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许鲁斋集

　　清明节，旧时风俗为人们扫基祭祖的日子，所以最易触发客居在外的游子的乡思。这首诗所抒写的心情也大抵如此，只是它表现得特别含蓄委婉、曲折隐微，在高启的律诗中又是一种格调。

　　“清明无客不思家”，既曰“无客不”，自然也包括作者自己在内。不过，全诗直接抒写思家之情语，仅此一句，其余则着力描写最物，如垂柳、杏酪、青山、芳草、落花等，可谓色彩缤纷，明丽如画，甚至有画所难到者。但这一切，似并未使作者陶醉，从而消释其思家之情，相反地，见景生情，反而更衬托、引发了他的思乡情。

　　官墙外的垂柳，丝丝弄碧，新烟萦绕；人家所精心制作的杏酪，散发出阵阵的芳香。这风光节物无不在告诉作者清明节的到来，自然也会唤起他往岁在家乡与家人共度佳节的种种回忆。这一来，客居青山环绕的京师金陵的作者，自然便思念起家乡来了。

　　“卞侯墓下迷芳草，卢女门前映落花”，五、六两句，意更深曲复杂。迷芳草，芳草萋萋，一片凄迷，化用《楚辞·招胞士》语：“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婆婆。”已寓有思归之意。而作者偏又以芳草与卞侯墓并置，以落花与莫愁女映照，似更富有富贵难久恃，盛时难长留的感慨。

　　作者来京前曾写道：“北山恐起移文诮，东观惭叨论议名。”（《被诏将赴京师御别亲友》）于《赴京道中逢还乡友》诗中又曾写道：“我去君却归，相逢立途次。欲寄故乡言，先询上京事。”对自己来京任职内心显然已有矛盾和疑虑。加之写罢此诗后仅四个月，朱元璋召见作者，面授户部侍郎，他却固辞不受，遂被放还。因而，在他的思家之情中交织有上述的感慨，就是很自然的事了。也正是因此，他才写出了末尾两句的强自宽慰之词：幸而有几位同院的故友，可与沽酒共饮，一醉京华。其意正是针对暗含于上述节物风光描写中的寡欢、不幸心情而言，而“醉京华”之“醉”，也是为了谴闷宽怀而醉，而非缘欢快而取醉。

参考资料：

　　此诗前两句写梅花的品格和姿态，均紧扣倒枝梅画意；后两句是画外的话，引申为感慨世事，表现了作者愤世嫉俗、追求高品位人生的思想感情。此诗的讽喻意味很浓；风格峭丽，语言警拔。

　　诗的起句紧扣画来写：“皓态孤芳压俗姿”，“皓态孤芳”，可能画面上是一株白梅，这白梅的姿态却与众不同，大有压倒“俗姿”之势。诗人一落笔就对画上的梅花极力赞赏。

　　次句点题，“不堪复写拂云枝”，画上的梅花枝条是倒垂的，不是一般画上常见的那种向上伸展的姿态，“拂云枝”，在作者眼中是一种“俗姿”，他认为这种枝条“不堪复写”。

　　“从来万事嫌高格，莫怪梅花着地垂”就王冕梅花图再引申发表议论。联系当时社会生活里种种不公平的现象，作者愤恨地指出，从古以来，世上庸俗的人看待万般事情总厌恶高尚的风格。这话实际上从时间之久，到事情包罗之广，同情具有高尚风格的人，而对厌恶甚至迫害具有高尚风格的人恶劣世俗加以抨击。正因为世俗不公，所以最后又回到王冕的画上来，不能责怪王冕把梅花的枝头画成下垂到地面了。

　　在一般作品里，梅花傲然向上，不屈服于寒冷、冰雪之威；而“倒枝梅”在形态上正好相反，不论有否冰雪，王元章画的梅花没有“拂云”的伟岸，而是“着地垂”，这似乎意味着画家已心灰意颓，甚至失去了对“高洁”的向往，徐渭默认并且深深地感喟这种“倒枝梅”的姿态，似乎也已不复“脱俗”“超然” 的追求，但正在此，无论画家还是诗人，其匠心其实已跃然纸上，别出一格的曲折命意，写尽了他们不堪现实重压的窘迫与艰难；同时，即便世俗的肆虐可以让梅花垂地，亦无改其皓然的姿态、孤独的芳香、高迈的风格，作者对理想的执着信念、对世俗的鄙弃、厌恶，因此而更多一分真诚。

　　这首小诗虽只四句，但结构极为谨严。七言绝句四句中要求有起承转合，诗以赞梅起笔，次句承首句落实到所题的倒枝梅画上，三句转为慨叹世事，四句仍关合在倒枝梅画上，章法宛然。此诗以意胜，重议论而不重描摹。此诗则遗貌取神，可谓别具一格。

参考资料：

　　此词一片纯情，出自肺腑，虽不假雕饰，而感人之力犹强。

　　词的上片写夫妻惜别情景，作者把笔墨的焦距，对准在临别之夜的焦点上。

　　“凤凰山下，恨声声玉漏、今宵易歇。”前两句点明惜别的地点、时间，同时也渲染气氛，暗寓作者的感受。就地点而言，作者从大处落墨；至于具体的环境，是在饯别的宴席上，还是在闺房之中夫妻俩就着摇曳的烛光对酌，作者均不作进一步的交待，她更敏感的是对时间飞逝的感觉。她恨那时间的尺度——玉漏，怎么今夜一声一声，这么快就要滴完了。因“恨”，故觉时光“易”逝，曲折地写出良宵苦短之情。

　　“三叠阳关歌未竞，哑哑栖鸟催别。”三、四句揭示出全词惜别主题，两人的心声尚未尽情倾吐，而城上的乌鸦不停地叫着，仿佛在催人道别。“阳关三叠”，揭出惜别主题；“栖乌催别”，烘托当时环境，而“催”字与上文“易”字均具美学上的“移情作用”，是带有作者强烈的主观色彩的感受。这两句是给“恨”字充实了具体的内容，揭示了此“恨”乃“离恨”。

　　“含怨吞声，两行清泪，渍透千重铁。”五、六、七句正面写惜别之苦，手法全用白描，夸张句想法奇特而不悖情理，极具感情力度。情如丝，正写出了此情不绝如缕之状，偏于写实；而两行清泪浸透千重铁，则用夸张的笔法，形象地刻画出刻骨铭心的相思之情。

　　“重来休问，尊前已是愁绝。”末两句是一跌宕。“重来”句已遥想到将来重逢之日，但“尊前”句又跌落到眼前“愁绝”的痛苦现实。在作者看来，夫婿一别，万念俱灰，她失去了生活的依靠，且不说日后重逢时“新婚不如久别”之类的安慰话，就是这眼前的痛苦，已使她柔肠寸断，无法承受了。

　　下片换头承上转折，追想恩爱之时的幸福与欢乐，与“愁绝”恰成反衬。

　　“还忆浴罢描眉，梦回携手，踏碎花间月。”“浴罢描眉”，作者的思绪从痛苦的巅峰折回到朝夕相处时的欢爱“浴罢描眉”，用典而不“隔”，概括了丈夫平日对她的体贴和宠爱；“梦回携手，踏碎花间月”，写尽夫妻之间的情意缱绻、兴趣相投，使人们仿佛目睹了这对恩爱夫妻穿行在花前月下，携手并肩，情话绵绵的情景。在一篇愁苦之辞中忽然插入这一段欢快之辞，作者的目的绝不是夸耀或自我陶醉，而恰恰相反，正是为了反衬今日的痛苦。

　　“漫道胸前怀豆蔻，今日总成虚设。”“豆蔻”是青春和爱情的象征，“漫道”两字透露出作者的灰心和失望，又以“虚设”两字回应“漫道”，说尽作者的万念俱灭。在古代社会里，生为妇女是一大悲哀，沦为妓女是更大的悲哀，身为妓女而又富于才情是最大的悲哀。作者出身青楼，虽然从良，但她仍逃不脱当小妾和受歧视的命运，丈夫一走，她失去了支持她的支柱，而她又不甘心让自己的人格遭人践踏，所以，她在与丈夫分别的前夜，感到了人生最大的失望。

　　“桃叶津头，莫愁湖畔，远树云烟叠。”桃叶津与莫愁湖指代南京，它们与上文的“凤凰山”构成遥远的空间距离，揭示出作者的孤独。“远树云烟叠”，意境迷茫，正与作者此时的心情相吻合。这是作者伫立窗前、翘首远望之所见，曲折地暗示了作者的心将伴随在丈夫的身边。

　　“寒灯旅邸，荧荧与谁闲说？”词的最后两句思绪再次宕开，揣想同丈夫分别后自己孤独凄凉、苦苦相思的情景。每当夜深人静，自己对着一盏孤灯和落在帘幕上的影子，相思之苦阵阵袭来，但她竟连一个可以倾吐衷肠的人都没有，只好在孤独和寂寞中品尝人生的苦酒。

　　这首词是古代妇女词作中不可多得的佳构，全词把千般情、万般愁巧妙地编织起来，感人肺腑、催人泪下。

参考资料：

　　余尝游于京师侯家富人之园，见其所蓄，自绝徼海外奇花石无所不致，而所不能致者惟竹。吾江南人斩竹而薪之，其为园，亦必购求海外奇花石，或千钱买一石、百钱买一花，不自惜。然有竹据其间，或芟而去焉，曰：“毋以是占我花石地。”而京师人苟可致一竹，辄不惜数千钱；然才遇霜雪，又槁以死。以其难致而又多槁死，则人益贵之。而江南人甚或笑之曰：“京师人乃宝吾之所薪。”呜呼！奇花石诚为京师与江南人所贵。然穷其所生之地，则绝徼海外之人视之，吾意其亦无以甚异于竹之在江以南。而绝徼海外，或素不产竹之地，然使其人一旦见竹，吾意其必又有甚于京师人之宝之者。是将不胜笑也。语云：“人去乡则益贱，物去乡则益贵。”以此言之，世之好丑，亦何常之有乎！

　　余舅光禄任君治园于荆溪之上，遍植以竹，不植他木。竹间作一小楼，暇则与客吟啸其中。而间谓余曰：“吾不能与有力者争池亭花石之胜，独此取诸土之所有，可以不劳力而蓊然满园，亦足适也。因自谓竹溪主人。甥其为我记之。”余以谓君岂真不能与有力者争，而漫然取诸其土之所有者？无乃独有所深好于竹，而不欲以告人欤？昔人论竹，以为绝无声色臭味可好。故其巧怪不如石，其妖艳绰约不如花。孑孑然有似乎偃蹇孤特之士，不可以谐于俗。是以自古以来，知好竹者绝少。且彼京师人亦岂能知而贵之？不过欲以此斗富，与奇花石等耳。故京师人之贵竹，与江南人之不贵竹，其为不知竹一也。

　　君生长于纷华而能不溺乎其中，裘马、僮奴、歌舞，凡诸富人所酣嗜，一切斥去。尤挺挺不妄与人交，凛然有偃蹇孤特之气，此其于竹，必有自得焉。而举凡万物可喜可玩，固有不能间也欤？然则虽使竹非其土之所有，君犹将极其力以致之，而后快乎其心。君之力虽使能尽致奇花石，而其好固有不存也。嗟乎！竹固可以不出江南而取贵也哉！吾重有所感矣！

　　文章起笔写京师人与南方人对待竹子的不同态度，一贵一贱，形成鲜明的对照；进而推理叙写“绝徼海外人”可能有的态度，从而发出“世之好丑，亦何常之有”的慨叹；接下来既写人又写竹，借竹的形象对任光禄的人品进行了充分的肯定，点明他知竹爱竹的根源在于他不流于俗的美好品德。

　　入题之前，作者用了将近一半的篇幅，论述世人对竹的态度，其所论的内容虽说与记述的中心有关，但由于所涉的对象广泛，其中不仅有“斩竹而薪之”的江南人，还有“苟可致一竹，辄不惜数千钱”的京师人，甚至还有绝徼海外之人，一旦见竹，必有甚于京师人之宝之者。这就产生一种感觉，似乎这段文字并不是专为任君而书。在这里，形成对比的首先不是任君和贱竹者，而是江南人和京师人、绝徼海外之人。以三者不同的好恶之情，充分显示了世人“物去乡则益贵”的心理状态，从而得出“世之好丑，亦何常之有”的结论。

　　这一段内容有叙，有议，有结论，其本身就构成一个完整独立的系统，作者似乎只是有感而发，泛泛议论，显得随意而亲切。这一番议论的真实意义，是在文章提出任君植竹一事后才得到显露的。正因为对世人贵竹贱竹的心理有了充分的论述，所以任君植竹之事一经写出，其不同寻常处即豁然可见：他身居江南，却不同于江南人的贱竹；他贵竹，却又并非如京师人一样因竹难致之故。

　　前文所写及的众人对竹的态度本已各各有异，互成对照，而任君之所为又与他们完全不同，这恰如峰回路转，忽见其异。倘若没有前面足够的铺垫，或者仅以贱竹者与任君形成简单的对比，任君之举绝不会产生如此醒豁的感觉。前面一段似乎不甚经意写就的文字，实际上每一层都包含着作者的深意。

　　作者对中心事件本身只用寥寥数语一表而过，而对任君之言却记叙颇详。任君把植竹一事说得极为轻淡，简单地把如此做的原因归之于“可以不劳力而蓊然满园”。正是这一笔推动了文意的发展，并最终导出了题旨。因为任君的举动已在世人映衬之下显得极不寻常，而他那轻描淡写的表白却与他的举动形成了明显的反差，这不能不使人对他的话语产生疑问和揣测。

　　作者把“无乃独有所深好于竹，而不欲以告人欤”这样的推测之语作为引言以带出他对任君植竹意义的阐述，正表现了由上文所叙而引起的心理活动，文中接着对任君的赞美之辞，是上文所显现出来的内在走向之继续，是思维逻辑发展的必然，而不是勉强地加诸其身。经过层层推演，作品终于揭示出任君对竹的态度与世人有着本质上的区别：任君之贵竹在于知竹，知竹又在于他的人格与竹自有某种相通之处；而“京师人之贵竹，与江南人之不贵竹，其为不知竹一也”。

　　作者最后断语，即使居地不产竹，任君必力致之；即使有足够的力量致奇花石，他也无意于此。有以上的反复衬托、对比和论析，这一推断的产生合情合理；同时，它与任君“吾不能与有力者争池亭花石之胜，独此取诸土之所有，可以不劳力而蓊然满园”的表白逆相绾合，也使这一段前面的揣测语有了结论。

　　全文以竹与花石这一对处于矛盾状态的物体为中心，以各种人对待它们的不同态度为线索，不断构成新的矛盾与统一。江南人与京师人对竹的态度截然不同，却在奇花石上存在着一致，由此就引出了新的比较对象——绝徼海外之人；而这三者皆非知竹者，又共同成为任君的对照，充分映衬出任君高尚的品格情操。全文前后环环相扣，舒卷自如，浑然—体。

参考资料：

　　户部云南清吏司主事臣海瑞谨奏；为直言天下第一事，以正君道、明臣职，求万世治安事：

　　君者，天下臣民万物之主也。惟其为天下臣民万物之主，责任至重。凡民生利病，一有所不宜，将有所不称其任。是故事君之道宜无不备，而以其责寄臣工，使之尽言焉。臣工尽言，而君道斯称矣。昔之务为容悦，阿谀曲从，致使灾祸隔绝、主上不闻者，无足言矣。

　　过为计者则又曰：“君子危明主，忧治世。”夫世则治矣，以不治忧之；主则明矣，以不明危之：无乃使之反求眩瞀，莫知趋舍矣乎！非通论也。

　　臣受国厚恩矣，请执有犯无隐之义，美曰美，不一毫虚美；过曰过，不一毫讳过。不为悦谀，不暇过计，谨披沥肝胆为陛下言之。

　　汉贾谊陈政事于文帝曰：“进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独以为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则谀。”夫文帝，汉贤君也，贾谊非苛责备也。文帝性颇仁柔，慈恕恭俭，虽有爱民之美，优游退逊、尚多怠废之政。不究其弊所不免，概以安且治当之，愚也。不究其才所不能，概以政之安且治颂之，谀也。

　　陛下自视，于汉文帝何如？陛下天资英断，睿识绝人，可为尧、舜，可为禹、汤、文、武，下之如汉宣之厉精，光武之大度，唐太宗之英武无敌，宪宗之志平僭乱，宋仁宗之仁恕，举一节可取者，陛下优为之。即位初年，铲除积弊，焕然与天下更始。举其大概：箴敬一以养心，定冠履以定分，除圣贤土木之象，夺宦官内外之权，元世祖毁不与祀，祀孔子推及所生。天下忻忻，以大有作为仰之。识者谓辅相得人，太平指日可期，非虚语也，高汉文帝远甚。然文帝能充其仁恕之性，节用爱人，吕祖谦称其能尽人之才力，诚是也。一时天下虽未可尽以治安予之，然贯朽粟陈，民物康阜，三代后称贤君焉。

　　陛下则锐精未久，妄念牵之而去矣。反刚明而错用之，谓长生可得，而一意玄修。富有四海不曰民之脂膏在是也，而侈兴土木。二十余年不视朝，纲纪驰矣。数行推广事例，名爵滥矣。二王不相见，人以为薄于父子。以猜疑诽谤戮辱臣下，人以为薄于君臣。乐西苑而不返宫，人以为薄于夫妇。天下吏贪将弱，民不聊生，水旱靡时，盗贼滋炽。自陛下登极初年亦有这，而未甚也。今赋役增常，万方则效。陛下破产礼佛日甚，室如县罄，十余年来极矣。天下因即陛下改元之号而臆之曰：“嘉靖者言家家皆净而无财用也。”

　　迩者，严嵩罢相，世蕃极刑，差快人意一时称清时焉。然严嵩罢相之后，犹之严嵩未相之先而已，非大清明世界也。不及汉文帝远甚。天下之人不直陛下久矣，内外臣工之所知也。知之，不可谓愚。《诗》去：“衰职有阙，惟仲山甫补之。”今日所赖以弼棐匡救，格非而归之正，诸臣责也。夫圣人岂绝无过举哉？古者设官，亮采惠畴足矣，不必责之以谏。保氏掌谏王恶，不必设也。木绳金砺，圣贤不必言之也，乃修斋建醮，相率进香，天桃天药，相率表贺。建兴宫室，工部极力经营；取香觅宝，户部差求四出。陛下误举，诸臣误顺，无一人为陛下正言焉。都俞吁咈之风，陈善闭邪之义，邈无闻矣；谀之甚也。然愧心馁气，退有后言，以从陛下；昧没本心，以歌颂陛下，欺君之罪何如？

　　夫天下者，陛下之家也，人未有不顾其家者。内外臣工有官守、有言责，皆所以奠陛下之家而磐石之也。一意玄修，是陛下心之惑也。过于苛断，是陛下情之伪也。而谓陛下不顾其家，人情乎？诸臣顾身家以保一官，多以欺败，以赃败，不事事败，有不足以当陛下之心者。其不然者，君心臣心偶不相值也，遂谓陛下为贱薄臣工。诸臣正心之学微，所言或不免己私，或失详审，诚如胡寅扰乱政事之说，有不足以当陛下之心者。其不然者，君意臣意偶不相值也，遂谓陛下为是己拒谏。执陛下一二事不当之形迹，亿陛下千百事之尽然，陷陛下误终不复，诸臣欺君之罪大矣。《记》曰：“上人疑则百姓惑，下难知则君长劳。”今日之谓也。

　　为身家心与惧心合，臣职不明，臣以一二事形迹既为诸臣解之矣。求长生心与惑心合，有辞于臣，君道不正，臣请再为陛下开之。

　　陛下之误多矣，大端在修醮。修醮所以求长生也。自古圣贤止说修身立命，止说顺受其正。盖天地赋予于人而为性命者，此尽之矣。尧、舜、禹、汤、文、武之君，圣之盛也，未能久世不终。下之，亦未见方外士自汉、唐、宋存至今日。使陛下得以访其术者陶仲文，陛下以师呼之，仲文则既死矣。仲文尚不能长生，而陛下独何求之？至谓天赐仙桃药丸，怪妄尤甚。伏羲氏王天下，龙马出河，因则其文以画八卦。禹治水时，神龟负文而列其背，因而第之，以成必畴。河图洛书实有此瑞物，以泄万古不传之秘。天不爱道而显之圣人，借圣人以开示天下，犹之日月星辰之布列，而历数成焉，非虚妄也。宋真宗获天书于乾佑山，孙奭谏曰：“天何言哉？岂有书也？”桃必采而后得，药由人工捣以成者也。兹无因而至，桃药是有足而行耶？天赐之者，有手执而付之耶？陛下玄修多年矣，一无所得。至今日，左右奸人逆陛下玄修妄念，区区桃药之长生，理之所无，而玄修之无益可知矣。

　　陛下又将谓悬刑赏以督率臣下，分理有人，天下无不可治，而玄修无害矣乎？夫人幼而学，既无致君泽民异事之学，壮而行，亦无致君泽民殊用之心。《太甲》曰：“有言逆于汝志，必求诸道，有言逊于汝志，必求诸非道。”言顺者之未必为道也。即近事观：严嵩有一不顺陛下者乎？昔为贪窃，今为逆本。梁材守道守官，陛下以为逆者也，历任有声，官户部者以有守称之。虽近日严嵩抄没、百官有惕心焉，无用于积贿求迁，稍自洗涤。然严嵩罢相之后，犹严嵩未相之前而已。诸臣宁为严嵩之顺，不为梁材之执。今甚者贪求，未甚者挨日。见称于人者，亦廊庙山林交战热中，鹘突依违，苟举故事。洁己格物，任天下重，使社稷灵长终必赖之者，未见其人焉。得非有所牵制其心，未能纯然精白使然乎？陛下欲诸臣惟予行而莫违也，而责之以效忠；付之以翼为明听也，又欲其顺乎玄修土木之娱：是股肱耳目不为腹心卫也，而自为视听持行之用。有臣如仪、衍焉，可以成“得志与民由之”之业，无是理也。

　　陛下诚知玄修无益，臣之改行，民之效尤，天下之安与不安、治与不治由之，幡然悟悔，日视正朝，与宰辅、九卿、侍从、言官讲求天下利害，洗数十年君道之误，置其身于尧、舜、禹、汤、文、武之上，使其臣亦得洗数十年阿君之耻，置其身于皋陶、伊、傅之列，相为后先，明良喜起，都俞吁咈。内之宦官宫妾，外之光禄寺厨役，锦衣卫恩荫，诸衙门带俸，举凡无事而官者亦多矣。上之内仓内库，下之户、工部，光禄寺诸厂，段绢、粮料、珠定、器用、木材诸物，多而积于无用，用之非所宜用，亦多矣。诸臣必有为陛下言者。诸臣言之，陛下行之，此则在陛下一节省间而已。京师之一金，田野之百金也。一节省而国有余用，民有盖藏，不知其几也。而陛下何不为之？

　　官有职掌，先年职守之正、职守之全而未行之。今日职守之废、职守之苟且因循，不认真、不尽法而自以为是。敦本行以端士习，止上纳以清仕途，久任吏将以责成功，练选军士以免召募，驱缁黄游食以归四民，责府州县兼举富教使成礼俗，复屯盐本色以裕边储，均田赋丁差以苏困敝，举天下官之侵渔，将之怯懦，吏之为奸，刑之无少姑息焉。必世之仁，博厚高明悠远之业，诸臣必有陛下言者。诸臣言之，陛下行之，此则在陛下一振作间而已。一振作而诸废具举，百弊铲绝，唐、虞三代之治粲然复兴矣，而陛下何不行之？

　　节省之，振作之，又非有所劳于陛下也。九卿总其纲，百职分其任，抚按科道纠举肃清之于其间，陛下持大纲、稽治要而责成焉。劳于求贤，逸于任用如天运于上，而四时六气各得其序，恭己无为之道也。天地万物为一体，固有之性也。民物熙洽，熏为太和，而陛下性分中自有真乐矣。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与天地参。道与天通，命由我立，而陛下性分中自有真寿矣。此理之所有者，可旋至而立有效者也。若夫服食不终之药，遥望轻举，理之所无者也。理之所无，而切切然散爵禄，竦精神，玄修求之，悬思凿想，系风捕影，终其身如斯而已矣，求之其可得乎？

　　夫君道不正，臣职不明，此天下第一事也。于此不言，更复何言？大臣持禄而外为谀，小臣畏罪而面为顺，陛下有不得知而改之行之者，臣每恨焉。是以昧死竭忠，惓惓为陛下言之。一反情易向之间，而天下之治与不治，民物之安与不安决焉，伏惟陛下留神，宗社幸甚，天下幸甚。臣不胜战栗恐惧之至，为此具本亲赍，谨具奏闻。

　　海瑞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清官和好官。他一生最大的特点，就是清廉正直，节俭朴素，言行一致，关心人民疾苦，不屈不挠地和贪官污吏、大地主恶霸进行斗争，连皇帝也不例外。在地方官任上，他拒绝向上司行贿、取消知县的额外收入，改革赋役，清丈田地，勒令大地主退还侵占的民田，兴修水利，昭雪冤狱。在吏部右侍郎（中央人事部门副长官）和右都御史任上，下令取缔南京各衙门无偿要求市民供应物资的陋规，建议恢复贪赃满八十贯（千）处绞刑的法律，等等，为百姓做了一些好事，博得当时广大人民的歌颂和支持。他打击豪强的故事，直到现代还在民间广泛流传。

　　这篇文章是1566年（嘉靖四十五年）海瑞任户部主事时写的。海瑞写这篇文章的时代，明王朝已趋于衰落，土地大量集中，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化，军备不整，俺答（鞑靼族首领）、倭寇不断侵扰，官吏贪污成风，百姓困苦不堪，而作为最高统治者的明世宗朱厚熜，却一心修道，不理朝政。海瑞眼看这种情况，怀着满腔愤激，写成这篇历史上出名的奏疏。

　　在明朝，文臣直言是一种道德标准，来体现士大夫的风骨以及对皇帝的忠心。比如明世宗登基初期的大礼议问题就有数百位官员跪在宫门前死谏，最后受到的处罚也是极其残酷的。一般御史上疏都是巧妙的避重就轻，只为博取名声，而不会真得罪皇帝，祸延子孙。所以海瑞的治安疏在当时看来无异于求死申请书。首先，他指责朱厚熜迷信道教、妄想长生、错聩误国的过失，指出天下弄得“吏贪将弱”、“民不聊生”，都是由于他的“误举”所致。甚至讽刺他的年号“嘉靖”，意味着“家家皆净而无财用”。另一方面，对一般官吏阿谀逢迎、只顾个人身家禄位的卑鄙自私行径，也尽情地加以揭露。最后提出自己改革政事的具体意见，希望采纳。

　　海瑞虽然在上奏疏之前已经托人买好棺材表示死谏的决心，但明世宗并没有杀死他，而是在大发雷霆之后听说海瑞决心赴死的气概转而沉默不语，只是下旨把他关押起来听后处置。明世宗到死都没有真的处置海瑞，在明世宗驾崩后，狱卒为海瑞准备好饭菜预祝他出狱，海瑞以为是杀头前的送行饭所以大快朵颐，哪知是皇帝驾崩了，痛哭流涕，把吃的饭又都全吐出来了。体现了那个时代以忠君为最高道德准则，海瑞的上疏并不是要与皇帝为敌，而是用直言的方式表达忠心。

　　该篇字句各种刻本略有不同，以文字较为明白通顺的《丘海二公集》合刻本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