赠徐特俊任吉了巡简

　　《易》之《泰》：“上下交而上志同。”上《否》曰：“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盖上之情达于下，下之情达于上，上下一体，所以为“泰”。下之情壅阏而不得上闻，上下间隔，虽有国而无国矣，所以为“否”也。

　　交则泰，不交则否，自古皆然，而不交之弊，未有如近世之甚者。君臣相见，止于视朝数刻；上下之间，章奏批答相关接，刑名法度相维持而已。非独沿袭故事，亦上地势使然。何也？国家常朝于奉天门，未尝一日废，可谓勤矣。然堂陛悬绝，威仪赫奕，御史纠仪，鸿胪举不如法，通政司引奏，上特视之，谢恩见辞，湍湍而退，上何尝治一事，下何尝进一言哉？此无他，地势悬绝，所谓堂上远于万里，虽欲言无由言也。

　　愚以为欲上下之交，莫若复古内朝之法。盖周之时有三朝：库门之外为正朝，询谋大臣在焉；路门之外为治朝，日视朝在焉；路门之内为内朝，亦曰燕朝。《玉藻》云：“君日出而视朝，退视路寝听政。” 盖视朝而见群臣，所以正上下之分；听政而视路寝，所以通远近之情。汉制：大司马、左右前后将军、侍中、散骑诸吏为中朝，丞相以下至六百石为外朝。唐皇城之北南三门曰承天，元正、冬至受万国之朝贡，则御焉，盖古之外朝也。上北曰太极门，上西曰太极殿，朔、望则坐而视朝，盖古之正朝也。又北曰两仪殿，常日听朝而视事，盖古之内朝也。宋时常朝则文德殿，五日一起居则垂拱殿，正旦、冬至、圣节称贺则大庆殿，赐宴则紫宸殿或集英殿，试进士则崇政殿。侍从以下，五日一员上殿，谓之轮对，则必入陈时政利害。内殿引见，亦或赐坐，或免穿靴，盖亦有三朝之遗意焉。盖天有三垣，天子象之。正朝，象太极也；外朝，象天市也；内朝，象紫微也。自古然矣。

　　国朝圣节、冬至、正旦大朝则会奉天殿，即古之正朝也。常日则奉天门，即古之外朝也。而内朝独缺。然非缺也，华盖、谨身、武英等殿，岂非内朝之遗制乎？洪武中如宋濂、刘基，永乐以来如杨士奇、杨荣等，日侍左右，大臣蹇义、夏元吉等，常奏对便殿。于斯时也，岂有壅隔之患哉？今内朝未复，临御常朝之后，人臣无复进见，三殿高閟，鲜或窥焉。故上下之情，壅而不通；天下之弊，由是而积。孝宗晚年，深感有慨于斯，屡召大臣于便殿，讲论天下事。方将有为，而民之无禄，不及睹至治之美，天下至今以为恨矣。

　　惟陛下远法圣祖，近法孝宗，尽铲近世壅隔之弊。常朝之外，即文华、武英二殿，仿古内朝之意，大臣三日或五日一次起居，侍从、台谏各一员上殿轮对；诸司有事咨决，上据所见决之，有难决者，与大臣面议之；不时引见群臣，凡谢恩辞见之类，皆得上殿陈奏。虚心而问之，和颜色而道之，如此，人人得以自尽。陛下虽身居九重，而天下之事灿然毕陈于前。外朝所以正上下之分，内朝所以通远近之情。如此，岂有近时壅隔之弊哉？唐、虞之时，明目达聪，嘉言罔伏，野无遗贤，亦不过是而已。

　　明朝到了中叶,武宗朱厚照,昏庸无道,只知淫乐嬉游,不过问政事,的接见群臣,国家大事都由宦官刘瑾、谷大用等决定。针对这一情况，王鏊写了本文上奏武宗。文中尖锐地指出上下间隔不通的危害，切中时弊。然而，他提出的恢复内朝亲政的办法没有被采纳。武宗以后，皇帝吏加亲信宦官，政治更加腐败，明朝终于走向灭亡的道路。

　　文章引经据史，条理分明，文字朴实无华，但颇有分量。

　　此诗描写了作者心中淡泊名利、专事自由读书卖画生涯之志。诗中平铺直述，开门见山不仅表明出唐寅自命清高的处世态度，还反映出他那不羁的性格。

　　“不炼金丹不坐禅，不为商贾不耕田。”前二句一连用了四个“不”，写诗人在摒弃功名利禄之后的有所不为。“不炼金丹不坐禅”，即不学道，不求佛。唐伯虎是一个不肯趋炎附势，但又并不放弃世俗生活快乐的漂泊者，读者对他“高楼大叫秋觞月，深幄微酣夜拥花”的放浪形骸的生活方式不妨批判，但对其作为封建礼教的叛逆者那点精神是应予肯定的。“不炼金丹不坐禅”，大有“子不语怪力乱神”意味。“不为商贾不耕田”，则是不事人间产业。“不为商贾”是不屑为；“不耕田”是不能为，即孔夫子所谓“吾不如老农”、“吾不如老圃”也。四个“不”一气贯注。语极痛快干脆。

　　“闲来写就青山卖，不使人间造孽钱！”唐伯虎可以自居的头衔是画家，其画与祝允明、文徵明齐名。他不慕荣华，不耻贫贱，以鬻文卖画、自食其力为荣。“闲来写就青山卖”是非常值得敬佩的，这是从事精神财富的创造者应有的豪言壮语，能“写青山”而“卖”之，自有可参造化之笔，此为实话，亦自负语。假清高的人往往以卖画讨润笔为可羞，殊不知这是卖知识产权，和写文章“拿稿酬”一样的天经地义。所以作者敢于大呼：“谁来买我画中山！”这样挣来的钱花着舒心。由此，诗人又反跌一意：“不使人间造孽钱！”这一笔尤其显得豪迈。一竹竿打一船人，一切的巧取豪夺、贪污受贿、投机倒把、偷盗抢劫、诈骗赌博……而获得的非法收入，得之即“造孽”，花之亦“造孽”，“不是不报，时候未到”而已。此句足使人深长思之。

　　这诗表白了作者自鸣清高的处世态度。“不使人间造孽钱”的正气，是令人称赞的。但此诗又容易使人误会为“商贾”、“耕田”的劳动所得也都是“造孽钱”了。

参考资料：

　　词开头“问天何意，到春深、千里龙山飞雪？”即化用南朝宋鲍照《学刘公干体》“胡风吹朔雪，千里度龙山”句意，以问句领起。作者责问老天，为什么会在春意正盛的时节千里迢迢送来北方寒山的飞雪。“春深”而有“飞雪”，反常且令人痛苦，这幕情景实际是隐喻明朝的美好河山竞遭受清军铁蹄蹂躏。下面两句，谓大雪漫空飞舞，解佩相赠的汉皋游女和凌波微步的洛水宓妃都不见踪影，更何况天界的仙宫宝阙。这里“解佩凌波”当喻指抗清的志士。“人不见”，则是说他们多遭不幸。以下便转入题中之“咏兰”。“楚殿”、“湘潭”，所用地名令人联想到流放沅湘的战国楚伟大诗人屈原。“烟微”、“月冷”都是凄迷之景，见出作者的惆怅悲苦。而幽兰皆遭“攀折”，就是他心怀恻怆的原因。歇拍作者以空谷幽兰自拟，用《离骚》“恐鹈鴂之先鸣兮，使夫百草为之不芳”的典故，表达他的伤时之情。作者在清顺治二年（1645）松江起义兵败后，曾一度隐居，此处“幽谷”云云，即指此。

　　下片换头回忆往事，“九畹”用上引《离骚》句意，“光风”用《招魂》“光风转蕙，氾崇兰些”句意，表现幽兰在佳人的“纤手”中流芬扬馥的情状，隐喻自己深受大明王朝的国恩。“数茎清露”，象征着作者高洁的情操和忠贞的气节。这里将香草关人结合起来，比兴之义尤为精微。下面两句，进一步用“多情怀袖”、“同心千结”倾诉自己的忠爱缠绵意绪，“多情怀袖”承上文之“纤手”， “同心千结”承上文之“花叶”。这几句“当日”、“曾在”应是指崇祯朝之事，此后则“玉腕香消，云鬟雾掩，空赠金跳脱”，也就是说他的报国之心不被理解，颇和明珠投暗之恨。联系作者身世，他在南明弘光时数次上书指陈时政，均未受重视，遂辞职归家．这里的“空赠金跳脱”便不难索解，“空赠”两字。惋惜之意极浓，实在是感慨万端之语。而“香消”、“雾掩”，也隐含对弘光时忠良遭斥、奸佞当道的批评之意，结拍两句。“洛滨江上”，结构上遥应“解佩凌波”，似指刚成立的南明永历政权，接受其领导的抗清义军有瞿式耜等部，据有两广、云贵、四川等地；“寻芳再望佳节”，就是期望这一股抗清力量能够完成国家复兴的艰苦事业。

　　全词主要以兰自喻，个别地方喻抗清志士，另以关人或指忠臣义士，或指君王主上，都与楚辞美人香草之孤忠隐约之言一脉相承，意深情远，亦婉丽亦苍凉。

参考资料：

　　士君子立身事主，既名知己，则当竭尽智谋，忠告善道，销患于未形，保治于未然，俾身全而主安。生为名臣，死为上鬼，垂光百世，照耀简策，斯为美也。苟遇知己，不能扶危为未乱之先，而乃捐躯殒命于既败之后；钓名沽誉，眩世骇俗，由君子观之，皆所不取也。

　　盖尝因而论之：豫让臣事智伯，及赵襄子杀智伯，让为之报仇。声名烈烈，虽愚夫愚妇莫不知其为忠臣义士也。呜呼！让之死固忠矣，惜乎处死之道有未忠者存焉——何也？观其漆身吞炭，谓其友曰：“凡吾所为者极难，将以愧天下后世之为人臣而怀二心者也。”谓非忠可乎？及观其斩衣三跃，襄子责以不死于中行氏，而独死于智伯。让应曰：“中行氏以众人待我，我故以众人报之；智伯以国士待我，我故以国士报之。”即此而论，让馀徐憾矣。

　　段规之事韩康，任章之事魏献，未闻以国士待之也；而规也章也，力劝其主从智伯之请，与之地以骄其志，而速其亡也 。郄疵之事智伯，亦未尝以国士待之也；而疵能察韩、魏之情以谏智伯。虽不用其言以至灭亡，而疵之智谋忠告，已无愧于心也。让既自谓智伯待以国士矣，国士——济国之上也。当伯请地无厌之日，纵欲荒暴之时，为让者正宜陈力就列，谆谆然而告之日：“诸侯大夫各安分地，无相侵夺，古之制也。今无故而取地于人，人不与，而吾之忿心必生；与之，则吾之骄心以起。忿必争，争必败；骄必傲，傲必亡”。谆切恳至，谏不从，再谏之，再谏不从，三谏之。三谏不从，移其伏剑之死，死于是日。伯虽顽冥不灵，感其至诚，庶几复悟。和韩、魏，释赵围，保全智宗，守其祭祀。若然，则让虽死犹生也，岂不胜于斩衣而死乎？

　　让于此时，曾无一语开悟主心，视伯之危亡，犹越人视秦人之肥瘠也。袖手旁观，坐待成败，国士之报，曾若是乎？智伯既死，而乃不胜血气之悻悻，甘自附于刺客之流。何足道哉，何足道哉！虽然，以国士而论，豫让固不足以当矣；彼朝为仇敌，暮为君臣，腆然而自得者，又让之罪人也。噫！

　　豫让在春秋末年曾做过晋贵族范氏、中行氏的家臣，因不被重用而投奔智伯。智伯非常尊重他。在赵、魏、韩三家贵族合谋灭了智氏之后，他改名换姓，潜入赵襄子宫中企图行刺，未遂而被捕获。释放后，他又用漆身吞炭的办法改变了容貌和声音，再一次行刺，结果又一次被俘。于是，他要求赵襄子将衣服脱给他，他朝着衣服“三跃而击之”，然后伏剑自杀。

　　历来人们都称赞豫让是忠义之士。文章作者认为豫让的行为是不值得称道的。真正的忠义应该表现在诱导君主“销患于未形，保治于未然。”必要时以死进谏，促使君主悔悟。作者所提倡的做法，显然比豫让的行为高明得多，但立论的目的无非是更有效的效忠于君主。文末，对那些朝秦暮楚的政客提出的批评，也是由此而来。

　　战国时的豫让因为舍身为主报仇而被视为忠义之士，历来为人所颂扬。作者做翻案文章，认为身为智伯所倚重的臣子的豫让，应该尽到自己劝谏的职责，帮助智伯弭祸于未然。而充当刺客，在智伯因祸亡身后去为他报仇，并不值得称道，即所谓的小忠小义。

　　史论是比较难写的，它不但要有新意，而且要评论公允，以理服人，而不能失之偏颇。本文确实做到了上述的要求。豫让之死，曾被史书渲染为壮举，“死之日，赵国志士闻之，皆为涕泣”（见《史记·刺客列传》），司马迁称赞他为“名垂后世”的义士。然而方孝孺却一反旧说，认为他“何足道哉”，这必然要有充分的理由才能站得住脚。全文的论证中心在于对知己的家主应该采取“竭尽智谋，忠告善道，销患于未形，保治于未然”的积极的态度，而不应“捐躯殒命于既败之后，钓名沽誉，眩世骇俗”。我们认为，他的观点是有一定道理的。从智伯的失败来看，可以说智伯是一个好大喜功而又缺乏策略的莽夫，他不能审时度势，而只知一意孤行，终于导致败亡，可称咎由自取。豫让在关键时刻既不能对他进行开导，而在智伯死后又轻率地以身相殉，实属不够明智之举。作者在这里只是就豫让之死这一历史事件进行评说，而不是全盘否定这个人物。所以在最后一段中，又把豫让和那些厚颜无耻之徒进行了比较，说明他们之间有着根本的不同，这样就使得作者的持论公允、客观了。

　　本文在结构上采取了层层深入的写法。开头先泛论“士君子立身事主”的要求，并不直接提到豫让。第二段中把豫让的言行进行了简短的概括，并提出了作者的初步评价。第三段才是全文的重点，他不但论证了豫让之死为不足取，而又为其设计了一整套的对智伯进行规劝的方案，可称周到之至。结尾时又做了一点补充，这就使得全文浑然一体，令人心服口服了。

月落秋山晓，城头鼓角停。
长江流远梦，短棹拨残星。
露湿鸥衣白，天光雁字青。
苍茫回首望，海岳一孤亭。

　　螺川即螺山，委宛如螺，在江西吉安县北十里，南临赣江，是个美丽的地方。这首五律是抒写秋日清晨离别螺川的情景，诗人融情入景，描景成画，在清峭的意境中充溢着豪情别绪。

　　首联，月落时分，群山披上晓色，山野空旷，遥闻城楼上的鼓角鸣声划破夜空后又呈现清晨的宁静，写欲发未发时的螺川风光，一切是那么恬静自然，含蓄地为后文写离情别意打下基础。

　　颔联写登上小舟始发时的感受。俯视那长流不断的赣江水，仿佛是要将自己从一个梦乡流入另一个梦乡；那划动的短棹仿佛是在拨动水中残存的星光倒影。江水、木桨都是摸得着的实体，梦境、星影却是空幻、浮动的，在实词虚词之间嵌上动词“流”“拨”组合成一幅星晨行舟图，不仅似闻夜行船声，还因虚实相辅扩大了意境，产生了联想。“梦”“星”既说明行舟时辰之早，又体现了诗人是在睡意蒙眬中就离别螺川的，含义颇丰。

　　颈联承上联更扩大视野，放眼天际水涯，写舟中远视的赣江秋晓。鸥雁本生活水边，用以明特定环境，“露湿”“天光”点特定时间——秋露朝湿，晨光见晓。“鸥衣白”“雁字青”突出秋江早晨空气的清新爽朗。水天一色，鸥驻雁飞，小舟荡漾，构成一幅淡墨水彩画，既开阔明晰又潇洒飘逸。再细嚼“鸥衣”湿、“雁字”青，又似暗藏惜别之情。

　　尾联，船行回首望，只见水天苍茫，辽远无边，螺山已似海岳之中一座小小的孤亭，船越行越快，越显山小如孤亭，让人联想到送别的长亭，螺山亭亭玉立目送行舟，其楚楚依人，看似写景，实为抒情，写出了螺山为之送行之意及诗人对螺山的依恋之情。把离别之后的孤寂情感表现得更深沉，更深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