赠到溉到洽诗

　　首句“客心愁日暮”，起调平稳，而包笼颇大。诗人作客他乡，愁思满腹，虽归心似箭，然归期难卜，唯有在江边目断归舟，留连徘徊而已。时已黄昏，烟霭四起，在山间弥漫，将树色吞没。面对如此景象，使人不能不产生“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崔颢《黄鹤楼》）的慨叹。是以“客心”一句，实使“山烟”一句不呼自来，所谓因情生景是也。但是，诗人眼前虽不得归，归期却未必无望，所以他的内心，也不尽是悲凉。“山烟”一句色调太暗沉，于是“江水映霞晖”，诗意又振起。黄昏的江面，放眼四顾，没有比那翻光倒影、绚烂多彩的晚霞，更引人注意了。这晚霞一及江面，一江流动着的，便似乎不是水，而是万匹锦绣。这一句色调明丽鲜亮，正是诗人心中希望的象征。“独鹤”二句的两两相对，机杼又与上二句相同。独鹤凌空，形单影只，则使人生一身飘泊之悲；双凫出浪，相亲相近，则使人生夫妇相聚、举家团圆的向往。不过，这二句与上二句对比手法虽同，但笔致一阔大、一灵动，其趣亦不相同，而分别可喜可玩。诗最后以离乡千里，天寒无衣，凄然作结，回应到首句，则全诗成一浑然整体矣。

　　这首诗，写景流丽，言情婉转，不作艳词丽句，能以本色见佳。尤其是其中间四句，对仗精切，音调谐婉，缀句连篇，宛如唐律，是全诗最胜之处。即此一斑，亦可知老杜“苦学阴何”之语，实非虚谈，若何逊之诗，真有可学之处。

　　在鲍照最为擅场的乐府诗体中，《拟行路难十八首》称得上是“皇冠上的珍宝”。这一组内容丰富而又形式瑰奇的诗篇，从各个侧面集中展现了鲍照诗歌艺术的多姿多态，确实像一块精光四射、熠熠生彩的钻石。无怪乎历代选家和评论家凡瞩目于六朝诗歌的，都不会遗漏了它。

　　顾名思义，“拟行路难”当为乐府古题“行路难”的仿作。后者本属汉代民歌，多已失传，据《乐府解题》记载，其大旨是“备言世路艰难及离别悲伤之意”。东晋人袁山松曾对它的曲调和文句进行加工改造，而袁制亦已亡佚。故鲍照此诗虽云拟作，实为这一诗题流传至今的最早篇翰，发摅的也是诗人自己胸中的磊块，并不同于一般的拟古篇什，所以有的诗集收录此诗时，去掉了题目上的“拟”字，径称作《行路难》。齐梁下及唐代不少诗人，也都袭用这个调名写出了一批名作。

　　《拟行路难》共一十八首，有的本子作十九首，是将其中第十三首分割成了两篇。这十多篇诗涉及不同的题材内容，体式、风格也不尽一致，看来并非一时一地之作，今人已有考辨。但是，把它们在同一诗题下编为一组，又绝非出于偶然。这不仅因为它们都采用了“行路难”的曲调，而且各首之间确有共同的主旋律贯穿着，那便是对人生苦闷的吟唱。在形式上，这组诗都采用七言和杂言乐府体，音节流畅而富于起伏变化，以适应作者所要抒发的强烈而跳荡的情绪。正是这样一个统一的基调，加上作者构思、编排上的某些匠心，使得这些诗篇自然地发生联系，合成了一个可以放在一起加以观照和品评的整体。

　　此篇作为《拟行路难》开宗明义第一章，带有序曲的性质。

　　诗篇一上来，以“奉君”二字领起了下面四个排比句:“美酒”而盛以“金卮”，“雕琴”而饰以“玳瑁玉匣”，羽毛制作的帐幔间绣出了“七彩芙蓉”的图案，锦缎织成的被面上绽开着“九华蒲萄”的花纹。奉献到你面前的吃的、玩的、用的器物，无一不精美绝伦、色彩缤纷，足令人赏心悦目、忘忧解闷。这—赋体铺排手法的发端，为整个乐曲的演唱蓄足了气势，取得了先声夺人的效果。

　　可是，别误以为作者是在为人生谱一曲欢乐之歌，想要尽情讴颂人世间种种官能的享受，那样就大错而特错了。在那一阵子紧锣密鼓、急管繁弦式的华采乐段之后，乐队突然沉寂下来、沉寂下来，悠悠地转出一声低咽的吟叹：红颜难驻，岁月迟暮，寒气闪烁，年华逝去。人生的这一大悲哀，又不是美酒、雕琴之类所能消解得了的。读到这里，读者方明白前面那阵子开场锣不过是个铺垫，外形愈装扮得富丽堂皇，愈见出骨子里的哀感沉绵。

　　那末，也不能听任这种忧思无边无际地膨胀起来，吞噬了人的整个灵魂。诗人在唱出人生苦闷的主题之后，却又反过来劝慰人们要“裁悲”、“减思”，节制和排遣自己的伤痛；而排遣的方法则在于聆听他的击节歌唱，那歌子便是倾诉人生苦难、不平的《行路难》。用宣说人间苦来排解现实生活中的苦闷，看似矛盾，但也不足为奇，因为通过这一独特的宣泄活动，是可以给人的心理机制恢复和带来某种程度的平衡，减轻人们心灵上的重压的。这大概正是诗人自己情不自禁地要创作这一组诗的内在动因吧。于是，诗歌开篇定场锣鼓声中被推上舞台前列的那些琳琅满目的器玩，至此重又获得了生气。它们不光是人生苦的垫衬，同时也是诗人演唱人生苦的布景、道具和音响手段。诗人就站在这一绚丽辉煌的背景下，一手高举盛满美酒的金杯，一手挟起玉饰花雕的古琴。仿佛他正注目于读者，他就要放声歌唱了。这是非常美妙的瞬间，非常动人的景象。

　　诗写到这里，已经完成了序曲的任务，本可就此打住。而诗人为了加重语意，却又添出一段尾声：不见柏梁铜雀上，宁闻古时清吹音？意思是说：没见到吗，汉武帝时的柏梁台，魏武帝时的铜雀台，当年歌舞胜地，乐声盈耳，曾几何时，风流云散，而今哪还有清音绕梁呢？言下之意：我的歌声也是稍纵即逝，要听就请抓紧吧。结末这两句看似逸出题外的话，既是对上文“听我抵节行路吟”的补充申说，又是对诗中“人生苦”主题的点题和呼应，而字面形式上转向援引古人古事，采用宕开一笔的写法，更增添了诗歌摇曳不尽的风神。

　　总合起来看，作为整个组诗的引子部分，此篇在立意上是比较单纯的。它的意图只是要交代写作这一组诗的缘起，即便涉及人生苦闷的主旨，亦仅点到为止，不作进一步展开。所以读者在这里接触到诗人内心的感慨还很抽象，缺少具体的内涵。但从另一方面来说，诗中这个单纯意念的表达形式却很不简单：由献列各种精美的器玩以行乐解忧，导向人生苦痛、忧思难遣，再折回裁悲减思、击节吟唱，而结以清吹不永、胜概难继，可说是一层一个逗顿，一层一道弯子。转折处是那样的突兀峭拔，而承接时又十分妥贴自然，极尽波谲云诡、跌宕生姿之能事。这样一种屈曲层深的构思方法，决不是为了卖弄技巧，它能够恰到好处地表现出诗歌单纯意念下深藏着的复杂微妙的情绪心理，那种苦闷与慰藉、排解而又难解的感情纠葛。贯通《拟行路难十八首》的整体，构成组诗中心情结的，正是这一矛盾尖锐的心理态势。

　　荀巨伯远看友人疾，值胡贼攻郡，友人语巨伯曰：“吾今死矣，子可去。”巨伯曰：“远来相视，子令吾去，败义以求生，岂荀巨伯所行邪？”贼既至，谓巨伯曰：“大军至，一郡尽空，汝何男子，而敢独止？“巨伯曰：“友人有疾，不忍委之，宁以我身代友人命。”贼相谓曰：“我辈无义之人，而入有义之国。”遂班军而还，一郡并获全。

　　荀巨伯冒着生命危险也要保护他的病友，是因为他们的友谊建立在道义基础上，这样的友谊，才是君子之交。义气，不会因富贵贫贱或生死祸福而改变立场与做法，义气是为了正当的事情，而主动愿意替别人承担危险，甚至不惜舍弃自我，成全他人的气度，这也是“真”、“诚”的一种体现。一桩舍生取义的义举，不仅救了朋友的性命，更让敌军自惭而退，可见“义”以及道德的强大感化力量。 这则故事除了让我们见证到患难见真情的可贵外，荀巨伯在生死关头还能不忘圣贤书所言，而表现出大义凛然的行为，更让我们学习到读书人笃行真理的精神。

　　从中揭示了一个道理：做人应该讲情意,舍生取义的义举不仅救了他人性命,更是拯救了一座城,乃至一个国家! 坚守信义、大义凛然、对友忠诚、舍生取义、重情义、把情意看得比生命还重要。这样的人是我们去尊敬的，也是我们要好好学习的。我辈无义之人，而入有义之国。"是文章的点睛之笔.

　　李善的《文选》注说，这首诗谢朓本集原题作“和徐都曹勉昧旦出新渚”。徐勉，字修仁，是谢朓的朋友。昧旦：即黎明、拂晓，语出《诗经·郑风·女曰鸡鸣》：“女曰鸡鸣，士曰昧旦”，可见时辰约略后于鸡鸣之时（一说“昧旦”应该是在“鸡鸣”之前，天色将明而未明之时，盖昧旦之时仍然“明星有灿”）。新渚，即新亭渚。新亭为东吴时所建，在都城建康的郊外。这是一首纪游诗，原题扼要说明了此诗的创作缘起、具体时间和地点，为鉴赏提供了可靠依据。徐勉先成《昧旦出新亭渚》诗，谢朓此诗是和作。

　　这是一个春天的早晨，天才蒙蒙放亮，诗人就已来到城外新亭渚边。当他停车小憩，回望郊外黎明曙光，不禁怦然心动，被一片迷离春色深深吸引住了。因而，发言为诗，一开始便充满了赞叹之情:“宛洛佳遨游，春色满皇州！”宛洛：指宛县和洛县。宛县是南阳郡治所在，汉时有“南都”之称。洛阳是东汉的都城。二地都是当时最繁华的都市，所以古人曾有“驱车策驽马，游戏宛与洛”（《古诗·青青陵上柏》）的诗句。皇州，指都城建康。昧旦出游，天色尚昏，是看不到“春色满皇州”景色的，所以，诗人说京城风光充满春色，春日胜景可与汉时繁华古都相媲美，是出于赞叹口吻，是一种心神向往。正是由于“宛洛佳遨游”的雅兴勃发和“春色满皇州”的神奇吸引，诗人才鸡鸣驱车、遨游郊外的。一语既出，闲情雅志，宛然可见。而在章法上，首联则是一种铺垫，暗中交代了出游的目的——娱情遣兴，没有目的的目的。所以，第二联一下子就跳跃到出游途中，大笔勾揽出一幅苍江曙色图。诗人停车东郊，迥望长江，但见东方熹微，黎明曙光在长江上面轻抹了一层苍茫之色。“迥瞰”二字最传神。诗人蓦然回首，苍茫江色猛然摄入胸怀，传达出一种豁然通亮的意蕴。所以，苍江曙色便以其特有的整体形象横亘在诗人眼前，以浑厚的内蕴感染了诗人。浩浩长江，滚滚东流，象征着勃郁而永恒的生命，使画面充满了雄浑和苍茫的色调。

　　第三联转入京郊晨景描绘。“迥瞰”也许本是偶然的举动，可一下子被吸引住，便索性停车留步，悉心观赏京郊风光了。这个时候，一轮红日冉冉升起，万道霞光洒满江面，远远看去，江水滔滔，波光粼粼，仿佛阳光在水面上泛动着；而青青原草，沐浴着火红的朝霞，在晨光春色中迎风招展，充满着勃勃生机，所以延颈远眺，宛如春日风光浮现在青草绿叶之上一样，煞是可爱。这一联绘景，清鲜明丽，细腻新颖，最富魅力。阳光只有亮感、温感，绝无“动”感，但诗人别具匠心，通过江水泛动的反射，写出“日华”的“动”感来；至于“风光”，本为虚景，不可确指，诗人却通过春草这一具体物象将其准确捕捉住，维妙维肖地显现出来。所以“动”、“浮”二字，措辞细腻传神，笔端流露了无限的赏爱之情。第四联写桃李成蹊，桑榆荫道，虽都有成语在先，但一经纳入诗人郊外游览的独特感受之中，便又觉新鲜可爱。第三联主要写山水自然景色，第四联则着重写农家田园风光。值得注意的是，二、三、四联虽都全力写景，但亦暗寓时间的变化。二联写苍江东流，尚处曙色微明之中；三联写“日华”、“风光”，则初旭东升，不言自明；至四联，已是“桑榆荫道周”，桑榆树影，布满大道，已是红日高照，春满大地了。时间的流程非常明显。这样写来，不但使三联景象各具特色，在细小微妙的差别中显现出独特的面貌来；而且，还暗写出诗人驻足郊外，移时入神的形象，表现了留连春光、热爱自然的情怀。

　　末联结篇，神韵全在“言归望绿畴”一句上。饱览春光，留连春色，诗人似乎仍不满足，归途遥遥之中，仍不时把目光投向绵延无际的绿畴，洒向一片春色。游览行将结束，而目光仍在延伸，心情仍在留连。游览的结束，意味着诗境的进一步开拓，展示着诗情的进一步深化。正是这种景与情、物与心的反向逆差，使全诗呈现出篇结而意不绝、言有尽而情无穷的风貌，思情邈远，韵味无穷。

　　此诗剪裁布景甚见功力。谢朓并不像徐勉《昧旦出新亭渚》那样，逐一描写京郊出游的全部过程，而是集中笔力，或大笔涂染，或精工刻划，状写出京郊从东方初白到旭日东升的春日风光，清新悦目，迥不尤人。即景遣兴小诗而采用此法，最适当不过。由此见出谢朓善于取景化境的深厚修养。在写景方面，诗人完全沉浸到京郊春光的良辰美景之中，通篇不着一字抒怀，却在在闪现着无限向往、无限留连之情。使人们在观赏诗美的同时，感受到诗人的那一颗热爱自然的灵秀之心。全诗篇幅短小，对仗工稳，声律考究，显示了“永明体”的鲜明特征。

　　《庄子》《列子》二书中都记有这样两个有趣而发人深省的故事。一说，列御寇为伯昬（昏的异体字）无人射，列子技艺精湛，手平如砥，甚至能放一杯水在肘上，箭方去而未至靶，杯水又重新落到肘上。然而伯昬无人说“是射之射，非不射之射也”。于是他“登高山，履危石，临百仞之渊，背逡巡，足二分垂于外”，列子惊怖，伏地汗流至踵。伯昬无人就说：“那些与天道同一的至人，上窥青天，下潜黄泉。挥斥八极，神气不变。现在你害怕得直瞬眼睛，可见你内心未明自然之理，不够充实啊。”另一则故事说孔子观乎吕梁，悬瀑三十仞，流沫三十里，连鼋黾鱼鼈之属都不敢过，然而却有一个男子在其中戏水，孔子以为他想自杀，命弟子去岸边救他，那人却上了岸，披发而歌，游于塘下。孔子问他：“游泳有“道”没有？”那人回答：“并无所谓道。只因从小生长于水边，所以能安于水。唯因顺从水之道而无我见存在，所以下水就能不知其然而然，与水化为一体。”这两个故事，曾被历代诗人无数次地运用过，但是却很少见有人能像谢灵运《富春渚》诗这样，用得如此灵活而贴切。

　　别过了始宁故宅，灵运又浮舟西南行，进入桐庐富阳县境的富春江。富春江有两个特色，一是清，二是险。梁吴均《与宋元思书》曾状其景：“水皆缥碧，千丈见底；游鱼细石，直视无碍；急湍甚箭，猛浪若奔。夹岸高山，皆生寒树，负势竞上，互相轩邈，争高直指，千百成峰。”正写出了这两方面的特色。山水是自然形态的东西，而以之入诗文，则不可避免地染上作者的主观色调。既清且险的富春山水，在卓荦不羁的吴均眼中合成了自由竞荣，勃勃生气的清奇，所谓“奇山异水，天下独绝”。在游子羁旅的孟浩然笔下则是“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一片清怨；然而在刚为险恶的政治风浪抛掷出来，恃才傲物，一肚子不合时宜的谢客眼中，则是另一番景象。

　　夜中，诗人渡过了富春东三十里的渔潭浦，清晨舟抵富阳城外。六七十里外的定山、赤亭山是富春名胜，但诗人并不往游，只是向峰顶那缅渺的云雾远远一望，又匆匆驶去。起四句连下“宵济”，“旦及”、“无淹薄”三字，可见富春秀色，此时对意兴索寞的诗人来说并引不起多大兴趣，而远山上那萦青际白的云雾，似乎正象征着他不绝无尽的愁绪。忽然水势突变，逆流而上，惊浪急湍撞击着去舟；而崖岸曲折，参差凹凸，更处处阻遏着行程。这景象真是惊心动魄，诗人自己也不知如何飘过了这一段险泷，不禁深自庆幸：尽管自己并没有伯昬无人那种履险若夷的定力，却竟然如吕梁男子般惊险地闯过了这难关。待得惊魂稍停，他倒是悟出了一条至理。《易·习卦》：“水洊至习坎”，《艮卦》又说“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艮其止，止其所止”。意思是，虽有重险悬绝，而水仍相继而至，这是因为水性已习惯了山坎的缘故。艮即止义，两山相重，正象征着止息之义，君子当因此而引起思索，行于所当行，止于所当止，不要越过了自己的本位。《易》象正揭示了刚才经历凶险一举的内在含义。如果自己真能像伯昬无人与吕梁丈夫一样，内心元气充实，与自然合一，完全忘掉物我、利害、险夷之间的差别，顺乎自然之理，使行动与之不期而合，那么虽然多历风险，也可达到履险若常的境地。推而广之，生活亦正同于行舟，也当顺应自然之理，那么对不久前经历的仕途风波正不必如此耿耿于怀，怨天尤人。自己平生之志本在幽栖养生，二纪之前只因意志薄弱而出山，从此就困顿于世俗之事。希求为入仕干禄已过久了，直至今天总算有了机会实现对友朋许下的远游轻举的诺言。想到这里，诗人感到蛰伏已久为世事蒙蔽的宿愿渐渐得到了舒展生发，顿时眼前的万事就如枯叶朽枝般零落不足道了。思念及此，诗人感到胸怀开张，心地光明，就如庄子所说的神明虚空无所怀的神人一样，忘掉了自身存在而任物推移。从此就只要如那蛰伏以存身的龙蛇，以屈而求伸的尺蠖那样与世委蛇，善养天年就是了。

　　经过了富春渚后，谢客其实没有真能如诗中所说那样达到超人的境界。甚至就在浮江之际，他恐怕也未曾真正获得心理上的平衡。诗中所言，充其量，也只是即景生想，从理念的观照中得到一种感情的宣泄，这在谢诗其他各篇中不难看到。然而就作诗时一刹那间的感触而言，他却确实达到了情景理的圆融无碍。

　　全诗实分三个层次，前六句纪行写景；“平生”以下的最后八句是对自身人生道路的检讨与悟参。二者之间本不相涉，但却因中间四句的四个典故而连成了一体，这四个典，尤其是前面《庄》《列》二典用得十分巧妙。舟行富春山水际，而伯昬一典为山、吕梁一典为水，联想十分自然，且同用《庄》《列》更十分工致。山，水之典甚多，不用其它，而偏用这两个，则是因它们既在形象上深切富春山水的凶险，又暗蕴所以能履险若夷的理念。这个理念在诗中是用“亮乏”、“险过”的形式反说的，更切当时诗人的实感。由反到正，则再接用《易经》中一水一山两典，从而顺理顺章地引出了以下对生活历程的检讨。诗歌用典，从诗骚起即有，建安以后更渐成风气，但是用得典雅、精严，炉锤工致，成为作诗一大法门，却不能不说自大谢始，当然由此也带来了谢诗有时稍嫌晦涩之病。得失二方面在此诗中都反映得甚典型。这又是陶、谢诗风的一大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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