鸠，以羽为巢，而编之以发，系之苇苕，风至苕折，卵破子死。巢非不完也，所系者然也。西方有木焉，名曰射干，茎长四寸，生于高山之上，而临百仞之渊，木茎非能长也，所立者然也。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涅，与之俱黑。兰槐之根是为芷，其渐之滫，君子不近，庶人不服。其质非不美也，所渐者然也。故君子居必择乡，游必就士，所以防邪辟而近中正也。

　　物类之起，必有所始。荣辱之来，必象其德。肉腐出虫，鱼枯生蠹。怠慢忘身，祸灾乃作。强自取柱，柔自取束。邪秽在身，怨之所构。施薪若一，火就燥也，平地若一，水就湿也。草木畴生，禽兽群焉，物各从其类也。是故质的张，而弓矢至焉；林木茂，而斧斤至焉；树成荫，而众鸟息焉。醯酸，而蚋聚焉。故言有招祸也，行有招辱也，君子慎其所立乎！

　　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蛟龙生焉；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故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骐骥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驾，功在不舍。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蚓无爪牙之利，筋骨之强，上食埃土，下饮黄泉，用心一也。蟹六跪而二螯，非蛇鳝之穴无可寄托者，用心躁也。

　　是故无冥冥之志者，无昭昭之明；无惛惛之事者，无赫赫之功。行衢道者不至，事两君者不容。目不能两视而明，耳不能两听而聪。螣蛇无足而飞，鼫鼠五技而穷。《诗》曰：“尸鸠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仪一兮。其仪一兮，心如结兮！”故君子结于一也。

　　昔者瓠巴鼓瑟，而流鱼出听；伯牙鼓琴，而六马仰秣。故声无小而不闻，行无隐而不形 。玉在山而草木润，渊生珠而崖不枯。为善不积邪？安有不闻者乎？

　　学恶乎始？恶乎终？曰：其数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其义则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 真积力久则入，学至乎没而后止也。故学数有终，若其义则不可须臾舍也。为之，人也；舍 之，禽兽也。故书者，政事之纪也；诗者，中声之所止也；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 故学至乎礼而止矣。夫是之谓道德之极。礼之敬文也，乐之中和也，诗书之博也，春秋之微 也，在天地之间者毕矣。 君子之学也，入乎耳，着乎心，布乎四体，形乎动静。端而言，蝡而动，一可以为法则。小人之学也，入乎耳，出乎口；口耳之间，则四寸耳，曷足以美七尺之躯哉！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君子之学也，以美其身；小人之学也，以为禽犊。故不问而告谓之傲，问一而告二谓之囋。傲、非也，囋、非也；君子如向矣。

　　学莫便乎近其人。礼乐法而不说，诗书故而不切，春秋约而不速。方其人之习君子之说，则尊以遍矣，周于世矣。故曰：学莫便乎近其人。

　　学之经莫速乎好其人，隆礼次之。上不能好其人，下不能隆礼，安特将学杂识志，顺诗书而已耳。则末世穷年，不免为陋儒而已。将原先王，本仁义，则礼正其经纬蹊径也。若挈裘领，诎五指而顿之，顺者不可胜数也。不道礼宪，以诗书为之，譬之犹以指测河也，以戈舂黍也，以锥餐壶也，不可以得之矣。故隆礼，虽未明，法士也；不隆礼，虽察辩，散儒也。

　　问楛者，勿告也；告楛者，勿问也；说楛者，勿听也。有争气者，勿与辩也。故必由其道至，然后接之；非其道则避之。故礼恭，而后可与言道之方；辞顺，而后可与言道之理；色从而后可与言道之致。故未可与言而言，谓之傲；可与言而不言，谓之隐；不观气色而言，谓瞽。故君子不傲、不隐、不瞽，谨顺其身。诗曰：“彼交匪纾，天子所予。”此之谓也。

　　百发失一，不足谓善射；千里蹞步不至，不足谓善御；伦类不通，仁义不一，不足谓善学。学也者，固学一之也。一出焉，一入焉，涂巷之人也；其善者少，不善者多，桀纣盗跖也；全之尽之，然后学者也。

　　君子知夫不全不粹之不足以为美也，故诵数以贯之，思索以通之，为其人以处之，除其害者以持养之。使目非是无欲见也，使耳非是无欲闻也，使口非是无欲言也，使心非是无欲虑也。及至其致好之也，目好之五色，耳好之五声，口好之五味，心利之有天下。是故权利不能倾也，群众不能移也，天下不能荡也。生乎由是，死乎由是，夫是之谓德操。德操然后能定，能定然后能应。能定能应，夫是之谓成人。天见其明，地见其光，君子贵其全也。

　　荀子的文章，和其他先秦诸子的哲理散文一样，也是独具风格的。它既不像《老子》那样，用正反相成、矛盾统一的辩证法思想贯穿始终；也不像《墨子》那样，用严密、周详的形式逻辑进行推理；既不像《庄子》那样，海阔天空、神思飞越，富有浪漫主义色彩；也不像《孟子》那样，语言犀利、气势磅礴，具有雄辩家的特点。他是在老老实实地讲述道理。他的文章朴实浑厚、详尽严谨，句式比较整齐，而且擅长用多样化的比喻阐明深刻道理。这一切构成了荀子文章的特色。有人曾将《荀子》一书概括为“学者之文”，这是十分恰当的评论。

　　《劝学》是荀子的代表作品，也是《荀子》一书开宗明义的第一篇。全文共由两大部分组成：前一部分，论述学习的重要性；后一部分，论述学习的步骤、内容、途径等有关问题；而以“学不可以已”作为贯穿全文的中心思想。从《劝学》前面部分节选的几个片段，解放后一直被选为中学语文教材，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传统名篇之一。

　　《劝学》各段的条理十分清楚，基本上是每段阐述一个具体问题。而且总在文字的开头、结尾部分作出明确的交代。例如，文章的第一句写道：“君子曰：学不可以已。”这既是全文的一个中心论题，也是第一段所要开始阐述的内容。而在段的结尾部分则归结道：“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知明而行无过矣。”这就明确而有力地照应首句，收束了上文，并且清楚地点明了该段的中心思想。又如第二小段，先用“吾尝终日而思矣，不如须臾之所学也”，来说明个人独自冥思苦想远不如学习有益。而在列举了“登高而招”“顺风而呼”“假舆马”“假舟楫”等几个生活中十分常见而又极有说服力的比喻后，有力地小结道：“君子生（性）非异也，善假于物也。”在这里，荀子从他的“性恶论”观点出发，指出君子的天性也是恶的，其所以不同于众人，就在于他善于向良师益友学习嘉言懿行，以改变自己的不良天性。这个“物”字就从“舟楫”“舆马”之类，变成了学习的内容，文字也就逐渐深化了。这里举的两个例子，都是首尾相互照应的，也有一些段落，只在段首揭示该段中心，或者只在段末予以适当概括。总之，目的相同而方式则并不死板。先秦诸子的哲理散文，一般都比较难读，荀子这种谨严、朴实的写作方法，对帮助读者掌握各段文章的基本内容，是十分有效的。

　　在说理文中，巧妙地运用大量比喻进行论述，这是《劝学》另一个十分突出的特点。有时作品集中了好些并列的比喻，从同一角度反复地说明问题。这种手法，在修辞上叫做“博喻”，不过一般大都是用来辅助景物描写。而荀子作品中的博喻都是用来说明事理。

　　有时作者又采用对比的方法，将两种相反的情况组织在一起，形成鲜明对照，以增强文字的说服力。例如，在强调学习必须持之以恒、用心专一时，他不但用了一些并列的比喻，也用了好些相反相成的比喻，他列举了“骐骥一跃 ，不能十步”和“驽马十驾，功在不舍”；“锲而舍之，朽木不折”和“锲而不舍，金石可镂”；以及“无爪牙之利，筋骨之强”的蚯蚓，竟能在地下来去自如，而“六跪而二螯”的螃蟹，却连一个容身的小洞也掘不好。这就表明，“积”与“不积”所产生的效果是截然相反的。在荀子哲学思想中，“积”字是一个重要观点。荀子认为，要学有所成，必须坚持不懈地进行积累。一个人长期耕田（“积耨耕”），就会成为农夫，长期砍砍削削（“积斲削”），就会成为工匠；长期贩卖货物（“积反货”），就会成为商贾；长期学习礼义（“积礼义”） ，就会成为君子；圣人也只不过是“人之所积”。这就好像越人安越，夏（中原）人安夏那样，习惯成自然而已。了解了荀子这一思想观点的重要意义，我们就不难懂得，他为什么要费那么大的力气，选择那么多比喻，不惮烦地对读者进行谆谆教导。

　　最值得注意的是，作者还善于通过比喻，将议论逐步引向深入。忽视了这一特点，我们就会被众多的比喻弄得眼花缭乱，而理不清文字的脉络。

　　试以第一段为例。全段除首尾各有一句论断性的话外，其余全部由比喻组成。作者先用“青出于蓝”和“冰寒于水”这两个比喻，说明后天的影响可改变事物本性，并能使之有所发展。接下来又提出另一个比喻：中绳的直木，经改造后，变成了“其曲中规”的车轮；以后即使晒干枯槁，也不可能再回复到“直”的状态。这就说明，后天的影响，对改变事物本性来说，是起着决定性作用的。这样就把道理的阐述向前推进了一步。然后再用“木受绳则直”“金就砺则利”两个比喻，引出结论“博学而日参省乎己”的重要性。这一段以比喻为主的文字，从提出问题到进行小结，逻辑性是很强的。

　　再以前面提到过的“积”字一段为例。

　　“积土成山，风雨兴焉”和“积水成渊，蛟龙生焉”是比喻，“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才是正意。对一个人来说，“积善”要达到了“成德”的境界，才能改变气质，具备圣人的思想感情。紧承这一论断，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是四组比喻，它们阐述了前后相承的两层意思。前面三组论述了“积”字的重要性：“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从正面说明，不“积”就将一事无成；“骐骥”与“驽马”、“朽木”与“金石”这两组对比的比喻，则着重表明，“积”与“不积”必将产生两种不同的结果。前一组对比，偏重主观条件的分析，后一组对比，偏重客观情况的分析。三组比喻的结合使用，把道理讲得十分清楚。后面部分的另一组，以“蚯蚓”和“螃蟹”的对比为喻，指出“用心专一”是“积”的关键，将论述进一步引向深入。至此，有关“积”字的基本内容已经谈清，于是作者紧扣“用心专一”进行小结。

　　荀子这种用比喻说理的写法，在其他先秦诸子散文中也是罕见的，应当说这是他的一种独创。

　　《劝学》的第三个重要特点，是句式整齐，读时琅琅上口。但作者又注意在排偶中适当夹进散句，使文气流畅而不呆滞。

　　由于具备以上一些风格特点，荀子的哲理散文，有它好读的一面；但是，这并不是问题的全部情况。就以这篇《劝学》为例，通假字就用了十几个之多，而且其中有些是不很常见的。

　　有了这么一大批拦路虎，《荀子》当然又有它并不易读的另一面了。

　　君子曰：学不可以已。

　　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冰，水为之，而寒于水。木直中绳，輮以为轮，其曲中规。虽有槁暴，不复挺者，輮使之然也。故木受绳则直，金就砺则利，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知明而行无过矣。

　　吾尝终日而思矣，不如须臾之所学也；吾尝跂而望矣，不如登高之博见也。登高而招，臂非加长也，而见者远；顺风而呼，声非加疾也，而闻者彰。假舆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绝江河。君子生非异也，善假于物也。

　　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蛟龙生焉；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故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骐骥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驾，功在不舍。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蚓无爪牙之利，筋骨之强，上食埃土，下饮黄泉，用心一也。蟹六跪而二螯，非蛇鳝之穴无可寄托者，用心躁也。

　　开篇“君子曰：学不可以已。”这不但是《劝学》篇的第一句，也是整个《荀子》著作的第一句。荀子认为人的本性是“恶”的，必须用礼义来矫正，所以他特别重视学习。“性恶论”是荀子社会政治思想的出发点，他在著作中首先提出学习不可以停止，就是想抓住关键，解决根本问题。因为他十分重视这个问题，所以他把自己的见解，通过“君子”之口提出来，以示郑重。开头就提出了中心论点，语言简劲，命意深广，因而很自然地引出了下文的滔滔阐述。

　　以“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冰，水为之，而寒于水”，来比喻任何人通过发愤学习，都能进步，今日之我可以胜过昨日之我，学生也可以超过老师。这两个比喻，使学习的人受到很大的启发和鼓舞。不过，要能“青于蓝”“寒于水”，决不是“今日学，明日辍”所能办到的，必须不断地学，也就是说：“学不可以已”。所以，这两个比喻深刻有力地说明了中心论点，催人奋进。

　　接着，文章进一步设喻，从根本上阐明道理：“木直中绳，輮以为轮，其曲中规。虽有槁暴，不复挺者，輮使之然也。”对学习者更大的鼓励。在强调了学习的重要作用后，文章以设喻引出论断：“故木受绳则直，金就砺则利，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知明而行无过矣。”木材经过墨线量过就会取直，金属制成的刀剑之类拿到磨刀石上去磨就会锋利，这就好比君子广泛学习，而且每天检查省察自己，就会知识通达，行为没有过错。这样以设喻引出论断，显得更有说服力。论断句中的“日”字，与起句“学不可以已”的“已”字，紧密呼应，突出了要“知明而行无过”，就必须不断学习，从而有力地阐明了中心论点。

　　第三段说明了学习在改变人的素质、提高人的智力方面的重大意义。学习意义重大，荀子认为，学习不能单靠坐在房子里苦思冥想，必须利用外界事物，向实际学习。因此，“吾尝终日而思矣，不如须臾之所学也”。荀子以亲身的体验，通过“终日思”与“须臾学”的对比，强调空想不如学习。而这个与空想相对的“学”字，不言而喻，也就是指利用外界事物，向实际学习。这种对于学习的见解，也是荀子基于他的认识论提出来的。荀子否认孟子所说的人有天生的“良知”“良能”，因此他强调从外界实际事物中学习。他在这里提出的“学”的概念，就具有唯物主义因素。

　　接着，连设五喻，展开论证，荀子先从生活经验说起：站在高处望，比踮起脚见得广阔；登高招手，顺风呼喊，手臂并非更长了，声音并非更大了，可是人家却能远远地看到，清楚地听到；可见利用高处、利用顺风的作用之大。推而广之，“假舆马”“假舟楫”的人，也并非善于走路或擅长游泳，可是他们却能“致千里”“绝江河”，由于设喻所用的事例都是日常生活中常见的，因此读起来不但感到亲切，而且觉得可信。随着不断设喻，阐明的道理越来越深入读者心灵，于是水到渠成地得出了结论：“君子生非异也，善假于物也。”这就是说，君子之所以会有超过一般人的才德，就是因为他们善于利用外物来好好学习。推论起来，人如果善于利用外物好好学习，也就可以变为有才德的君子。这与第一段所说的青出于蓝、冰寒于水、直木可“輮”为车轮，意脉是一贯的，结构上也是暗相呼应的。此外，荀子把“所学”与“善假于物”联系起来，“这意味着学习的目的是要认识客观事物的规律，并利用这些规律性知识去改造客观世界。”（引自严北溟关于《劝学》的说明）这与他的“制天命”的思想也是联系着的。这一段说明学习必须善于利用外物。

　　最后一段阐述学习必须专心一致、锲而不舍。人们在从外界实际事物中学习的时候，还有需要注意的地方，所以，这一段作了进一步的说明，主要写了两个方面：一个是“积”，一个是“一”。文章先设两喻引出论点：“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蛟龙生焉；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这说明学习要注意积累。荀子根本不承认“天生圣人”的说法，他指出人只要努力学习，“积善积德”，就可以具备圣人的思想。圣人也是不断学习而成的，正如他在《性恶》篇中所说的：“积善不息”，“涂之人可以为禹”。他充分强调“积善”的作用，这与开头提出的“学不可以已”也是一脉相承、遥相呼应的。在笔法上，以设喻引出论点，更加强了论点的语势，使论点一出现就具有一定的说服力。
　　接着，文章又进行申述：“故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这是从反面设喻来说明积累的重要。经过一正一反的设喻，学习要注意积累的道理已初步阐明，但是为了深入说明，文章又反复设喻对比：先以“骐骥一跃，不能十步”与“驽马十驾，功在不舍”相比，再以“锲而舍之，朽木不折”与“锲而不舍，金石可镂”相比，从而充分显示出“不舍”的重大意义，而学习要注意积累的道理，也得到了进一步的证明。当然，学习要做到“不舍”，要不断积累，那就必须专一，不能浮躁。

　　因此，文章再以“蚓无爪牙之利，筋骨之强”，能够“上食埃土，下饮黄泉”与“蟹六跪而二螯”，却“非蛇蟮之穴无可寄托”进行对比，说明学习必须专心致志，不能粗心浮气。这两个比喻，强调了学习必须坚持不懈，并照应了上文的层层论述。通过这一段的层层比喻，可以清楚地理解学习必须持之以恒。至此，开篇提出的“学不可以已”的中心论点，已得到了深入的阐发和充分的证明。

　　这篇文章各段的条理十分清楚，基本上是每段阐述一个具体问题，而且总在文章的开头、结尾部分作出明确的交代。在文章中，作者有时又采用对比的方法，将两种相反的情况组织在一起，形成鲜明对照，以增强文字的说服力。例如，在强调学习必须持之以恒、用心专一时，他不但用了一些并列的比喻，也用了好些相反相成的比喻，他列举了“骐骥一跃，不能十步”和“驽马十驾，功在不舍”；“锲而舍之，朽木不折”和“锲而不舍，金石可镂”；以及“无爪牙之利，筋骨之强”的蚯蚓，竟能在地下来去自如，而“六跪而二螯”的螃蟹，却连一个容身的小洞也掘不好。这就表明，“积”与“不积”所产生的效果是截然相反的。在荀子哲学思想中，“积”字是一个重要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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