赐齐州李希遇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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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饮欺心酒,休贪不义财。福因慈善得,祸向巧奸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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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岩

吕岩

吕岩,也叫做吕洞宾。唐末、五代著名道士。名喦,号纯阳子,自称回道人。世称吕祖或纯阳祖师,为民间神话故事八仙之一。较早的宋代记载,称他为“关中逸人”或“关右人”,元代以后比较一致的说法,则为河中府蒲坂县永乐镇(今属山西芮城)人,或称世传为东平(治在今山东东平)人。 112篇诗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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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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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地果无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生人果有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然则孰为近?曰:有初为近。孰明之?由封建而明之也。彼封建者,更古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而莫能去之。盖非不欲去之也,势不可也。势之来,其生人之初乎?不初,无以有封建。封建,非圣人意也。

  彼其初与万物皆生,草木榛榛,鹿豕狉狉,人不能搏噬,而且无毛羽,莫克自奉自卫。荀卿有言:“必将假物以为用者也。”夫假物者必争,争而不已,必就其能断曲直者而听命焉。其智而明者,所伏必众,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后畏,由是君长刑政生焉。故近者聚而为群,群之分,其争必大,大而后有兵有德。又有大者,众群之长又就而听命焉,以安其属。于是有诸侯之列,则其争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诸侯之列又就而听命焉,以安其封。于是有方伯、连帅之类,则其争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方伯、连帅之类又就而听命焉,以安其人,然后天下会于一。是故有里胥而后有县大夫,有县大夫而后有诸侯,有诸侯而后有方伯、连帅,有方伯、连帅而后有天子。自天子至于里胥,其德在人者死,必求其嗣而奉之。故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

  夫尧、舜、禹、汤之事远矣,及有周而甚详。周有天下,裂土田而瓜分之,设五等,邦群后。布履星罗,四周于天下,轮运而辐集;合为朝觐会同,离为守臣扞城。然而降于夷王,害礼伤尊,下堂而迎觐者。历于宣王,挟中兴复古之德,雄南征北伐之威,卒不能定鲁侯之嗣。陵夷迄于幽、厉,王室东徙,而自列为诸侯。厥后问鼎之轻重者有之,射王中肩者有之,伐凡伯、诛苌弘者有之,天下乖戾,无君君之心。余以为周之丧久矣,徒建空名于公侯之上耳。得非诸侯之盛强,末大不掉之咎欤?遂判为十二,合为七国,威分于陪臣之邦,国殄于后封之秦,则周之败端,其在乎此矣。

  秦有天下,裂都会而为之郡邑,废侯卫而为之守宰,据天下之雄图,都六合之上游,摄制四海,运于掌握之内,此其所以为得也。不数载而天下大坏,其有由矣:亟役万人,暴其威刑,竭其货贿,负锄梃谪戍之徒,圜视而合从,大呼而成群,时则有叛人而无叛吏,人怨于下而吏畏于上,天下相合,杀守劫令而并起。咎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

  汉有天下,矫秦之枉,徇周之制,剖海内而立宗子,封功臣。数年之间,奔命扶伤之不暇,困平城,病流矢,陵迟不救者三代。后乃谋臣献画,而离削自守矣。然而封建之始,郡国居半,时则有叛国而无叛郡,秦制之得亦以明矣。继汉而帝者,虽百代可知也。

  唐兴,制州邑,立守宰,此其所以为宜也。然犹桀猾时起,虐害方域者,失不在于州而在于兵,时则有叛将而无叛州。州县之设,固不可革也。

  或者曰:“封建者,必私其土,子其人,适其俗,修其理,施化易也。守宰者,苟其心,思迁其秩而已,何能理乎?”余又非之。

  周之事迹,断可见矣:列侯骄盈,黩货事戎,大凡乱国多,理国寡,侯伯不得变其政,天子不得变其君,私土子人者,百不有一。失在于制,不在于政,周事然也。

  秦之事迹,亦断可见矣:有理人之制,而不委郡邑,是矣。有理人之臣,而不使守宰,是矣。郡邑不得正其制,守宰不得行其理。酷刑苦役,而万人侧目。失在于政,不在于制,秦事然也。

  汉兴,天子之政行于郡,不行于国,制其守宰,不制其侯王。侯王虽乱,不可变也,国人虽病,不可除也;及夫大逆不道,然后掩捕而迁之,勒兵而夷之耳。大逆未彰,奸利浚财,怙势作威,大刻于民者,无如之何,及夫郡邑,可谓理且安矣。何以言之?且汉知孟舒于田叔,得魏尚于冯唐,闻黄霸之明审,睹汲黯之简靖,拜之可也,复其位可也,卧而委之以辑一方可也。有罪得以黜,有能得以赏。朝拜而不道,夕斥之矣;夕受而不法,朝斥之矣。设使汉室尽城邑而侯王之,纵令其乱人,戚之而已。孟舒、魏尚之术莫得而施,黄霸、汲黯之化莫得而行;明谴而导之,拜受而退已违矣;下令而削之,缔交合从之谋周于同列,则相顾裂眦,勃然而起;幸而不起,则削其半,削其半,民犹瘁矣,曷若举而移之以全其人乎?汉事然也。

  今国家尽制郡邑,连置守宰,其不可变也固矣。善制兵,谨择守,则理平矣。

  或者又曰:“夏、商、周、汉封建而延,秦郡邑而促。”尤非所谓知理者也。

  魏之承汉也,封爵犹建;晋之承魏也,因循不革;而二姓陵替,不闻延祚。今矫而变之,垂二百祀,大业弥固,何系于诸侯哉?

  或者又以为:“殷、周,圣王也,而不革其制,固不当复议也。”是大不然。

  夫殷、周之不革者,是不得已也。盖以诸侯归殷者三千焉,资以黜夏,汤不得而废;归周者八百焉,资以胜殷,武王不得而易。徇之以为安,仍之以为俗,汤、武之所不得已也。夫不得已,非公之大者也,私其力于己也,私其卫于子孙也。秦之所以革之者,其为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私其一己之威也,私其尽臣畜于我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

  夫天下之道,理安斯得人者也。使贤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后可以理安。今夫封建者,继世而理;继世而理者,上果贤乎,下果不肖乎?则生人之理乱未可知也。将欲利其社稷以一其人之视听,则又有世大夫世食禄邑,以尽其封略,圣贤生于其时,亦无以立于天下,封建者为之也。岂圣人之制使至于是乎?吾固曰:“非圣人之意也,势也。”

  天地果无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生人果有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然则孰为近?曰:有初为近。孰明之?由封建而明之也。彼封建者,更古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而莫能去之。盖非不欲去之也,势不可也。势之来,其生人之初乎?不初,无以有封建。封建,非圣人意也。
  自然界果真没有原始阶段吗?我没法知道。人类果真有原始阶段吗?我也没法知道。那么,(有或没有原始阶段)哪种说法比较接近事实呢?我认为:有原始阶段这种说法比较接近事实。怎么知道这一点呢?从“封国土、建诸侯”的封建制就可以明白。那种封建制,经历了古代贤明的帝王唐尧、虞舜、夏禹、商汤、周文王和周武王,没有谁能把它废除掉。不是不想把它废除掉,而是事物发展的趋势不允许,这种形势的产生,大概是在人类的原始阶段吧?不是原始阶段的那种形势,就没有可能产生封建制。实行封建制,并不是古代圣人的本意。

  彼其初与万物皆生,草木榛榛,鹿豕狉狉,人不能搏噬,而且无毛羽,莫克自奉自卫。荀卿有言:“必将假物以为用者也。”夫假物者必争,争而不已,必就其能断曲直者而听命焉。其智而明者,所伏必众,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后畏,由是君长刑政生焉。故近者聚而为群,群之分,其争必大,大而后有兵有德。又有大者,众群之长又就而听命焉,以安其属。于是有诸侯之列,则其争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诸侯之列又就而听命焉,以安其封。于是有方伯、连帅之类,则其争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方伯、连帅之类又就而听命焉,以安其人,然后天下会于一。是故有里胥而后有县大夫,有县大夫而后有诸侯,有诸侯而后有方伯、连帅,有方伯、连帅而后有天子。自天子至于里胥,其德在人者死,必求其嗣而奉之。故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
  人类在他的原始阶段跟万物一起生存,那时野草树木杂乱丛生,野兽成群四处奔走,人不能像禽兽那样抓扑啃咬,而且身上也没有毛羽来抵御严寒,不能够光靠自身来供养自己、保卫自己。荀卿说过:“人类一定要借用外物作为自己求生的工具。”借用外物来求生的必然会相争,争个不停,一定会去找那能判断是非的人而听从他的命令。那又有智慧又明白事理的人,服从他的人一定很多;他把正确的道理告诉那些相争的人,不肯改悔的,必然要惩罚他,使他受痛苦之后感到惧怕,于是君长、刑法、政令就产生了。这样附近的人就聚结成群,分成许多群以后,相互间争斗的规模一定会大,相争的规模大了就会产生军队和威望。这样,又出现了更有威德的人,各个群的首领又去听从他的命令,来安定自己的部属。于是产生了一大批诸侯,他们相争的规模就更大了。又有比诸侯威德更大的人,许多诸侯又去听从他的命令,来安定自己的封国。于是又产生了方伯、连帅一类诸侯领袖,他们相争的规模还要大。这就又出现了比方伯,连帅威德更大的人,方伯、连帅们又去听从他的命令,来安定自己的老百姓,这以后天下便统一于天子一人了。因此先有乡里的长官而后有县的长官,有了县的长官而后有诸侯,有了诸侯而后有方伯、连帅,有了方伯、连帅而后才有天子。从最高的天子到乡里的长官,那些对人民有恩德的人死了,人们一定会尊奉他们的子孙为首领。所以说封建制的产生不是圣人的本意,而是形势发展的必然结果。

  夫尧、舜、禹、汤之事远矣,及有周而甚详。周有天下,裂土田而瓜分之,设五等,邦群后。布履星罗,四周于天下,轮运而辐集;合为朝觐会同,离为守臣扞城。然而降于夷王,害礼伤尊,下堂而迎觐者。历于宣王,挟中兴复古之德,雄南征北伐之威,卒不能定鲁侯之嗣。陵夷迄于幽、厉,王室东徙,而自列为诸侯。厥后问鼎之轻重者有之,射王中肩者有之,伐凡伯、诛苌弘者有之,天下乖戾,无君君之心。余以为周之丧久矣,徒建空名于公侯之上耳。得非诸侯之盛强,末大不掉之咎欤?遂判为十二,合为七国,威分于陪臣之邦,国殄于后封之秦,则周之败端,其在乎此矣。
  尧、舜、禹、汤的事离我们很远了,到了周代记载就很详备了。周朝占有天下,把土地像剖瓜一样分割开来,设立了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分封了许多诸侯。诸侯国像繁星似地罗列,四面遍布在大地上,集结在周天子的周围,就像车轮围绕着中心运转,就像辐条集中于车毂;诸侯聚合起来就去朝见天子,分散开来就是守卫疆土的臣子、朝廷的捍卫者。但是往下传到周夷王的时候,破坏了礼法,损害了尊严,天子只得亲自下堂去迎接朝见的诸侯。传到周宣王的时候,他虽然倚仗着复兴周王朝的功德,显示出南征北伐的威风,终究还是无力决定鲁君的继承人。这样日渐衰败下去,直到周幽王、周厉王,后来周平王把国都向东迁移到洛邑,把自己排列在诸侯同等地位上去了。从那以后,问周天子传国九鼎的轻重的事情出现了,用箭射伤天子肩膀的事情出现了,讨伐天子大臣凡伯、逼迫天子杀死大夫苌弘这样的事情也出现了,天下大乱,再没有把天子看作天子的了。我认为周王朝丧失统治力量已经很久了,只不过还在公侯之上保存着一个空名罢了!这岂不是诸侯势力太强大而指挥不动,就像尾巴太大以至摇摆不动所造成的过失吗?于是周王朝的统治权分散到十二个诸侯国,后来又合并为七个强国,王朝的权力分散到陪臣掌政的国家,最后被很晚才封为诸侯的秦国灭掉。周朝败亡的原因,大概就在这里了。

  秦有天下,裂都会而为之郡邑,废侯卫而为之守宰,据天下之雄图,都六合之上游,摄制四海,运于掌握之内,此其所以为得也。不数载而天下大坏,其有由矣:亟役万人,暴其威刑,竭其货贿,负锄梃谪戍之徒,圜视而合从,大呼而成群,时则有叛人而无叛吏,人怨于下而吏畏于上,天下相合,杀守劫令而并起。咎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
  秦朝统一了全国后,不分诸侯国而设置郡县,废除诸侯而委派郡县长官。秦占据了天下的险要地势,建都于全国的上游,控制着全国,把局势掌握在手里,这是它做得对的地方。但没过几年便天下大乱,那是有原因的。它多次征发数以万计的百姓服役,使刑法越来越残酷,耗尽了财力。于是那些扛着锄木棍被责罚防守边境的人们,彼此递个眼色就联合起来,怒吼着汇合成群,奋起反秦。那时有造反的老百姓而没有反叛的官吏,老百姓在下怨恨秦王朝;官吏在上惧怕朝廷。全国四面八方互相配合,杀郡守劫县令的事情在各地同时发生。错误在于激起了人民的怨恨,并不是郡县制的过失。

  汉有天下,矫秦之枉,徇周之制,剖海内而立宗子,封功臣。数年之间,奔命扶伤之不暇,困平城,病流矢,陵迟不救者三代。后乃谋臣献画,而离削自守矣。然而封建之始,郡国居半,时则有叛国而无叛郡,秦制之得亦以明矣。继汉而帝者,虽百代可知也。
  汉朝统一了全国之后,纠正秦朝的错误,沿袭周朝的封建制,分割天下,分封自己的子弟和功臣为诸侯王。但没有几年,为了平息诸侯国的叛乱便闻命奔赴镇压,以至连救死扶伤都来不及,汉高祖刘邦被围困在平城,被飞箭射伤,如此衰落不振达三代之久。后来由于谋臣献策,才分散削弱诸侯王的势力并由朝廷命官管理诸侯国。但是汉朝开始恢复封建制的时候,诸侯国和郡县各占一半疆域,那时只有反叛的诸侯国而没有反叛的郡县,秦朝郡县制的正确性也已经明白清楚了。继汉朝而称帝的,就是再过一百代,郡县制比封建制优越,也是可以知道的。

  唐兴,制州邑,立守宰,此其所以为宜也。然犹桀猾时起,虐害方域者,失不在于州而在于兵,时则有叛将而无叛州。州县之设,固不可革也。
  唐朝建立以后,设置州县,任命州县的长官,这是它做得正确的地方。但还是有凶暴狡猾的人不时起来叛乱、侵州夺县的情况出现,过失不在于设置州县而在于藩镇拥有重兵,那时有反叛的藩镇将领而没有反叛的州县长官。郡县制的建立,确实是不能改变的。

  或者曰:“封建者,必私其土,子其人,适其俗,修其理,施化易也。守宰者,苟其心,思迁其秩而已,何能理乎?”余又非之。
  有的人说:“封建制的世袭君长,一定会把他管辖的地区当作自己的土地尽心治理,把他管辖的老百姓当作自己的儿女悉心爱护,使那里的风俗变好,把那里的政治治理好,这样施行教化就比较容易。郡县制的州县地方官,抱着得过且过的心理,一心只想升官罢了,怎么能把地方治理好呢?”我认为这种说法也是不对的。

  周之事迹,断可见矣:列侯骄盈,黩货事戎,大凡乱国多,理国寡,侯伯不得变其政,天子不得变其君,私土子人者,百不有一。失在于制,不在于政,周事然也。
  周朝的情况,毫无疑问地可以看清楚了:诸侯骄横,贪财好战,大致是政治混乱的国家多,治理得好的国家少。诸侯的霸主不能改变乱国的政治措施,天子无法撤换不称职的诸侯国的君主,真正爱惜土地爱护人民的诸侯,一百个中间也没有一个。造成这种弊病的原因在于封建制,不在于政治方面。周朝的情况就是如此。

  秦之事迹,亦断可见矣:有理人之制,而不委郡邑,是矣。有理人之臣,而不使守宰,是矣。郡邑不得正其制,守宰不得行其理。酷刑苦役,而万人侧目。失在于政,不在于制,秦事然也。
  秦朝的情况,也完全可以看清楚了:朝廷有治理百姓的制度,而不让郡县专权,这是正确的;中央有管理政务的大臣,不让地方官自行其是,这也是正确的。但是郡县不能正确发挥郡县制的作用,郡守、县令不能很好地治理人民。残酷的刑罚、繁重的劳役,使万民怨恨。这种过失在于政治方面,不在于郡县制本身。秦朝的情况便是这样。

  汉兴,天子之政行于郡,不行于国,制其守宰,不制其侯王。侯王虽乱,不可变也,国人虽病,不可除也;及夫大逆不道,然后掩捕而迁之,勒兵而夷之耳。大逆未彰,奸利浚财,怙势作威,大刻于民者,无如之何,及夫郡邑,可谓理且安矣。何以言之?且汉知孟舒于田叔,得魏尚于冯唐,闻黄霸之明审,睹汲黯之简靖,拜之可也,复其位可也,卧而委之以辑一方可也。有罪得以黜,有能得以赏。朝拜而不道,夕斥之矣;夕受而不法,朝斥之矣。设使汉室尽城邑而侯王之,纵令其乱人,戚之而已。孟舒、魏尚之术莫得而施,黄霸、汲黯之化莫得而行;明谴而导之,拜受而退已违矣;下令而削之,缔交合从之谋周于同列,则相顾裂眦,勃然而起;幸而不起,则削其半,削其半,民犹瘁矣,曷若举而移之以全其人乎?汉事然也。
  汉朝建立的时候,天子的政令只能在郡县推行,不能在诸侯国推行;天子只能控制郡县长官,不能控制诸侯王。诸侯王尽管胡作非为,天子也不能撤换他们;侯王国的百姓尽管深受祸害,朝廷却无法解除他们的痛苦。只是等到诸侯王叛乱造反,才把他们逮捕、流放或率兵讨伐、以至灭掉他们。当他们的罪恶尚未充分暴露的时候,尽管他们非法牟利搜刮钱财,依仗权势作威作福,给百姓造成严重的伤害,朝廷也不能对他们怎么样。至于郡县,可以说是政治清明、社会安定了。根据什么这样讲呢?汉文帝从田叔那里了解到孟舒,从冯唐那里了解到魏尚,汉宣帝听说黄霸执法明察审慎,汉武帝看到汲黯为政简约清静,那么就可以任命黄霸做官,可以恢复孟舒、魏尚原来的官职,甚至可以让汲黯躺着任职,委任他只凭威望去安抚一个地区。官吏犯了罪可以罢免,有才干可以奖赏。早上任命的官吏,如果发现他不行正道,晚上就可以撤了他;晚上接受任命的官吏,如果发现他违法乱纪,第二天早上就可以罢免他。假使汉王朝把城邑全部都分割给侯王,即使他们危害人民,也只好对它发愁罢了。孟舒、魏尚的治理方法不能施行,黄霸、汲黯的教化无法推行。如果公开谴责并劝导这些侯王,他们当面接受,但转过身去就违反了;如果下令削减他们的封地,互相串通联合行动的阴谋就会遍及侯王各国之间,那么大家都怒眼圆睁,气势汹汹地反叛朝廷。万一他们不起来闹事,就削减他们的一半封地,即使削减一半,百姓还是受害了,何不把诸侯王完全废除掉来保全那里的人民呢?汉朝的情况就是这样。

  今国家尽制郡邑,连置守宰,其不可变也固矣。善制兵,谨择守,则理平矣。
  今天国家完全实行郡县制,不断地任命郡县长官,这种情况是肯定不能改变了。只要好好地控制军队,慎重地选择地方官吏,那么政局就会安定了。

  或者又曰:“夏、商、周、汉封建而延,秦郡邑而促。”尤非所谓知理者也。
  有人又说:“夏、商、周、汉四代实行封建制,他们统治的时间都很长久,而秦朝实行郡县制,统治的时间却很短。”这更是不懂得治理国家的人说的话。

  魏之承汉也,封爵犹建;晋之承魏也,因循不革;而二姓陵替,不闻延祚。今矫而变之,垂二百祀,大业弥固,何系于诸侯哉?
  魏继承汉朝,分封贵族的爵位仍然实行封建制;西晋继承魏,因袭旧制不加改变,但魏和晋都很快就衰亡了,没听说有国运长久的。唐朝纠正魏晋的过失改变了制度,享国已近二百年,国家基业更加巩固,这与分封诸侯又有什么关系呢?

  或者又以为:“殷、周,圣王也,而不革其制,固不当复议也。”是大不然。
  有人又认为:“治理商、周二代的是圣明的君王啊,他们都没有改变封建制,那么,本来就不应当再议论这件事了。”这种说法大大的不对。

  夫殷、周之不革者,是不得已也。盖以诸侯归殷者三千焉,资以黜夏,汤不得而废;归周者八百焉,资以胜殷,武王不得而易。徇之以为安,仍之以为俗,汤、武之所不得已也。夫不得已,非公之大者也,私其力于己也,私其卫于子孙也。秦之所以革之者,其为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私其一己之威也,私其尽臣畜于我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
  商、周二代没有废除封建制,是不得已的。因为当时归附商朝的诸侯有三千个,商朝靠了他们的力量才灭掉了夏,所以商汤就不能废除他们;归附周朝的诸侯有八百个,周朝凭借他们的力量才战胜了商朝,所以周武王也不能废弃他们。沿用它来求得安定,因袭它来作为习俗,这就是商汤、周武王不得不这样做的原因。他们是不得已的,并不是什么大公无私的美德,而是有私心,是要使诸侯为自己出力,并保卫自己的子孙。秦朝用废除分封诸侯的办法来作为制度,是最大的公;它的动机是为私的,是皇帝想要巩固个人的权威,使天下的人都臣服于自己。但是废除分封,以天下为公,却是从秦朝开始的。

  夫天下之道,理安斯得人者也。使贤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后可以理安。今夫封建者,继世而理;继世而理者,上果贤乎,下果不肖乎?则生人之理乱未可知也。将欲利其社稷以一其人之视听,则又有世大夫世食禄邑,以尽其封略,圣贤生于其时,亦无以立于天下,封建者为之也。岂圣人之制使至于是乎?吾固曰:“非圣人之意也,势也。”
  至于天下的常理,是治理得好、政局安定,这才能得到人民的拥护。使贤明的人居上位,不肖的人居下位,然后才会清明安定。封建制的君长,是一代继承一代地统治下去的。这种世袭的统治者,居上位的果真贤明吗?居下位的真的不肖吗?这样,人民究竟是得到太平还是遭遇祸乱,就无法知道了。如果想要对国家有利而统一人民的思想,而同时又有世袭大夫世世代代统治他们的封地,占尽了诸侯国的全部国土,即使有圣人贤人生在那个时代,也会没有立足之地,这种后果就是封建制造成的。难道是圣人的制度要使事情坏到这种地步吗?所以我说:“这不是圣人的本意,而是形势发展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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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五日夜对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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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家对寒食,有泪如金波。
斫却月中桂,清光应更多。
仳离放红蕊,想像嚬青蛾。
牛女漫愁思,秋期犹渡河。

无家对寒食,有泪如金波。
没有家人一起过这寒食节,此时的眼泪也像金波一样涌动不止。

斫却月中桂,清光应更多。
如果砍去了月中的桂树,月亮的光辉会更加清澈皎洁吧?

仳离放红蕊,想像嚬青蛾。
月亮偏在离别时散播光泽,想必思念故人会使得妻子为之蹙眉吧。

牛女漫愁思,秋期犹渡河。
牛郎织女愁思漫漫,每年秋天七夕尚能团聚,而我何时才能与家人团聚?

无家对寒食,有泪如金波。
无家:没有房舍,没有家庭。此处说的是没有家人和自己在一起。寒食:即寒食节,亦称“禁烟节”、 “百五节”,在农历冬至后一百零五日,清明节前一二天。金波:形容月光浮动,因亦即指月光。

(zhuó)却月中桂,清光应更多。
斫却:砍掉。一作“折尽”。月中桂:指的是传说中月宫所植的桂树,此处暗用了吴刚伐桂的神话故事。清光:清亮的光辉。此指月光。

(pǐ)离放红蕊,想像嚬(pín)青蛾。
仳离:别离。旧指妇女被遗弃二离去。红蕊:红花。想像:意思是想念故人的样子。嚬:同“颦”,皱眉,蹙眉,使动用法,使……蹙眉的意思。青蛾:旧时女子用青黛画的眉。

牛女漫愁思,秋期犹渡河。
牛女:即牛郎与织女。秋期:指七夕。牛郎织女约会之期。

无家对寒食,有泪如金波。
斫却月中桂,清光应更多。
仳离放红蕊,想像嚬青蛾。
牛女漫愁思,秋期犹渡河。

  此诗作于诗人困居长安时期,它同《月夜》一样抒发了夫妻二人分隔两地的离情,同时也透露了天下乱离才会造成家人分离的社会现实。全诗通过神话故事和浪漫想象,运用巧点题、偷春格等艺术表现手法,表达自己在寒食之夜思念亲人的悲伤之情,诗中神话的运用既展现了诗人的精神世界,又极具浪漫主义色彩,独具特色,堪称兼具了思想情感真实博大和艺术手法圆融贯通的佳作。

  “无家对寒食,有泪如金波”这两句诗是交待作者当时仍然被困在沦陷的长安,而妻儿却都在鄜州,不知生死,所以此处说“无家”实际上是指没有家人在身边,也不知家人生死的意思。诗中首句“寒食”二字与题目中的“一百五日”相互照应。第二句“有泪如金波”。“有泪”同上文的“无家”相对,表现出亲人离散的悲哀。“金波”指的是月光撒入水中犹如金波。在这一句中,杜甫实际上是借“金波”来说自己的泪水。月光入水而金光闪烁,自己此时的眼泪也像金波一样涌动不止。这也是诗人对安史之乱造成人民流离失所的无声控诉。

  “斫却月中桂,清光应更多”两句是诗人的想象,写的是自己思念妻子却不能与之相聚时所产生的奇特想象,表达了诗人渴望与妻儿团聚的期望。

  “仳离放红蕊,想像颦青娥”句,清人仇兆鳌认为此处“青娥”应为“青蛾”。但联系前面所提到的“月波”“月中桂”,后面的 “牛女”“渡河”等词句可知作者处处在围绕“月”展开联想,叙写心怀,该句中的“青娥”也应是指与月有密切关系的嫦娥,暗指妻子,而不是“青蛾” 。再者,从句意来说,“想像颦青娥 ” 的意思是想念故人使得青娥蹙眉了,若做“青蛾”则无法与诗意相符。这句运用透过一层的写法,借自己想象妻子思念自己而忧伤不已的样子来表达夫妇分隔两地的愁苦之情。

  最后“牛女漫愁思,秋期犹渡河”两句是借用牛郎织女七夕相聚的神话故事来反衬自己与妻子不能相聚的悲苦。在这首诗中,杜甫借用神话故事和想象将自己在寒食之夜对月思人的悲伤情怀书写的淋漓尽致。诗的结尾感叹牛郎织女尚能相聚,从侧面反映了安史之乱带来亲人天各一方的苦难。

  这首诗在艺术上主要有以下特点:

  一是切入点的选择十分精当,即“顺时应月”。标题为“一百五日夜对月”便独具匠心。唐人诗中往往称“寒食”而不称“一百五日”。此处杜甫题为“一百五日”意在突出自己离开家人已经很长时间了。而寒食近清明,该是怀亲思祖之时,夜月可看人喜也可使人愁,于诗人而言,当时心处于伤感之期,离家之痛,流泪自悲乃为必然,因而诗首联是面临寒食自己却是有家如无家,令人难堪,潸然泪下,似月光之洒落挥下。既点了题,又引入了离愁思念,为下几句的展开作了很好的铺垫。

  二是艺术想象的运用奇特又浪漫。在这首诗中,作者用吴刚伐桂表明自己的思念,用青娥长恨想象妻子的愁颜,用牛郎织女相会反衬自己的悲苦。诗人的想象始终与“月”挂钩,既要有美好的想象,又要与自己思念的闺中人联系起来。第三联想象尤为奇特而浪漫,此联分两个层次,一曰景,即诗人想象的境界中,一片丹桂花尽情绽放,呈现了满园春色的美丽情景,为下一句作伏笔;二曰想象中的闺中人,即在花色弥漫中似乎隐隐约约地看到了闺中人的思念遥远地乡亲人的愁容。诗中神话故事的运用,展现了诗人对闺中人一份更深的爱,增加了诗歌的浪漫主义色彩。

  三是巧妙的开脱与宽慰。杜甫毕竟在社会中得到沉浮磨练的诗人,不能因为被拘伏而自虐于悲愁之中,应在心理上找寻一种解脱,不让怨闷自服而伤己。末联两句说,诗人抬头望月,又见到了牛郎织女二星,他们是隔天河相望,每年七月七日才能渡河相见,而仅是一次短暂重逢的机会,想来他们之间的悲伤离情更是一种难以忍受的痛苦,然而自己没有天河之隔,拘于长安也是短暂的羁束,相逢之日就在前面。相比之下,自己的确应该莞尔一笑感到一些宽慰。这就是诗人的巧妙开怀解脱。前人吴瞻泰说:“结用牛女,彼此双绾,用秋期倒应寒食,布局之整,线索之细,真所谓隐隐隆隆,蛛丝马迹也。”

  此外,偷春格手法的运用同样为人所称道。律诗中一般是颔联成对而首联随意,首联成对而颔联不对者就被称做“偷春格”,杜甫的这首诗首联是对句,颔联本应是对句却并非对句。这样的谋篇打破常规,别具一格。

  杜甫的这首《一百五日夜对月》正是通过神话故事,运用浪漫想象和多种艺术手法将自己在寒食节之夜思念亲人的感情表达出来的。它同《月夜》一样,是兼具了思想情感真实博大和艺术手法圆融贯通的好诗。

参考资料:

1、 陆坚.千里共婵娟:中华中秋月亮诗词品读.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2011: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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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晋陵陆丞早春游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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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有宦游人,偏惊物候新。
云霞出海曙,梅柳渡江春。
淑气催黄鸟,晴光转绿蘋。
忽闻歌古调,归思欲沾巾。

独有宦游人,偏惊物候新。
只有远离故里外出做官之人,特别敏感自然物候转化更新。

云霞出海曙,梅柳渡江春。
海上云霞灿烂旭日即将东升,江南梅红柳绿江北却才回春。

淑气催黄鸟,晴光转绿蘋。
和暖的春气催促着黄莺歌唱,晴朗的阳光下绿萍颜色转深。

忽闻歌古调,归思欲沾巾。
忽然听到你歌吟古朴的曲调,勾起归思情怀令人落泪沾襟。

参考资料:

1、 于海娣 等 .唐诗鉴赏大全集 .北京 :中国华侨出版社 ,2010 :28-29 .

独有宦(huàn)游人,偏惊物候新。
宦游人:离家作官的人。物候:指自然界的气象和季节变化。

云霞出海曙(shǔ),梅柳渡江春。

淑气催黄鸟,晴光转绿蘋(pín)
淑气:和暖的天气。绿蘋:浮萍。

忽闻歌古调,归思欲沾巾。
古调:指陆丞写的诗,即题目中的《早春游望》。巾:一作“襟”。

参考资料:

1、 于海娣 等 .唐诗鉴赏大全集 .北京 :中国华侨出版社 ,2010 :28-29 .
独有宦游人,偏惊物候新。
云霞出海曙,梅柳渡江春。
淑气催黄鸟,晴光转绿蘋。
忽闻歌古调,归思欲沾巾。

  这首一首和诗,作者是用原唱同题抒发自己宦游江南的感慨和归思。江南早春天气,和朋友一起游览风景,本是赏心乐事,但诗人却像王粲登楼那样,“虽信美而非吾土”,不如归去。所以这首和诗写得别有情致,惊新而不快,赏心而不乐,感受新鲜而思绪凄清,景色优美而情调淡然,甚至于伤感,有满腹牢骚在言外。

  诗一开头就发感慨,说只有离别家乡、奔走仕途的游子,才会对异乡的节物气候感到新奇而大惊小怪。言外即谓,如果在家乡,或是当地人,则习见而不怪。在这“独有”、“偏惊”的强调语气中,生动表现出诗人宦游江南的矛盾心情。这一开头相当别致,很有个性特点。

  中间二联即写“惊新”。表面看,这两联写江南新春伊始至仲春二月的物候变化特点,表现出江南春光明媚、鸟语花香的水乡景色;实际上,诗人是从比较故乡中原物候来写异乡江南的新奇的,在江南仲春的新鲜风光里有着诗人怀念中原暮春的故土情意,句句惊新而处处怀乡。

  “云霞”句是写新春伊始。在古人观念中,春神东帝,方位在东,日出于东,春来自东。但在中原,新春伊始的物候是“东风解冻,蛰虫始振,鱼上冰”(《礼记·月令》),风已暖而水犹寒。而江南水乡近海,春风春水都暖,并且多云。所以诗人突出地写江南的新春是与太阳一起从东方的大海升临人间的,像曙光一样映照着满天云霞。

  “梅柳”句是写初春正月的花木。同是梅花柳树,同属初春正月,在北方是雪里寻梅,遥看柳色,残冬未消;而江南已经梅花缤纷,柳叶翩翩,春意盎然,正如诗人在同年正月作的《大酺》中所形容的:“梅花落处疑残雪,柳叶开时任好风。”所以这句说梅柳渡过江来,江南就完全是花发木荣的春天了。

  接着,写春鸟。“淑气”谓春天温暖气候。“黄鸟”即黄莺,又名仓庚。仲春二月“仓庚鸣”(《礼记·月令》),南北皆然,但江南的黄莺叫得更欢。西晋诗人陆机说:“蕙草饶淑气,时鸟多好音。”(《悲哉行》)“淑气催黄鸟”,便是化用陆诗,而以一个“催”字,突出了江南二月春鸟更其欢鸣的特点。

  然后,写水草。“晴光”即谓春光。“绿苹”是浮萍。在中原,季春三月“萍始生”(《礼记·月令》);在江南,梁代诗人江淹说:“江南二月春,东风转绿苹.”(《咏美人春游》)这句说“晴光转绿苹”,便是化用江诗,也就暗示出江南二月仲春的物候,恰同中原三月暮春,整整早了一个月。

  总之,新因旧而见奇,景因情而方惊。惊新由于怀旧,思乡情切,更觉异乡新奇。这两联写眼中所见江南物候,也寓含着心中怀念中原故乡之情,与首联的矛盾心情正相一贯,同时也自然地转到末联。

  “古调”是尊重陆丞原唱的用语。诗人用“忽闻”以示意外语气,巧妙地表现出陆丞的诗在无意中触到诗人心中思乡之痛,因而感伤流泪。反过来看,正因为诗人本来思乡情切,所以一经触发,便伤心流泪。这个结尾,既点明归思,又点出和意,结构谨严缜密。

  前人欣赏这首诗,往往偏爱首、尾二联,而略过中间二联。其实,它的构思是完整而有独创的。起结固然别致,但是如果没有中间两联独特的情景描写,整首诗就不会如此丰满、贯通而别有情趣,也不切题意。从这个意义上说,这首诗的精彩处,恰在中间二联。

  尾联点明思归和道出自己伤春的本意。诗采用拟人手法,写江南早春,历历如画,对仗工整,结构细密,字字锤炼。

  这首诗造语警策。体例上韵脚分明,平仄和谐,对仗工整,已是成熟的律诗作品。结构上,首联一个意群,颔联颈联一个意群,尾联又一个意群,并且首尾呼应、中间展开。这种行文方式是初唐律诗乃至此后的唐律中常用的格式。因此,这首诗可谓初唐时期完成近体诗体式定格的奠基之作,具有开源辟流的意义。

参考资料:

1、 于海娣 等 .唐诗鉴赏大全集 .北京 :中国华侨出版社 ,2010 :28-29 .2、 萧涤非 等 .唐诗鉴赏辞典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1983 :15-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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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渎神·孤庙对寒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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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庙对寒潮,西陵风雨萧萧。谢娘惆怅倚雨桡,泪流玉箸千条。
暮天愁听思归乐,早梅香满山郭。回首两情萧索,离魂何处飘泊?

孤庙对寒潮,西陵风雨萧萧。谢娘惆怅倚雨桡,泪流玉箸千条。
伫立在破败的孤庙前,迎着江上阵阵风涛寒,看西陵峡上,风萧萧,雨漫漫。风雨中,弥漫着她思归的呼唤,飘洒着倚桨的她涕泪点点。

暮天愁听思归乐,早梅香满山郭。回首两情萧索,离魂何处飘泊?
傍晚时听杜鹃声声,声声唱不尽思归的愁怨。风传递山里早梅的香气,把春的信息送到山城边。回忆欢情时更觉心苦,游魂何时把家还?

参考资料:

1、 赵崇祚编 徐国良注.花间集.武汉:武汉出版社,1995:172、 邱美琼 胡建次.温庭筠词全集汇校汇注汇评.武汉:崇文书局,2015:69-703、 房开江 崔黎民.花间集全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7:56-57

孤庙对寒潮,西陵风雨萧萧。谢娘惆怅倚兰桡(ráo),泪流玉箸(zhù)千条。
河渎神:唐教坊曲名,后用为词牌名。双调四十九字。西陵:西陵峡,长江三峡之一,在今湖北宜昌县西北,又名夷陵。这里是指孤庙所在地。谢娘:此处指船娘。兰桡:划船的桨。这里是指船边。“兰桡”形容船精美芳香。玉箸:或写成“玉筯”。箸是筷子,这里是指眼泪,形容泪珠下流,一条条如“玉箸”。

暮天愁听思归乐,早梅香满山郭。回首两情萧(xiāo)索,离魂何处飘泊?
思归乐:这里指杜鹃啼声。山郭:“郭”本为外城,即城外加筑的一道城墙。这里是指山的边缘。萧索:缺乏生气,这里有冷淡的意思。离魂:指离别之人的魂魄,与“别魂”意相同。

参考资料:

1、 赵崇祚编 徐国良注.花间集.武汉:武汉出版社,1995:172、 邱美琼 胡建次.温庭筠词全集汇校汇注汇评.武汉:崇文书局,2015:69-703、 房开江 崔黎民.花间集全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7:56-57
孤庙对寒潮,西陵风雨萧萧。谢娘惆怅倚兰桡,泪流玉箸千条。
暮天愁听思归乐,早梅香满山郭。回首两情萧索,离魂何处飘泊?

  这是一首离别相思之作。上片开头二句,意境阔远,富有气势,为情人离别创造出浓郁氛围:西陵孤庙、风雨潇潇、寒流无尽,中间着一“对”字,言其地别无他物,显示出环境空旷、寂寥、冷落,渲染出一种愁苦孤寂的气氛。“谢娘”二句具体刻画女子倚舟怀人,泪流千条,极显其凄怆伤痛之情。

  过片二句写主人公所闻、所见、所感:所闻为杜鹃思归之鸣,愈增离人日暮愁思;所见早梅已放,香满山郭,好景已不为己所留,以乐景写离愁,倍觉伤怀,且“早梅”又暗与前面“寒”字合;所感则为离恨而已。结尾句双起单承,直接抒写离别之苦,用“萧索”突出思者与被思者的情状,十分痛惜。这是主人公的推想:是不是因为离别后,音信难通,而使情感冷淡了呢?心上人如今又在何处呢?末尾以问语出现,推进一层,表现了思念之切,也突出了主人公此刻茫然无依的心绪。

  此词背景是“孤庙”“山郭”,作者将江南的风景、风情融入了对离愁别恨的抒写之中。整首词由景入情,通过对特定景物的描写,以景衬情,情景交融,韵味深远。

参考资料:

1、 赵崇祚编 徐国良注.花间集.武汉:武汉出版社,1995:172、 邱美琼 胡建次.温庭筠词全集汇校汇注汇评.武汉:崇文书局,2015:69-703、 房开江 崔黎民.花间集全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7:5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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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上曲二首·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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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家旌帜满阴山,不遣胡儿匹马还。
愿得此身长报国,何须生入玉门关。

汉家旌帜满阴山,不遣胡儿匹马还。
我巍巍大唐的猎猎旌旗在阴山飘扬,突厥胡人胆敢来犯定叫他有来无还。

愿得此身长报国,何须生入玉门关。
作为子民我愿以此身终生报效国家,大丈夫建功立业何须活着返回家园。

汉家旌(jīng)帜满阴山,不遣(qiǎn)胡儿匹马还。

愿得此身长报国,何须生入玉门关。

汉家旌帜满阴山,不遣胡儿匹马还。
愿得此身长报国,何须生入玉门关。

  戴叔纶的《塞上曲》共两首,为七言绝句。这是第二首。这首较之第一首《塞上曲·军门频纳受降书》浅明了许多,里面有一典故,就是“生入玉门关”。这“生入玉门关”原本是定远侯班超的句子,是说班超出使西域30多年,老时思归乡里,上书言“臣不敢望到九泉郡,但愿生入玉门关”。班超30年驻使西域,为国家民族鞠躬尽瘁,老而思乡求返,本无可咎。但以戴叔纶之见,班超的爱国主义还是不够彻底——他不应提出“生入玉门关”,也无须提出“生入玉门关”,安心报国就是了。戴叔纶的爱国之切是好的,义无反顾也是好的,但放到班超这个实际例子上看,却不是那么近人情。知道了这个典故,全诗意思迎刃而解。前一联讲的是汉家重兵接敌,对胡兵一骑都不会放过。而后就是上文说过的典故——不回玉门关了,要以必死信念战胜胡兵,报国靖边以宁。

  戴诗同前人述志慷慨的边塞诗风一体同出,大都是吟咏壮士一去不复还的豪言志向,至于时代特征的分析、判断及有关主张,则稍嫌抽象,倘如不将上诗注为唐中期的戴诗,而随便说成为别个时代的,也是很难提出疑问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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