赠持《法华经》僧

　　这首诗由梅岭的梅花开放，联想到遥远的边塞，仍然处于严寒之中，忽发奇想，觉得仿佛眼前花似雪，彼处雪似花，于是遥远的空间阻隔便消弥于错觉之中。然而一旦清醒，才想起征人远在万里之外的冰天雪地之中，春天到了也不知归来。诗人从小处入手，细腻婉转，但笔锋一转，描写塞外征人，升华了诗的主旨。

　　卢照邻此诗在梅花和雪花的形态颜色相似上做文章，利用这一简单的比喻构成了两个白色世界的奇异混淆，读来既新颖又奇特，描绘了一幅美丽奇妙的画卷。

　　虽说是混淆的，分不清是梅是雪，但梅和雪的世界却是对立的：冰天雪地的匈奴地区和婉约柔美的中原地区。

　　诗中的“开”字也起到了双关的作用：在北方，雪尚未“开”，“开”指“开花”，也指“开化”，即谓匈奴的边塞地区处于较落后的境地，还没有得到中华文明的开化。

　　这是一首构思奇特的小诗。题目是《得乐天书》，按说，内容当然离不开信中所言及读信所感。但诗里所描绘的，却不是这些，而是接信时一家人凄凄惶惶的场面。诗的第一句“远信入门先有泪”，是说，诗人接了乐天的江州来信，读完后泪流满面。第二句笔锋一转，从妻女的反应上着笔：“妻惊女哭问何如。”诗人手持远信，流着泪走回内室，引起了妻儿们的惊疑：接到了谁的来信，引起他如此伤心？这封信究竟带来了什么噩耗？妻女由于困惑，发而为“惊”、为“哭”、为“问”。可她们问来问去，并没有问出个究竟。因为，诗人这时已经伤心得不能说话了。于是，她们只好窃窃私语，猜测起来：自从来到通州，从没见什么事使他如此激动，也从未见谁的一封来信会引得他如此伤心。够得上他如此关心的人只有一个──白乐天。这封信，八成是江州司马白乐天寄来的了。

　　小诗向来以直接抒情见长，几句话很难写出什么情节、场面。元稹这首小诗，最大的特点就在于写出了场面、情节，却不直接抒情。他在四行诗里，画出了“妻惊女哭”的场景，描绘了“问何如”的人物对话，刻画出了“寻常不省曾如此”的心理活动，而诗人万端感慨，却只凝铸在“先有泪”三字中，此外再不多说。全诗以素描塑造形象，从形象中见深情，句句是常语，却句句是奇语。刘熙载《艺概》说：“常语易，奇语难，此诗之初关也；奇语易，常语难，此诗之重关也。香山用常得奇，此境良非易到。”其实，用常得奇者，岂止白香山为然，香山的好友元微之，早就越过这道“重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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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嫩箨香苞初出林”，诗人起笔便细细描绘了初生之笋的形态。这样壳嫩笋香的初生之笋，洋溢着勃勃的生机，只待春雨浇灌，即能昂扬九霄。“於陵论价贵如金”，很多人认为这句诗是诗人向座主的器重表示感谢。嫩笋要论价，是因为初生之笋鲜嫩可口，所以食者众多，求者亦夥，因而在於陵这里的价格和黄金一样贵重。“於陵”当属泛指，代称各地。诗人在这一句里已经点出一丝悲的意味。嫩笋正出林呢，怎么就要论价了，而且价值甚昂？但语气终还是压抑的，平缓的，冷静的，客观的。

　　“皇都陆海应无数，忍剪凌云一寸心”。诗的三、四两句接着将这种悲哀之情渲染开去，推至顶峰才喷发而出。“凌云一寸心”，谓嫩笋一寸，而有凌云之志。这里是一个双关语，喻人年少而有壮志。这两句回答了对嫩笋“於陵论价”的另一个原因。那就是竹林茂盛，所以可以食笋，忍心“剪”去它凌云之心。卒章而诗人的一片哀怜之情也显露出来。诗人痛惜嫩笋被食，喻人壮志未酬，这是一种悲哀；而联系到诗人于大和六年（832年）赴京应举不第，那么就还有另外一层意味了，就是或许是因为皇都长安里“人才”太多，所以他才下第的。可是“剪”去的是一寸凌云之心。一个“忍”字用得十分出色。忍者，忍心，实际上联系到“凌云一寸心”看，作者表达的却是“何忍”之意。意谓不要夭折嫩笋的凌云之志啊。悲己之不遇，痛上主之不识己，一片哀怨之情弥漫其间。 全诗以嫩笋比喻自己，嫩笋一寸而有凌云之志，诗人同样如此，年少而胸怀大志。可悲哀的现实却是嫩笋被食，凌云之志也夭折在初出林的时候。而诗人也一样壮志未酬，空有“嫩箨香苞”美质，却没有了昂扬九霄的机会。既哀且怨之情充溢全诗。

　　全诗艺术风格哀怨缠绵，而深情难已，已经初步显示出李商隐诗歌“深情绵邈”（刘熙载《艺概》）的艺术特色。 这样哀怨的诗歌若出自一个中年或暮年人之手，当属平常，可是创作它的却是二十岁左右的李商隐。这正是少年壮志不言愁的黄金时段，可诗人看见鲜嫩的笋时不由而生 “忍剪凌云一寸心”的悲慨，诗也写得哀怨缠绵。这就是很让人诧异的事。事实上，“忍剪凌云一寸心”的悲慨里包蕴着诗人半生的际遇和一种 “先期零落”的忧愁意识。首先，家世孤苦，“沦贱艰虞多” （《安平公诗》），其高祖以来家境已衰落，祖辈几代历官均不过县令。父祖辈又一再年寿不永，不到十岁时，父亲去世。他随母还乡，过着清贫的生活。他在《祭裴氏姊文》就写道：“及衣裳外除，旨甘是急，乃占数东甸，佣书贩舂”。这是他清贫生活的生动写照。此外，他生活的晚唐时代动荡，藩镇割据，宦官擅权，朋党斗争，农民起义不断，而社会又讲究勋阀门第观念，而诗人自己“内无强劲，外乏因依”（《祭徐氏姊文》），也使他对自己的前途缺乏信心。这两种因素结合在一起就使得诗人自小便表现出一种悲观的情绪。十六岁时写的《无题·八岁偷照镜》便是一个很好的证明。该诗似写一伤怀的女子，而句句实写自己。“八岁偷照镜”，著一“偷”字，写出了其早熟，“长眉已能画”，写其早识。 “五岁诵经书，七岁弄笔砚”（《上崔华州书》），“十六著《才论》、《圣论》，以古文出诸公间”（《（樊南）甲集序》），也是如此；接着十岁能做裙，十二岁弹筝，表明这个女子的慧心兰质，可接着却是十四未嫁，“十五泣春风”了，转向一层悲哀的境地。美质未遇良主，唯有相泣春风了。这种忧愁，王蒙先生称之为“先期愁人”、“先期悲叹”的“夭折意识”，可谓切中肯綮。李商隐这种“先期零落”的忧愁意识伴随了他一生的诗歌创作。譬如：“浪笑榴花不及春，先期零落更愁人”（《回中牡丹为雨所败二首》）；看见早梅，也生悲慨：“为谁成早秀？不待作年芳”（《十一月中旬至扶风界见梅花》）；而当林花开放，正当其盛时，却又发出“重吟细把真无奈，已落犹开未放愁”（《即日》）的感叹；看见“见说风流极,来当婀娜时”的垂柳他又会觉察到“忍放花如雪，青楼扑酒旗”（《赠柳》）的幻灭感。就算是茂盛青翠的高树，他也会感到“一树碧无情”（《蝉》）。总的说来，李商隐一生困顿，郁郁不得志，加之他的多愁善感，在诗歌创作上，总是要表现出那么一丝忧虑，或出之以典故，或结之以意象，来取得“深情绵邈”的审美感受。而把握他这种“先期零落”的忧愁意识，也是欣赏李商隐这首《初食笋呈座中》乃至他全部诗歌的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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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首诗在写作手法上属于借题发挥，即借用石门长老的形象，抒发作者忠于朝庭、希望得到朝庭的理解和重新起用，而长期被冷落的悲愤失望的心情。

　　诗的首句通过“石门长老”的形象，引出作者往事如梦的感慨；第二句借“旃檀”的形象，说明官场新贵们的得势。三、四句再借“石门长老”之言，说明江山易主、改朝换代、作者的忠心无人理解，等待重新起用已经无望。五、六句以“石门长老”的形象和自白，慨叹人生易老和作者生平抱负的落空。“忘机”，就是已经“无意苦争春”。“贪爱都忘”，就是心的颓丧，不再有理想与追求。七、八句是诗的尾联，也是对全诗的总结。这两句通过对“东轩”外春日景色的描写，抒发了作者类似于“一江春水向东流”的感慨。作者以青春年少成名，并被委以朝廷重任，当年的意气风发可想而知。

　　“雉皆飞”含有一个典故，由乐府琴曲《雉朝飞》变化而来：“春秋时，卫侯女出嫁齐太子，中道闻太子死，傅母（女官名）仍然劝她去处理丧事。丧毕不肯归，终死于齐。傅母悔之，取女所自操琴，于冢上放之，忽二雉出墓中。傅母托雉曰：‘女果为雉也？’言未毕，雉俱飞而起，忽然不见。傅母悲痛，援琴作操，故曰《雉朝飞》。”也有人说：“《雉朝飞》为齐处士伤无妻之作。”柳宗元早年丧妻，来永州之后，母亲和女儿先后病逝，所承受的人生变故如同“屋漏偏遭连夜雨，行船又遇顶头风”，这种打击与悲痛可想而知。他被贬职后闲居永州，这期间江山易主，官场易人，新贵层出不穷，而且无不趋炎附势，对柳宗元等“俟罪”的闲官不屑一顾，或者颐指气使；更有一帮小人，经常散布一些流言蜚语，和莫须有的诬陷之辞。因此，诗人尽管悲愤交加，却不能在诗文中明明白白地流露出对朝廷的怨恨心情，只好运用巧妙的写作手法，通过“戏题”一诗，表面上是在劝戒石门长老，不要用老迈哀伤的心情，来观看东轩之外春意盎然的景色，以免触景生情，更加伤心；实际上是在劝慰自己，要忍辱负重，不与官场新贵们攀比，索性闭目塞听，让火热的心彻底地冷却，以免受到更大的伤害。

　　整首诗，以一个衰老、冰冷、绝望的外表，包容了一颗充满激情、火热和突突跳跃的心。这本身就是一个矛盾，冰与炭的不可调和，最终决定了这位大才的悲剧命运。

　　这首诗以《雪》为题，但其立意不在吟咏雪景，而是借题发挥，表达了诗人对统治者的满腔愤怒和不满，流露出诗人对广大贫苦人民的深刻同情。　

　　瑞雪兆丰年。辛勤劳动的农民看到飘飘瑞雪而产生丰年的联想与期望，是很自然的。但眼下是在繁华的帝都长安，这“尽道丰年瑞”的声音就颇值得深思。“尽道”二字，语含讥讽。联系下文，可以揣知“尽道丰年瑞”者是和“贫者”不同的另一世界的人们。这些安居深院华屋、身袭蒙茸皮裘的达官显宦、富商大贾，在酒酣饭饱、围炉取暖、观赏一天风雪的时候，正异口同声地大发瑞雪兆丰年的议论，他们也许会自命是悲天悯人、关心民生疾苦的仁者呢！　

　　正因为是此辈“尽道丰年瑞”，所以接下去的是冷冷的一问：“丰年事若何？”即使真的丰年，情况又怎样呢？这是反问，没有作答，也无须作答。“尽道丰年瑞”者自己心里清楚。唐代末叶，苛重的赋税和高额地租剥削，使农民无论丰歉都处于同样悲惨的境地。“二月卖新丝，五月粜新谷”，“六月禾未秀，官家已修仓”，“山前有熟稻，紫穗袭人香。细获又精舂，粒粒如玉珰。持之纳于官，私室无仓箱”。这些诗句对“事若何”作出了明确的回答。但在这首诗里，不道破比道破更有艺术力量。它好象当头一闷棍，打得那些“尽道丰年瑞”者哑口无言。　

　　“长安有贫者，为瑞不宜多。”两句不是顺着“丰年事若何”进一步抒感慨、发议论，而是回到开头提出的雪是否为瑞的问题上来。因为作者写这首诗的主要目的，并不是抒写对贫者虽处丰年仍不免冻馁的同情，而是向那些高谈丰年瑞者投一匕首。“长安有贫者，为瑞不宜多。”好象在一旁冷冷地提醒这些人：当你们享受着山珍海味，在高楼大厦中高谈瑞雪兆丰年时，恐怕早就忘记了这帝都长安有许许多多食不果腹、衣不蔽体、露宿街头的“贫者”。他们盼不到“丰年瑞”所带来的好处，却会被你们所津津乐道的“丰年瑞”所冻死。一夜风雪，明日长安街头会出现多少“冻死骨”啊！“为瑞不宜多”，仿佛轻描淡写，略作诙谐幽默之语，实际上这里面蕴含着深沉的愤怒和炽烈的感情。平缓从容的语调和犀利透骨的揭露，冷隽的讽刺和深沉的愤怒在这里被和谐地结合起来了。

　　雪究竟是瑞兆，还是灾难，离开一定的前提条件，是很难辩论清楚的。诗人无意进行这样一场辩论。他感到憎恶和愤慨的是，那些饱暖无忧的达官贵人们，本与贫者没有任何共同感受、共同语言，却偏偏要装出一副对丰年最关心、对贫者最关切的面孔，因而他抓住“丰年瑞”这个话题，巧妙地作了一点反面文章，扯下了那些“仁者”的假面具，让他们的尊容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雪》的可贵之处，不仅主题思想深刻，而且构思新颖，不同于历代咏雪诗中借咏而颂扬“皇家的瑞气”的俗套，另外，诗中对为富不仁者的讥刺之情也历历如绘，可触可感。开头“ 尽道丰年瑞 ”的“尽道”二字，语含讥讽；次句的反问，是诗人进一步给“尽道”者所出的一道难题。三四句虽然好似信笔点染，轻描淡写，但其中所包含的讥刺之情更加冰腾跃如，给人造成强烈的冷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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