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外舅转官

　　《渡江云三犯》，又名《渡江云》。双调，一百字，上片十句四平韵，下片九句四平韵，后片第四句为上一、下四句法，必须押一同部仄韵。

　　上片追忆与杭妾始遇时的情景。“羞红颦”三句，描绘出湖边暮春景色。“重茵”，原指厚席，这里喻厚厚的芳草地。此言暮春的湖边阵阵晚风吹得落英缤纷，点缀着绿茸茸的芳草地。这落英恰像那少女们浅颦含羞微怨的娇态。“旧堤”三句，述湖景。“旧堤”指西湖苏、白两堤；“燕尾”言两堤在湖上交叉形如燕尾。“桂棹”，以桂木为桨的船，这里泛指西湖中游船；“宝勒”，即用珍宝装饰的马络头，这里指代马儿。三句言远望湖上苏、白两堤交叉，形如燕尾，湖中众多的游船与鸥鸟一起荡漾在碧波之中。词人骑着马，背衬着西天的彩云伫立在岸堤上观赏远近景色。“千丝”两句，游湖思亡妾。“千丝”指堤岸边的柳枝。此言眼前这些既青柔又浓密的柳枝却不能为词人挽留住就在这儿相识的亡妾。词人到了这湖边，像又回到了刘阮入天台而遇仙的地方（即点明词人与杭妾在此初见之事）。“柳”即留也，所以古人多有折柳赠别的习俗。今杭妾不幸亡故，不禁使词人见柳丝而“怨碧”。“肠漫回”两句，因思之深而致幻。“楚腰身”，楚谚有“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这里泛指美人的细腰身。此言词人对亡妾牵肠挂肚朝夕相思，以致伫立在这两人初识之处，幻觉中向花丛中望去似乎隐约看到了她美妙的背影。

　　下片追忆不遇以悼念亡妾。“逡巡”四句，忆不遇。“题门”，事见《世说新语》吕安访嵇康不遇，题字其门。此处借代不遇。“堕履”，本《史记·留侯世家》，张良遇黄石公故事。这是作传艺、钟情解。此言词人想起从前初识之时曾多次来到她的门前徘徊，终因两人不能见面而心情惆怅，词人像张良盼望黄石公传艺那样希望她能对其钟情，但又因为好几次约会都没有实现而感到牵肠挂肚。又“堕履”，事见《北史·韦琼传》，有“不弃遗簪堕履”之语。“还始觉”两句，“缘”，因也；“宽带”，语出沈约与徐勉书：“老病百日数旬，革带常应移孔。”柳永《蝶恋花》词也有：“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之句，词人用柳词意境。此言词人对亡妾难舍难忘，细想原因，一是因为她有一双令人消魂的多情的媚眼。照现代人的说法，眼睛是人心灵的窗户；而古时作画也有“画龙点晴”之说，所以词人突出了亡妾双眼摄人心魄的魅力。二是词人值此清明时节，自然引起了对亡妾的怀念，以致因对她的刻骨相思而日渐消瘦。“明朝”两句，点出悼念。因为今天正是清明节，是祭奠亡灵之时，所以词人想到如今自己与杭妾早已阴阳异路，两人往日的恩爱情景已似幻梦般的风消烟散，词人对亡妾的悼念，也如那湖上的风风雨雨一样愁煞人啊。“山黛暝”一句，以景作结，点明游湖。此句语出苏轼《次韵促仲殊游西湖》诗：“水光潋滟犹浮碧”，言山色空蒙，湖面浮碧似镜，一切都归结于这平静之中。

　　环滁皆山也。其西南诸峰，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琅琊也。山行六七里，渐闻水声潺潺，而泻出于两峰之间者，酿泉也。峰回路转，有亭翼然临于泉上者，醉翁亭也。作亭者谁？山之僧智仙也。名之者谁？太守自谓也。太守与客来饮于此，饮少辄醉，而年又最高，故自号曰醉翁也。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山水之乐，得之心而寓之酒也。

　　若夫日出而林霏开，云归而岩穴暝，晦明变化者，山间之朝暮也。野芳发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阴，风霜高洁，水落而石出者，山间之四时也。朝而往，暮而归，四时之景不同，而乐亦无穷也。

　　至于负者歌于途，行者休于树，前者呼，后者应，伛偻提携，往来而不绝者，滁人游也。临溪而渔，溪深而鱼肥，酿泉为酒，泉香而酒洌，山肴野蔌，杂然而前陈者，太守宴也。宴酣之乐，非丝非竹，射者中，弈者胜，觥筹交错，起坐而喧哗者，众宾欢也。苍颜白发，颓然乎其间者，太守醉也。

　　已而夕阳在山，人影散乱，太守归而宾客从也。树林阴翳，鸣声上下，游人去而禽鸟乐也。然而禽鸟知山林之乐，而不知人之乐；人知从太守游而乐，而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醉能同其乐，醒能述以文者，太守也。太守谓谁？庐陵欧阳修也。

　　《醉翁亭记》是一篇优美的散文。文章描写了滁州一带朝暮四季自然景物不同的幽深秀美，滁州百姓和平宁静的生活，特别是作者在山林中与民一齐游赏宴饮的乐趣。全文贯穿一个“乐”字，其中则包含着比较复杂曲折的内容。一则暗示出一个封建地方长官能“与民同乐”的情怀，一则在寄情山水背后隐藏着难言的苦衷。正当四十岁的盛年却自号“醉翁”，而且经常出游，加上他那“饮少辄醉”、“颓然乎其间”的种种表现，都表明欧阳修是借山水之乐来排谴谪居生活的苦闷。作者醉在两处：一是陶醉于山水美景之中，二是陶醉于与民同乐之中。

　　全文共四段，条理清楚，构思极为精巧。

　　此文第一段写醉翁亭之所在，并引出人和事。分五步突出醉翁亭。首先以“环滁皆山也”五字领起，将滁州的地理环境一笔勾出，点出醉翁亭座落在群山之中。作者纵观滁州全貌，鸟瞰群山怀抱之景。接着作者将“镜头”全景移向局部，先写“西南诸峰，林壑尤美”，醉翁亭座落在有最美的林壑的西南诸峰之中，视野集中到最佳处。再写琅琊山“蔚然而深秀”，点山“秀”，照应上文的“美”。又写酿泉，其名字透出了泉与酒的关系，好泉酿好酒，好酒叫人醉。“醉翁亭”的名字便暗中透出。然后写醉翁亭，“行六七里，峰回路转，有亭翼然”，照应上文“蔚然而深秀”，可看出醉翁亭座落在山清水秀的最佳位置上。为下文的活动安排了一个优美独特的背景。作者接着转向叙事抒情，用两个短句自问自答，道出亭的来历：“作之者谁？山之僧智仙也。名之者谁？太守自谓也。”同时点出“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山水之乐，得之心而愚之酒也”。说明“醉翁”二字的深意，把景与情直接联系起来。这段层与层间过渡巧妙，由山而峰，由峰而泉，由泉而亭，由亭而人，由人而酒，由酒而醉翁，再由“醉翁之意不在酒”引出“山水之乐”这一全文的核心命意。句句相衔不着痕迹，给人完整的“山水之乐”印象。

　　第二段，分述山间朝暮四季的不同景色。作者先用排偶句“日出而林霏开，云归而岩穴瞑”描绘出山间两幅对比鲜明的朝暮画面。接着用“野芳发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阴，风霜高洁，水落而石出者，山间之四时也”一句话概括了山间春、夏、秋、冬四季的不同风光，一季一幅画面。“朝而往”以下四句是小结，作者直接抒发了自己被美景陶醉的欢乐心情。“四时之景不同，而乐亦无穷也”，这是上一段总写“山水之乐”的具体化。这里用对偶句描写，散句收束，抑扬顿挫，音韵谐美。

　　第三段写滁人的游乐和太守的宴饮。此段描写由景物转移到人事上。先写滁人之游，描绘出一幅太平祥和的百姓游乐图。游乐场景映在太守的眼里，便多了一层政治清明的意味。接着写太守设宴，众宾宴饮之乐。宴席丰盛而充满野趣，众宾起坐喧哗，乐不可支。太守乐中酒酣而醉，此醉是为山水之乐而醉，更为能与吏民同乐而醉。体现太守与下属关系融洽，“政通人和”才能有这样的乐。

　　第四段，写宴会散、众人归的情景。“然而禽鸟知山林之乐，而不之人之乐；人知从太守游而乐，而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作者巧妙地用禽鸟之乐衬托游人之乐，又以游人之乐衬托太守之乐。但太守之乐与众不同，不是众人所能理解的。作者并没有袒露胸怀，只含蓄地说：“醉能同其乐，醒能述以文者，太守也。”此句与醉翁亭的名称、“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前后呼应，并与“滁人游”、“太守宴”、“众宾欢”、“太守醉”联成一条抒情的线索，曲折地表达了作者内心复杂的思想感情。

　　在艺术手法上，这篇文章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意境优美

　　好的散文应为诗，要创造优美的意境。所谓意境包含着意和境两个方面的范畴，它是浸润着作者主观感情的艺术画面。优秀的散文应该有风光绮丽的图画美，给读者独特的审美感受，以悦目而致赏心。《醉翁亭记》的思想意脉是一个“乐”字，“醉”中之乐，它像一根彩线联缀各幅画面。而“醉翁之意不在酒”， “在乎山水之间也”。放情林木，醉意山水，这是作者的真意。散文立意犹如设了张本，作者就根据这样的“意”写了秀丽的“境”，从而达到情与景的交融，意与境的相谐。作者是从这样几方面濡笔，描绘散文境界的。

　　山水相映之美。在作者笔下，醉翁亭的远近左右是一张山水画。有山，有泉，有林，有亭，然而作者又没有孤立用墨，而是交织一体，既各尽其美，又多样统一。“蔚然而深秀的琅琊山，风光秀丽，迤俪连绵，苍翠欲滴。群山作为背景，一圈环绕而过。林深路曲，泉流弯旋，则“有亭翼然临于泉上”。这样山与泉相依，泉与亭相衬，一幅画中山水亭台，构成诗一般的优美意境。

　　朝暮变化之美。“日出而林霏开，云归而岩穴暝，晦阴变化者，山间之朝暮也”。写出了醉翁亭早晚变化的优美景色。由于早晚不同，则作者运笔的色调、气氛有别。早晨有宁静之状，清新之息，傍晚则有昏暗之象，薄暮之气。作者对景色变化的观察既深且细、笔触如丝，以不同的景象写出了相异的境界。

　　四季变幻之美。“野芳发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阴，风霜高洁，水落而石出者，山间只四时也”，描写了四季景物的变化。芳草萋萋，幽香扑鼻是春光；林木挺拔，枝繁叶茂是夏景；风声萧瑟，霜重铺路是秋色；水瘦石枯，草木凋零是冬景。变化有致，给人不同的美学享受。四幅画面相互映衬，春光如海映衬了秋色肃杀；夏日繁茂映衬了冬景寒洌。

　　动静对比之美。文中先说景物与景物之间的动静对比。蔚然壮秀的琅琊山是静态，潺潺流淌的酿泉水是动态，山色苍郁悦目，泉声琮琮动听，相映成趣。“树木阴翳，鸣声上下”，树木之境对比出百鸟啁啾之动，相得益彰。“已而夕阳在山，人影散乱，太守归而宾客从也”是景物与人物间的动静对比。“觥筹交错，起坐而喧哗者，众宾欢也。苍颜白发，颓然乎其间者，太守醉也”。以众宾喧哗之动，对比出太守颓然之静，生趣盎然。

　　结构精巧

　　金线串珠。《醉翁亭记》虽然时而山色露布卷面，时而水流泻进画幅，时而人情喧于纸上，看似散，其实一点儿也不乱。首要的原因是作者手中有一根金线。这根金线就是作者的主观感受——“乐”，醉中之“乐”。正因为如此，文章的起、承、转、合，就无不统摄于作者主观感受和体验的波澜起伏。写山水，是抒发“得之心”的乐；写游人不绝路途，是表现人情之乐；写酿泉为酒，野肴铺席，觥筹交错，是表达“宴酣之乐”；写鸣声宛转，飞荡林间，是显示“禽鸟之乐”，更是为着表现太守自我陶醉的“游而乐”。欢于万物，乐在其中，全文因景生乐，因乐而抒情，这样，行文走笔，一路写出，围绕个“乐”而展开，就不是断片的杂碎，而是统一的整体，犹如穿千颗珠玉缀在金线之中，收万道阳光凝于聚光镜上。也正因为有聚光点，有主骨架，文笔的散反而会转化成一种特色，显得运笔从容，左右逢源，越是散越是丰满了散文的血肉，增添了散文的生机，增强了散文的内容。

　　曲径通幽。《醉翁亭记》中有这样一句话：“峰回路转，有亭翼然。”借用这句话来形容这篇散文的结构特色是很恰当的。作者写四时晨昏的不同景物，五光十色的琅风貌，可谓匠心默运，苦意经营。作者为写出醉翁亭的位置，颇下一番心思，他不是径直言之，而是曲折写来。文章一开始敷设了五层笔墨，“环滁皆山”，一层；“西南诸峰”，一层；深秀“琅”，一层；潺潺泉水，一层；“有亭翼然”，一层。五层笔墨不是均衡用力，平分秋色，而是层层烘染，步步进逼。先用大镜头、长镜头，然后推成小镜头、短镜头，最后跳成特写，不平不直，九曲回肠。先用概描，写滁州山景，大笔淋漓。下一“尤”字，文章迭进，带出“西南诸峰”。再着一“望”字，视线集中琅。用毕视觉，跟后就用听觉，“水声潺潺”，于是酿泉入画。尔后，用一“回”字，着一“转”字，醉翁亭才赫然在目，进入卷面。作者在用笔时，好像围野狩猎，逐渐圈小区域。这样不仅让人们了解到醉翁亭之所在，而且通过层层烘托，突出了它的美。如此描写，便使“亭”非比寻常；如此用笔，便使“文”不同凡响。再如文章结尾处，作者为了突出“太守之乐”，也是用的层层烘托的笔法。用禽鸟之乐，反衬众人之乐，再用众人之乐，反衬出太守之乐。这样，太守之乐就在众多的烘托下被推到峰颠，显示出主观感受和体验的高人一筹。

　　呼应有方。前有伏笔，后必照应；藏墨于首，显豁于尾，是《醉翁亭记》结构安排的第三个特点。文章一开始写道：“名之者谁？太守自谓也。”但太守又“名之者谁”暂按不表，埋下伏笔，催人卒读。直到文章刹尾处，才端示：“太守谓谁？庐陵欧阳修也。”奏到首尾相照之效。再如“太守乐”呼应了“山水之乐”，乐从山水来，太守乐就有了根据。“苍颜白发，颓然乎其间者，太守醉也”照应了“太守与客来饮于此，饮少辄醉，而年又最高”，年事既高，又放情山水，太守醉就有了着落。又如“夕阳在山，人影散乱”，纷纷离去，是因为时令已晚，这便跟前文的“暮而归”又恰成照应，把这句话具体化了。处处注意呼应照应，就使文章的内在结构经纬分明，严谨周密。

　　语言出色

　　《醉翁亭记》的语言极有特色，格调清丽，遣词凝练， 音节铿锵，臻于炉火纯青之境，既有图画美，又有音乐美。

　　首先，《醉翁亭记》的语言高度概括，含义丰富。最突出的是，作者在本文中首创的“醉翁之意不在酒”“水落石出”，已被同时代和后来的作家所用，例如苏轼在著名的《后赤壁赋》中写秋冬之交的江上景色，就直接借用了“水落石出”一词。又由于作者用词精当，词句的概括内容很广，因而“醉翁之意不在酒”“水落石出”已演变成稳定性强、规范性高的成语，发挥了它们的引申意义。

　　其次，《醉翁亭记》的语言凝练精粹，晶莹润畅。这是作者善于观察事物，精辟地捕捉对象的本质特征并加以提炼的结果。例如写晨昏景象之异，只用两句就概括殆尽：“日出而林霏开，云归而岩穴暝。”林、岩、晨气、暮霭，均是山间习见之物，以此下笔，切景切境。同时，“出”“开”联属，“开”是“出”的后果。“归”“暝”联属，“归”是“暝”的前提。动词的出神入化，互为因果，使变化着的山景逼真欲现，恍若在即。又如写四季景物，作者独到地捕捉了富有季节特点的典型情景，以“香”言春，以“繁”状夏，以“洁”喻秋，以“水”写冬，无不情状俱到，精确熨贴。再如“树木阴翳，鸣声上下”，前句写色，后句传声，兼声兼色，寥寥八字便把薄暮情景表现无遗。还如“有亭翼然”，仅譬一喻，亭的形状、风貌便画出来活像鸟儿展翅，凌空欲飞。滤沏文词水分，浓缩语言容量，使之片言能明百意，只字足敌万语，达到妙造精工的地步。

　　再次，《醉翁亭记》的语言抑扬抗坠，铿锵悦耳。全文几乎用“也”收束句尾，又一贯通篇，毫无赘烦之弊，反有灵动之妙，具有一唱三叹的风韵。它虽是散文，但借用了诗的语言表现形式，散中有整，参差多变。他安排了不少对句，使句式整饬工稳。

　　作者虽受骈文影响，但非食而不化，乃是有所创造，融化到笔底，又自然天成。不做作，不矫饰。

参考资料：

　　太上曰：祸福无门，唯人自召。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是以天地有司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刑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又有三台北斗神君，在人头上，录人罪恶，夺其纪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庚申日，辄上诣天曹，言人罪过。月晦之日，灶神亦然。凡人有过，大则夺纪，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是道则进，非道则退。不履邪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於物。忠孝友悌，正己化人，矜孤恤寡，敬老怀幼。昆虫草木，犹不可伤。宜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见人之得，如己之得。见人之失，如己之失。不彰人短，不炫己长。遏恶扬善，推多取少。受辱不怨，受宠若惊。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远之，神灵卫之，所作必成，神仙可冀。

　　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苟或非义而动，背理而行。以恶为能，忍作残害。阴贼良善，暗侮君亲。慢其先生，叛其所事。诳诸无识，谤诸同学。虚诬诈伪，攻讦宗亲。刚强不仁，狠戾自用。是非不当，向背乖宜。虐下取功，谄上希旨。受恩不感，念怨不休。轻蔑天民，扰乱国政。赏及非义，刑及无辜。杀人取财，倾人取位。诛降戮服，贬正排贤。凌孤逼寡，弃法受赂。以直为曲，以曲为直。入轻为重，见杀加怒。知过不改，知善不为。自罪引他，壅塞方术。讪谤贤圣，侵凌道德。射飞逐走，发蛰惊栖，填穴覆巢，伤胎破卵。愿人有失，毁人成功。危人自安，减人自益。以恶易好，以私废公。窃人之能，蔽人之善。形人之丑，讦人之私。耗人货财，离人骨肉。侵人所爱，助人为非，逞志作威，辱人求胜。败人苗稼，破人婚姻。苟富而骄，苟免无耻，认恩推过。嫁祸卖恶。沽买虚誉，包贮险心。挫人所长，护己所短。乘威迫胁，纵暴杀伤。无故剪裁，非礼烹宰。散弃五谷，劳扰众生。破人之家。取其财宝。决水放火，以害民居，紊乱规模，以败人功，损人器物，以穷人用。见他荣贵，愿他流贬。见他富有，愿他破散。见他色美，起心私之。负他货财，原他身死。干求不遂，便生咒恨。见他失便，便说他过。

　　见他体相不具而笑之。见他才能可称而抑之。埋蛊厌人，用药杀树。恚怒师傅，抵触父兄。强取强求，好侵好夺。掳掠致富，巧诈求迁。赏罚不平，逸乐过节。苛虐其下，恐吓於他。怨天尤人，呵风骂雨。斗合争讼，妄逐朋党。用妻妾语，违父母训。得新忘故。口是心非，贪冒於财，欺罔其上。造作恶语，谗毁平人。毁人称直，骂神称正，弃顺效逆，背亲向疏。

　　指天地以证鄙怀，引神明而鉴猥事。施与後悔，假借不还。分外营求，力上施设。淫欲过度，心毒貌慈。秽食馁人，左道惑众。短尺狭度，轻秤小升。以伪杂真，采取奸利。压良为贱，谩蓦愚人，贪婪无厌，咒诅求直。嗜酒悖乱，骨肉忿争。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和其室，不敬其夫。每好矜夸，常行妒忌。

　　无行於妻子，失礼於舅姑，轻慢先灵，违逆上命。作为无益，怀挟外心。自咒咒他，偏憎偏爱。越井越灶，跳食跳人。损子堕胎，行多隐僻。晦腊歌舞，朔旦号怒。

　　对北涕唾及溺，对灶吟咏及哭。又以灶火烧香，秽柴作食。夜起裸露，八节行刑。唾流星，指虹霓。辄指三光，久视日月，春月燎猎，对北恶骂。无故杀龟打蛇，如是等罪，司命随其轻重，夺其纪算。算尽则死，死有余责，乃殃及子孙。又诸横取人财者，乃计其妻子家口以当之，渐至死丧。若不死丧，则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疾病口舌诸事，以当妄取之直。又枉杀人者，是易刀兵而相杀也。

　　取非羲之财者，譬如漏脯救饥，鸩酒止渴，非不暂饱，死亦及之。夫心起於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或心起於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其有曾行恶事，後自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庆，所谓转祸为福也。故吉人语善，视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语恶、视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胡不勉而行之。

　　《太上感应篇》作为一部道教经典，它所阐扬的入世行善以求长生乃至成仙的理论，使积善成仙这一修持法门得以流行推广，从而便利民众修道。该典籍含摄了儒、道两家的主流思想，最大限度地扩充社会的行善群体，促进了人间善业的发展。《太上感应篇》作为一本道德行为手册，加之其对“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的提倡，更是对当今创和谐社会的实践与完成有积极明确的指导作用。

　　《太上感应篇》，又称《感应篇》，它成书于我国北宋末年，其作者李昌龄。它是一部篇幅很短的道教典籍，全文仅1274个字。该道经由道教基本理念、封建伦理道德规范、善恶报应说这三大素材结合而成，是三教合流较为成熟的产物。《太上感应篇》因其知名度倍受古今中外众多学者的评注，然而他们多为考究该经的形成渊源或文本特征。

　　纵观宋以前的修仙法门大致有以下情形：先秦时期主要以“养神”、“服气”、“炼气”、“饵药”、“祀祷”方法求“羽化而登仙”。至秦始皇及汉武帝，人们既贵长生不死药，亦重坛场祷祀。其后《太平经》主要推介守一存神法门。东汉张陵五斗米道重视符箓咒语。东晋《上清经》则重存守人身三丹田之三一，及存守脑部九宫之“雄一”、“雌一”。先秦至唐，人们多重视外丹，即以矿物、植物等为材料，炼化成上、中、下三种药物（多以黄白为大药），欲借外在药物来改变自身体质，去除肉质凡胎而达长生、成仙。但因服食外丹有较大副作用，唐末人们改而修炼内丹。内丹即用导引吐纳、避谷食气等方法，以人身上、中、下丹田为鼎炉，炼化后天的精、气、神，使其转与先天的元精、元气、元神合为一体，以求长生、升仙。

　　《太上感应篇》当然也谈长生求仙，然绝口不提修炼、服食、导引、符箓，而只言：“凡人有过，大则夺纪，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 虽然早在《太平经》就认为，天地之间，寿最为善，积德行善乃长寿升天的要道。也尽管积善成仙说是先由西晋葛洪《抱朴子内篇》提出进而被《太上感应篇》所吸收的，但积善成仙的修道法门却是随着《太上感应篇》的问世与流行，才逐渐受人们重视并践行的。宋代以降，在凡俗生活中成仙了道变成一种普遍的社会取向，行善积德也演变成为一种必须的宗教实践，与其它修持方式相得益彰。如明清时期的道教修炼以行善积德为外功，认为只有多积外功，才能最终使内丹修炼有所成就。再如清末民初出现于四川西部的飞鸾教，其修持方法也是以静坐炼丹，彻悟至道为内功，而以力行善事、广积阴功为外功。或许是因为《太上感应篇》出现之前的积善成仙说犹如一缕轻烟般若隐若现，而其之后该修炼法门便如熊熊烈火般一览无余，方才有学者将今日道教的行善法门归始于《太上感应篇》，而无视《太平经》抑或《抱朴子内篇》。确切地说，《太上感应篇》对积善成仙的修道法门起到推广的作用，而并非其首创。该经对积善成仙法门的发扬与推广，一定程度上使道教的长生修仙术不再专属于贵族，也使修道之人可以摆脱以往服食炼养、斋醮科仪的繁缛礼节，为广大普通民众开启了相对便利的修道方式。

　　《太上感应篇》含有儒道两家思想。第一，道之求长生、成仙，齐物畏神的思想。如经中提到道教的司功过之神：三台北斗神灵、三尸神、灶神，他们从不同的角度观察世人的表现，记录人们的罪过，以让天曹依此对恶者进行处罚。第二，儒之伦理道德规范。占有该经最大篇幅的众善诸恶之说，共列出26条善行和170条恶行，多以儒家“三纲”、“五常”之义理为判断标准，如称“忠孝友悌，正己化人”、“衿孤恤寡，敬老怀幼”、“不彰人短，不炫己长”等为善举，而判“阴贼良善，暗侮君亲”、“虚诬诈伪，攻讦宗亲”、“轻蔑天民、扰乱国政”等为恶行。俞樾评价该书说：“此篇虽道家之书，实不悖乎儒家之旨”。第三，道家三缄其口，三善、三恶、古之慎言之说。因而《太上感应篇》所言“吉人语善、视善、行善”、“凶人语恶、视恶、行恶”等。众善诸恶中的“纵暴杀伤”、“口是心非”、“造作恶语，谗毁平人”、“贪婪无厌”、“每好矜夸，常行妒忌”等，也多来自儒道。

　　《太上感应篇》不仅只简单地兼容了儒道思想，更是“突出了传统宗法性宗教的宗教思想——天道承负。大大缩小了宗教界限，得以劝化更多不同社会背景的群体行善积德。再之，《太上感应篇》流传之广，从帝王将相到渔樵耕牧，各阶级各阶层几乎都有它的信奉者。当时许多世代书香人家，尽管门口贴着“僧道无缘”的标语，但在他们的案头大都放着教导子孙的教育范本，如《太上感应篇》与《文昌孝经》等。其次，《太上感应篇》流传之久，从北宋真宗开始，赐钱刊刻，大显于世，历代受到推崇。半个世纪以前，佛家重印了《太上感应篇》，印光法师还亲自作序褒扬。而在七八年前，福建省佛教协会佛教教育基金委员会又将其加以大量影印。一千多年来，这种善思想的传播也渐渐形成了以慈善为荣的社会风气。回顾中国古代慈善事业，在官办慈善事业鼎盛的宋元时期，私人慈善活动开始零星出现，如范仲俺的“义田”、刘宰的“粥局”、朱熹的社仓等。至明清时期，社会慈善事业处于巅峰状态，诸如育婴社、普济堂、同善会、清节堂等大量的民间慈善团体组织也开始涌现。素有“古今第一善书”之称的《太上感应篇》，凭其持久而广泛的影响力，对人间善业的兴起、发展、普及自当功劳不小吧。

　　我国正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面对发展过程中的种种矛盾，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及时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战略任务，党的十七大则再次强调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性。然而创和谐社会的实践已达数年之久了，社会各个领域的诸多不和谐现象仍屡见不鲜，如奢靡浪费、家庭纠纷、盗窃抢劫、巧取豪夺、贪赃枉法、毁坏生态等等。因此如何更为有效地构建和谐社会成为当今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重要课题。胡锦涛总书记曾对和谐社会这一概念作过全面阐述：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从该阐述中，我们可推知和谐社会主要包括两个内涵：人与人关系的和谐、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所以若能促使这些关系趋于和谐，即是在创和谐社会了，而《太上感应篇》里所竭力提倡的行善去恶思想对此有导向作用。

　　《太上感应篇》首先宣劝了26个善举，如：“不履邪径，不欺暗室”、“忠孝友悌，正人化己”、“济人之急，救人之危”、“不彰人短，不炫己长”、“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昆虫草木，犹不可伤”、“积功累德，慈心于物”等等，实则教导我们树立善信念，并以慈善之心为人处世。倘若人人之心皆慈，人间之举皆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还有什么理由不和谐呢？“行善积德”当属化解一切不和谐因素的良方。接着《太上感应篇》所竭力主张去除的170个恶行涉及世人生活中的各个层面，有关个人品行、家庭、经济、政治和对自然界的态度等，林林总总，面面俱到。该作者认为，在个人品行方面的恶行有：“以恶为能，忍作残害”、“知过不改，知善不为”、“讪谤圣贤，侵凌道德”、“耗人货材，离人骨肉”、“乘危迫胁，纵暴杀伤”、“斗合争讼”、“贪冒于财，欺罔其上”等等；在家庭方面的恶行主要有：“抵触父兄”、“用妻妾语，违父母训”、“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和其室，不敬其夫”、“无行于妻子，失礼于舅姑”等等；经商的恶行有：“短尺狭度，轻称小升；以伪杂真，采取奸利”等等。为官的恶行有：“轻蔑天民，扰乱国政；赏及非义，刑及无辜；杀人取财，倾人取位；诛降戮服，贬正排贤；凌孤逼寡，弃法受赂”、“妄逐朋党”等等；对待自然所犯的恶行如：“用药杀树”、“诃风骂雨”、“无故杀龟打蛇”等等。世人但凡自省，在这物欲横流、钱权至上的社会里，此中有多少恶行是我们司空见惯并且习以为常了的 呢？诸恶不除，和谐社会永远只可能存在我们口头上，或在来世的彼岸里。所以，在当今邪恶已经累行的社会时期，“惩恶除恶”必然该是创和谐的一大手段。只要人人力除身上的种种恶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则将逐渐趋于和谐。若每个人都积极响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和谐社会离我们还会远吗？

　　综上所述，《太上感应篇》虽生于中古，但对当时及现今广大民众修道成仙，对人间善业的发展，对当今和谐社会的创建都有不匪的现实意义，是一部极具生命活力的不老道典。

　　此词上片是“追昔”。作者的抗金生涯开始于金主完颜亮发动南侵时期，词亦从此写起。古代北方少数民族贵族统治者常在秋高马肥的时节南犯中原，“胡骑猎清秋”即指完颜亮1161年率军南侵事。前一句“落日塞尘起”是先造气氛。从意象看：战尘遮天，本来无光的落日，便显得更其惨淡。准确渲染出敌寇甚嚣尘上的气焰。紧接二句则写宋方抗金部队坚守大江。以“汉家”与“胡骑”对举，自然造成两军对峙，一触即发的战争气氛。写对方行动以“起”、“猎”等字，是属于动态的；写宋方部署以“列”、“耸”等字，偏于静态的。相形之下，益见前者嚣张，后者镇定。“组练十万”、“列舰”“层楼”，均极形宋军阵容严整盛大，有一种必势的信心与气势。前四句对比有力，烘托出两军对垒的紧张气氛，同时也使人感觉正义战争前途光明，以下三句进一步回忆当年完颜亮南进溃败被杀事。完颜亮南侵期间，金统治集团内部分裂，军事上屡受挫折，士气动摇军心离散。当完颜亮迫令金军三日内渡江南下时，被部下所杀，这场战争就此结束。

　　“谁道投鞭飞渡”三句即书其事。句中隐含三个典故：《晋书·符坚载记》载前秦苻坚率大军南侵东晋，曾不可一世地说“以吾之众，投鞭于江，足断其流”，结果一败涂地，丧师北还。《史记·匈奴传》载匈奴头曼单于之太子冒顿作鸣镝（即“鸣髇”，响箭），命令部下说：“鸣镝所射而不悉射者斩之”，后在一次出猎时，冒顿以鸣镝射头曼，他的部下也跟着发箭，头曼遂被射杀。“佛狸”，为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的小名。他南侵中原受挫，被太监所杀，作者融此三事以写完颜亮发动南侵，但丧于内乱，事与愿违的史实，不仅切贴，三事连用，更觉有化用自然之妙。宋朝军民，军容严整同仇敌忾而金国外强中干且有“离合之衅”可乘，这正是恢复河山的大好时机。当年，作者二十出头以义军掌书记策马南来，使义军与南宋政府取得联系，希望协同作战，大举反击。“季子正年少，匹马黑貂裘”，正是作者当年飒爽英姿的写照。苏秦字“季子”，乃战国时著名策士，以合纵游说诸候佩而后佩六国相印。他年轻时曾穿黑貂裘“西入秦。作者以”季子“自拟乃是突出自己以天下为已任的少年锐进之气。于是，在战争风云的时代背景上，这样一个“锦襜突骑渡江初”（《鹧鸪天·有客慨然谈功名因追念少年时事戏作》）的少年英雄，义气风发，虎虎有生气，与下片搔白首而长吟的今“我”判若两人。

　　过片笔锋所及转为“抚今”。上片结句才说到“年少”，这里却继以“今老矣”一声长叹，其间掠过了近二十年的时间跨度。老少，对比强烈叹中之愁闷顿显突出。这里的叹老又不同一般文人叹老嗟卑的心理，而是类乎“时易失，心徒壮，岁将零”（张孝祥《六州歌头·长淮望断》），属于深忧时不我待、老大无成的志士之愁苦。南渡以来，作者长期被投闲置敬，志不得伸，此时翘首西北，“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真有不胜今昔有别之感。

　　过片三短句，情绪够悲怆的，似乎就要言及政局国事，但是“欲说还休”。接下来只讲对来日的安排，分两层。第一层说自己，因为倦于宦游，想要归隐田无，植橘置产。三国时吴丹阳太守李衡在龙阳县汜洲种柑橘，临死时对儿子说：“吾州里有千头木奴，不责汝衣食，岁上一匹绢，亦可足用耳。”（见《三国志》）颇具风趣又故意模仿一种善治产业、谋衣食的精明人口吻。只要联想作者“求田问舍，怕应羞见，刘郎才气”（《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的词句，不难体味这里隐含的无奈、自嘲及悲愤的复杂情绪。作者一心为国，希望能效力沙场，而朝廷无能、力不能伸，想解甲而去但终心系祖国，说“欲去”而而又不忍去，正表现出作者内心的矛盾。为将来打算第二层是劝友人。杨济翁原唱云：“忽醒然，成感慨，望神州。可怜报国无路，空白一分头。都把平生意气，只做如今憔悴，岁晚若为谋？”其彷徨无奈可谓与弃疾相通。作者故而劝道：“您们二位（二客）乃东南名流，腹藏万卷，胸怀大志，自不应打算像我一样归隐。但有一言还想与君等商议一下：且莫效李广那样南山习射，只可取‘富民侯’谋个安逸轻闲。”《史记·李将军列传》载，李广曾“屏野居蓝田南山中射猎”，“广所居郡闻有虎，尝自射之”。《汉书·食货志》：“武帝末年悔征伐之事，乃封丞相为富民侯。”李广生不逢高祖之世，空有一身武力，未得封侯，而“富民侯”却能不以战功而取。二句暗指朝廷“偃武修文”。放弃北伐，致使英雄无用武之地，其意不言自明。要之，无论说自己“倦游欲去江上，手种橘千头”也好，劝友人“莫射南山虎”、“直觅富民侯”也好，都属激愤语。如果说前一层讲得较好平淡隐忍，后一层“莫射”“直觅”云云，语意则相当激烈。分两步走，便把一腔愤懑不满尽情发泄出来。

　　此词上阕颇类英雄史诗的开端，然而其雄壮气势到后半却陡然一转，反添落寞之感，通过这种跳跃性很强的分片，有力表现出作者失意和对时政不满而更多无奈气愤的心情。下片写壮志销磨，全推在“今老矣”三字上，行文腾挪，用意含蓄，个中酸楚愤激，耐人寻味，愤语、反语的运用，也有强化感情色彩的作用。

　　《踏莎行》，调名取自韩翃诗“踏莎行草过春溪”。曹冠词名之为《喜朝天》，赵长卿词则名之《柳长春》。双调，五十八字。上下片各三仄韵。

　　张抡这首《踏莎行》上片写秋天山景，下片写仲秋赏月。

　　“秋入云山，物情潇洒，百般景物堪图画。”第一句先以“秋”字点出节令，然后以“入”字写出秋来的动态，再以“山”字指明秋入的处所。前方着一“云”字，点明山势高峻，耸立云端。通过此句四字，把本词描写秋山的意旨交代出来。接下去，用第二句写秋入云山所带来的变化。“物情”二字，指山中景物的情态。“潇洒”，乃清秀爽丽之貌。这两个字最宜于表现秋天风物秀逸的风韵。如杜甫《玉华宫词》：“万籁真笙竽，秋色正潇洒。”张抡说“物情潇洒”，不只是写到秋之于物的作用，而且写出景物之情。仿佛山中草木有知有情，秋来之际显出潇洒的姿容。而从“物情”的“潇洒”之中，又可见出词人潇洒的笔意，词家之清韵。景中有我，我在景中，情深意远，极尽赏爱之意。接着第三句紧续一笔，“百般景物堪图画”，“百般”极言景物之多，千姿百态，争艳斗奇，蕴含着无限的诗情画意，故而说“堪图画”。张抡这首词，可说是以画入诗，诗中有画。山中秋景胜绝，无处不美，目不暇接，要有一番选择，用最典型的景物写出秋山之美，于是词人以生花妙笔写出丹枫、黄花两景。

　　“丹枫万叶碧云边，黄花千点幽岩下。”这是两句精美绝伦的对偶句。第一句，“丹枫”，亦称霜叶、红叶。谓枫叶经霜而红，色艳如丹，故称为“丹枫”。“万叶”，极言枫叶之多。“丹枫万叶”四字点带出层林尽染万山红遍之景。“碧云”，青白色的云气。句尾的“边”字，是个忽视不得的字眼。丹枫的位置、山势的高大均由此字点出。说明火红的枫叶层层叠叠，依山而上，一直铺展到碧云旁边，描绘出碧云与红叶相映，山色与青空交辉，丹枫似锦、万山如绣的秀丽景色。晚唐诗人杜牧写过一首《山行》绝句：“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生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后两句也是极写枫林霜叶之美和赏爱不尽的情趣，向为脍炙人口的名句。杜牧用比喻写霜叶之红，张抡则以碧云映衬丹枫之色。各有千秋，异曲而同工。为描述红叶之美，古代诗人竞驰才思，极尽形容之妙。杨万里曾赋一绝，题为《秋山》，诗云：“乌臼平生老染工，错将铁皂作猩红。小枫一夜偷天酒，却倩孤松掩醉容。”以浪漫的笔调，拟人化的手法，十分风趣地写出了小枫醉容可掬的形象。再接着看张抡的词，“黄花”，即黄菊，以其色泽金黄，故称之为“黄花”。“千点”，是远而望之，言其小而多，也表现其点缀分布之广。“幽岩”，清幽寂静的山岩。有岩而幽，说明草木丰茂，一片青绿。“下”字，点出金菊的位置，在山岩深幽之处。无数的菊花，点点洒洒，如散金碎黄，镶嵌在万绿丛中，显得分外明丽耀眼，描绘出岩壑含翠、金英秀发的清幽景色。

　　古来写丹枫、黄花的诗词，车载斗量，不可胜数。但分而言之者多，兼而写之者少。即使兼写，也很难找到能与此媲美的妙句。朱庆余《观涛》写过“高楼晓望无穷意，丹叶黄花绕郡城”，可谓秀美而有意趣，但终究略逊一筹。张抡这两句词，就所构成的画面来说，突出的主体景物是丹枫、黄花而分别以碧云、幽岩作为陪衬。高远处，在淡采素墨的背景中，抹出浓烈之色；深幽处，在重笔濡染的衬底上，点出鲜明之色。淡中见浓，浓中有淡，明暗变化，对比强烈，构成一幅色彩斑斓、意境深远的秋山画卷，充分显示了词人摹写景物的艺术才能。古人云：“江山明秀发诗情”。正是可爱的自然风光激发了词人的灵感，才写出了这两句情韵俱到的好词。另一方面，好诗好词又是在长期创作实践中，经过千锤百炼得到的。在这方面，古代诗人的感受是很深的，经验也是非常丰富的。杜荀鹤认为写诗必须持之以恒，永不间断，所谓“生应无辍手，死是不吟时”。陆游到了84岁还坚持不懈地奋力创作，说是“无诗三日却堪忧”，成为最多产的诗人，一生留下了上万首诗词。为了斟酌一句诗、一个字，诗人们往往是呕心沥血，倾注了全部精力。李贺为积累诗句，马上特置锦囊，每有所得，辄书之以投囊中。贾岛为“推”、“敲”二字，想得出神，竟然骑马闯进韩愈的仪仗队而不自知。他苦吟苦写，乃至于“两句三年得，一吟泪双流”。其中甘苦，大有一言难尽的味道。另一个苦吟诗人孟郊，为写得好一些，焚膏继晷，日夜习作，自道是：“夜学晓不休，苦吟神鬼愁。”还有一个卢延让，更是险觅狂搜，殚精竭虑，为“吟安一个字”，以至于“捻断数茎须”，说是“险觅无应闷，狂搜海亦枯”。诸如此类，不胜枚举。我们并不主张闭门索句，凭空臆造，一味雕琢。但字斟句酌，刻苦磨炼，以严肃认真的态度从事创作，是写出好诗好词的首要条件。王安石的“春风又绿江南岸”是尽人皆知的名句，其中的“绿”字之所以写得形象生动，掷之于地可作金石之声，乃是经过十几次的反复修改而后得到的。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论才华论技巧，都是冠绝千古的，然而他在创作中始终一丝不苟，常常是“新诗改罢自长吟”。而且他的诗作愈老愈严格，自道是：“晚来渐于诗律细”，“语不惊人死不休”。古往今来，无数的事例证明了一条永恒不变的法则，那就是作家不仅需要才华，更重要的是要有认真、严肃的创作态度，才能熔铸出好的诗句，写出好的作品。由此看来，张抡这两句词，虽说只有十四个字，然而却是来之不易，付出了艰苦劳动的。

　　下片换头三句，写仲秋夜月之美。

　　“已喜佳辰，更怜清夜，一轮明月林梢挂。”仲秋，是一年一度的佳节，人人欢度，故而曰“已喜”。又逢天气爽朗，夜空碧清如洗，因而格外高兴，故曰“更怜”。下面由写意转而写景，点出“一轮明月”。月圆如轮，高挂林梢，银辉流洒，清光烛地，正是赏月的大好时刻。故而末结两句云： “松醪常与野人期，忘形共说清闲话。“松醪”，用松膏酿制的酒。李商隐《复至裴明府所居》云：“赊取松醪一斗酒，与若相伴酒烦襟。”“野人”，山野之人。“期”，约会之意。“忘形”，语出《庄子·让王》：“养志者忘形，养形者忘利，”杜甫《醉时歌》云：“忘形到尔汝，痛饮真吾师。”张抡这两句写词人常与山野之人相约饮酒，情投意合，不拘形迹地在月光下谈天说地，淡泊的心境与清幽的月色交融在一起，表现出闲适惬意、怡然自得的山居乐趣。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这首词在语言上是很有特色的。音韵和谐，辞意兼美，清丽秀润，亲切自然。词人在语言艺术上，的确是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