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叶明府
述职臣踰万,褒旌仅十贤。问渠谁第一,羡十独为先。
宴赐珍羞富,衣颁锦绣鲜。辞朝加宝褚,乘传给官船。
盛典昭明世,殊恩迈舜年。宰臣思效法,民吏候归旋。
异绩中牟并,仁声密县肩。身临百里地,名纪九重天。
美化施仍洽,贞心秉益坚。会看膺特诏,补衮五云边。
述职臣踰万,褒旌仅十贤。问渠谁第一,羡十独为先。
宴赐珍羞富,衣颁锦绣鲜。辞朝加宝褚,乘传给官船。
盛典昭明世,殊恩迈舜年。宰臣思效法,民吏候归旋。
异绩中牟并,仁声密县肩。身临百里地,名纪九重天。
美化施仍洽,贞心秉益坚。会看膺特诏,补衮五云边。
昔闻李供奉,长啸独登楼。
我听说从前李白曾独自登上这楼台,吟咏诗作。
此地一垂顾,高名百代留。
他一来到这里,此地和他的大名就一起百代流传。
白云海色曙,明月天门秋。
白云悠悠,海上霞光映照,明月皎洁升起,秋色宜人。
欲觅重来者,潺湲济水流。
潺湲的济水流淌,尽阅古今,却是再找不到那曾来过的人了。
参考资料:
1、 金性尧.明诗三百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369-3702、 于非.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三):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120-122昔闻李供奉,长啸(xiào)独登楼。
李供奉:即李白。啸:撮口发出悠长清越的声音。这里指吟咏。
此地一垂顾,高名百代留。
垂顾,光顾,屈尊光临。
白云海色曙(shǔ),明月天门秋。
曙:黎明色。天门,星名。属室女座。此指天空。
欲觅重来者,潺(chán)湲(yuán)济水流。
潺湲:水缓缓流动貌。济水:古水名,源出河南王屋山,东北流经曹卫齐鲁之地入海,下游后为黄河所占,今不存。济宁为古济水流经地域,金代为济州治所,故由此得名。
参考资料:
1、 金性尧.明诗三百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369-3702、 于非.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三):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120-122此时王世贞与李攀龙主盟文坛,名重天下。登太白楼,追寻前朝天才诗人的足迹,心中有很多感想。所以,诗的一开头就写当年李白登楼情景:“昔闻李供奉,长啸独登楼。”不称“李太白”而称“李供奉”,称李白刚刚去职的官衔,这就巧妙地交代了李白登楼的时间和背景,李白到山东任城,是在任翰林供奉之后,并说明他虽然被“赐金放还”,却满不在乎,照样地纵情诗酒,放浪山水之间。“长啸独登楼”,“长啸”是魏晋时代阮籍嵇康的名士风度撮口发出悠长情越的声普。这个细节描写,突出了李白的潇洒风神。一个“独”字,更写出其超逸不群和“眼高四海空无人”的气概。
“此地一垂顾,高名百代留。”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这座本来不为人注意的济宁南城小楼,一经大诗人“垂顾”,从此百代留名了。这里流露了王世贞景慕、缅怀李白之情,在无限景慕中,也隐隐蕴蓄着作者追踪比附之意。王世贞此时想的是:当年李太白垂顾此地,百代留名,我王世贞如今也来步他的后尘了。明里是颂扬前贤,暗里寄寓着个人的抱负。
“白云海色曙,明月天门秋。”王世贞写自己登楼望断天涯的情景。可是诗人笔下之景,并非全是济宁城楼即目所见,而更多的是作者心中想像的一种海阔天高的境界。此时登上太白楼的王世贞思接千载,多么想与才华盖世的李太白精神上千古相接。于是,他也像李白那样,运用充满神奇幻想的浪漫主义笔法表现自己对这位天才诗人的神往。李白《登太白峰》:“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愿乘冷风去,直出浮云间。”王也贞在登临凭吊之际,也进入李自写的那种幻觉境界:仰望海天,明月当空,曙光朦陇,仿佛自己也听到诗仙李白的召唤,即将凌虚乘风而去,进入天界之门,去与他“相期邀云汉”了。
当他猛然从幻境中清醒过来时,又从天上跌落尘寰,不禁产生一种失落感。他感叹:像李白这样的夭才多少年才出一个,酒楼啊酒楼,自李白光临之后,还会有像他这样的人再来登临,使酒楼重新蓬壁生辉么?“杯欲觅重来者,潺缓济水流。”他心潮澎湃,望着东流入海的济水出神:那i滔滔江水啊,洪波涌起,后浪逐前浪,一浪高一浪。“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人类发展史文学发晨史,也是这样。他感咽的神清中,大有“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几百年”之慨。
这首《登太白楼》写作上一个显著的特色,把李白当年登楼和自己今日登楼捏合到一起写,明写大白,暗写自己,写得极有才情,极富个性,表现了王世贞敢于与李白攀比的雄心、气魄,李贽称王世贞“少年跌宕,······气笼百代,愈不可一世”(《藏书》卷二十六)。王世贞这种个性,在这首诗中表现得很突出。这首诗写得也像李自,海阔天空,气条调古,颇得李白诗歌之韵。
参考资料:
1、 于非.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三):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120-1222、 钱仲连 等.元明清诗鉴赏辞典(辽金元明):上海辞书出版社,2001:615-617黄河水绕汉宫墙,河上秋风雁几行。
滚滚黄河水环绕着长安,河上秋风阵阵,几行大雁从空中飞过。
客子过壕追野马,将军弢箭射天狼。
戍边的士兵越过护城河时尘沙阵阵,将军整装待发抗击敌军。
黄尘古渡迷飞挽,白月横空冷战场。
黄河渡口尘土飞杨,运输粮草的车队、船队一派繁忙;明月当空,战场格外空寂、悲凉。
闻道朔方多勇略,只今谁是郭汾阳。
听说北方多有英勇善战而又富于谋略的将军,只是如今再也没有郭子仪那样的人物。
参考资料:
1、 于非.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下):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115-1162、 金性尧.明诗三百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194-195黄河水绕汉宫墙,河上秋风雁(yàn)几行。
汉宫墙:实际指明朝当时在大同府西北所修的长城,它是明王朝与革达靼部族的界限。一作“汉边墙”。
客子过壕(háo)追野马,将军弢(tāo)箭射天狼。
客子:指离家戍边的士兵。过壕:指越过护城河。野马:本意是游气或游尘,此处指人马荡起的烟尘。弢箭:将箭装入袋中,就是整装待发之意。弢,装箭的袋子。天狼:指天狼星,古人以为此星出现预示有外敌入侵,“射天狼”即抗击入侵之敌。
黄尘古渡迷飞挽,白月横空冷战场。
飞挽:快速运送粮草的船只,是“飞刍挽粟”的省说,指迅速运送粮草。
闻道朔(shuò)方多勇略,只今谁是郭汾(fén)阳。
朔方:唐代方镇名,治所在灵州(今宁夏灵武西南),此处泛指西北一带。郭汾阳:即郭子仪,唐代名将,曾任朔方节度使,以功封汾阳郡王。
参考资料:
1、 于非.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下):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115-1162、 金性尧.明诗三百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194-195明代弘治年间,鞑靼屡扰,西北边境多有战事。李梦阳出使前线,有感而发,遂成此诗。首联以黄河、长城、秋风、飞雁等,构成北方边陲特有景象,气象开阔而略带萧瑟之感。颔联写前方将士踌躇满志的勇武形象,与首联相映衬,烘托战事将起的紧张气氛。颈联分别选取战前紧张忙碌场面与冷月当空的凄清之境,对比强烈,引人遐思。尾联由此生发,借助郭子仪之典,表达诗人深深的隐忧与热切期待,情感复杂而耐人寻味。
全诗紧扣诗题“秋望”二字落笔。诗中之景,无非“望”中所见,无不透出凄清肃杀的秋的气息。从首联两句都写到黄河来判断,诗人登临挑望的地点,很可能是在黄甫川堡。这里,边墙在侧,地近黄河,故水绕边墙之景首先映入诗人的视野。次句写秋雁南飞,既点明了节令,也使诗的境界愈见空阔、苍凉。
“客子过壕追野马,将军弢箭射天狼。”写备战中的士卒与将军。“追野马”与“射天狼”对举,不必作如实的理解,这两句只是说,战士过壕越沟,纵马驰骋,其快若风,如追野马。将军则全副戎装,弯弓塔箭,满引待发。这一联写出了训练场上将士们的活动,表现了他们情绪饱满、意气风发的精神风貌,还揭示出他们行为的思想基础——“射天狼”以保国安民的崇高理想。
颈联上句“黄尘古渡迷飞挽”所写写,是诗人视线从训练场移开后在黄河渡口见到的景象。这里,尘土飞杨,运输粮草的车队、船队一派繁忙。
颈联下句“白月横空冷战场”所写,时、地都已转换。其时月亮升起来了。诗人的目光从熙来攘往的黄河渡口移到了洒满月光的阅无人声的清冷的古战场上。这是战争爆发前的沉寂,练兵场上的紧张与黄河渡口的繁忙预示着战争即将来临,诗人的心不觉收紧了。一个“冷”字虽是专用以描写古战场的清冷与寒冷,但也隐隐透出诗人心上的那份寒意。
尾联抒情,从前三联见到的望中景象中自然转出。诗人深知,战斗的交败,主帅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他想起经常听人说起的北方多有英勇善战而又富于谋略的将军,在唐代平定安史之乱、大破吐蕃的朔方节度使、封为汾阳郡王的郭子仪便是其中最为杰出的一个。诗人感慨当时统兵的将军中再也没有郭子仪那样的人物,不禁为战争的前途充满了优虑和担心。
明代边患严重,瓦刺、鞑靼先后构成明王朝西北和北方的主要威胁,榆林等明朝重要的军镇要地,经常受到袭扰。就在诗人这次犒军期间,所到之处也无不显出大战即将降临的景象,他在《榆林城》诗中说:“旌干袅袅动城隅,十万连营只为胡。”又说:“昨夜照天传炮火,过河新驻五单于。”李梦阳不希望见到劳师动众、师老兵疲、战火连绵的情况常此下去,对于朝廷用人不当、指挥失宜又多所不满,故而在《秋望》等诗中一再呼唤郭子仪式的人物再世。
参考资料:
1、 钱仲连 等.元明清诗鉴赏辞典(辽金元明):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438-439虑天下者,常图其难难而忽其难易,备其难可畏而遗其难不疑。然而,祸常发于难忽之中,而乱常起于不足疑之事。岂其虑之未周欤?盖虑之难能及者,人事之宜然,而出于智力之难不及者,天道也。
当秦之世,而灭诸侯,一天下。而其心以为周之亡在乎诸侯之强耳,变封建而为郡县。方以为兵革不可复用,天子之位可以世守,而不知汉帝起陇亩之中,而卒亡秦之社稷。汉惩秦之孤立,于是大建庶孽而为诸侯,以为同姓之亲,可以相继而无变,而七国萌篡弑之谋。武、宣以后,稍削析之而分其势,以为无事矣,而王莽卒移汉祚。光武之惩哀、平,魏之惩汉,晋之惩魏,各惩其难由亡而为之备。而其亡也,盖出于难备之外。唐太宗闻武氏之杀其子孙,求人于疑似之际而除之,而武氏日侍其左右而不悟。宋太祖见五代方镇之足以制其君,尽释其兵权,使力弱而易制,而不知子孙卒困于敌国。此其人皆有出人之智、盖世之才,其于治乱存亡之几,思之详而备之审矣。虑切于此而祸兴于彼,终至乱亡者,何哉?盖智可以谋人,而不可以谋天。
良医之子,多死于病;良巫之子,多死于鬼。岂工于活人,而拙于谋子也哉?乃工于谋人,而拙于谋天也。古之圣人,知天下后世之变,非智虑之难能周,非法术之难能制,不敢肆其私谋诡计,而唯积至诚,用大德以结乎天心,使天眷其德,若慈母之保赤子而不忍释。故其子孙,虽有至愚不肖者足以亡国,而天卒不忍遽亡之。此虑之远者也。夫苟不能自结于天,而欲以区区之智笼络当世之务,而必后世之无危亡,此理之难必无者,而岂天道哉!
虑天下者,常图其所难而忽其所易,备其所可畏而遗其所不疑。然而,祸常发于所忽之中,而乱常起于不足疑之事。岂其虑之未周欤?盖虑之所能及者,人事之宜然,而出于智力之所不及者,天道也。
筹划国家大事的人,常注重艰难危险的一面,而忽略素常容易的一面,防范随时会出现的可怕事件,而遗漏不足疑虑的事件。然而,灾祸常常在疏忽之际发生,变乱常常在不加疑虑的事上突起。难道是考虑得不周到吗?大凡智力所能考虑到的,都是人事发展理应出现的情况,而超出智力所能达到的范围,那是天道的安排呀!
当秦之世,而灭诸侯,一天下。而其心以为周之亡在乎诸侯之强耳,变封建而为郡县。方以为兵革不可复用,天子之位可以世守,而不知汉帝起陇亩之中,而卒亡秦之社稷。汉惩秦之孤立,于是大建庶孽而为诸侯,以为同姓之亲,可以相继而无变,而七国萌篡弑之谋。武、宣以后,稍削析之而分其势,以为无事矣,而王莽卒移汉祚。光武之惩哀、平,魏之惩汉,晋之惩魏,各惩其所由亡而为之备。而其亡也,盖出于所备之外。唐太宗闻武氏之杀其子孙,求人于疑似之际而除之,而武氏日侍其左右而不悟。宋太祖见五代方镇之足以制其君,尽释其兵权,使力弱而易制,而不知子孙卒困于敌国。此其人皆有出人之智、盖世之才,其于治乱存亡之几,思之详而备之审矣。虑切于此而祸兴于彼,终至乱亡者,何哉?盖智可以谋人,而不可以谋天。
秦始皇剿灭诸侯,统一天下后,认为周朝的灭亡在于诸侯的强大,于是改封建制为郡县制。满以为这样一来就会根除战争动乱,天子的尊位可以代代安享,却不知汉高祖在乡野间崛起,最终颠覆了秦朝的江山。汉王室鉴于秦朝的孤立无辅,大肆分封兄弟、子侄为诸侯,自以为凭着同胞骨肉的亲情,可以共辅江山,不生变乱,然而吴王刘濞等七国还是萌生了弑君篡位的阴谋野心。汉武帝、汉宣帝之后,逐渐分割诸侯王的土地,削弱他们的势力,这样便以为平安无事了,没想到外戚王莽最终夺取了汉家的皇位。光武帝刘秀借鉴了西汉(哀、平)的教训,曹魏借鉴了东汉的教训,西晋借鉴了曹魏的教训,各自借鉴其前代的教训而进行防备,可他们灭亡的根由,都在防备的范围之外。唐太宗听传言说:将有带“武”字的人杀戮唐室子孙,便将可疑之人找出来统统杀掉。可武则天每天侍奉在他身边,却怎么也没想到她。宋太祖看到五代的节度可以制伏君王,便收回节度使的兵权,使其力量削弱,容易对付,哪料想子孙后代竟在敌国的困扰下逐步衰亡。这些人都有着超人的智慧,盖世的才华,对国家乱亡的诱因,他们可谓考虑得细致,防范得周密了,然而,思虑的重心在这边,灾祸却在那边产生,最终免不了灭亡,为什么呢?或许智力谋划的只是人事的因素,却无法预测天道的安排。
良医之子,多死于病;良巫之子,多死于鬼。岂工于活人,而拙于谋子也哉?乃工于谋人,而拙于谋天也。古之圣人,知天下后世之变,非智虑之所能周,非法术之所能制,不敢肆其私谋诡计,而唯积至诚,用大德以结乎天心,使天眷其德,若慈母之保赤子而不忍释。故其子孙,虽有至愚不肖者足以亡国,而天卒不忍遽亡之。此虑之远者也。夫苟不能自结于天,而欲以区区之智笼络当世之务,而必后世之无危亡,此理之所必无者,而岂天道哉!
良医的儿子难免会病死,良巫的儿子难免死于神鬼,难道是善于救助别人而不善于救自己的子女吗?这是善于谋划人事而不善于谋利天道啊!古代的圣人,知道国家将来的变化,不是人的智谋能考虑周全的,也不是政治手段能控制的,不敢滥用限谋诡计,只是积累真诚,用大德来感动天心,使上天顾念他(对百姓)的恩德,像慈母保护初生婴儿那样不忍心舍弃。尽管他的子孙有愚笨不贤良足以使国家灭亡的,而上天却不忍心立即灭其家国,这才是思虑得深远呀!假如不能用大德赢得天心,仅凭着微不足道的智谋,包揽天下的事务,想使国家没有希望危亡,这从道理上是讲不过去的,难道天意会如此安排吗?
虑天下者,常图其所难而忽其所易,备其所可畏而遗其所不疑。然而,祸常发于所忽之中,而乱常起于不足疑之事。岂其虑之未周欤?盖虑之所能及者,人事之宜然,而出于智力之所不及者,天道也。
当秦之世,而灭诸侯,一天下。而其心以为周之亡在乎诸侯之强耳,变封建而为郡县。方以为兵革不可复用,天子之位可以世守,而不知汉帝起陇亩之中,而卒亡秦之社稷。汉惩秦之孤立,于是大建庶孽而为诸侯,以为同姓之亲,可以相继而无变,而七国萌篡弑之谋。武、宣以后,稍削析之而分其势,以为无事矣,而王莽卒移汉祚。光武之惩哀、平,魏之惩汉,晋之惩魏,各惩其所由亡而为之备。而其亡也,盖出于所备之外。唐太宗闻武氏之杀其子孙,求人于疑似之际而除之,而武氏日侍其左右而不悟。宋太祖见五代方镇之足以制其君,尽释其兵权,使力弱而易制,而不知子孙卒困于敌国。此其人皆有出人之智、盖世之才,其于治乱存亡之几,思之详而备之审矣。虑切于此而祸兴于彼,终至乱亡者,何哉?盖智可以谋人,而不可以谋天。
灭诸侯:指秦先后灭韩、魏、楚、赵、燕、齐六国。封建:指自周以来的分封制。郡县:秦统一中国后,实行中央集权制,将全国分为三十六郡,郡下设县,郡县长官,均由中央任免。汉帝:指汉高祖刘邦。起陇亩之中,刘邦出身农民家庭。起兵反秦前,只做过乡村小吏“泗水亭长”。陇,田垄。建庶孽:指汉高祖即位后大封同姓诸侯王。七国:指汉高祖所分封的吴、楚、赵、胶东、胶西、济南、临淄七个同姓诸侯王。篡弑之谋:汉景帝在位时,吴王刘濞为首的七国,以诛晁错为名,举兵叛乱。王莽:西汉末年外戚,逐渐掌权后称帝,于公元九年改国号为新。祚(zuò做):皇位。光武:东汉光武帝刘秀。哀、平:西汉末年的哀帝刘欣、平帝刘衎。晋:指西晋。唐太宗:李世民。武氏之杀其子孙:648年(贞观二十二年),民间流传《秘记》说:“唐三世之后,女主武氏代有天下。”太宗问太史令李淳风,答道:“臣仰观天象,俯察历数,其人已在陛下宫中,不过三十年,当王天下,杀唐子孙殆尽。”武氏:指武则天,她十四岁被唐太宗选入宫中为才人。高宗时立为皇后,参预朝政。中宗即位,临朝称制。次年废中宗,立睿宗。689年(载初元年)又废睿宗,自称圣神皇帝,改国号为周。她执政数十年间,屡兴大狱,冤杀许多李唐宗室和朝臣。宋太祖:赵匡胤,宋朝开国皇帝。五代方镇:指唐代以后五代的后梁朱全忠、后唐李存勖、后晋石敬瑭、后汉刘知远、后周郭威等拥有兵权的藩镇。
良医之子,多死于病;良巫之子,多死于鬼。岂工于活人,而拙于谋子也哉?乃工于谋人,而拙于谋天也。古之圣人,知天下后世之变,非智虑之所能周,非法术之所能制,不敢肆其私谋诡计,而唯积至诚,用大德以结乎天心,使天眷其德,若慈母之保赤子而不忍释。故其子孙,虽有至愚不肖者足以亡国,而天卒不忍遽亡之。此虑之远者也。夫苟不能自结于天,而欲以区区之智笼络当世之务,而必后世之无危亡,此理之所必无者,而岂天道哉!
虑天下者,常图其所难而忽其所易,备其所可畏而遗其所不疑。然而,祸常发于所忽之中,而乱常起于不足疑之事。岂其虑之未周欤?盖虑之所能及者,人事之宜然,而出于智力之所不及者,天道也。
当秦之世,而灭诸侯,一天下。而其心以为周之亡在乎诸侯之强耳,变封建而为郡县。方以为兵革不可复用,天子之位可以世守,而不知汉帝起陇亩之中,而卒亡秦之社稷。汉惩秦之孤立,于是大建庶孽而为诸侯,以为同姓之亲,可以相继而无变,而七国萌篡弑之谋。武、宣以后,稍削析之而分其势,以为无事矣,而王莽卒移汉祚。光武之惩哀、平,魏之惩汉,晋之惩魏,各惩其所由亡而为之备。而其亡也,盖出于所备之外。唐太宗闻武氏之杀其子孙,求人于疑似之际而除之,而武氏日侍其左右而不悟。宋太祖见五代方镇之足以制其君,尽释其兵权,使力弱而易制,而不知子孙卒困于敌国。此其人皆有出人之智、盖世之才,其于治乱存亡之几,思之详而备之审矣。虑切于此而祸兴于彼,终至乱亡者,何哉?盖智可以谋人,而不可以谋天。
良医之子,多死于病;良巫之子,多死于鬼。岂工于活人,而拙于谋子也哉?乃工于谋人,而拙于谋天也。古之圣人,知天下后世之变,非智虑之所能周,非法术之所能制,不敢肆其私谋诡计,而唯积至诚,用大德以结乎天心,使天眷其德,若慈母之保赤子而不忍释。故其子孙,虽有至愚不肖者足以亡国,而天卒不忍遽亡之。此虑之远者也。夫苟不能自结于天,而欲以区区之智笼络当世之务,而必后世之无危亡,此理之所必无者,而岂天道哉!
这是一篇史论。作者列举历代兴亡的史实,指出历代君王仅仅片面地吸取前代灭亡的教训而忽略了另外一些被掩盖的问题,但却将原因归结为非人智能所虑及的天意。论证“祸常发于所忽之中,而乱常起于不足疑之事”,目的在于给明代统治者提供历史教训,使之“深虑”长治久安的道理,并采取相应的办法。
本文系针对明初的政治形势而提出的治国方略。明代建国后,明太祖朱元璋为了巩固和加强统治,曾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从而在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等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是,在“盛世”之下决不能掉以轻心,要注意潜在的危机。作者就历代兴衰的史实,提出了有关长治久安的积极性的建议。
文章的开始先从“祸常发于所忽之中,而乱常起于不足疑之事”谈起,并把这种现象和天道挂上了钩,这是作者立论的核心。在作为全文重点的第二段中,作者列举了大量史实,从秦始皇一直谈到了宋太祖,其用意也是为了证明上述观点的正确性。应该说,这些翔实的历史经验是可信的,是有强烈的说服力的。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作者写作本文后不久,明朝就发生了“乱”。明太祖死后,其孙建文帝即位,由于和某些亲王产生了矛盾,终于导致了“靖难之变”,方孝孺本人也死在这次动乱之中。从这一点来看,作者还是有一定的预见性的。第三段是全文的总结,作者再一次点明全文的主旨。在语言的运用上,作者尽量发挥了他那犀利而坚定的文风,做到了既能说理透彻,又能通俗易晓,这在他评论前代帝王时可以充分看出。
由于思想上的局限性,作者对“天道”的理解还带有一定的宿命论的色彩。“不可以谋天”的提法实际上就是“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尽人事以听天命”的消极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