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奭公宿和其韵

　　此词蕴含了词人丰富的情感：久别重逢的喜悦、宦海沉浮的悲惋无奈和离别在即的愁绪。全词想象奇特，虚实相生，虚实处理得当，境界缥缈开阔，语言洒脱灵动，富有浪漫色彩。

　　此词上片抚今追昔。

　　先怀念过去。久别的朋友来访，词人无比喜悦地与朋友畅谈从前：当年自己与朋友一同参加科举殿试，同榜及第，金銮殿上一同被皇上唱报名次，然后一同跨马游街，到琼林苑赴宴赏花，在繁华的汴京，自己和朋友都觉得春风得意、前程似锦。

　　再感慨现在。分别十年，岁月沧桑，如今自己却远离京城、身贬滁州、官职低微，多年在人生的岔路口徘徊，无所成就，徒然辜负了当年皇上的隆恩和风光荣耀。过去的得志与现在的失意形成鲜明的对比，抒发了词人对过去春风得意的岁月的怀念与留恋，对自己宦海浮沉、如今遭受贬谪的境遇的郁闷与悲叹。

　　下片抒写对朋友的情意。

　　先写对朋友的留恋与关心。听说朋友要去赴任的阆州和神仙的住处相通，那么自己今后就再也见不到朋友了，即使登上高楼也够不着神仙之地，看不到朋友的家。久别重逢，自是喜悦，但离别在即，分别难再相见，怎能不让人依恋不舍；何况朋友任职的四川阆州与自己的贬所滁州相比，是更偏远、蛮荒之地，自己和朋友“同是天涯沦落人”，朋友也要善自珍重啊。

　　再想象朋友离开后自己的离愁别绪。朋友的离去，使滁州似乎变成了孤城，太阳不再令人温暖，一天天的日子显得空虚、难以打发，生活孤单、清冷、无聊，心里充满无尽的离愁，只能将思念付予那些经霜的红树以及与它们相连的远处的红霞。

　　此词风格飘逸。首先，多重时空转换变化，有重聚的现在，有同榜及第的十年前，还有即将到来离别之后；有词人与朋友都风光得意的汴京，有词人“薄宦老天涯”的滁州，有朋友即将赴任的阆州，还有神仙居处的阆苑，境界开阔。

　　其次，多处用虚笔，回忆过去，想象朋友的去处，想象朋友离开后自己在滁州的情形，笔触灵动超逸。最后，想象奇特，词人忽发奇想，将人间僻地的阆州点化为天上仙境阆苑，赋予阆州以神奇、浪漫、缥缈的特点，具有神话色彩。

　　再次，境界缥缈开阔，语言洒脱灵动。“阆山”通“阆苑”，“滁州”望“阆州”，展现了多重时空的组合变化。“闻说”二字导入传说，忽又接以“楼高”句设想将来，灵动超逸，挥洒自如。

　　这首词以咏梅为题，用梅花暗喻词人自己，把闺人幽独的离思与韶华易逝的帐悯，极其高华而深至地表现了出来。

　　“庭院深深深几许”起句袭用欧词，一字不改，而又融化不涩，别具意境。这种问鼎名篇的作法，表现了漱玉词人的魄力与艺术上的自信。以设问的口气一连迭用三个“深”字，能在读者心中唤起了一种院宇深邃，气象雍容的声情效果。迭字用得好，却能形容尽妙，动人于不自觉之中……李清照这首《临江仙》一、二两句用得浑成而富有变化。因而避免了袭用成句容易造成的雷同之感。“庭院”句言其深，“云窗”句状其高。一纵一横，交相映衬，便将一座贵家池馆的富丽与清幽的气象勾画出来了。云簇疏棂，雾迷高阁，这是何其缥缈清幽、高出尘寰的所在呵。“春迟”二字语义双关，包蕴甚深，不可草草读过。乍看起来，仿佛是主人公慨叹春光的姗姗来迟。然而这仅是表面的理解。其实，阳春有一序，天地无私，烂漫的春光是不会遗弃这锦屏府第的，这个“迟”字所反映的意蕴中不只是客观的景物，而且是一种主观的感情。作者是借春光不到的艺术构思来表现春闺思妇的凄黯心绪。它同“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玉颜不及寒鸦色，犹带昭阳日影来。”等等，可说是同其委婉的手法。

　　“为谁憔悴损芳姿？”更设一问，以跌宕的笔触，补足上文。指出了原来使闺中人赏春无绪、芳姿悴损的，不正是对远人的思念和被爱情的折磨吗？几经铺垫，到此才将一篇题旨揭出来。

　　“夜来清梦好，应是发南枝”，歇拍处点出梅花，承上巨启下之笔，高华中带有一些凄丽的意味。“清梦”乃是结想而成的南柯相会。远人纵未得归，这梦里的欢娱便也是一分消受了。

　　以清词写苦思，倍增凄苦……她不是以梅花直接比人，而是把梅花同清梦联系起来，因好梦而溯及梅花，又以“应是”云云推测之词，加以摇曳，愈觉意折层探，令人回味不尽。漱玉词富于形象之美，尤长于活用比况类形容词。如“绿肥红瘦”与此处之“别到杏花肥”等，皆能别出巧思，一新耳目。“杏花肥”犹言杏花盛开也。然而不用常语而换一“肥”字，把形容词活用作谓语，就大增其直观的美感。巧而不尖，新而不怪，真能超越凡庸，别开生面。

　　此处着一“肥”字，上与“瘦”字关合，以梅花之玉瘦，衬红杏之憨肥，益觉鲜明生动。同时两相映带，还点明了时间的跨度。从早梅绽蕊直盼到杏花开遍，二十四番花信风，已吹过十一番了。春光半过，伊人未归，花落花开，只成孤赏。难怪园中的春色，尽作愁痕了。末尾以景结情，骚情雅韵，令人凄然无尽，洵为小令中精品。

参考资料：

　　该诗首句是说一只漂亮的画船系在岸边的柳树上，表现的是一个“等”字。“亭亭”多用来形容姑娘之苗条、靓丽，作者却用来描写船，可见作者的构思不同一般。“系”的后面省略了宾语，与刘禹锡的“只有垂杨绾别离”手法相同，且暗切题意，手法不同凡响。“春潭”化用李白的“桃花潭水深千尺”，用笔老到，布局精巧。该句中没有正面写柳，但“系”字和诗题相照应，已暗示了所系之处。古代有折柳赠别的风俗，因为“柳”谐“留”音，寓有惜别之意，因此，首联所展示的系舟杨柳岸的画面，恰是一幅春江送别图。

　　“直到行人酒半酣”以“直待”接续，回答了等的对象：行人，也就是将要离开家乡的人。在船将发未发之际，送行者和行人依依话别，做最后一刻的流连。珍重彼此的友谊，珍重这别离的时刻，送行的人殷勤劝酒，“直到行人酒半酣”，这里含有“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的意思。同时也表明，行人所以喝得半醉，一来是朋友情重，二来是为了排遣离忧。作者在上一句“亭亭画舸”停在水中这一特写背景下，创立了似乎是游春的场面，而下句转入离别，出现心理的反差，离别的黯然销魂的意况隐现在句中。这两句语言很含蓄，意思却很明白。这里不说人有情而怨别，却怪画船无情，无理而妙。

　　三四句作者直写离别。第三句在首句“点染的画船上做文章，说不管烟波浩渺，不管风风雨雨，行人终将离去，画船带走的只是离愁别恨。包含了送行者相留不住的怨情，也表现了行人欲留不能，不得不走的无奈，像是友人对行者的埋怨，又像是行者的自怨自艾，写得情意盎然。

　　最后一句“载将离恨过江南”将抽象的离恨，化为有形体、有重量的东西，使人分外感到离恨的深刻沉重，意象非常新奇。作者不写船带走行人，也不写行人的离恨，而是说船带走的是离恨，多了一层转折，加深了意境。同时把离愁悲恨这一抽象的情态想象成实在的物质，可以放在船上运走，就更为奇妙。此诗在新巧上做文章。作者把离愁别恨变成有分量的东西，可用船来载，在“愁”的分量上做文章，更加深切地表现了心中的凄苦，为人所称道。这一手法为后代诗人借鉴。好的比喻，好的意境，是不怕重复的。

　　《柳枝词》这一题目是后人加的。古代有折柳赠别的风俗，所以写柳也多与叙别相联系。诗第一句中的“系”字，就包涵着杨柳。其实此诗中心不在咏柳，而在咏别。

　　如何把无形的别情直观可感地写出来，这首诗的构思有三点值得称道的地方：

　　一是第四句中的“载”字，把抽象的别情化为有形的，可以被运载的东西，同时也显示出别情的沉重。

　　二是移情于物。清人吴乔说此诗，“人自离别，却怨画舸”，似乎是这无情的画舸，在经过一段沉默难耐的等待之后，只等行人上了船，便毫不迟疑地把人载向江南。人情无奈，迁怨于物，如此言情，深婉蕴藉。

　　三是“此诗首句一顿，下三句连作一气说，体格独别”。七绝诗通常分为两节，前两句与后两句间有一个转折，而此诗一气而下，使我们直觉得相别之干脆、舟行之飞速，不容人有丝毫的缠绵悱恻，有力地烘托出浓重的怨别之意。

参考资料：

　　这是柳永困居东京汴梁时为青楼名妓虫娘所作的一首词，用以表白自己对虫娘的真挚情意，并且向虫娘许下庄重的诺言。虽然柳永踏入仕途后，由于种种客观原因终未实践这一诺言，但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能在作品中如此大胆示爱求偶已属难能可贵了。

　　词的上片主要回忆了昔日与虫娘的恩爱时光。柳永在词的开始就坦率的承认了对歌妓虫娘的真情实意：小楼深巷狂游遍，罗绮成丛。就中堪人属意，最是虫虫。“小楼深巷”指的是平康坊曲之所，歌妓们聚居之地。北宋都城开封“出朱雀门东壁，亦人家。东去大街、麦梨巷、状元楼，余皆妓馆，至保康门街。其御街东朱雀门外，西通新门瓦子以南杀猪巷，亦妓馆。以南东西两教坊”（《东京梦华录》卷二）。这些坊曲之中身着罗绮、浓妆艳抹的歌妓甚众，但柳永却特别属意于虫娘，因为她是一位温柔俊俏、色艺超群的多情女子。柳永在这里用了一个“最”字，突出了虫娘在其心目中的特殊地位。“有画难描雅态，无花可比芳容”。自然有比虫娘更为风流美貌的，而具有雅态的却极为稀少。“雅态”是虫娘的特质，唐宋以来的一些歌妓，除了有精妙的伎艺之外，还有很高的文化修养，能吟诗作对。柳词《两同心·嫩脸修蛾》的“偏能做文人谈笑”和《少年游·世间尤物意中人》“心性温柔，品流详雅，不称在风尘”就是表现这种雅态的，它源于品格和志趣的高雅，全不像是风尘中的女子。柳永之所以爱慕虫娘正由于此。歌妓们虽然受制于娼家，失去了人身自由，但她们的情感是可以由自己支配的。柳永由于真正的同情和尊重她们，因而能获得其真情，相互知心。“几回饮散良宵永，鸳衾暖、凤枕香浓”。以往他们曾多次共度良宵，幸福地相聚。“算得人间天上，惟有两心同”。表达了两人的心愿，也就是“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白居易《长恨歌》），同时也写出了两人对这份爱的陶醉、痴迷。

　　词的下片转写当前，以“近来”二字将词意的发展由往昔转到现实，“云雨忽西东”，说明他们的爱情出现了一些波折，由“诮恼损情悰”看来，波折更多的原因是因虫娘引起的，她又是抱怨，又是烦恼，完全破坏了从前那种欢乐的情怀。从与虫娘“偷期暗会，长是匆匆”的情形来推测，柳永困居京都，已失去经济来源，不可能千金买笑而歌舞场中挥霍了。因而与虫娘的聚会只能偷偷地进行，而且来去匆匆。由此使他希望与虫娘过一种鸾凤和鸣、白头偕老的正常夫妇生活，以结束相会时愁颜相对的难堪场面。“争似和鸣偕老，免教敛翠啼红”。虫娘匆匆相会时“敛翠啼红”，暗示了他们爱情的不幸。这不幸完全是来自社会方面的原因，很可能是因娼家严禁虫娘与这位落魄词人的来往。在此情形下，词人提出了暂行办法和长远打算。暂行的办法是“眼前时、暂疏欢宴”，疏远一些，以避开各种外界压力。他劝慰虫虫不要忧心忡忡，请相信他的山盟海誓。长远的打算是使虫虫能“作真个宅院”，柳永是真正打算娶虫虫作“宅院”的。只有到了那时，才算是他们的爱情有始有终。至此，整个下片恰当地表达了词人内心复杂的情感，同时又达到了劝慰虫娘的目的。

　　从这首词可以看出，柳永是抱着一腔真挚的感情，把一位封建社会底层中被侮辱、被损害的歌妓虫娘当成了自己真诚爱慕的对象。虫娘是他落魄无聊的情形下与他相爱的，所以柳永决心一举成名后定来报答她的深情。整首词委婉曲折，真实地再现了柳永当时的心路历程。

参考资料：

　　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坐观其变，而不为之所，则恐至於不可救；起而强为之，则天下狃於治平之安而不吾信。惟仁人君子豪杰之士，为能出身为天下犯大难，以求成大功；此固非勉强期月之间，而苟以求名之所能也。

　　天下治平，无故而发大难之端；吾发之，吾能收之，然后有辞於天下。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使他人任其责，则天下之祸，必集於我。

　　昔者晁错尽忠为汉，谋弱山东之诸侯，山东诸侯并起，以诛错为名；而天子不以察，以错为之说。天下悲错之以忠而受祸，不知错有以取之也。

　　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昔禹之治水，凿龙门，决大河而放之海。方其功之未成也，盖亦有溃冒冲突可畏之患；惟能前知其当然，事至不惧，而徐为之图，是以得至於成功。

　　夫以七国之强，而骤削之，其为变，岂足怪哉？错不於此时捐其身，为天下当大难之冲，而制吴楚之命，乃为自全之计，欲使天子自将而己居守。且夫发七国之难者，谁乎？己欲求其名，安所逃其患。以自将之至危，与居守至安；己为难首，择其至安，而遣天子以其至危，此忠臣义士所以愤怨而不平者也。

　　当此之时，虽无袁盎，错亦未免於祸。何者？己欲居守，而使人主自将。以情而言，天子固已难之矣，而重违其议。是以袁盎之说，得行於其间。使吴楚反，错已身任其危，日夜淬砺，东向而待之，使不至於累其君，则天子将恃之以为无恐，虽有百盎，可得而间哉？

　　嗟夫！世之君子，欲求非常之功，则无务为自全之计。使错自将而讨吴楚，未必无功，惟其欲自固其身，而天子不悦。奸臣得以乘其隙，错之所以自全者，乃其所以自祸欤！

　　苏轼在其人物史论中写了大量的翻案文章，立意新颖深刻，高远幽邃。治国之策，行事之则；爱民之心，嫉恶之恨；他人之思，自我之省，都别出新见，发人之所未见，启人之所未思。晁错曾提出“削藩”建议，后被汉景帝所杀。“晁错之死，人多叹息”，苏轼却翻空出奇，以独特的视角，一家之言，阐述了晁错受祸原因，提出了仁人君子、豪杰之士应“出身为天下犯大难，以求成功”的主张。

　　文章开篇为泛泛概说：“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起句看似虚写，实则却在暗说汉景帝时国泰民安中隐含着的诸侯之患。接着，作者便围绕“患”字，从“坐”、“起”两方面进行分说。“坐观其变”而不对祸患采取措施，那么祸患便会蔓延得无可救药；“起而强为之”而不等待时机，则天下也同样不能保持治平安定的局面。作者说的“起而强为之”，暗指晁错的削落。下面，文章又结止上两句的意思。引出“仁人君子豪杰之行”的作为，以此而暗与晁错柑比。用“此固非勉强期月之间。而苟以求名者之所能也。”概写出历史上的失败者、又具体落实在晁错身上，暗含着对晁错失败原因的评论。这两句堪称全篇关键之处，是作者论说的中心。在此处，它还有承上启下的妙用：“此固非勉强期月之间”，上承“起而强为之”;“苟以求名者”，下启“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后面，“天下治平”几句，暗写景帝时的“七国之乱”；“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几句，又虚写七国起兵后晁错的态度。因此，首段虽没直接点出晁错，但却句句在写晁错。抽象中有具体，虚写里含实写，虚实相生中既使后面的论述高屋建扳，又让文章排宕开闺，具有一种滔滔的气势。

　　第二段，文章在前面基础上较而易举地由抽象而具体，由隐而显。由历史的抽象概说，过渡到具体的史事论述。西汉社会诸侯的割据势力严重威胁着封建的中央集权、晁错继贾谊之后，屡次建议景帝“削藩”。他说诸侯王“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呕，祸小；不削之，其反迟，祸大。”汉景帝用其策，于是出现了“七国之乱”。后来因谗言晁错被杀，后代之人多悲叹晁错的尽忠而蒙害。但苏轼这里却一反传统老调，认为晁错获罪是由于“有以取之也”，从而使文章蹊径独辟、不同凡响。

　　第三段，作者一方面紧扣史事，另一方面却把笔触拉开，先提出“古之立大事者，不唯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介的观点。然后便旁征博引用大禹治水的凿龙门、决江河和溃冒冲突来举例论证，提出“事至而不惧”、“徐为之所”才能使大事成功，以此而暗中指责晁错的临危而逃。

　　第四段是全篇的主体，这一段议论变得丰富，行文也变得曲折。这一段通过有力的论说鞭辟近里地阐述了晁错取祸的原因。“夫以七国之强而骤削之，其为变岂足怪哉！”苏轼认为“削藩”应该逐步进行，徐为之所”，而不应“骤削之”，骤削则必然导致“七国之乱”，这便是“无故而发大难之端”。仁人君子豪杰却于此时挺身而出，所以能成大业，但晁错不在此时捐身，力挡大难，击溃七国，反而临危而逃，“使他人任其责”，那么“天下之祸”自然便集中在晁错身上了。文章至此。所议之事、所立之沦虽与前文相近，但观点与史事却逐渐由隐而显、由暗而明。文章的气势也慢慢由弱而强、由平易而近汹涌。紧接着，作者又连用了两个反问句，把文章的气势推向了的顶峰。“且夫发七国之难者，谁乎？”是谁引发出七国之难而又临危而逃了选择最安全的处所，把天子陷入至危的境地，这是忠义之士所愤惋之人，既使无袁盎的谗一也不会幸免十祸。这样的结局的原因是“己欲居守，而使人主自将。”这两个问句一波未平又起一波，使文覃呈现出汪洋惩肆的特征。然而苏轼并不就此搁笔，他用两个条件再从反面假设晁错，把文章跳起的高浪又推向了深远广阔。“使吴、楚反，错以身任其危，日夜淬砺，东向而待之”，这是假设晁错不临危而逃；“使不至于家其君。则天子将恃之以为无恐”，这是假设晁错不使人主自将。那么即使有一百个袁盎也不能使晁错获祸。

　　最后一段，文章的气势渐渐平缓，在感叹历史之时，再一次指出临危而逃自固其身是晁错取祸的原因，从而增重了题旨的作用。

　　作者生活时代，治平已久，文恬武嬉，积贫积弱，作者思治，故此论实为有感而发。起首议论雄深浑徽，有很强的针对性。全篇文章由虚而实，由实而气势滔滔，由气势滔滔而渐渐平缓，把舒缓与紧凑有机地融为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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