谒禹庙

　　韩偓的七言律诗《三月》主要表达了诗人对时光易逝，盛景不再的感慨，其中也寄寓了诗人壮志难酬的无奈。这与诗人所处的时代不无关系。晚唐早已没有了盛唐的雄壮和积极向上的精神状态，剩下的仅有颓废和衰弱，作为始终坚持反对朱全忠篡唐的有气节的士人，身处这种时代，面对危乱的时局，却只能无奈叹息，这首《三月》正是诗人无奈的哀叹，一方面是借哀叹美好的初春三月来哀叹国势颓危的晚唐王朝，另一方面也在为自己盛年易逝，无可挽留，功业未就的现实感慨万分，诗的结尾　“新愁旧恨真无奈，须就邻家瓮底眠”万般无奈的心情表露纸上，借酒消愁却愁更愁。

　　辛夷花是一月开花的，它才刚刚谢了，桃花却早早的开了。笫一句就说明写诗时是早春时节，这样的时节是充满生气的，绿地草涨莺飞，万物渐欣渐荣。在这样的日子出去踏青是再好不过的了，在南方，寒食时节，总是细雨飘飘，滋润着千树力‘花，也带给人清新舒服的感觉。第一句的前半句“四时最好是三月”，正好说明“一年之计在于春”，春天就好比一个人的少年时期，一个精力充沛、活力无限的时期，然而少年也像春天的三月那样，晃一晃就过去了。时间总是这样，在你的指缝隙间流失，而你却全然不知。韩偓在这里就借用短暂的三月来感叹少年时期的一去不复返，让人不禁的感伤了起来。“吴国地遥江接海”，吴国即吴地，是长江及其支流哺乳的地域，长江经过吴地最后流入浩翰的东海，故诗人说“江接海”。汉陵是汉朝天子陵墓，“汉陵魂断草连天”，汉朝天子建立的辉煌大业早已成为历史，今也只剩陵墓断碑伴着杂草丛生。“新愁旧恨真无奈”，新增添的忧烦苦闷和旧有的遗憾悔恨，让诗人也无可奈何，如今的他除了借酒醉酣睡在瓮底，还以做什么来扭转故国火亡的乾坤呢？

　　整首诗由春天短暂的三月写到人生的少年，又寄寓着家国灭亡的哀痛。春天的三月快的让人无奈，少年的大好光阴逝去让人无奈，国家变迁更让人无奈。这首诗倾注着诗人对国家的眷恋，环境的变化往往会让诗人的诗作风格有着质的改变，和李煜一样，社会动荡、王室颠覆给予韩偓诗歌创作以重大影响。他的诗常有以不写而写来传达窈妙之情，一句“一去不回唯少年”，无伤而让人感伤；一句“新愁旧恨真无奈”，不明言其愁，而愁巳不言而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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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大人之道有三：一曰正蒙难，二曰法授圣，三曰化及民。殷有仁人曰箕子，实具兹道以立于世，故孔子述六经之旨，尤殷勤焉。

　　当纣之时，大道悖乱，天威之动不能戒，圣人之言无所用。进死以并命，诚仁矣，无益吾祀，故不为。委身以存祀，诚仁矣，与亡吾国，故不忍。具是二道，有行之者矣。是用保其明哲，与之俯仰；晦是谟范，辱于囚奴；昏而无邪，隤而不息；故在易曰“箕子之明夷”，正蒙难也。及天命既改，生人以正，乃出大法，用为圣师。周人得以序彝伦而立大典；故在书曰“以箕子归作《洪范》”，法授圣也。及封朝鲜，推道训俗，惟德无陋，惟人无远，用广殷祀，俾夷为华，化及民也。率是大道，丛于厥躬，天地变化，我得其正，其大人欤？

　　呜乎！当其周时未至，殷祀未殄，比干已死，微子已去，向使纣恶未稔而自毙，武庚念乱以图存，国无其人，谁与兴理？是固人事之或然者也。然则先生隐忍而为此，其有志于斯乎？

　　唐某年，作庙汲郡，岁时致祀，嘉先生独列于易象，作是颂云：

　　蒙难以正，授圣以谟。宗祀用繁，夷民其苏。宪宪大人，显晦不渝。圣人之仁，道合隆污。明哲在躬，不陋为奴。冲让居礼，不盈称孤。高而无危，卑不可逾。非死非去，有怀故都。时诎而伸，卒为世模。易象是列，文王为徒。大明宣昭，崇祀式孚。古阙颂辞，继在后儒。

　　《箕子碑》全文选自《柳河东集》，碑文部分选自《古文观止》第六卷，是作者为箕子庙写的碑文。

　　作者在文章开篇鲜明地提出了品德高尚的人立身处世的三个要点，然后逐条用人物的行为来加以阐述：要蒙受苦难、坚守正道；把法典传授给明君；将教化施及人民。即：道德高尚的伟大人物立身处世的三个标准：一、正蒙难：要蒙受苦难，坚守正道。二、法授圣：要把法典传授给明君；三、化及民：将教化施及人民。殷商有仁人叫箕子，立身处世完全符合上述三个标准。

　　第二段，逐条用人物的行为来加以对照阐述。箕子所处的时代，殷商末年纣王荒淫无道，武王灭商，他带着商的祭器降周，周公灭武庚后，封微子启于宋，保存了商宗族。而箕子劝谏无效，于是佯装疯癫，结果被囚禁起来。所以《易经》卦象说：“箕子之明夷。”“明入地中”，象征明臣在下，暗主在上，明臣不敢发挥自己的才能。这就是“正蒙难”。箕子和比干、微子并称为“商末三仁”，但他采取的是他认为最可取的方式。

　　第三段，作者认为箕子在比干已死，微子已去时，采取了装疯卖傻的隐忍方式，是一种明智之举。如柳宗元在碑文的结尾说到箕子隐忍图存，指出了箕子的本意，表示了对箕子的崇敬之情。文章高度赞颂了箕子既忠贞又富有智慧，忍辱负重，辅助圣王建立国家典章制度，推崇教化治理人民的重大业绩。结尾说到隐忍图存，指出了箕子的本意，表示了对箕子的崇敬心情。

　　该文反映了作者当时的政治处境和心情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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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种柳戏题》一诗，是柳宗元现存诗歌中别具一格的作品。之所以说其“别具一格”，是因为柳宗元这位对待写作从来都比较严肃的诗人，在此诗中，却一改自己平时的风格，紧紧扣住诗题中的“戏”字，将一个严肃的主题，用嬉戏的笔调表现出来。

　　首先可见到首联两句，先交代了人物、事件和地点，仔细想来，种柳劳动也含蓄地暗示了其时间自然在春季。其中所提到的柳江，即西江的支流，流经柳州，此乃地点所在也。另外在语言上，诗歌一开始，柳宗元有意运用似乎有点“绕口”的句式，两句十个字，居然嵌入了四个“柳”字，既照应了诗题中的“戏题”二字，又使读者感到极度新颖，极度别致，自然而然地调动起读者阅读的兴趣，使人感到妙不可言。

　　而颔联针对上联所写发了一番感慨，先想像自己今天的所作所为会成为人们谈笑的内容，随着时间的推移，也许会变成历史上的一段佳话。这绝不是作者的自夸，实际上，作者心里非常明白，在他所处的时代里，作为地方上的最高长官，能亲自参加公益劳动的“一方诸侯”实在少之又少，因而有这样的自信。

　　前两联柳宗元以轻松活泼的笔调展开描写，使诗题中的“戏”字落到了实处。后半段的戏笔的成分似乎已大为减少。在此两句中，诗人以不容置疑的口吻提出自己美好的希冀：硕大的树冠应当能遮蔽住骄阳覆盖着大地，高耸的树干一定能长大成材高人云天，坚信自己今天的举动将有利于国，有利于民，这便自然而然地引出后面画龙点睛的议论。

　　而尾联中，诗歌运用了“思人树”这一典故。并以议论的口吻，表达了诗人努力造福于民的强烈愿望，感情真挚，让人不禁感同身受。

　　不过，虽然作者力图使这首诗基调轻松、语言幽默，但由于诗人的经历、秉性以及所表达的主题的需要，事实上，诗歌是越写越严肃，越写越接近自己的一贯风格的。

　　纵观全诗，诗篇先在题目用“戏”笔写出重大严肃的主题，收到既准确地表达了自己的心愿而又避免了空话大话，避免了自吹自擂的奇特效果，这样来写，首先为诗歌的风格定下了一个基调。然后，除了头一联是叙述事情，是实写外，其他各联，或为推测，或为希望，或为议论，总之都是虚写。这种诗歌结构，不太像唐诗，更接近于宋诗的风格。由此可知作者并不想把种柳劳动当作诗歌的中心来写，而是通过种柳这件事，借端说理，表达自己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留惠于民的做官准则。这思想当然是值得肯定的，也许直到现在仍然有其不朽的借鉴意义。

　　总而言之，统而言之，此诗包含着风趣和幽默，但又不失丰富思想感情，细细读之，着实让人回味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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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首诗首联赞扬韦匡赞作为逍遥公的后人贤良有德，并再三珍惜二人友情以此筵别后难再相见为憾。颔联料想和嘱托别后情状，杜甫说此番别后若蒙韦二想念，能写封数字短札相寄，杜甫便感激不尽，倒是自己的诗作，请韦二不要向万人传播。颈联又回到二人所处的时代环境里，这年八月，吐蕃十万兵马侵扰，兵戈又起，时局危难；眼前韦二尚可有所作为，自己却白发客居，不知又要在短暂来日飘流向哪里。尾联叹自己命运感别离苦痛，觉得世间万物万事古往今来皆为悲剧，此一别更是涕泪断肠了。

　　这首诗虽是写个人的离愁别苦，但诗人却把这种离愁别苦深深植根于当时的社会现实，揭示了战乱的紧张局势，讽刺了统治阶级的人才政策，抒发了主客双方不能见用于世的沉痛情怀。全诗由个人的离别写到国家的时局，由个人的身世揭出政治的腐败，“离而复合，无限情遥”，声泪俱下，感慨涕零，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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