赠李德成（德成善医）

　　此诗是一篇新乐府，通过鲜明的对比，揭示了在封建统治者的横征暴敛下，劳动人民的苦难生活。

　　“海人无家海里住”，诗一开始便交代了“海人”的生活状况及其工作环境。他们没有属于自己的家，常下水作业，大部分时间浸泡在又咸又涩的海水里。一个“住”字形象而准确地反映出“海人”的工作时间之长，劳动强度之大。用字可谓精准。次句“采珠役象为岁赋”对首句作了补叙。“海人”以采珠为业，以交纳赋税为目的。可见当时社会底层劳动人民的负担何其繁重，工作条件又是何其低劣。“恶波横天山塞路”乃诗人渲染之笔，对前两句作出具体的描绘。采珠之时常常是风大浪急、波涛蔽日，运珠之途常常是山陡路仄，坎坷难行。而“海人”却要年复一年地辛苦劳作，毫无安闲之时。度日非常艰难。以上三句对“海人”采珠纳税的整个过程描绘得层层深入，用语简洁生动，形象鲜明，通俗明晰。

　　末句“未央宫中常满库”是此诗最为精彩之处。与“海人”的无家与未央宫里的珠宝常常填满库房形成鲜明而强烈的对比。这里写出了一个残酷的事实：未央宫中满库房的珠宝竟是“海人”终年辛苦所得，而“海人”却穷困潦倒至“无家”的地步。诗人先以“海人”为描写对象，再现了他们工作条件的艰苦及其工作环境的恶劣程度，结尾处用重笔突出主题，戛然而止，用笔简洁峭拔，入木三分。劳动的果实自己不能享有，而全被统治者拿去，主人公内心的怨恨、哀伤可想而知。但诗人不予说破，语气含蓄，意在言外，隐含了作者对统治阶级肆意盘剥劳动人民的无耻行经的强烈讽刺和愤慨。王安石曾这样评价王建的诗：“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

　　通篇看来，王建的《海人谣》篇幅短小，构思巧妙，语言通俗易懂且凝练精悍，极富表现力，有民歌谚谣的色彩，“独张籍、王建二家体制相似，稍复古意。或旧曲新声，或新题古意，词旨通畅，悲欢穷泰，慨然有古歌谣之风。”（《唐音癸签》卷七引）。通过前三句与尾句的对比，清晰地反映了诗人的不平和愤怒，尾句一出，便于不动声色中将题旨表露出来。

参考资料：

　　这是一首写离情的词。上阕写桥上送别。“洛阳愁绝，杨柳花飘雪。”一开头就点出了这次送别的地点和时间：正值阳春天气，洛阳城里柳絮纷飞，如同雪花飘飘。这时有人要远行，朋友们都聚集在桥上为他送别。“终日行人恣攀折，桥下水流呜咽。”按照古人风俗，送别要折杨柳以相赠，用来表示依依不舍之情。因为经这桥上远行的人络绎不断，来这桥上送行的人成群结队，所以整天都有人折杨柳枝，整天都有人执手呜咽。送别的哭声和桥下的流水声发生共鸣，那声音真是撼人心肺。这里不是直写离愁，而是侧面烘托离愁的气氛。

　　下阕具体描绘离别的场面以及别后的心情。“上马争劝离觞，南浦莺声飞断肠。”行人上马就要起程了，这时朋友们争着劝饮最后一杯酒，大家便挥手告别。江淹《别赋》有句“送君南浦，伤如之何”。南浦是地名，在福建，这里借指送别之处。一旦离开洛阳，又是那样的牵肠挂肚。忽然听到莺啼婉啭，好似声声劝人留下，实在不忍离去。换头二句所写情景，愁绝可见。“愁杀平原年少，回首挥泪千行。”平原年少，出自“我本平原儿，少年事远行”。平原作为燕赵之地，古多慷慨悲歌之士，交友至深，故离愁使人格外伤感。结尾二句先以“愁杀”二字与首句的“愁绝”呼应，点出情怀，再以“回首挥泪千行”六个字将依依离情与主人公的无限悲苦，形象地揭示了出来，一种难舍难分之情态跃然纸上。

　　一般送别之作多写得凄凄切切。温庭筠这首词虽然格调也不高，但并无儿女之态，脂粉之气。大家公认温庭筠词“大半托词房帷，极其婉雅”，这首词却是个例外，别具一种阳刚之美。

参考资料：

　　这首诗虽然以“黄陵庙”为题，所写内容却与娥皇、女英二妃故事并不相干。诗中描写的是一位船家姑娘，流露了诗人对她的爱悦之情。

　　“黄陵庙前莎草春”，黄陵庙前，春光明媚，绿草如茵——这是黄陵女儿即将出现的具体环境。美丽的大自然仿佛正在等候以至在呼唤着一位美丽姑娘的到来。莎草碧绿，正好映衬出船家姑娘的动人形象。

　　“黄陵女儿蒨裙新”，一位穿着红裙的年轻女子翩然而至，碧绿的莎草上映出了艳丽的红裙。“蒨裙”，本已够艳的了，何况又是“新”的。在莎草闪亮的绿色映衬下，不难想见这位穿着红裙的女子妩媚动人的身形体态。

　　“轻舟短櫂唱歌去，水远山长愁杀人”，是写女子驾船而去。而船后还飘传着她的一串歌声。诗人出神地凝望着，只见小船向着洞庭湖水面渐去渐远，直至消失。“水远山长”，形象地写出诗人目送黄陵女儿划着短桨消失在远水长山那边的情景。“水远山长”四字还像一面镜子，从对面照出了怅然迷茫、若有所失的诗人的形象。

　　《黄陵庙》使用了写意的白描手法。诗人完全摆脱了形似的摹拟刻画，忠实地描写了自己的感受。绿草映出的红裙留给诗人的印象最深，他对黄陵女儿的描画就只是抹上一笔鲜红的颜色，而毫不顾及穿裙女子的头脚脸面。登舟、举桨与唱歌远去最牵动诗人的情思，他就把“轻舟”、“短櫂”、歌声以及望中的远水长山，一一摄入画面。笔墨所至，无非是眼前景、心中事，不借助典故，也不求花俏，文字不矫饰，朴实传神，颇有“豪华落尽见真淳”之美。

参考资料：

　　我思古人，伊郑之侨。以礼相国，人未安其教；游于乡之校，众口嚣嚣。或谓子产：“毁乡校则止。”曰：“何患焉？可以成美。夫岂多言，亦各其志：善也吾行，不善吾避；维善维否，我于此视。川不可防，言不可弭。下塞上聋，邦其倾矣。”既乡校不毁，而郑国以理。

　　在周之兴，养老乞言；及其已衰，谤者使监。成败之迹，昭哉可观。

　　维是子产，执政之式。维其不遇，化止一国。诚率此道，相天下君；交畅旁达，施及无垠，於虖！四海所以不理，有君无臣。谁其嗣之？我思古人！

　　子产不毁乡校和周厉王监谤的故事，人们都不陌生。但韩愈却在他的《子产不毁乡校颂》中把二者联系起来，加以对照。这就使人感到很有新意，而且能够从中得到深刻的历史教训。

　　春秋时，“郑人游于乡校，以论执政”。当时执政的是子产，他以礼法纲纪治国，进行了一些大胆改革。这就招致一些人的不满，批评，甚至攻击。有人建议毁乡校，子产坚决反对。他说：“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我闻忠善以损怨，不闻作威以防怨。岂不遽止？然犹防川，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同导），不如吾闻而药之也。”（见《左传·襄公三十一年》）

　　子产对别人的批评采取的这种态度，是完全正确的，用现在的观点来分析，也是符合唯物辩证法的认识论的。两千多年前的子产能够有这样的气度和认识，是十分难能的。孔子对子产的作法也十分赞赏。据《左传》记载：“仲尼闻是语（指上述子产的话）也，曰：‘以是观之，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也。’”孔子把仁当作崇高的政治、伦理道德的标准，从不轻易以仁许人，现在居然据此即称子产为仁。这说明孔子认为这种作法就是仁的一种表现，为什么呢？因为这种作法和孔子的中庸学说是一致的。孔子的所谓中庸，并不是要人们对人处事不分是非，模棱两可。对于那种巧言令色的佞人、乡愿，孔子是非常鄙视的。孔子的所谓中庸，就是“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礼记·中庸》）孔子曾经说过：“君子之行也，度于礼，……事执其中。”（《左传·哀公十一年》）中庸学说承认事物存在着对立的两端，互相矛盾，又互相联结，应取长补短，以得其中，否则就会“过犹不及”（《论语·先进》）。要避免事物的任何一端超过了界限（用现代哲学的术语来说就是“度”），就要求使两端（即矛盾的双方）都能及时暴露出来，使人们及时了解，采取措施，否则就会使问题堆积起来，变得积重难返，甚或酿成大祸。子产说“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否则“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同导），不如吾闻而药之也。”这些话正是这个意思。

　　正确的认识方法，导致了良好的效果。当子产执政头一年，有的人对他整顿田地疆界和沟洫等改革措施不理解，不满意，就怨恨他，叫喊“孰杀子产，吾其与之！”正如韩愈在诗中所说的“众口嚣嚣”，仇视到了极点。但子产既不因为这些人的不满而停止自己的改革措施，也不对不满的人采取镇压（毁乡校）的办法。而是如韩愈所说的那样，“善也吾行，不善吾避”。结果，子产执政三年之后，舆（众）人诵之曰：“我有子弟，子产诲之！我有田畴，子产殖之。子产而死，谁其嗣之？”郑人从实践中认识到子产的正确，对子产的态度也从仇恨变成爱戴，起了根本的变化。正因为如此，韩愈在诗中称颂“维是子产，执政之式（榜样）。”这样的颂词，子产是当之无愧的。

　　韩愈在诗中，也举了反面的例，就是《国语·周语》中著名的周厉王使卫巫监谤的故事。周厉王暴虐无道，国人批评他，他不但不改，反而派卫巫监谤，加以镇压。大臣召公劝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建议他多方设法听取各种意见，然后斟酌采行。但是，厉“王弗听，于是国人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于彘”。可能是由于吸取了周厉王失败的教训，子产才能悟出乡校不可毁的道理（前面引述的子产的一些话和召公的话很相似）。

　　经过这样的对比，韩愈在诗中说：“成败之迹，昭然可现。”他通过两个历史故事，两种方法带来两种结果，说明管理国家应该采取甚么方法。当然，韩愈只是从巩固封建制度的立场出发的，但从认识论角度看，却有普遍的意义。

　　韩愈最后为子产的善政“化只一国”（他的教化只限于一个郑国），而大发感慨。”四海所以不理，有君无臣，谁其嗣之？我思古人。”韩愈以为天下之所以得不到正确的治理，就在于没有称职的良臣。因此，他对子产特别怀念。其实，在古代的封建社会，象子产这样的良臣，是很难被重用的，纵使一时能执掌权柄，实施改革，也免不了要遭到保守势力的攻击，一旦失势或死亡，其改革的善政便又复归失败，即所谓政以人举，也必以人亡是也。

　　历史的经验证明，健全的政治，不能只靠个别的圣君贤相，而要靠健全的政治法律制度，以保证人民群众可以批评议论执政者及其作为，社会上各方面的不同意见也都能及时反映出来，以便使人们通过实践、试验和比较，认识真理。否则就会如韩愈在诗中所说的“下塞上聋，邦其倾矣！”同时，制度还要保证使那些思想品质好、有才干的人材能不断地被选拔出来，担任重要的职务，使他们能大展宏图。