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比铺张特一途，藩篱如此亦区区。
少陵自有连城璧，争奈微之识碔砆。

　　这首诗是元好问针对元稹评论杜甫的言论的再评论。元稹在为杜甫所写的墓志铭中特别推重杜甫晚年所写的长篇排律诗“铺陈始终，排比声律”，认为这方面李白连它的门墙也达不到。的确，杜甫在诗歌语言艺术上是很下功夫的，“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誓不休”。杜诗格律严谨，对仗工稳，尤其是晚年的长篇排律更为精细，“晚节渐于诗律细”。这是优点，但是另一方面也会产生过于雕琢和堆砌的副作用。如，后来宋代的江西诗派也杜甫为宗，但侧重于杜甫诗歌炼字造句方面的形式技巧，而忽略了杜甫诗歌中最有价值的东西，即丰富深刻的社会内容和、忧国忧民的进步思想和深刻的现实主义精神，也忽略了杜诗多样化的风格和艺术上全面的成就。因而，元好问对元稹的批评是有现实意义的。

　　杜甫的晚年的长篇排律固然功力深厚，但多投赠之作，也非最精粹部分。元好问认为杜甫的排比铺张只不过是一种手法，元稹过分称颂这种手法，单把“排比铺张”当作不可逾越的藩篱，是错把似玉的石块当成连城璧了。这也体现了元好问反对过分讲求声律对偶以及对诗歌社会现实内容的关注。

眼处心生句自神，暗中摸索总非真。
画图临出秦川景，亲到长安有几人？

　　这首诗批评了缺乏现实体验的模拟文风（如西昆体、江西诗派等），指出了诗歌（文学）创作的源泉是客观现实，真情必然来自诗人的切实生活感受。元好问认为，文学作品不是作家头脑中虚构的，而是客观现实在头脑中的反映。只有像杜甫那样“亲到长安”，对客观的描写对象有了实际的接触和体验，才能激发内心的感受，写出入神的诗句。如果一味去“暗中摸索”，临摹前人的作品，是永远不可能在诗中真实地描绘出现实对象的（“总非真”）。这样，元好问就在杜甫和杜诗的影写者们中清晰地划出了一条真、假诗人地界限。

撼树蜉蝣自觉狂，书生技痒爱论量。
老来留得诗千首，却被何人校短长？ 　　这首诗是《论诗三十首》的最后一首，也是结束语。他自谦自己象蚍蜉撼树一样不自量力，只是书生一时技痒爱议论罢了。元好问在这组诗中基本按时间顺序评论了自汉魏到宋代的许多著名的诗人和诗歌流派，针砭时弊，旗帜鲜明地表明了自己的文学观点，对后世有重要影响。

东野穷愁死不休，高天厚地一诗囚。
江山万古潮阳笔，合在元龙百尺楼。

　　“诗囚”句，元好问《放言》“韩非死孤愤，虞卿著穷愁，长沙一湘累，郊岛两诗囚”。诗囚，“为诗所囚”，指孟郊、贾岛作诗苦吟，讲求炼字铸句，把诗看作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好像成为诗的囚徒一般。孟郊以穷愁为诗，至死不休，处高天厚地之大，而自我局限于穷苦之吟，真似一个诗中的累囚。“诗囚”二字，与“高天厚地”形成藐小与巨大的强烈对比，亦可见好问之别具匠心，造句用语新颖别致。“死不休”的夸饰手法，亦比“死方休”、“死即休”来得巧妙，勾勒穷愁不断，极深刻独到。

　　这首诗是评论孟郊的诗，元好问认为他根本不能与韩愈的诗相提并论。孟郊与韩愈同为中唐韩孟诗派的代表，但有不同。孟郊一生沉落下僚，贫寒凄苦，郁郁寡欢，受尽苦难生活的磨难，将毕生精力用于作诗，以苦吟而著称。孟郊的才力不及韩愈雄大，再加上沦落不遇的生活经历也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他的视野，使得他的怪奇诗风偏向个人贫病饥寒，充满幽僻、清冷、苦涩意象，被称为“郊寒”。而韩愈的诗歌虽有怪奇意象，但却气势见长，磅礴雄大，豪放激越，酣畅淋漓。司空图说他“驱架气势，若掀雷挟电，奋腾于天地之间。”

　　韩愈的这种气势雄浑，天然化成的诗歌风格正是元好问所崇尚的，而孟郊的雕琢和险怪的风格正是元好问所批判的。因此，元好问认为孟郊和韩愈不能相提并论，韩愈的作品如江山万古长存，与孟郊比，一个如在百尺高楼，一个如在地下。不过，在诗中元好问对孟郊也有同情之意。

万古文章有坦途，纵横谁似玉川卢？
真书不入今人眼，儿辈从教鬼画符。 　　这首诗是批评卢仝的追求险怪的诗风。中唐时追求险怪诗风的主要是韩孟诗派。韩愈的诗风的主要特点是深险怪僻，好追求奇特的形象。他善于捕捉和表现变态百出的景物；展开丰富奇特的想象，怪幻诡谲的构思，创造匪夷所思的形象；以文为诗，用奇字、造拗句，押险韵，避熟就生，因难见巧。韩孟诗派开一代诗风，在创造出雄奇险怪的意象，在反对传统锐意创新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但也难免流入另一种险怪艰奥，拼凑堆砌，玩弄技巧的形式主义。卢仝受到韩愈的影响，诗作过于好奇逞怪。元好问否定了这种诗歌风格，认为这种创作是“鬼画符”。

笔底银河落九天，何曾憔悴饭山前。
世间东抹西涂手，枉着书生待鲁连。 　　这首诗是赞扬李白的诗歌及其才识。李白的诗歌想落天外，气势宏大，情感激昂奔放，语言流畅自然，诗风豪迈飘逸；杜甫的诗歌风格是“沉郁顿挫”，杜甫在诗歌格律、炼字、奇崛等方面对后世的韩愈、孟郊、江西诗派等都有重大影响，有一定的流弊。而元好问崇尚的是雄浑自然的风格，对于刻意雕琢、苦吟等都是持反对意见的。因此，这里元好问以 “总为从前作诗苦”而“憔悴”杜甫来反衬李白笔底银河，奔流直下，一气呵成。另一方面，元好问认为李白不光文才卓异，而且也是象鲁仲连一类的人物，关注现实，有政治才能，不为官而周游各地，排难解纷。

谢客风容映古今，发源谁似柳州深？
朱弦一拂遗音在，却是当年寂寞心。 　　这首诗是论及柳宗元与谢灵运，主要是论柳宗元，是说柳近似于谢。谢灵运是第一个大力写山水诗的诗人，他政治失意，纵情山水，肆意遨游，在山水中寻求慰藉，与当时“淡乎寡味”的玄言诗相比，后人认为谢灵运的诗歌自然清新，有高古之风。元好问推崇谢灵运，认为柳宗元诗歌淡泊古雅，深得谢灵运之遗音。前两句在一起是说，谢灵运诗的风神容态，照映古今，后世诗人，谁能像柳宗元一样有谢客风容，并深有所得呢？后两句是说柳宗元的诗淡泊简古，如清庙之瑟，朱弦一拂，唱叹余音宛在，此冷寂神境，以暗喻道出，恰是如同当年谢灵运寂寞心境的写照。

池塘春草谢家春，万古千秋五字新。
传语闭门陈正字，“可怜无补费精神”。 　　这首诗是批评江西诗派的代表人物陈师道。陈师道的作诗方式是“闭门觅句”式的苦吟，着意于锤炼字句，在形式技巧上下功夫。“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是谢灵运《登池上楼》的名句，意象清新，浑然天成，写出了盎然春意。元好问崇尚自然天成的诗歌，反对雕琢粉饰，因此这里称赞谢灵运的这个名句万古常新，进而讽刺陈师道闭门觅句，只是徒然浪费精神，写不出什么好作品。

切切秋虫万古情，灯前山鬼泪纵横。
鉴湖春好无人赋，“岸夹桃花锦浪生。”

　　这首诗是评论幽僻清冷的诗歌风格。大凡万古言情之作，皆凄切如秋虫之悲鸣；抚写境象，也凄凉如山鬼的零泪。前二句泛叙古今悲情，构造出一片悲愁哀苦的境界。一般认为这两句是在说李贺，因李贺诗中常有“秋虫”、“山鬼”的意象；也有认为指李贺、孟郊二人，因孟郊常以“秋虫”自喻。这两句可解释为泛说全体这类相似风格的诗人。 孟郊、李贺都穷愁不遇，作诗都好苦吟，诗风都较幽冷。 穷愁本是人生不幸，无可厚非，问题在于如何处穷。元好问的态度非常明确，认为应该是“厄穷而不悯，遗佚而不怨”（《杨叔能小亨集引》）。孟郊、李贺显然没有如此泰然，寒乞之声不绝于耳，诗境幽冷凄婉。元好问反对幽僻凄冷的诗歌境界，即他所说，“要造微，不要鬼窟中觅活计”（卷五十四《诗文自警》）。孟郊诗歌可谓造微，但他所得不过是秋虫之类幽微之物。李贺也是如此，有些诗篇正是从“鬼窟中觅活计”。孟郊、李贺的这种诗风，与元好问尚壮美、崇自然之旨相背，故元好问讥评之。

　　后两句“鉴湖春好无人赋，夹岸桃花锦浪生”，正如宗廷辅所说，是“就诗境言之”。“夹岸桃花锦浪生”是李白《鹦鹉洲》中的诗句，元好问借此来形容鉴湖（又名镜湖）春色，展现的是与孟郊、李贺迥然不同的开阔明朗、清新鲜活的境界。“无人赋”三字又表明，他的批评对象绝非孟郊、李贺个别诗人，而是以他们为代表的中晚唐贫士文人，特别是与孟郊近似的一些诗人。 由此可见，该诗是通过孟郊、李贺来批评中晚唐穷愁苦吟一派诗人，没有盛唐开阔明朗气象，而流于幽僻凄冷。

百年才觉古风回，元祐诸人次第来。
讳学金陵犹有说，竟将何罪废欧梅？ 　　这首诗回顾了宋诗的发展，批评苏黄后学抛弃欧、梅关注现实、平易自然的诗风。宋太祖到仁宗（960－1063）约100年时间里，文坛上总的倾向是承袭晚唐余风，内容单薄，文风华靡。尤以取法李商隐的西昆体缺乏李诗的真挚情感和深沉感慨，专门模仿李诗的艺术外貌，只注重音节铿锵，辞采精丽，又喜用典故，力图表现才学工力。这种诗风一直到北宋中的欧阳修、梅尧臣、苏舜钦等人从理论到实践上继韩柳提倡古文进行诗文革新才得以扭转。因此元好问称“百年才觉古风回”。“元祐诸人”指苏轼、黄庭坚、陈师道等诗人（其诗歌成就及流弊参看第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六首）。“金陵”是指王安石，王安石也是北宋大文学家，政治家。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公之治经尤尚解字，末流务为新奇，浸成穿凿。朝廷患之。诏学者兼用旧传注，·····于是学者皆变所学，至于著书以诋公之学者，且讳称公门人。”王安石变法失败后，王安石的一些著作被朝廷禁止，不少门人亦讳言是其门人，所以元好问说“讳学金陵犹有说”。但是苏黄后学、江西诗派不注重思想内容，一味求奇求变，连欧阳修、梅尧臣都废而不学，元好问责问批评了这种风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