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夜题省廊桂

　　一开始诗人就将一幅繁华竞喧、富丽堂皇的景象展现在读者面前。“台城六代竞豪华”，是一种大笔铺叙概括性的总体描述。作为首句，气势雄阔，用词用句却十分简朴，没有任何生僻的字眼，似乎是漫不经心的一笔，将整整一段历史从纵贯和横断两方面浓缩于这简简单单的七个字中，在开篇就使如此美轮美奂的六朝繁华气象如临眼前，宛如海市蜃景般的幻化出来。此情此景使读者再也不能无视那种扑面而来的奢华景象，也无法再无视那段尘封了的历史。

　　六朝的奢侈之风日益加深，到了南朝陈后主的时候，其奢侈程度达到了那个时代无以复加的地位。他营造了“结绮”“临春”“望仙”三座极尽奢华之高楼。诗中以“结绮”“临春”这两座典型的建筑物名称来形容陈后主这位亡国之君的挥霍无度。在这些富丽堂皇、燃尽民脂民膏的辉煌建筑群中，陈后主过的是怎样一种穷奢极欲的生活，那是不言而喻的。如果说首句是从总体上描述了整个六朝时代的豪华胜景，那么诗的第二句则是抓住了一个最具代表性的场景和一个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将这种豪华推了出来，并且是推向顶峰。带有举例说明以使其抒写的内容更进一层的意味。这样不吝笔墨的极度描写刻画在引起读者无数联想的同时，更为诗人点出此诗的主旨做了充分的铺垫。

　　第三句“千门万户成野草”，急转直下，一个“成”字成为全诗思想情感的转折点。承上启下，将前度的繁华热闹推翻，却引发了突如其来的繁华成空，万事成空的无限感慨。从六朝故旧到诗人所面对的往昔遗址，几百年的历史更迭，风烟变幻，沉重的附在这样一个“成”字上，沧桑与负重集千钧于一发。诗人的悲怆传达给了读者，成为千万人的悲怆。当日的“万户千门”早已不复存在。诗人是在遗址面前演发出了对往昔的憧憬和想象，他想象到这今日生满野草的荒凉旷野也曾是六朝繁华的一部分。以实景引出虚事，以虚像来反衬实际景物的荒凉。诚如后世辛弃疾在《永遇乐》中所写的“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吊古伤今之情，在虚实两种截然不同的景象中自然流露。同时，“千门万户成野草”的前四字，与“结绮临春事最奢”紧紧地衔接在一起，后三字写出了结绮、临春两座楼的变化。这句本身用“千门万户”和“野草”作比照，把陈朝的灭亡和台城的今昔写得一清二楚。

　　最后一句，图穷而匕首现，“一曲后庭花”交代了结绮、临春之所以成了野草的原因，总结了陈朝亡国的教训，抨击了陈后主的荒淫，全诗的意义几乎全部凝聚在这五个字之中，此诗的主旨在千呼万唤中姗姗而出。然而刘禹锡的怀古诗是十分含蓄的，他并不直接指斥昏庸帝王的荒淫误国，而是以一个典型的意象婉转地表达悲愤之情。自从陈后主亡国之后，在文人的笔下，《后庭花》早已成为众所周知的“亡国之音”。在刘禹锡之后也有一些以后庭花指代亡国的名句，如李商隐“地下若逢陈后主，岂宜重问后庭花”、杜牧“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刘禹锡在这里指出，六朝的覆灭，南陈的亡国，都只因为那曲靡靡之音——《玉树后庭花》。这里的后庭花已不再是一首曲子的名称，而是帝王为一己之享乐，以致国破身亡的代名词。这一句较之前句讽喻的意味更加浓厚。这是诗人对于风雨飘摇的大唐帝国的劝谏，其苦心历历可见。

　　这首诗的第一句是启，第二句是承，第三句是转，第四句是合。全诗承转分明而又环环紧扣，“亦不孤乐天之言。”此诗不空发议论，而是寓怀古论今于人事景物的沧桑巨变的描写中。既有厚重的历史感，也有诗歌应有的情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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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贺诗歌总的特色是奇崛愤激、凄凉幽冷，牛鬼蛇神纷至沓来，其诗歌内容多是他的幻想世界的外化物。这首《感春》却颇为难得，从中可以窥见李贺的生活景况。

　　这是一首五言律诗，首联点明时序正是春天。春天本应是万物恢复生机之时，世人在寒冬季节早在盼望春暖花开的春天。但在李贺眼中，春天却是一片愁红惨绿的伤心物。“萧条”之上着一“自”字，更显出无可奈何的凄凉。为什么诗人对春而伤春？诗中继续道：人处穷困潦倒之中实在难生赏春的雅兴，对花无端生悲。“北郭骚”是出现在《吕氏春秋》中的一位穷困之人，李贺将他比喻自己家境的萧条。

　　颔联承接首联之意，继续状写穷困之景况，也见出心中的悲凉：榆叶薄如莱子钱，舞儿腰若袅袅柳。这里需作一些解释：榆树之叶，其状如钱，中间有孔，人又称榆叶为榆钱。而莱子钱则是南朝宋废帝景和元年所铸的一种钱币，极薄，故价值也低。“榆穿莱子眼”意指家中贫寒，钱财无多。“舞儿”是诗人自比，穷困落魄已使自己骨瘦如柴。舞儿腰细原也是一种美，但到了李贺笔下，却令人起几多感慨。写家境萧条却不正面说出，寓意榆钱、细腰，其痛苦意味又比正面说出更为深长。

　　第三联中，诗人暂时置下贫困的愁苦，用两句话写春景。春日融融，落花游丝在静静的太阳光下无声无息地飘荡，时而几声伯劳鸟的哀鸣，把人的思绪带回到伯劳因被后母所害而化鸟的悲惨故事中。这两句写得蕴含无穷。现在无从考证短命的诗人是否曾经娶妻成家，但单看这两句，一丝渴望获得平和温暖的家庭、能与子女共享天伦的情思是以一种十分凄苦的笔墨写出来的。笔下经常出现“秋鬼”、“败坟”、“冷血”字眼的诗人心中原来也有着这样一颗温热、渴望的心。

　　尾联写的是拿起胡琴来排遣胸中的遗恨，将满腔的心事向琴槽诉说。自古才人多落魄。偏偏柔弱多病的李贺注定了没有发迹的希望，绝望的诗人只能遨游神仙鬼怪世界，可以说是“上穷碧落下黄泉”，与神鬼之精神相接，以此来取得心理的平衡。诗人身处贫困潦倒、忧郁悲愤的处境，其内心的痛苦纠缠着他的灵魂。所以，在诗人听来，弹奏的胡琴声中也像是寄寓着诗人的怨恨，而自己满怀愁闷，却又惟有弹琴来排遣。胡琴声骤然而急，声声滑落琴槽，这又正似啼血的杜鹃、哀鸣的伯劳。

　　运用大量的意象，是李贺诗歌中的一大特色。无论是自然类意象，还是社会类意象，其诗歌中核心意象群的审美特征就是“凄怨”。而形成这一审美意象的原因则是在于诗人凄怨的心态和情感。杜牧评其诗为“怨恨悲愁”。这首诗中采用了大量的意象，如榆柳等景物的美好，烘托诗人的凄苦，以榆钱、柳断补足“萧条”之意。“神燕”、“伯劳”寄托了诗人盼祥瑞、避凶灾的美好愿望。“胡琴”成为了诗人排遣苦闷的工具，而“琴槽”则成为了诗人诉说心事的对象。诗人对这一连串的意象，进行了极力的渲染烘托，展示了一种饱“悲”之美，借以强化了诗人的悲惨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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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柳宗元初贬永州，住龙兴寺，曾与和尚交往，探讨佛理。龙兴寺旧址在潇水东岸，永州芝山城南太平门内。当年寺里虚和尚重巽，即巽公，是湛然的再传弟子，与柳交往颇深。故柳虚《巽上人以竹间自采新茶见赠酬之以诗》、《送巽上人赴中丞叔父召序》，并作《永州龙兴寺西轩记》赠巽上人。组诗《巽公院五咏》作于公元806年（元和元年），写的是龙兴寺里虚关事物和景色。这首《禅堂》是组诗的第三首。

　　《禅堂》与《净土堂》、《曲讲堂》的内容密切相关，写的是三堂之一的“禅堂”。而在写作上稍虚变化，先是描写：“发地结青茆，团团抱虚白。山花落幽户，中虚忘机客。”像是一特写镜头，刻画出“禅堂”的特点：青茅盖成的禅堂，青山团团围住虚白的建筑。然后，由外及内，由物及人，山花飘落在幽静的门前，禅堂中坐着忘机的禅客，突出了禅客。禅客也自然包括诗人。中间一层，用禅语叙说对佛学的理解：涉及了虚并非虚意去取得，观照于全也不用去解析。天地万籁都虚缘而生，喧闹当中虚深深的寂静。对佛理的理解比较深透，是禅客（诗人）进入禅堂的收获。最后二句：“心境本同如，鸟飞无遗迹。”表现了空虚双亡、心境如一的境界，使诗意得到升华。

　　这首诗托物言志，以菊花自况。首联描摹菊花色调淡雅，丰韵翩翩。颔联用陶令、罗含典烘托菊花品格。颈联用“禁重露””怯残阳”写菊花深忧迟暮，暗含抱负不能施展，虚度年华之意。尾联言志，暗含自己希望被朝廷赏识之意。这诗虽是咏菊，亦句句自况，物我交融，写得清绮秀逸，意思醒豁。

　　这是一首借物抒怀的诗。虽然诗中写到陶渊明，但根本点则不是甘于田园。而是借菊寄托自己渴望入朝的热望。这里的的菊花，淡淡的紫色，鲜艳的黄色，他们既有陶公篱旁的雅色，又有罗含院里的淡香。它不畏霜露，却担心夕阳。它可以傲然凌霜盛开，却面对时光流逝无奈。即使它枯萎了，也可以制成美酒，盛在精巧的鹦鹉杯中，来到高贵的宴席之上。这里诗人热情讴歌了菊花的雅色和清香，高度赞扬了菊花不怕霜露的傲骨以及可贵的奉献精神。

　　诗人咏菊，以自己的观感为主，描述很是抽象。菊中有我，我中有菊。纵然凋谢，留下的也是白玉高堂里的精华。李商隐晚年落泊，但毕竟是帝室远亲，他自己也以此为荣。诗人用“金鹦鹉”“白玉堂”婉转地表白了自己的身世。可是，他的身份并没有有给他带来实质上的好处，纵然才俊，亦不见用。通观全诗，诗人状物新奇引典自然，锐意中有伤时，哀婉里有进取，大有孤芳自赏之意，绝无叹老嗟卑之嫌。

　　诗一开头，先描绘菊花那可爱的姿色：“暗暗淡淡紫，融融冶冶黄。”首句写的是紫菊：“暗暗”真实地写出词人对紫菊的观感，表明色彩并不明丽。“淡淡”又写明其色浅浅也不浓艳。“暗”“淡”二字的重叠使用，便生动逼真地刻画出紫色菊花那淡雅的风姿。次句描写黄菊：“商融”即和暖之意。这两个字用得极为精妙。用心理学或语言学的术语井说。这是“通感”或曰“感觉挪移”在日常生活的经验里视觉、听觉、角觉、嗅觉、味觉往往可以彼此打通与交融，眼、耳、鼻、舌、身各个官截的领域可以不分界限。因此颜色如乎会有温度，诗人在视觉里获得了触觉的感受。看到那金黄色的菊花便有了一种温暖的感受。由此可南诗人体物实在太精微了。“冶冶”圳其明艳柔美之态。那黄菊金色的花蕊，经过露洗霜染，清新鲜美，月“冶冶”来形容是再恰当不过了。诗人着墨不多，只“融融冶冶”四个与便极尽黄菊之态，不愧为大手笔。

　　第三句诗则把菊花颜色的描写引申了一步，称之为“陶令篱边色”，把眼前菊花的地位抬高了。“陶令”指东晋著名诗人陶渊明。他曾做过彭泽（今江西省彭泽县）县的县令，所以后人常常这样称呼他。陶渊明于百花之中最爱菊花，正是他首先把菊花的地位抬高了，他在《饮酒》一诗中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名句，千百年来脍炙人口。而李商隐在此处称他所见之菊有“陶令篱边色”，意即同陶渊明东篱下的菊花一样美，足见他对菊花的爱赏程度。后句描写菊花之香，也以典故出之，称之为“罗含宅里香”。罗含，字君章，晋代来阳（今湖南省东南）人，擅文章。由州主簿累官至廷尉、长沙相。桓温极重其才，称为江左之秀，可他致仕还家，在荆州城西小洲上立茅屋而居。《晋书·罗含传》记载他“及致仕还家，阶庭忽兰菊丛生，以为德行之感焉”。诗人此处说他所见之菊有罗含宅中菊花一样的芳香，这便更加抬高了它的地位。李商隐此处引出陶令菊和罗含宅里菊主旨不在菊花本身，有以这两个人自况的一面：陶渊明不肯为五斗米折腰于乡里小儿，遂辞官归隐，闲雅悠然地“采菊东篱下”，罗含致仕却还归本乡，甘居茅屋，托身有所。而李商隐此时辞去了弘农县尉，居于家中，流连山水，形式上与那两个是有些相似。不过李商隐此时这点“隐”气来得很勉强，他骨子里渴望的不是充满菊香的篱下或宅里，而是朝廷，梦寐以求的是入朝为官，这从后面四句诗中完全可以看得出来。

　　五、六两句：“几时禁重露，实是怯残阳。”明里继续写菊，暗里则有所寄托。“禁”此处是避忌之意。“重露”即浓重的霜露。前句写出私菊傲霜的品格：秋菊开在寒秋，“蕊寒香冷蝶难来”（黄巢《菊花》），不过正是这风霜高洁之时，才显示出它的独特品格。

　　后一句诗人借菊写出自己内心的隐忧，“怯残阳”即害怕夕阳西下，黑天到来，此处别有寄托。李商隐虽屡遭挫折，仕途失意，但这并不能侠诗人彻底失望。但是他实在担心时不我与，光阴迅速。多少有些迟暮之感。同屈原“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离骚》）几句诗所表达音的惜时思想十分近似，同样是担心自芒的抱负不能施展，虚度了年华。

　　最后两句，诗人借菊花委婉地表达出来了：“愿泛金鹦鹉，升君白玉堂。”泛，指以菊花浸酒。“金鹦鹉”指以黄金仿鹦鹉螺形铸造的酒杯。《岭表录异》一书中写道：“鹦鹉螺，旋尖处屈而味如鹦鹉嘴，故以此名。放上青绿班，大者可受二升，放内光莹如云母，装为酒杯，奇而可玩。“白玉堂”一语出自《古乐府·相逢行》“黄金为君门，白玉为君堂”两句中的后一句。此处暗指朝廷。这两句诗字面上把菊花人格化，表明它希望被浸在金杯之中，被送到白玉堂上为贵人所用，而实际上表现的是诗人期望入朝做官的心绪。

　　这首诗的突出特点是物我交融。除开头两句外，其余句句写菊，又句句是写自己，是托物言志的杰作。写物而不离人。物与己交融在一起。物又不粘在物上，处处关己。写己又不脱于物，处处以物出之。如三、匹两句写菊花之色与香，关涉自己翻官之事。五、六句写菊不畏霜露而震日暮，关涉自己的迟暮之感。七、小句写菊花的愿望关涉自己期望入彰之情。其次，本诗在用典上也有独莹之处：自然而然，毫无切削之迹，囊无晦涩之感。如三、四两句用陶渊明与罗含的典故，如同己出，与自己的诗境水乳交融，浑然一体。实在是其他人难以企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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