赋跛鳖先生赵万宗

　　赵郡苏轼，余之同年友也。自蜀以书至京师遗余，称蜀之士，曰黎生、安生者。既而黎生携其文数十万言，安生携其文亦数千言，辱以顾余。读其文，诚闳壮隽伟，善反复驰骋，穷尽事理；而其材力之放纵，若不可极者也。二生固可谓魁奇特起之士，而苏君固可谓善知人者也。

　　顷之，黎生补江陵府司法参军。将行，请予言以为赠。余曰：「余之知生，既得之于心矣，乃将以言相求于外邪？」黎生曰：「生与安生之学于斯文，里之人皆笑以为迂阔。今求子之言，盖将解惑于里人。」余闻之，自顾而笑。

　　夫世之迂阔，孰有甚于予乎？知信乎古，而不知合乎世；知志乎道，而不知同乎俗。此余所以困于今而不自知也。世之迂阔，孰有甚于予乎？今生之迂，特以文不近俗，迂之小者耳，患为笑于里之人。若余之迂大矣，使生持吾言而归，且重得罪，庸讵止于笑乎？

　　然则若余之于生，将何言哉？谓余之迂为善，则其患若此；谓为不善，则有以合乎世，必违乎古，有以同乎俗，必离乎道矣。生其无急于解里人之惑，则于是焉，必能择而取之。

　　遂书以赠二生，并示苏君，以为何如也？

　　1、正话反说

　　作者前文极力铺陈藻饰黎安二生文才，正是为了说明后面的“不迂”，“不迂”而以“迂”

　　名之。显示了世俗的谬误。正话反说，文曲意直，显示内在的锋芒。

　　2、意境含蓄

　　诸多愤世之气，尽在深蕴之中

　　本文的篇幅不长，结构也比较简单，先介绍黎、安二生的由来，再说明写作本文的用意，然后有针对性地指出如何认识迂阔。迂阔，从古到今都有人在用这一形容个性的词。如果抛开它那略带贬义的内容，我们可以这样理解：所谓迂阔，是指一个人在待人接物方面坚持自己的观点，不迎合世俗偏见，而又有一种执著的信念，矢志不渝。如果他的观点、信念是正确的话，那么这种迂阔的表现正是难能可贵的。曾巩正是基于这一思路，才对迂阔进行了精辟的分析。

　　从文中反映的背景来看，黎、安二生由于“学于斯文”，即酷爱韩愈、柳宗元以至欧阳修、苏轼所倡导的古文而遭到“里人”的讥笑；而曾巩也因身体力行地追求“道”，给自己带来一些“患”。可见当时的社会风气是如何浅薄了。这种不直接抨击时弊而从侧面加以反映的手法，正是作者的高明之处。

　　另外，本文中的委婉的表现手法也值得注意。作者明明表达了自己的是非观，却在提法上留有余地，即劝诫黎、安二生“择而取之”，如何定夺，还是由他们自己去决定吧。还在结尾处提出，希望二生转告苏轼，问一问他“以为如何”。这不仅表明作者的谦虚态度，而且是尊重对方的一种表现。

　　这是一首咏梅词。上阕写寒梅初放，表现梅花的光润明艳，玉洁冰清；下阕写月下赏梅，侧面烘托梅花的美丽高洁。写梅即写人，赏梅亦自赏。全词抓住寒梅主要特征，由月光、酒樽、梅花织成了一幅如梦如幻、空灵优美的图画，运用比喻、拟人、想象等手法刻画梅花形象，赞颂梅花超尘绝俗的洁美素质和不畏霜雪、秀拔独立的坚强品格。

　　上片写寒梅初放。何逊《扬州早梅》：“兔园标物序，惊时最是梅。衔霜当露发，映雪凝寒开。”梅花，她开于冬春之交，最能惊醒人们的时间意识，使人们萌生新的希望。所以被认为是报春之花。因为梅花斗雪迎寒而开，诗人咏梅，又总以冰雪作为空间背景。庾信《咏梅花》诗：“常年腊月半，已觉梅花阑。不信今春晚，俱来雪里看。树动悬冰落，枝高出手寒……”这里，“琼枝”就指覆雪悬冰的梅枝。半放的寒梅点缀着它，愈显得光明润泽。词人接着用“犹抱琵琶半遮面”的美女形容将开未开之梅的轻盈娇美，用玉人浴出形容梅的玉洁冰清，明艳出群：即物即人，梅已和人融成了一片。

　　词的下片写月下赏梅。“造化可能偏有意，故教明月玲珑地。”两句写出了赏梅的时间，表达了对梅花和月色的喜爱之情。作者认为大自然也是偏爱梅花的，让澄澈皎洁的月光来陪衬梅花。在溶溶月色映照下，梅花更有一番神韵。疏影横斜，暗香浮动，更是美不胜收。

　　“共赏金尊沈绿蚁，莫辞醉” 。值此花好月圆的良宵，精心准备“金樽”和“绿蚁”，来个一醉方休。词人李清照的词作中，凡写记游赏花之作的，每每都要写酒醉、花美，以这种方式来表达自己的生活情趣和愉快的心情，倒也别致有趣。诗中“绿蚁”指的是酒面的浮沫。《历代诗话》引《古隽考略》：“绿蚁，酒之美者，泛泛有浮花，其色绿。”读到此句时，常常会让人想起白居易的《问刘十九》：“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知己相伴，围炉饮酒，是人生一大乐事。

　　结尾一句“此花不与群花比”， 词人把寒梅的形神美和自己的心灵美、感情美融为一体，赞美了梅花高洁的品格。百花凋零的冬天，梅花迎着风雪傲然怒放，“一树独先天下春”。它传递着春的消息，带给人们无限的希望！人们喜爱梅花高洁、坚强的品格，喜爱它不畏严寒，立志奋发的精神。　

　　这首词，银色的月光，金色的酒樽，淡绿的酒，晶莹的梅织成了一幅画，写得如梦如幻，空灵优美。与前人的咏梅诗词相比，此词艺术上有所创新。词人抓住寒梅主要特征，用比喻、拟人、想象等多种手法，从正面刻画梅花形象。在对寒梅作了总体勾勒之后，又以生花妙笔点染其形象美和神态美。同时，此时做到了移情于物，以景传情，意中有景，景中寄意，体现了李词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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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首三句，想象奇特而瑰丽，落笔颇为不俗：近在咫尺的屏风，在迷离中居然看成像天般遥远。一实一虚，一近一远，通过这强烈的对比，表达了对情人远别的怀思。“十洲”，是仙人所居、人迹罕至之地。托名为汉东方朔撰的《十洲记》载，在八方大海中，有祖洲、瀛洲、玄洲、炎洲、长洲、元洲、流洲、生洲、凤麟洲、聚窟洲。词中例以美人为仙，美人所居为仙境，暗指所思念的人的居处。十洲是仙灵境界，凡人无法到达，只有在梦中才能前往。梦醒后，看到屏风上画着的山山水水，犹疑是梦中所历，更写出梦境的虚幻和醒后的怅惘，真是妙有远神，令人掩抑低徊不已。歇拍两句写美人手执着写有无限伤春心事的红笺准备十给情人书信，此二句把十人的红笺与十洲的残梦联系起来，创造出情景交融的境界，表现了词人苦恋的情怀，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下片是对往事的回忆，写抒情主人公曾无聊地独倚高楼—— 正在两人分别的水边，面对着辽阔的千里江南之地。这里所写的不是昔时相聚的欢娱，而是别后的思念，脱出词家惯常用的上下片对比的手法，感情便越觉沉厚。结拍两句，进一步写倚楼时的怀思。此处着意在“分流”二字。古乐府《白头吟》：“蝶躞御沟上，沟水东西流。”以水东西分流，喻人们一别之后不再相见。人倚高楼，念远之泪却滴向楼下分流的水中，将离愁别绪与怀人立情抒写得深婉曲折而又缠绵悱恻，具有感人至深的艺术力量。

　　诗用浪漫手法开始，前四句谈自己生平的抱负：或者做个安期生那样的神仙，游戏人生；要么做个李西平那样的名将，杀敌立功。这四句写得气势很雄壮，与李白《将进酒》等古风一样，给人以一种强烈的激励，使人进入振奋的状态。就表达上来说，前者又只是后者的陪衬，做神仙是幻想，做名将才是诗人努力想实现的方向。同时，用李西平事又十分贴切当时时局，陆游正是想要同李西平扫平逆贼、收复旧京长安一样扫平金虏、收复旧都汴京。

　　然而，现实是残酷无情的，愿望是那么地虚无缥缈。诗人回到了现实，便把前四句放出的狂澜一下子倒挽回来，进而感叹自己，年龄老大，功业无成，只能闲居在僧寮，无聊地躺着，默送着夕阳西下。他想着，像自己这样的战士，就不能只作个诗人，发出凄苦的吟声，这决不是自己所愿意的，于是诗在沉重的压抑中再度放开，故作豪语，先写自己放浪于酒，意气奋发，从而在吐露心中郁结的烦闷时，又表现自己的豪情、对未来的向往，这就是收复失地，饮酒庆功。末两句结得很自然，既承上饮酒而来，又与起首要做李西平遥遥呼应。

　　后人评放翁诗十九都是从军之作，这首诗虽然是闲居遣怀，主题仍与从军诗保持了一致。诗的格调雄放豪轶，悲中带壮，既有不满与牢骚，又充满积极向上的奋斗精神，无论是醉歌作达还是自我排遣，都紧密围绕对国事的关心与对未来的信心，所以很有鼓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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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篇二句，一般均以为是释陶令名字之义，即虽想潜藏而不能逃于渊。然而这样解释与下文意思不连贯。南宋吴仁杰《陶靖节先生年谱》谓深眇则易潜居，如果潭渊明澈见底，就无法藏身，故陶令晚年改名为潜。山谷此处用《庄子·庚桑楚》中的典故：“故鸟兽不厌高，鱼鳖不厌深。夫全其形生之人，藏其身也，不厌深眇而已矣。”下面二句说陶渊明本是一世豪杰，但为彭泽令仅八十多天就弃官归隐了。山谷称他为“一世豪”是言之有据的。他少年时代即“猛志逸四海，中年时常叹惜“有志不获骋”，老年时代犹“猛志故常在帮，可见平生抱有经世济民之大志。而他又晦迹不任了，山谷认为是由于“司马寒如灰，礼乐卯金刀。”意即司马氏的东晋王朝，此时已如冷却之灰烬，而刘裕则已擅政治，军事之大权。刘氏擅权，乱世无道，所以向令就决意沉冥了。山谷以蜀庄来比陶令，颂扬其能保持高风亮节。

　　山谷这样称颂陶令是以某些史书作根据的。沈约《宋书·陶潜传》云：“自以曾祖晋世宰辅，耻复屈身异代，自高祖王业渐隆，不复肯仕。”他的曾祖父陶侃是东晋开国元勋，官至大司马。作为陶侃后裔，他依恋旧朝，不愿仕宋，亦在情理之中。但沈约此说早就有人表示怀疑。陶令在晋安帝义熙元年（405）自彭泽辞官归田时，刘裕刚以一个地位不高的武将，临时被推为八州都督，初掌朝政，下距晋、宋易代之时（420）还有十五年。不能说他辞官的原因就是“耻复屈身异代”，即使他当时对刘裕不满，也不可能预见刘裕将来篡晋的结局。山谷博闻强识，熟悉史乘，其取沈约说是蔽于儒家忠孝观念。山谷此说对后世颇有影响，自南宋起盛行以“忠愤”来解释陶令后期的作品，是与山谷此诗分不开的。

　　“岁晚以字行，更始号元亮”诗意是说陶令在晋时名潜字渊明，刘裕篡位后即以渊明为名，更号为元亮，自别于晋宋之间。吴仁杰《陶靖节先生年谱》早就指出，山谷此二句是承《南史·隐逸传》的“潜字渊明”之误。实际上陶令在晋时名渊明，字元亮，在宋时始更名潜，仍字元亮。最有说服力的证据，是颜延之的《陶征士诔》曾云：“有晋聘士陶渊明。”既以陶令为晋臣，则宜用其旧名渊明。颜延之与陶令是知交，所作哀悼亡友之《诔》，用名不应有误。山谷以“虑愤”目渊明，自然采取《南史》的说法。陶令在晋时已号元亮，而山谷却生出“更始号元亮"一说，这是为了借题发挥，便于把陶令塑造成理想人物。

　　他说陶令更号是欲以蜀汉丞相诸葛亮自比，要兴复汉室，汉、贼誓不两立。但晋宋易代，诸臣竞相趋附，陶令看到向于旧朝的人并不多，他的心情是凄苦的。虽说是凄苦，但他仍然“肮脏”，即刚强不屈。山谷惋惜当时无益州牧，即刘备，渊明遂不能成就诸葛亮的勋业。在中国文学史上，山谷此诗首次以诸葛亮比渊明，实属创见。清代诗人龚自珍亦云“渊明酷似卧龙豪”，可以说是从此诗得到启发。

　　渊明虽一心忠于本朝，但岁月流逝，壮志未酬，只有好诗流传下来。渊明的诗文，在南朝时并不受重视，到了唐代才普遍受到赞誉。其文名至宋而极，苏轼追和陶诗百余首，称为曹刘李杜所不及，山谷此诗，称其为“落笔九天上”。由于尊崇渊明的“忠愤”和诗文，故山谷云：“向来非无人，此友独可尚。”这就是说，古人中有许多可与之为友，其中以渊明为最。尚友说出自《孟子·万章下》的话，可以说是山谷写此诗的圭臬，意即上与古人为友，要读懂他的诗文，必须了解他的为人，了解他所处的时代。经过全面考察，山谷认为渊明最值得自己尊敬。本应酌杯祭奠，正遇上自己戒酒，此礼也就免了。结句是说自己仿《楚辞·招魂》，写此诗是为了召唤渊明的灵魂。

　　宋人魏泰曾云：“黄庭坚喜作诗得名，好用南朝人语，专求古人未使之事，又一二奇字，缀葺而成诗，自以为工，其实所见之僻也。故旬虽新奇，面气乏浑厚。”（《临汉隐居诗话》）他与山谷是同时代人，上述的一段话虽贬黄诗，但用来评论山谷此首怀陶令诗的得失，却大体恰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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